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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南海佛教概况
一、中南半岛佛教
1.安南与林邑佛教
自隋入唐，交州名称废止。唐调露元年（679），于今越南河内置安南部护府，史称安南。
隋唐以来，交州依然是中国佛教与海外佛教交往的要冲。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益州明远，南游诃陵、师子而至印度，即以交趾为附舶的出发点。益州会宁于诃陵将译出之《涅槃经后分》寄往交州，676年，再由交州都督遣使送往京都。凡经海路向南、向西去的僧侣，大都以此地为中转站。唐代在这里传教的僧人也不少，洛阳昙润，善咒术，闲玄理，路经交趾，“缁素钦风”。原康居人僧伽跋摩，唐高宗时奉敕至交州采药，适逢当地灾荒，人物饥饿，乃每日设法营办饮食，救济孤苦，涕泣外流，时称“常啼菩萨”，大有三阶教的作风。
出自安南本地的名僧见于中国史籍的也不少，其中经海路求法者，有与唐僧昙润同游的运期，善昆仑音，颇知梵语，《涅槃经后分》就是由他送往中土的。窥冲是明远弟子，二人曾同时泛海经师子国至印度王舍城，其他如慧琰、木叉提婆（解脱天）、智行、大乘灯等，也都是冒险远游者。此外，还有一些应唐帝之请，入京讲经，与内地文士给交而知名的佛徒，如杨巨源作诗送别的奉定法师，贾岛作诗送别的惟鉴法师和黄知新居士等。沈佺期在安南时，谒九真山净居寺无碍上人，开首谓“大士生天竺，分身化日南”（越南清化以北）。来安南弘化的印度僧人中，也有精通汉学，并知名于内地士大夫的僧人。
隋唐时期的交州安南佛教，实是内地佛教的一个侧面，但又具本地固有的特色，这主要表现在禅宗的发展上。据传，天竺毗尼多流支，汉名灭喜（？—594），574年游学长安，适逢周武灭佛，遂避难邺城，得受禅宗三祖僧璨心印；然后南下广州，居于制止寺，译出《象头精舍经》和《业报差别经》；580年抵达交土，驻锡北宁（在河山平省境内）法云寺，创“灭喜派禅宗”。此派影响越南极大，直至李朝太宗李佛玛还写诗赞颂。
灭喜派第一代弟子法贤（560—626），曾四处传法，发展极快，前后在峰山（山西）、爱州（清化）、州（义安）、长州（宁平）兴建佛寺，其在慈山建造的众善寺，有弟子300余人。第四代清辩（？—686），居天德府华林（北宁东岸）建阳寺，专以《金刚经》传禅。此后，代有名师闻世。至第十代法顺，在黎朝建国中起过重要作用，被封为国师。《大南禅苑传灯录》说他“博学工读，负王佐之才，明当世之务。少出家，师龙树扶持禅师。既得法，出语必合符谶。当黎朝（980—1009）创业之始，运筹定策，预有力焉。”所著《菩萨仟悔文》最为著名。
在400多年中，灭喜派的禅思想有很多变化。后人传说，灭喜本人也讲究“不立文字，不依言语，以心为印”。他形容的“心”：“圆同太虚，无欠无余”，属真如佛性说。清辩随法灯习《金刚经》，当是受唐室着重提倡此经的影响有关。及至法顺倡导菩萨忏悔，用符谶参与政治，使禅宗具有了新的特色。这一系禅法，也被称作“禅宗前派”。
9世纪上半叶，无言通（？—826），在安南创立第二大禅派。无言通原籍广州，俗姓郑，于婺州（浙江金华）双林寺出家，后从百丈怀海学禅，唐元和十五年（820）来到安南，住锡北宁仙游县建初寺，收徒传禅，史称无言通禅派。他弘扬内地关于“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思想，实行“面壁观禅”的达磨观法，所以又称“观壁派”。他强调“西天此土，此土西天”，以为心性“清净本然”，成佛不必心外别求，与《坛经》的观点大同。
无言通的传法弟子是感诚（？—860），将建初寺经营成无言通禅派的重要基地。其第四代吴真流（930—1011），原有志于儒学，后入佛门，丁朝先皇帝尊之为匡越大师，历仕丁、黎、李三朝，担任僧统。这一系禅法，也叫“禅宗后派”。直到李朝统一，禅宗始终在安南佛教中占据统治地位。这与唐末五代以来内地佛教发展的总趋向是一致的。
安南以南是林邑，属占人国家，2世纪末在今越南中南地区建立占婆国，深受印汉两种文化的影响。《隋书》记其习俗：“人皆奉佛，文字同于天竺”。据考证，此“奉佛”，当与信仰婆罗门教相混杂，约4世纪后半期在位的跋陀罗跋摩王，即崇奉湿婆教。隋仁寿（601—604）末年，隋大将军刘方出兵击败新即位的商菩跋摩（即梵志），攻陷林邑首都陀罗补罗，“所获佛经合564夹，1350余部，并昆仑书多梨树叶”，所谓“昆仑书”，是一种古马来文。后交由彦悰编叙目录，“分为七例，所谓经、律、赞、论、方、字、杂书”，相当于汉文2200余卷，由此可见7世纪林邑的佛教和文化已有相当的发展。《旧唐书》亦载：“俗有文字，尤信佛法，人多出家”。义净也将临邑列为“极尊三宝”的“东裔”国家之一。
义净另记，东裔诸国所奉佛教，乃是小乘有部、正量、大众和上座等“四部杂行”。但至少在因陀罗二世（854—893在位）时代，即已在今眉山东南建有大乘佛寺。此外湿婆教依然流行，特别是与土著信仰混合为一的人面林伽，象征着湿婆与国王的结合，更受崇拜。
2.真腊佛教
公元7世纪，真腊依然以流行佛教著称。隋大业十二年（616），遣使来隋。其时“城东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别杀人，以夜祀祷。……多奉佛法，尤信道士”。《旧唐书》亦云：“国尚佛道及天神；天神为大，佛道次之。”唐玄奘把伊赏那补罗国（真腊首府，在今柬埔寨磅同市以北）作为知名当时的佛教国家记传。中印僧人那提（福生）三藏，经执师子和南海诸国于656年到长安，颇不得志。真腊国合国宗师假途远请，即于同年再来真腊。那提通晓大小乘，亦精《四围陀》，从他在长安译的《八曼茶罗》、《礼佛法》等看，更善于密法。由此亦见真腊佛教的一斑。7世纪下半叶，唐僧义朗到郎迦戌，经过这里，义净仍称它为扶南。但及至义净撰写《南海寄归内法传》，谓：“跋南国，旧云扶南，先是裸国，人多事天，后乃佛法盛流。恶王今并除灭，迥无僧众，外道杂居”。这大概是在唐贞观年间真腊灭扶南以后的事情。
8世纪末，在爪哇夏连特拉王朝作质子的阇耶跋摩回国，将首都迁往荔枝山附近，并统一了水、陆真腊，为后来的吴哥高棉王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阇耶跋摩二世宣称自己信奉婆罗门教的诃里诃拉伸，即湿婆与毗湿奴的混合物，王官中供奉的则是湿婆教的林伽。可见在真腊统一后的相当时期，他的王朝是不支持佛教的。但是，由于在这个地区的下层民众中始终盛行原始宗教，婆罗门教与佛教诸神的界限也不清楚，甚至同本民族的英雄崇拜混在一起，所以佛教并没有因为国王的态度而完全绝迹。
9世纪后半期，因陀罗一世在位，开始营造著名的古都吴哥城。此时，佛教与婆罗门教业已同时并行。他的儿子那索跋摩继位，迁都吴哥，公然声明自己是信仰佛教的，尽管他并不排斥其它宗教。这时的吴哥王朝已经征服了中南半岛大部，佛教势力有很大的增长。以后的吴哥诸王，或奉佛，或信湿婆，但都允许异己存在，以至形成柬埔寨特有的婆罗门教与佛教相混合的色彩。苏利耶跋摩一世在11世纪初登基，宣称他是佛教的信奉者，但同期的碑铭说明，当时依然是婆罗教与佛教大小乘并行。
3. 骠国佛教
今缅甸东北部掸邦高原一带，曾有掸国，公元1世纪，即与汉王朝有使者往来，成为联结罗马（大秦）与洛阳的重要枢纽。这条中国同西方交通线的开辟，可能要早于经交趾的那条路线。永宁元年（120），掸国王遣使“献乐及幻人”，这位幻者自称“海西人”，即大秦人。
公元初，在今缅甸卑谬建立的骠人国家，在7世纪已将领域推到了东邻陆真腊，西近东天竺，东北接南诏，西南濒大海。在卑谬发现的巴利文佛典残片说明，这里至迟在5世纪已经有了上座部佛教。据《庸书》记述，当时骠国有属国18，镇城9，部落298。国城周160里，有12门，“四隅作浮图，相传为舍利佛城。城内有寺百余区，堂宇皆错以金银，涂以月彩，地以紫矿，覆以锦罽。其俗好生恶杀。男女七岁落发，止寺舍，依桑门；至二十不悟佛理，乃复长发为居人”。寺院具有教育青少年的职能。佛教成为全民信仰。
唐贞元（785—805）中，骠王遣其弟入唐，献乐凡10曲，乐工35人，“乐曲皆演释氏经论之词意”。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称卑谬为室利察罗国，也以“极尊三宝”著名。
9世纪初，南诏附唐，势力大增，逐步向外扩展。832年，攻掠骠国，骠国由是瓦解，缅人取得了这一地区的统治权。849年，他们在蒲甘建起新的王朝。当时的缅人流行原始宗教，十分昌炽。他们相信，一切自然物都有精灵统治，这类精灵被称作“纳特”，主要的纳特就有37个。纳特崇拜成为缅人伪主要宗教，佛世尊被视作是至高无上的纳特，佛教完全被溶化到了土著信仰中。因此，当11世纪蒲甘名王阿奴律陀大力扶植南传上座部佛教时，此前的信仰被斥为邪教。
当8世纪天竺、唐、吐蕃等王朝密教盛行的时候，蒲甘和室利察罗也受到影响。特别是左道密教，提倡大乐为解脱，影响尤深，缅甸称之为阿利教。阿利僧享受信徒米饭、牛肉和酒等各种供奉，甚至拥有初夜权。蒲甘的难陀曼耶寺和巴耶通沙寺窟内的壁画，绘有男女合抱的神像。他们崇奉蛇，相信念咒可以除罪降福。蒲甘郊外的阿利僧寺院塔马提，最盛时有僧30人，弟子8万。
4.暹罗佛教
暹罗是泰国的古称。据佛统和蓬迪出土的文物考证，一般认为，公元初在暹罗中部已经有佛教信仰存在。其中在佛统发现有以鹿为底座法轮，象征佛在鹿野苑说法：另有佛陀足迹的图案和刻有“诸法从缘生”的巴利文铭文，这都是佛偶像尚未受到崇拜时的佛教情况。有学者从艺术风格上推断，认为它们当属印度笈多王朝时期的产物。在蓬迪，发现有数座佛寺遗址，并有青铜或石雕的佛像，显然，这是更晚一些时候的文物。
约在公元前5世纪，孟人在下缅甸直通一带和湄南河下游建立国家。其中东孟人的国家名堕罗钵底，国都在今曼谷以西30里的那空佛统，考古发现最早的碑铭为6世纪；其后首府迁往富华里，那里的碑铭最早为8世纪。7世纪的玄奘和义净，均把此国作为知名度很高的佛教国家来记述。与义净同时的爱州（今越南清化）僧大乘灯就是在这里出家，后随唐使郯绪回到长安，从玄奘修学。在那空佛统发现的帕梅尼寺遗址，其平面结构与缅甸蒲甘阿烂陀寺一样，而后者是缅甸王江喜陀（1084—1113在位）在听取了印度前来避难的8名僧人对奥里萨乌陀祇利山的阿烂陀寺洞窟的描述后建立的，因此，帕梅尼寺属印度风格。在乌通和库巴也有佛寺遗址，有的布局则是斯里兰卡样式，支柱基础是大象，并有僧人聚会的大堂。属于堕罗钵底王朝时代的雕塑也很多，青铜或石刻的雕像，都以孟人为原型，艺术风格有属阿摩罗瓦提的，笈多王朝和后笈多王朝的，也有波罗王朝的。堕罗钵底王朝在11世纪被吴哥王朝征服，此后，高棉人信奉的印度教也在这里传播开来。
据中国史籍记载，6世纪以后，泰属马来半岛诸国的佛教已相当发达。其中盘盘国（在万仑和斜仔一带）在南朝梁大通年间（529—534）多次遣使送来舍利、画塔、菩提树叶等，《旧唐书》卷197记其“人皆学婆罗门书，甚敬佛法”。《隋书》卷82记，赤土国（在佛头廊和宋卡一带）“其俗敬佛，尤重婆罗门”，其王姓瞿昙氏，所居僧祇城，有门三重，“每门图画飞仙、仙人、菩萨之像……又饰四妇人，容饰如佛塔边金刚力士之状，夹门而立”。王父“则释王位出家为道”。《梁书》巷54记，狼牙修国（在北大年吉打一带）于梁天监十四年（518）遣使携国书通好，书中有言；“离淫怒痴，哀愍众生……慈心深广，律仪清净，正法化治，供养三宝”。
至义净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时，这里成了中国佛软与斯里兰卡、印度佛教密切联结的重要枢纽。益州义朗律师等三人，发自长安，越江汉至乌雷（广西钦州湾犀牛脚）附商舶，“越舸扶南，缀缆朗迦戍（即狼牙修），蒙朗迦戍国王待以上宾之礼”。洛阳义辉、荆州通陵也都经过这里。玄奘和义净也将郎牙修视作“极尊三宝”的国家。
由于暹罗佛教的来源不一，信仰颇杂。有小乘上座部，也有大乘系统，观音崇拜最为流行。
二、南洋群岛佛教
佛教何时传入南洋群岛，已不可确考。今马来西亚与泰国接壤的吉打州武吉梅林，曾发现有5世纪的佛寺遗址，残有石刻属印度跋罗婆字体的梵文佛偈；霹雳州也发现过梵文碑铭，包括佛偈和某船主祈求平安的祷文。这都是大乘佛教传入马来半岛的证明。但佛教影响更大一些的，则是今苏灯答腊和瓜哇。
1.诃陵佛教
爪哇古称诃陵或阇婆。412年，法显由斯里兰卡回国经过耶婆提（爪哇的另一译名）国，这里是中印、中斯商业交通的中转站，“其国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不足言”。但不久，罽宾高僧求那跋摩经师子国来阇婆，国王母子先后归依佛教。跋摩曾为王献策退敌，为咒治病，“于是一国皆从受戒”，对周围邻国影响颇大。南朝宋元嘉元年（424），宋文帝曾拟遣使邀跋摩前来弘教。《宋书》记，元嘉十二年（435）阇婆婆达国（即阇婆国），时其王名婆达，《僧传》译作婆多加）王师遣主使佛大阳婆、副使葛抵来宋通好，其国书有云；“敬礼一切种智安隐天人师，降伏四魔，成等正觉，转尊法轮，度脱众生”等语，说明当时的王朝是相当笃信佛教的。求那跋摩来宋，经始兴，在虎市山寺北壁手画罗云像及定光儒童布发之形，并多显灵异；后于京都开讲《法华》、《土地》，翻译《菩萨善戒》等，可以推想他在阇婆弘扬的范围。
阇婆洲上另有诃罗单国，也于南朝宋元嘉年间（424—453）和梁天监、普通（502—520）年中多次致书修好，书中也充满佛教语言。
另据考古资料证实，5世纪的爪哇也崇奉印度教。在西爪哇发现有多罗磨国王补尔那跋摩（约5世纪时在位）的碑铭，碑上印有该王及其所乘大象的足迹，这是婆罗门教神化王权的标志。另一碑文说到王向婆罗门施牛一千头。
在中爪哇曾经建有两个王朝世系，其中珊阇耶朝（即马打兰国）早期信奉婆罗门教，而后也间有信奉佛教的国王。夏连特拉王朝则相信佛教，日匿东部的卡拉桑神庙，就是夏连特拉王朝为其“增添光荣的人”建造的。8世纪下半期，这个王朝完全控制了中爪哇。它的王师“劝说”珊阇耶的大王为多罗女神建造壮丽的庙宇和僧院，并保证世代给以土地、村落等供养。最后珊阇耶被迫迁往爪哇东部。一般认为，这个夏连特拉王朝就是中国史籍中的诃陵国。
至《新唐书》传，诃陵国“有文字，有星历”，王居“阇婆城”，其祖延吉东迁至婆露伽斯城，属国28。至上元（674—676）间，国人推女子为王，号“悉莫”，“威令整肃，道不举遗”，成为抗拒大食的威慑力量。从大历、元和到咸通（767—874）的百余年中，屡与唐朝通好，献物中有“僧祇僮”、“僧祇女”，亦通称“僧祇奴”。他们是寺院中善歌舞的奴隶。此前，唐麟德年（664—665），益州会宁律师至诃陵洲停住3载，与诃陵多闻僧若那跋陀罗（智贤）于《阿笈摩经》内译出如来涅槃焚身之事，即《涅槃后分》。这种《阿笈摩经》当是本地产物。此外，明朗、道琳、昙润、法朗等唐僧，也都到过这里。
8世纪以来，爪哇的佛教带有浓厚的密教色彩。号称唐代密宗三大家的金刚智由印度来唐途中，首先止于阇婆国，并在这里遇到不空，开元八年（720）至洛阳。开元十九年，不空奉敕回乡，与弟子含光、慧銎等附昆仑舶先去诃陵停留。建中初（781），诃陵国僧辩弘，以本国法具奉上长安青龙寺惠果阿阇黎，求授胎藏毗卢遮那大法。这反映当地已有相当的密教基础，并有新的需要。夏连特拉王朝的势力曾经达到马来半岛，在洛坤（泰国境内）建造“三圣庙”，供奉释迦牟尼和文殊、金刚手菩萨，时间为775年。
研究者认为，爪哇岛上的大乘佛教建筑，都有形而上的哲学意义。事实上是密教教义的图解，也是曼茶罗的进一步演变，同样存在于中国汉藏两系密教的建筑物上。最早建于蒙梯兰的纳汶陵庙，由5座神龛组成，每座神龛各有五尊神像，代表密教宗奉的大日、阿、宝生、不空、弥陀等五佛和法界理性、妙观察、大圆镜、平等性、成就所作等五智。
9世纪初建造的曼杜陵庙，中间的释迦牟尼像象征最终真实，右侧观自在象征最终真实生出的大慈悲力，金刚手则象征密教特有的理论与实践。
中爪哇的婆罗浮屠，是一个以小丘为基建起的窣堵波（佛塔），规模异常宏大，与柬埔寨的吴哥窟同样闻名于世，始建于夏连特拉最强盛的800年左右。这一浮屠的构造，既象征佛教大乘的某种理论，又具祖先崇拜的含义。据说它的全名应是“步弥三巴罗步陀罗”，意谓“菩萨修行十地山”，代表菩萨修行的次第，它的第一级用土覆盖起来，则是为夏连特拉因陀罗王未来成菩萨时占有的。距婆罗浮屠不远的曼杜陵庙外面，有9尊菩萨，传说那就是夏连特拉王朝的9位祖先。
2.室利佛逝佛教
室利佛逝是苏门答腊的古称，与中国有记载的交通约在8世纪上半叶。到7世纪，岛上至少有两个国家，一是建于占瑰的未罗游，另一个就是在今巨港的室利佛逝，是全岛的真正统治者。据义净记载，南海诸州的佛教，盛多敬信，“人王国主，崇福为怀，此佛逝郭下僧众千余，学问为怀，并多行钵，所有寻读乃与中国（指天竺）不异，沙门轨仪，悉皆无别”。其国高僧释迦鸡栗底（即释迦称）与当时印度羯罗荼寺、那烂陀寺等的大德齐名，并通因明、瑜伽、中观、有部诸学，与义净交往亲密，义净译介了他的《手杖论》，说明佛教义学也很发达。唐咸亨至开元间（670—741），其王曷蜜多数遣使入唐，所献物中亦有“僧祇女”，可见佛教习俗当与河陵相似。
671年，义净在乘波斯舶到印度途中，于室利佛逝居留六个月，学习声明，尔后由国王送往末罗瑜，转羯茶（苏门答腊岛西北端），再乘王舶向印度进发。
685年，他离开印度，及至再次来到这里，末罗游已被室利佛逝吞并。从685到693年，他在佛逝居留6年，从事翻译和撰著。义净以为，唐僧西游，最好先在这里学习一、二年再行，这是因为佛逝可以提供学习语言和西方知识的便利条件。仅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录，前来佛逝的僧人就有与义净同行的怀业、交州运期、晋州智行、高昌彼岸、智岸，以及新罗两僧人等。其中洛阳智弘、荆州无行还受到佛逝国的特异厚礼，布金华，散金粟，四事供养，后亦乘王舶经未罗瑜到羯荼，再转舶西行。后来有慕义净西行的东莱慧日，于8世纪初亦从佛逝中转。金刚智来唐的路上，佛逝国王曾将金伞盖、金床奉迎。9世纪以后，中国史籍改称室利佛逝为三佛齐。宋太平兴国八年（983），法遇由印度回国，途经三佛齐，时天竺僧弥摩罗失黎也在这里。咸平六年（1003），三佛齐国王思离咮啰无尼佛麻调华遣使通好，请宋帝为其在本土所建的一座寺院赐额，宋真宗名以“承天万寿”，并铸钟相赠。就是这位国王，在南印注辇国内建造了一座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佛寺，注辇王为此拨给一个村落赋税供养。此前，约在9世纪，佛逝国王还曾为本国留学印度的僧人，在那烂陀寺建过一座寺院。佛逝与中、印均取友好态度。
从现有资料看，室利佛逝多属小乘，也有大乘，密宗相当流行。出土的684年塔兰、图沃碑文中不只提到“菩提心”、“三宝”，而且还有“金刚身”。11世纪初，东印阿底峡（982—1054）受邀进入西藏传播密教之前，先在室利佛逝师事法称达12年。法称被认为是佛逝的硕德高僧，他的主要著作《现观庄严论疏》等，被译成藏文，这表明佛逝的密教有深厚的传统，并达到足以影响印度和西藏的程度。
第七章 朝鲜佛教和日本佛教的建立（公元7—11世纪）
第一节 佛教传入朝鲜及其早期阶段
朝鲜是中国的近邻，自古与中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很古的时候起，中国北方居民不断移居到朝鲜，在朝鲜的经济、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秦末汉初，燕人卫满率移民到朝鲜，在今平壤一带建立卫氏政权。汉武帝时发兵侵入朝鲜，灭卫氏，建立乐浪、玄菟、临屯和真番四郡。此后除乐浪郡外，其它三郡或撤或移入辽东。
公元3、4世纪以后在朝鲜半岛兴起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经过长时期兼并争夺，至7世纪中叶新罗在唐王朝支持下灭高句丽、百济，建立了统一的王朝。新罗王朝存在260多年，被高丽王朝取代。
在朝鲜三国时代，佛教开始从中国传入，到新罗、高丽王朝时期达到极盛。佛教在朝鲜的流传发展过程中形成带有朝鲜民族特色的宗派，对朝鲜古代的历史和文化发生过深远影响。
一、佛教传入朝鲜
朝鲜三国时代最早传入佛教的是位于半岛北部的高句丽。高句丽公元前1世纪立国，原是个部落联盟。公元1世纪进入奴隶社会，到四世纪中叶渐次强大，广开土王（391—413年在位）时把领土扩展到半岛中部，并与入侵的倭军作战。其子长寿王（412—490）时王权强大，迁都平壤。公元6、7世纪，随着铁制工具的推广，农业发达，开始过渡到封建社会。高句丽长期流行原始巫教信仰。《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载，十月国中举行“东盟”大会，祭天神；国东部有一个大隧穴，也于十月迎隧神祭祀之。高丽僧一然《三国遗事》卷三载，高句丽小兽林王即位二年（372），前秦王苻坚派使者和僧顺道到高句丽，送佛像经文：四年（374）前秦僧阿道到高句丽传教。王为顺道建肖门寺，为阿道创伊弗兰寺。这是佛教传入朝鲜之始。
此后又传入百济。百济在公元8世纪兴起于半岛西南部马韩的故地。百济以汉山城（京畿道）为中心逐渐征服马韩其它部落，4世纪占领带方郡，与北方高句丽进行争斗。百济国小势弱，国都一再南移，474年移都熊津（在今公州），538年又移至泗批（今扶余），其统治者曾借助东晋南朝政权和日本的势力对抗高句丽和新罗的攻击。中国东晋南朝的思想文化通过水路对百济有较大影响。百济在佛教传入之前盛行天地鬼神信仰。《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载，韩人每年五月播种之后，“祭鬼神，群聚歌舞，饮酒昼夜无休”，十月秋收之后也举行祭鬼神仪式；“信鬼神，国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据《三国遗事》卷三记载，百济枕流王即位之年（384）东晋的胡僧摩罗难陀到达百济，被迎进宫内受到礼敬。第二年在汉山州创立佛寺，度僧十人。
新罗位于半岛东南部，北经敌对的高句丽与中国北方相接，西与中国南方的水路又受阻于百济，佛教传入最晚。关于最早传入佛教有不同的说法。《三国遗事》卷3载，第十九代讷祇王时，沙门墨胡子从高句丽来到新罗，住于一善郡毛礼家。当时梁朝使者赠给王的礼品中有衣物和香，君臣不知香名及使用方法，遍问国中，墨胡子介绍说，焚香可以“达诚于神圣，神圣未过于三宝，若烧此发愿，则必有灵应。”还有一种说法，谓第二十一代毗处王（一作炤知王，479—499在位）时，有位叫做我道（或阿道）的和尚来到一善郡，住于毛礼家数年而死，其侍者8人常与人讲读佛经，有人开始信奉。到第二十四代的法兴王（516—539在位）时佛教有较大发展，王于京城庆州建立兴轮寺等7寺。
新罗国发源于半岛东南部辰韩部落联盟中的斯卢部落，从4世纪以后以都城庆州为中心不断向周围扩张，原斯卢六个氏族的贵族成为新罗的统治集团，朴、崔、金三姓是最大的王族。公元5世纪以后，新罗建立了系统的政权机构，社会农耕经济有较大发展，在对外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公元562年消灭日本在半岛南部设的据点任那。660年唐军联合新罗灭百济。668年唐军与新罗联合灭高句丽。此后新罗展开反抗唐朝的斗争，于675年文武王在位时统一朝鲜。新罗是朝鲜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全国迅速进入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很大，佛教也普及到全社会。
二、三国时代的佛教
三国时代佛教刚刚传入，史书上关于佛教早期流传的记载甚少。这里只根据一些片断资料进行介绍。
佛教传入高句丽后传播较快，到广开土王三年（394）平壤已建佛寺9所。因高句丽与中国北朝关系密切，受北朝佛教影响很大。据《续高僧传》卷8《法上传》记载，高句丽国大丞相王高德派僧到北齐国都邺，向昭玄统法上（495—580）向一些佛教问题，其中有：释迦文佛涅槃以来至今多少年？佛法何时传到汉地？齐、陈佛法传承情况如何？《十地经论》、《大智度论》等的传承关系和内容怎样？由此可见高句丽佛教在6世纪已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十地经论》和《大智度论》都在北方比较流行，前者是邺一带地论学派研习的基本经典。一些高句丽僧还过海到日本传教，六世纪有慧便、慧慈，7世纪有僧隆、云聪、昙徵、慧灌等。他们除传教外还介绍大陆文化技术。其中慧灌住奈良元兴寺，传三论宗，被后世奉为日本三论宗始祖。
百济佛教受中国南朝的影响较大。在阿莘王在位时（392—404）曾下令“崇信佛法求福”。说明在当时统治者心目中，佛教能给他们带来福乐。在圣王十九年（541）时派使臣渡海入梁朝贡，并求《毛诗》博士、《涅槃经》等义疏及工匠、画师等，梁朝满足了这个要求。法王即位（599）下令禁止杀生，焚毁渔猎工具。第二年创建王兴寺，度僧30人。百济佛教对隔海的日本有直接影响。据《日本书纪》记载，在日本钦明天皇十三年（552）百济圣明王派使者到日本献金铜佛像、幡盖、经论等。这是佛教传入日本之始。此后僧道深、日罗、丰国、慧聪、观勒、慧弥、道欣、道藏等人都从百济到达日本传教，主要弘传三论宗和成实学理论。观勒在公元602年到日本，带去历书和天文、地理、遁甲、方术的书多种，对当时日本文化有一定影响。道藏撰《成实论疏》为研习成实学说的人所重。
新罗在三国中传入佛教最晚，但发展较快，由于它是灭高句丽、百济而完成朝鲜统一的，有关它的各种史料也多。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一然《三国遗事》及唐代中国佛教史书中关于新罗佛教记载都比较多。
新罗真兴王（540—575在位）时佛教有很大发展。他在庆州建皇龙、祇园、实际等寺，派使者入梁迎请佛舍利和经书，为管理僧尼仿照中国北朝僧官制度设“国统”、“大部维那”等。他在晚年剃发着憎衣，号“法云”，命王妃也做尼僧住永兴寺。从他开始，王室经常为祈祷国泰民安、五谷丰登而举行百座讲经会，请僧人讲读《仁王般若经》等护国经典，并为战死的将士举行八关斋会等佛教法会。此后以奉佛著称的还有真平王（579—631在位）、善德女王（632—646）、真德女王（647—653）等。在真兴王时新罗贵族中有称做“花郎”的组织，带有浓厚的氏族制亲兵制的色彩。花郎由青年贵族担当，每个花郎组织有几百人到几千人不等，在对外战争中起很大作用。在思想上，花郎受中国儒、释、道三教的影响，后来佛教影响最大。据《三国史记》记载，新罗统一的功臣金庾信15岁入花郎集团，并是“龙华香徒”。据考察，花郎组织接受弥勒经典（如《弥勒下生经》）的说法，相信弥勒菩萨在未来将下生人间在龙华树下成佛。花郎集团把日常修养和训练与弥勒信仰结合起来，培养忠于国家和勇敢尚武精神。
新罗统一朝鲜前的名僧有圆光和慈藏。
圆光（532—630），俗姓朴（或云姓薛），年25渡海到中国陈朝学佛法，兼习儒术，曾师事成实论师僧是的弟子，对《成实论》、《大涅槃经》等最有心得，后到吴的虎丘讲《成实论》与《般若经》，名声渐闻于世。隋初到国都长安，又讲习《摄大乘论》，为时人所重。新罗王闻名请他回国。受到真平王的崇信，尊之为师，常谘以军政事宜。他常向国王和大臣讲大乘佛经。在高句丽、百济发兵攻打新罗之时，他应国王之请向隋朝作乞师表，请隋帝派兵援救。他在新罗外抗高句丽、百济，内求自存发展的形势下，变通佛法戒律，提出“世俗五戒”的说法：“一日事君以忠；二日事亲以孝，三曰交友有信；四曰临战无退；五日杀生有择。若等行之无忽”。不难看出，其中多是适用军事需要的儒家伦理。在新罗谋求武力统一全国的时候，“事君以忠”与“临战无退”有着特殊意义。他还在皇龙寺设百座道场，请名僧讲经，以《占察善恶业报经》为人预卜吉凶。
慈藏，俗姓金，出身新罗贵族，唐贞观十二年（638）率门人僧实等十余人入唐巡拜佛迹，学习佛法，贞观十七年（643）带着唐朝所赐藏经一部及佛像等物回国，受到国王的欢迎，授任“大国统”，命他管理僧尼事务。慈藏常住京城的芬皇寺。应请入宫讲《摄大乘论》，在皇龙寺讲《菩萨戒本》7天7夜。在慈藏及其弟子的努力之下，新罗的佛教发展很快，《续高僧传》卷24说：“一代佛法，于斯兴显。”在他提议之下，真德女王三年（649）下令全国服唐朝衣冠，第二年奉唐正朔，用“永徽”年号。慈藏死于唐永徽年间（650—655）。著有诸经戒疏10余卷及《观行法》1卷。
三、新罗统一王朝时期的佛教
新罗统一全朝鲜后在各方面部受到中国唐朝的影响，在佛教领域，前期盛行华严宗和法相宗，后来又从唐朝传入密宗和禅宗，净土宗也日渐流行。由于新罗历代国王都崇信佛教，造寺度僧数量日增，劳动力和兵源减少，给国家财政经济带来极大负担。这是新罗后期佛教衰落的原因之
1.元晓、义湘和朝鲜华严宗
元晓（617—？）的神异传说很多。据《宋高僧传》卷4、《三国遗事》卷4及朝鲜《高仙寺誓幢和上塔碑》等碑刻资料，俗姓薛，幼名誓幢，新罗湘州人，29岁于皇龙寺出家，随师学佛法，后慕唐朝玄奘、窥基之名，与义湘结伴入唐，半路遇雨宿于墓地之中，悟“心生故种种法生，心灭故龛坟不二”，“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心外无法，胡用别求”，决定携行李回国。此后言行狂悖，或入酒肆娟家，或持金刀铁锡，或为《华严经》制疏以宣讲，或游山水坐禅。国王请为《金刚三昧经》作疏，疏成开讲，“王臣道俗，云拥法堂”。由此名闻当世。这里所说的《金刚三昧经》当是唐初的伪经，其中引有菩提达摩所说“二入四行”的内容。元晓著《大乘起信论疏》2卷，也称“海东疏”，唐法藏撰《大乘起信论义记》多引用之。
其他著作很多，重要的有《华严经疏》10卷、《涅梁经宗要》1卷、《十门和净论》2卷、《金刚三昧经论》3卷、《无量寿经宗要》1卷等。元晓的华严宗也称海东宗、法性宗、芬皇宗，以主张融会、“和诤”为基本宗旨。
对朝鲜华严宗建立影响最大的是义湘。义湘（625—702），俗姓朴（或云姓金），出家后与元晓同行入唐求法，元晓中途折回，义湘渡海经登州（今山东蓬莱）到长安终南山师事智俨（602—668），与后来创立中国华严宗的法藏同学，研习《华严经》。唐仪风元年（677）回国，在太伯山奉敕建浮石寺，后在此聚徒讲《华严经》，讲解时也介绍唐智俨的见解。著有《华严十门看法观》、《一乘法界图》、《入法界品钞记》、《阿弥陀经义记》篕。其中《华严一乘法界图》最为重要，此书吸收智俨的思想，据《华严经》和《十地经论》论述华严宗的基本教义。唐代法藏托新罗的胜诠给义湘书信及著作多种。信中对义湘归国宣传华严教义表示赞赏，说：“仰承上人归乡之后，开演华严，宣扬法界，无碍缘起，重重帝纲，新新佛国，利益弘广，喜跃增深”。所赠的书有《华严经探玄记》、《一乘教分记》、《起信论义记》、《十二门论疏》等。义湘将《华严经探玄记》等传送十寺讲授。义湘的弟子很多，著名的有悟真、智通、表训、真定、真藏、道融、良圆、相源、能仁、义寂。义湘在后世被尊为海东华严宗的初祖。
2.圆测、太贤和新罗法相宗
圆测（613—696），出身新罗王族，名文雅，是唐玄奘得力的弟子之一。据《金石萃编》卷146《圆测法师佛舍利塔铭》及《宋高僧传》卷4《圆测传》载，圆测8岁出家，15岁游学中国长安，从法常、僧辩学佛教经论，住元法寺学《毗昙》、《成实》、《俱舍》等论书。后从玄奘学《瑜伽师地论》及《成唯识论》等。被召为西明寺大德，撰《成唯识论疏》、《解深密经疏》、《仁王经疏》等，在唐高宗后期和武则天掌政时期被选入译经馆，助天竺地婆诃罗译《大乘密严经》、《大乘显识经》等。其间新罗神文王曾召请圆测归国，但遭到武则天的拒绝。圆测于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以84的高龄死于洛阳佛授记寺。据《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及《东域传灯目录》等载，圆测的著作达18种之多，其中关于法相唯识教义的除前述者外，还有《成唯识伦别章》、《二十唯识疏》、《百法论疏》、《观所缘缘论疏》等多种。他的著作大都遗失，现存有《解深密经疏》以及《般若心经赞》、《仁王经疏》等。
圆测《解深密经疏》原本10卷，第9卷后遗失，1971年南京金陵刻经处据新罗道伦的《瑜伽伦记》补成第10卷，此后日本稻叶正就又从《西藏大藏经》所收法成的译本中把第十卷译出还原。近年中国释现空亦据藏文本还原全部遗缺部分（即40卷本中的后6卷）。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多处引用真谛的译文，形成了与窥基所传十分不同的唯识学说。
圆测虽没有归国，但他的学说对新罗有很大影响。继承圆测法系的新罗学僧有道证、胜庄等。道证，武周长寿二年（693）由唐归国，著有《成唯识论要集》、《辩中边论疏》、《因明理门论疏》、《因明入正理论疏》等，均佚。胜庄著有《成唯识论诀》、《杂集论疏》、《梵文戒本述记》等。
道证是维护圆测思想的主力，他的嫡传弟子则是太贤。太贤的生平不详。《三国遗事》卷4说他是新罗瑜伽之祖，自号“青丘沙门”，曾应请为景德王讲《金光明最胜王经》，以南山茸长寺为中心修行与讲授唯识教义，为时人所重。据日本学者考察，太贤著书50余部100多卷，现仅存5部，其中有《成唯识论学记》8卷、《起信论内义略探记》1卷以及《梵网经古迹记》等。
新罗的法相唯识学者还有道伦。他是窥基的弟子，所著《瑜伽伦记》（对《瑜伽师地论》的注释）今存。此外，曾师事玄类，留中国未归国的还有法海寺沙门神昉，著有《成唯识论要集》等。
当时，玄奘声誉朝鲜半岛，研习法相者遍及各种学僧。有新罗顺憬者，标榜”法相大乘了义教”，抨击《华严经》关于“发心便成佛”之说。又据因明批评玄奘的“真唯识量”，而立“决定相违不定量”，于唐高宗乾封年（666—668）中，因使臣入唐附至长安。他主张：“真故极成色定离眼识（宗）；自许初三摄，眼所不摄故（因）：犹如眼根（喻）。”这个比量的作法，受到窥基的批评，但其敢于向权威挑战的精神，则得到好评。顺憬在本国的一些著述，也有流传到中国来的。
3.新罗禅宗和禅门九山
最早传到朝鲜的禅宗是开创期道信（580—651）的禅系。新罗法朗入唐从黄梅的道信受禅法，归国后传神行。神行入唐，从北宗普寂（651—739）弟子志空学禅法，归国传北宗禅，但影响不大。最流行的是南宗马祖道一系统的禅法。由于不同时期许多僧人分别到唐朝参学禅法，回国后各在一方以某一寺院为中心传禅说法，到新罗亡（935年）前形成8个支派，到王氏高丽（918—1392）初发展为9个支派，称“禅门九山”。其中除一派传北宗禅，一派传南宗石头门下曹洞禅之外，其他七派皆传马祖禅法。分述如下：
(1)迦智山派。创始者道义，俗姓王，宣德五年（784）入唐，巡礼五台山，在广州宝坛寺受戒，到曹溪拜祖师堂，后到洪州开元寺从马祖的弟子西堂智藏（735—814）受禅法，又投百丈怀海（720—814）门下参学，在唐37年回国。因当时华严、法相宗盛行，禅宗不受欢迎，道义隐于雪岳山陈田寺，传禅于廉居，居传体澄。体澄居迦智山宝林寺举扬道义的禅法。
(2)实相山派。创始人洪陟，入唐在马祖门下智藏处学禅，归国后住南岳传马祖禅法，主张“无修无证”，受到兴德王（826—835在位）和宣康太子的信奉，在智异山创实相寺。洪陟被尊为海东禅宗的初祖。弟子秀彻在密阳开创莹原寺，国王归依，影响较大。后来慧照（774—850）也入唐学禅，归国后创玉泉寺，设六祖慧能影堂。
(3)曦阳山派。创始人智诜（824—882），俗姓金，原学华严宗，后师事传北宗禅的慧隐。按禅宗传法世系，此派是道信（东山法门）—法朝—神行—慧隐—智诜。智诜后应请到曦阳山建凤岩寺传禅，弟子有杨孚、性蠲等人。
(4)桐里山派。惠哲，俗姓朴，曾到浮石寺学华严宗，宪德王六年（814）入唐师事西堂智藏，受传心印。智藏死后，又西行到西州（当今新疆吐鲁番）浮沙寺，留住3年读《大藏经》。文圣王元年（839）归国，在武州桐里山的大安寺传禅，受到国王尊信。这个禅系出了允多、道洗、庆甫等著名僧人。
(5)风林山派。玄昱（787—868），俗姓金，新罗贵族，兴德王二年（828）入唐，投马祖的法嗣怀晖之门，此后随王子金义宗回国，住南岳实相寺，受到闵哀、神武、文圣、宪安诸王的礼敬，以师待之。弟子审希（855—923）继其禅法，在今庆尚南道的昌原郡建凤林寺传法。此后有璨幽等继后。
(6)圣住山派。无染（800—888），武烈王八代孙，曾到浮台寺从释澄学华严宗，公元821年随王子金听入唐，到长安终南山至相寺学华严宗义，后到洛阳从马祖弟子如满受禅法，又参蒲州的麻谷宝彻，受其印可。在唐20余年回国，将熊州乌合寺重修，改名圣住寺，在此弘传禅法。受历朝王室礼遇，弟子达2000余人，著名的有询叉、圆藏、灵源、玄影等人。
(7)阇崛山派。创始人梵日（810—887）出身望族，兴德王（826—835在位）时与王子金义琮结伴入唐，在马祖弟子盐官齐安的门下参禅得悟，并向石头门下药山惟俨问法。会昌灭佛（844年）隐于商山，后到曹溪参拜祖师塔。归国后受到国王礼遇，被任为国师，以江陵五台山崛山寺为传禅之地。弟子有开清、行寂，先后任国师。行寂曾入唐巡礼五台山，875年到成都净众寺拜无相（金和尚）的影堂，此后又从石霜庆诸受南宗青原一系的禅法。
(8)师子山派。道允（798—868）俗姓朴，入唐师事马祖的弟子南泉普愿，归国后受到景文王的归依。弟子折中（826—900）曾学华严宗，后应请住于师子山的兴宁禅院，接化四方参学者。
(9)须弥山派。创始人利严（870—936），俗姓金，唐昭宗时（896年）入唐从洞山的弟子云居道膺（？—902 ）受传心印，归国不久新罗灭亡。高丽王朝建立后，受到太祖的归依，后住开京（今开城）西北的须弥山广照寺。弟子有处光、道忍等。
此外，僧顺之在公元858年入唐，在仰山慧寂门下学法，归国传沩仰宗。沩仰宗以圆相表悟的方法对朝鲜禅宗有很大影响。
密宗和净土宗也传入新罗。明朗最初从唐传入密宗（属杂密，严格讲不是密宗），后世称为神印宗。此后有惠通、明晓、不可思议、玄超等僧也从唐传入密宗。至于净土宗，主要是西方净土信仰的传播，许多僧人都提倡，慈藏《阿弥陀经义记》、义湘《阿弥陀经义记》、元晓《无量寿经宗要》、《阿弥陀经疏》等，对传播净土信仰有较大影响。
传说新罗入唐僧慧超（—780），曾从金刚智学密教；金刚智在长安荐福寺译经时，他任过笔受，后为不空弟子，终于中国。但慧超之所以著名，是因为他继玄奘、义净之后成为东方最伟大的旅行僧。约8世纪初，他发自中国，历经中印、南印、西印、北印而远到波斯和土耳其斯坦，然后转游河间（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诸国，过帕米尔，于727年抵唐安西大都护府龟兹。所著《往五天竺国传》记载了当时印度、中亚和西亚的地理风情、政治文化及宗教信仰等状况，可与他的前人游历南亚和东南亚的记述相媲美。
据前所述，新罗佛教属中国唐朝佛教的移植和向社会广泛普及的阶段。一些学僧入唐求法，带回大量汉文佛经和著述。华严宗和法相宗在新罗最为盛行，注重教义理论的研究和讲述，而在传法世系和组织上并不严格。禅宗中以南宗马祖禅法比较流行，由不同时期的僧人分别传入，分散各地，互不相属。佛教僧侣在传教过程中得到以国王为首的统治阶级的支持，佛教寺院遍于全国，义僧辈出，著作很多，随着僧侣的增多，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僧官制度，这都为以后朝鲜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高丽王朝前期（公元918—1105）的佛教
公元9世纪时，新罗王朝政变频繁，社会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各地发生大小多次的农民起义，在群雄割据中，在百济、高句丽旧土建立后百济、后高句丽政权，与新罗鼎立。史称“后三国”。公元918年后高句丽的部将王建自立为王，改国号为高丽，建都松岳（今开城），此后灭新罗、后百济，于936年统一朝鲜。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可把高丽佛教分为前、中后两大阶段。从高祖即位到肃宗朝结束为前期（918—1105），是中国佛教的继续传入和在社会上深入普及时期；从睿宗即位至高丽灭亡为中后期（1106—1392），是朝鲜开始形成民族佛教宗派的时期。
1.诸王的崇佛和佛教势力的发展
太租王建生前，桐里山禅派的僧人道诜曾向其父预言当生“圣子”，“统合三韩”，王建17岁，道诜又向他讲授“出师置阵之地，望秩山川，感通保佑之理”。王建登位之后，尊崇佛教，在国都松岳建立法王、慈云等10寺，此后又建大兴寺，开泰寺等。他在开泰寺落成典礼上亲制疏文，说自己之所以能用武力统一全国，是“上凭佛力，次仗玄威”，愿今后“佛威庇护，天力扶持”。他还常设八关斋会、百座讲经会。在新兴寺置功臣堂，画三韩功臣于东西壁，每年设无遮大会。临终前亲授“训要”，其一就是“我国家大业，必资诸佛护卫之力，是故创立禅教寺院，差遣住持焚修，使之各治其业”；第二条是劝诫后世防止“竞造浮屠”。此后，历代国王皆崇佛，如定宗即位（946年）在开国寺安置佛舍利，向各大寺院施谷7万石。显宗时雕印《大藏经》，重修开国寺塔置佛舍利，设戒坛度僧3200人。靖宗时下令有四子之家可许一子出家为僧。又在四寺没戒坛，试僧以经律，施一万僧的饭斋。每年举办拥载《般若经》、众僧列队沿街读经的游行法会，称之为“经行”。文宗时（1047—1082）佛教达到极盛，下令允许有三子之家可令十五岁以上的一子出家。建兴王寺选一千僧入住修法，命自己的第四子出家，此即朝鲜佛教史上著名的义天。
由于王室权贵的佞佛，高丽佛教势力发展迅速。按高丽制度，土地归国家所有。据公元976年公布的“田柴科”，国家把文武官员和兵士分成若干品，按品分给耕地和樵采之地，功臣和归顺的豪族可授给“功荫田柴”和赐田，准予世袭，其，它则不准世袭。受土地者仅享受土地的部分收税权（产量十分之一）。王室施舍给寺院的土地不断增加。如显宗十一年（1020）施给玄化寺土地1240结（“结”指约生产谷子2石的土地），此后又赐给云岩寺土地2240结，为死去的恭愍王妃、鲁国大长公主祈冥福。文宗时为大云寺加赐良田一百顷。寺院的土地作为私田，还享有免税的特权。寺有土地是寺院经济的基础。寺院还经营商业、高利贷，如文宗十年（1056）诏中批评：“今有避役之徒，托号沙门，殖货营生，耕畜为业，估贩为风”，“通商买卖，结客醉娱”。有的寺院设“长生库”，以慈善为名向民众放高利贷。由于寺院经济的发展，僧侣人数的激增，佛教在政治上的影响也较大。
2.义无和海东天台宗
天台宗传入新罗的时间比较早。法融、理应、纯英到唐曾师事天台宗六祖湛然（711—782），回国传播天台宗，但承袭不明。高丽时期，中国吴越王俶（948—978在位）崇佛，遣使至日本和高丽求请天台宗教籍。高丽派谛观携天台宗著述到吴越，师事天台宗第十五代祖帅义寂，留住十年而死，著有《四教仪》。到义天时，再次从中国传入天台宗，在王室支持下得到较大传播。
义天（1055—1101），名王煦，高丽文宗第四子。年11承父命出家，居灵通寺，号“祐世僧统”。学华严宗及大小乘经论章疏，又学儒道及百家之说。宣宗三年（1086）入宋求法，从密州（治今山东诸城）登岸，西进汴京，向哲宗上章请往杭州华严座主净源门下受业，诏许，并派主客员外郎杨杰伴行。晋水净源（1011—1088）是当时华严宗著名学者，义天入朱之前已与他有书信往来，义天到达杭州，净源在大中祥符寺和慧因寺为他讲华严大义。义天把从高丽带来的汉地己佚的智严的《搜玄记》、《孔目章》，法藏的《起信论义记》、《探玄记》，澄观的《华严经疏》等奉赠慧因寺，对宋代华严宗研究的复兴有重要影响。
义天在杭州又从天竺寺慈辩学天台宗教义，从律僧元照受戒法及《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在高丽宣宗代母后召义天回国前特访天台山，拜智祖师塔，述发愿文，内称：“予发愤忘身，寻师问道，今已钱塘慈辩讲下承禀教观，他日还乡，尽命传扬。”及至回国，宣宗为他在松山西南麓建寺，仿中国天台山国清寺，也称国清寺。当时的名僧德麟、翼宗、景兰、连妙等各率门徒投到他的门下，前来听他讲天台宗教义的人很多。此后天台宗开始在朝鲜传播。义天死后谥号为“大觉国师”。
朝鲜直到李朝初期，天台宗有二派：一是直承义天之后的“天台疏字宗”，重在讲解天台章疏教义，以国清寺为传法中心，以义天的法孙义雄及其后继门徒为代表；一是“天台法事宗”，重在修法华忏法，宣宗九年（1092）王太后于白州（今黄海道）见佛寺设天台法华礼忏法会，连续多年（“一万日”），形成专修此忏法的多数法师。
在高丽前期，华严宗、法相宗继续流行，出了一些以研究论释这二宗教典著称的学僧。禅宗以禅门九山为中心继续流行。
第二节 中日文化交流和日本佛教
日本是中国隔海相望的近邻。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可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在中国西汉时代，日本北九州一带的豪族就通过朝鲜半岛与西汉朝廷有了交往，东汉初在光武帝授于遣使朝贡的倭奴国王以印缓。三国魏明帝景初二年（238）位于北九州的倭女王国的卑弥呼王遣使者入魏献贡，诏封卑称呼为“亲魏倭王”，赐以金印紫缓及绸锦金宝等物。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载，其国称邪马壹，以渔猎及农耕为生，已知养蚕丝织，在文化生活中，敬鬼神，人死，“停丧十余日，当时不食肉，丧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饮酒。已丧，举家诣水中澡浴，以如练沐”，日常活动，常灼骨以卜吉凶。后女王死，建大坟，殉葬奴婢达百余人。北九州的倭国与中国的交往继续到西晋初年。
公元4世纪以后，以今奈良一带为中心的大和王国兴起，其王号称天皇，逐渐臣服周围小国，并统一日本大部分地方。此后与中国通聘的即以大和朝廷为主体。据中国史书记载，在公元5世纪南朝宋、齐时代，日本朝廷遣使通好往来达8次之多。在这期间，因占据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与日本处于敌对状态，日本朝廷不能通过它的国土与北朝往来，但民间渠道的往来当是存在的。中国在西晋灭亡之后，大多数贵族和知识分子迁徙到南方，南朝一向以正统自居。因此，与南朝保持频繁往来的日本，受到南方传统的汉族文化的很大影响。
与中日政府问的通好往来同时，一些汉族人，特别是长期居住在朝鲜半岛的所谓“秦人”、“汉人”，也有相当数量移住日本。中国的生产技术和文化，通过两国间不同渠道的往来而传入日本，对日本的农耕、养蚕、丝织、制陶等手工业的进步起了促进作用，中国的语言文字，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
道家及阴阳五行思想，对加深日本语言的内容，丰富日本的文化思想起了重大作用。到6世纪，中国佛教传入日本，对日本的历史文化发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佛教传入日本后，受到日本历史环境和社会习俗的影响，经历了漫长的民族化过程，到12世纪发展为日本的民族佛教，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现在还相当流行。
一、佛教的传入和奈良六宗
随着大陆移民进入日本，佛教也传到日本。据皇圆《扶桑略记》卷3记载，在继体天皇十六年（522）汉族移民司马达止（有的节载为南梁人司马达等）到大和国，在坂田原建草堂供奉佛像，归依礼拜。日本佛教史学者称此为佛教的“私传”（民间传入）。
影响大的是所谓佛教的“公传”（通过朝廷传入）。有两种说法：一、成书于8世纪的《日本书纪》载，钦明天皇十三年（552），百济圣明王派使者到日本朝廷，献释迦佛金铜像一躯及幡盖、经论等，从此佛教在上层社会流行；二、《上宫圣德法王帝说》和《元兴寺伽兰缘起》载，百济圣明王献佛像经论的时间是钦明天皇七年（538）。近年日本学术界一般认为后一种说法比较可靠。
对于佛教传入日本的年代，日本学术界仍有不同的看法，认为无论是私传还是公传，具体年代都不可靠。我们认为，从当时日本与中国、朝鲜的交往情况来看，说六世纪佛教已传入日本是可信的。
1.兴佛与废佛之争
佛教传入日本的时候，日本社会还比较落后，耕地以氏旅所有制为基本形态，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的主要是属于各个氏族的部民及奴隶，大和朝廷把中央和地方的豪族统一到氏族制度之下，天皇处于相当部落联盟首长的地位，“臣”、“连”等姓的豪族不断并吞弱小氏族；文化比较后进，儒家经典（例如《论语》）和汉字还输入不久：在宗教方面，各个氏族有自己的保护神（氏神），以皇室的祖先神为中心的神道理论体系尚未形成。这种客观的历史形势，不能不影响到人们对佛教的认识和态度。
佛教传入初期，钦明朝以大连驹部氏、中臣氏为代表的一部分日本人把佛称为“善神”，反对佛教在日本流传，而主张引进中国先进文化的大臣苏我氏积极支持奉佛。反对奉佛者的主要理由是“恐致国神之怒”（《日本书纪》）。所谓“国神”就是古来信奉的祖先神、氏神及自然精灵。这种说法实际是为了维护氏族传统制度和当时重要文化形态——原始神道。这场争论，很快以废佛派的失败告终。在崇峻和推古天皇在位期间（587—628），佛教有了很大发展，百济、高句丽的僧人大量来到日本，寺工、炉盘工、瓦工、画工等也随同僧人前来，兴建了法兴寺（元兴寺，即飞鸟寺）等早期佛教寺院。
当时日本社会的发展趋势是建立以天皇为最高统治者的中央集权国家原始神道已完全不能适应这一历史要求。因此，某些当政者加强利用儒家的政治伦理学说，同时也把佛教作为一种指导性文化思想。圣德太子和“大化革新”的领导者中大兄皇子就是这样做的。
2.兴隆佛法和大化革新
圣德太子（574—622）名厩户。是用明天皇的第二皇子，自幼佛儒并学，在推古朝以摄政身份辅佐朝政，下令“兴隆三宝”，强化皇权，颁布“十七条宪法”，派使者入隋，沟通两国邦交，遣沙门入隋学习佛法。“十七条宪法”会通儒佛，强调君 臣、上下、官民之间的等级关系。其第二条规定“笃敬三宝”，说佛教是“四生（概指一切众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其不归三宝，何以致枉？”实际是把佛教置于相当国教的地位，作为施政、教育的指导性文化思想。在圣德太子当政时期，佛教发展迅速，到推古朝末年，僧尼1300多人，寺院46座，其中的法兴寺、四天王寺、法隆寺等，殿堂齐备，最为壮观。圣德太子常为天皇、皇室及臣僚讲《法华经》、《胜鬘经》等，撰有《法华义疏》、《胜鬘经义疏》、《维摩经义疏》。前后五次向隋派遣使节。在派遣的留学生、留学僧中有高向玄理、僧旻等人，他们学习中国文化和政治制度，回国后，在以建立中央集权律令制国家为目的的“大化革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化革新”是日本古代一次重大的政治、经济改革。孝德天皇大化元年（645）八月天皇下诏兴隆佛法，其中说：“朕更复思崇正教，光启大猷”，任命十位沙门为“十师”，“教导众僧，修行十教”。第二年发布革新诏令，实行土地国有和班田收授法，对国民按不同标准授以口分田，征课租庸调及杂谣。同时，仿照隋唐制度确立行政机构，制定各种律令等。遣留学僧南渊清（或作“请”）安在中国23年，而后回国。大化革新的核心人物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曾跟他学习“周孔之教”；僧旻与清安同时入隋，在中国25年，大化革新时与高向玄理同被任为“博士”；又与留学僧惠云、常安、灵云等人被任为“十师”，是建立新体制和兴隆佛法的重要力量。
奈良时代（710—784），以天皇为首的统治者除重视佛教外也注意儒学的教育，在中央设大学家，地方议国学，设立“明经道”、“算道”、“书道”等，用以培养官吏，并提高贵族子弟的文化修养。但儒学的影响远不及佛教。佛教被特别用来提高天皇权威，巩固中央集权，增强民众的统一意识、培养忍让无争的精神。
这个时期由国家举办的佛教事业，著名的是兴建东大寺和国分寺。东大寺是圣武天皇于天平十二年（740）发愿兴建的，本尊为毗卢遮那佛，金铜铸造，高达15米，用黄金10436两。东大寺建造了10年，称“总国分寺”，其下有国分寺。地方的国（“国”比今县小）府所在地建“金光明四天王护国之寺”（国分僧寺）和“法华灭罪之寺”（国分尼寺），普置僧、尼，定期诵《金光明最胜王经》、《法华经》、《仁王经》三部“护国”经典。这些国分寺都有封户、土地。这两大寺是取《华严经》所说报身佛毗卢遮那与无数化身佛的关系而设置的，即以东大寺的毗卢遮那佛为中心，以各地修建国分寺供养的众小释迦为佛的诸化身。天皇还想通过东大寺和国分寺的诵经修法活动，祈祷国家平安，五谷丰登。这样，在从中央到地方的世俗政治体制的旁边，又有一个以祈祷佛、菩萨善神保佑守护的佛教组织体系。
3.奈良六宗
公元9世纪以前，中国佛教宗派中的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以及佛教学派中的成实宗、俱舍宗，相继传入日本，流行于上层社会。因当对定都奈良，日本佛教史称此六宗为“奈良六宗”。奈良六宗所依据的基本经典与中国的这六宗相同。
三论宗最初从高句丽传入。推古天皇三十三年（625）高句丽僧慧灌到达日本宣讲三论宗的“八不中道”教义，被认为是日本三论宗的初祖。慧灌是中国三论宗创始人吉藏的弟子。此后，慧灌的弟子智藏入唐求法，回国后住法隆寺，宣讲三论宗教义，被称为日本三论宗的再传祖师。他的弟子道慈（？—744）也到唐求法，回国住大安寺。所创法系称为“大安寺流派”。智藏的另两个弟子智光（709—？）、礼光以元兴寺为中心，称“元兴寺流派”。智光著有《般若心经迷义》和《无量寿经论释》。《成实论》与“三论”同时传到日本，研实三伦学者也往往研习《成实伦》。由此形成的成实宗，实际作为一个学派依附于三论宗。
法相宗在日本前后四传。初传者道昭（629—700），曾入唐师事玄奘，归国后在法兴寺东南建禅院安置带回的舍利和佛经。二传智通、智达，入唐师事玄奘及其弟子窥基。此二传均以元兴寺为中心，被称为“元兴寺传”，也称“南寺传”。第三传是新罗僧智凤、智鸾、智雄，第四传为玄昉（？—746），他们入唐跟慧沼的弟子智周从学以兴福寺为传教中心，因此被称为“兴福寺传”或“北寺传”。道昭的弟子行基（668—749），致力民间传教，并组织兴办社会福利事业，传说他兴建寺院49所，又建桥6座、水渠6处、布施屋9所，还修造码头、道路等。在东大寺的建造工程中，他到处募捐，出力很大。圣武天皇授任大僧正之位。法相宗是奈良佛救中最有势力的宗派。
俱舍宗以研习《俱舍论》得名，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它都只是个学派，一般信奉法相宗的学者也研习《俱舍论》。
华严宗最初由高句丽僧审祥（？—742）传入日本。审祥曾到唐朝从华严宗创始人法藏学习，在日本住大安寺，应日僧良辨之请讲《华严经》。日本华严宗尊审祥为初祖，良辨为二祖。
律宗正式传入日本较晚。随着佛教在日本的流行，急需懂得佛教戒规、主持僧尼出家受戒的学僧。为此，日本朝廷派人到唐朝聘请德高望重的律学高僧赴日。扬州大明寺高僧鉴真（688—763）应请赴日，六次东渡，五次失败，其间双目失明，在天宝十二载（753）与弟子法进、法载、思讬等人到达日本，次年被迎入奈良，为太上皇、圣武天皇、皇太后、皇太子及僧俗400余人授戒。此后在东大寺设戒坛院，在下野的药师寺、筑紫的观世音寺也建立戒坛，为各地前来受戒的僧尼使用。759年日本朝廷在奈良专为鉴真建唐招提寺，也筑有戒坛，以备讲授戒律、僧尼授戒。鉴真一行还宣传天台宗教义，并介绍了中国先进的医药、建筑、艺术知识和技艺。
奈良佛教是日本佛教发展的起点，一些僧侣为介绍中国的思想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从佛教传播的实际情况来看，奈良佛教属于中国佛教的早期移植阶段，所谓奈良佛教六宗中不仅成实、俱舍二宗是学派，就是其它四宗在当时的日本也是学派，不仅一个人兼奉二宗、三宗的很多，就连寺院也多是兼习数宗的，例如东大寺内是六宗兼学的，元兴寺内有三论、成实、摄论（研实《摄大乘论》）学者，法隆寺内有三论、法相、律宗学者，等等。这表明，日本僧众还处在对中国佛教理论进行理解、研习的初步阶段，还没有创立起自己的佛教理论体系宗派。
4.奈良佛教和政治
由于中国佛教被作为大陆先进文化输入日本，不少僧侣为确立以天皇为首的封建政治经济体制起过积极作用，所以奈良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比较密切，带有鲜明的“护国”色彩。三论宗僧人道慈所著《愚志》认为，应以佛法祈求国土的安稳，人民的利益，一些僧侣直接从政为官，其中以法相宗的玄防、道镜最为突出。
玄防俗姓阿刀氏，曾师事法相宗的义渊，后跟遣唐使及留学生阿倍仲麻吕（701—770）、吉备真备（693—775）同时入唐，从智周学法相唯识教义，归国后带回佛教经论达五千余卷。他受到圣武无皇的崇敬，授予封户100户、土地100亩，作为僧正，供奉内道场。后为天皇母亲治病有功，更受宠信，与吉备真备一起在朝廷拥有很大权力。
道镜（？—772）俗姓弓削连，也是义渊弟子。以担当内道场的禅师受到孝谦上皇的宠信，后任少僧都、大臣禅师、太政大臣掸师，最后被授以“法王”之位，下设“法臣”、“法参议”之职，又仿效宫廷官制设立“法王官职”，内设各种官员，称德天皇神护景云三年（769），甚至假托神谕想当天皇，最后因受到朝臣反对而失败。
在奈良时代，国家施给寺院大量土地和封户，僧侣过着优裕的生活。佛教的信奉者不甚重视佛教关于解脱成佛的理论，而比较重视以积累功德和祈求现实利益为目的的诵经、建寺、造像及写经事业，有的僧人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总的说来，奈良佛教带有明显的国家的和贵族的色彩，与一般民众比较脱离。
二、天台宗和真言宗的盛行与平安佛教
在唐朝时期，日本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十分频繁。从日本舒明天皇二年（630）到字多天皇宽平六年（894），共派出遣唐使19次，除3次未能成行外，实有16次。派遣唐使的主要目的是输入唐代的文化，遣唐使船的往来都有留学生、留学僧（“学问僧”）随行，有些还搭乘新罗船和唐朝商船入唐。据统计，在这期间入唐的留学生、留学僧（包括随从僧人）138人，其中留学僧105人，占76％多。所学佛教内容，奈良时期主要是三论宗和法相宗（公元777以前），平安时期大部分是天台宗和密宗（真言宗），天台宗和真言宗是日本平安时期（794—1192）最盛行的佛教宗派。
奈良时代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建立在班田制基础上。随着位田（授与五位以上贵族的田）、职田（授与官员作俸禄的田）、功田、赐田以及垦田（开垦的荒田为私有田）的发展和私有土地的增多，班田制日益受到破坏，国家的统治力量也随着削弱。此外，朝廷每年为保护和发展佛教事业，经营造寺、造像、法会等付出巨大费用，使国家的财政负担也不断加重。奈良后期僧侣上层的参政和腐败，不仅对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造成危胁，也不利于以佛教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因此，在朝廷迁都平安（今京都）以后，光仁、桓武、平城和嵯峨天皇等在对政治经济进行整顿和改革的同时，对佛教也加强了管理和监督：派使者到奈良七大寺对僧尼进行检校，整肃僧尼风仪；对僧尼得度、考试及造寺进行严格的限制，鼓励对佛教义理的研究和阐释；整顿寺产，禁止向寺院施舍田园，也禁止土地买卖，规定由国司、寺院三纲（上座、寺主、维那）和施主共同检查地方上由官吏或贵族建造的大寺的资财。
此外，天皇特别扶植和支持最澄、空海从唐新传入的天台宗和真言宗，用以作为与奈良佛教相抗衡的势力。
1.最澄和日本天台宗
最澄（767—822），俗姓三津首，字广野，年12从奈良大安寺行表和尚出家，学习唯识章疏等，年20在东大寺受具足戒。后见奈良佛教界充满腐败混乱现象，便独自到平安东北的比叡山结庵修行，诵《法华经》、《般若经》等大乘经典，并修禅观。他在读中国佛教章疏时，对书内引证的天台宗教义很感兴趣。经别人帮助，他从收藏天台宗典籍的寺院抄来《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等进行研究。这些隋代智的著作是律僧鉴真带到日本的。鉴真与其弟子法进等人在日本已讲授过天台宗教义。在鉴真之前到日本的道叡系禅宗北宗禅师普寂弟子，也熟悉天台宗教义，他是行表之师，而最澄曾师事行表。最澄入唐求法之前已对天台宗有所了解。
最澄在比叡山的修行和传教活动引起桓武天皇的注意。延历二十一年（802），最澄得知天皇有意扶持兴隆天台宗后，特地上表请求入唐求法。第二年，最澄、义真获准随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的船舶出发，但因风折回。延历二十三年（804），最澄和空海等随遣唐使入唐。最澄、义真到达台州（浙江临海县），在龙兴寺从天台山修禅寺座主道邃受天台宗教法和《摩诃止观》等书抄本，并受大乘戒。此后，最澄登天台山，从佛陇寺的行满受法并天台宗教籍82卷。行满、道遂都是天台宗六祖荆溪湛然（711—782）的弟子，最澄则是接受湛然教系传法的第一个日本人，又在天台山禅林寺从翛然受禅宗牛头法融一派的禅法，他在入唐之前曾从其师行表受禅宗北宗禅法。
唐贞元二十一年（805）四月，最澄与义真离开台州到越州（今浙江绍兴），从龙兴寺沙门顺晓（善无畏的再传弟子）受密教灌顶和金刚界、胎藏界两部曼茶罗以及经法、图像和道具等。
这样，最澄在唐接受了天台、密宗、禅及大乘戒法的四种传授，此即所谓“圆、密、禅、戒”的“四种相承”。公元805年5月最澄搭遣唐使的船回国，向天皇上表复命，将带回的经书章疏等230部460卷及《金字妙法莲华经》、《金字金刚经》和图像、法器等就上。
最澄在天皇支持下努力在日本正式创立天台宗。延历二十五年（806）最澄奏请朝廷每年准予各宗度僧出家，在奈良佛教宗派之外，“更加天台法华宗”，建议各宗度僧之数为：“华严宗二人，天台法华宗二人，律宗二人，三论宗三人，加小乘成实宗；法相宗三人，加小乘俱舍宗”。天皇同意，下诏按奏文之数度僧，对受度者应先考试，注重考察他们对义理的了解和持戒情况。这样，在原来的奈良六宗之外，天台宗正式取得独立的地位。
此后，经平城天皇到嵯峨天皇，最澄不断扩充以比叡山一乘止观院（根本中堂，后改称延历寺）为传法中心的天台宗教团，又积极到各地开展传教活动。在传教过程不断与奈良佛教的学僧进行争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
第一，一乘、三乘的权、实之争——一切众生是否皆有佛性，天台宗与法相宗二者何为优越的问题。
最澄的主要对手是法相宗学僧德一。德一根据法相宗教典的五种姓法，认为“无性”众生即使能成声闻、缘觉，但无佛性，不能成佛，反对天台宗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能成佛的理论。最澄据《法华经》及有关天台宗著作，认为按教义把修行者分为“声闻”、“缘觉”、“菩萨”三乘，是佛应众生素质高下作的权宜说法，而按佛的真实本意，只有一乘“佛乘”，没有三乘，此即“佛权方便，说三乘耳，尚无有二，岂当有三！是诸声闻，皆当成佛。”因此，天台宗的主张符合佛的本意，属于“真实之教”，而法相宗的“五种姓”说为“方便之说”，属“权教”。此外，对奈良佛教的诸宗派，凡信奉二乘、三乘教法的，他均判之为权教。
第二，为确立大乘戒，在比叡山设立大乘戒坛之争——最澄的天台宗能否摆脱奈良佛教而独立发展的问题。
日本约授戒制度是从鉴真赴日（753年）以后完备起来的，他把中国通行的《四分律》（小乘法藏部戒律）及道宣的有关著述带到日本，作为弘传律学和授戒的主要依据。先后修建的东大寺戒坛院、下野（今枥木县）药师寺戒坛、筑紫（今福冈）的观世音寺戒坛，是全国出家者受戒之所。在最澄创立日本天台宗的时候，这些戒坛皆由奈良佛教把持。各宗出家者必须到奈良东大寺受戒，天台宗出家者也不能例外。由于法相宗势力大，待遇优厚，在比叙山的天台宗出家人在下山受戒时，往往转入此宗，或不再归山。鉴于这种情况，最澄决心改变必须下山受小乘戒的常规，提出：天台宗是大乘圆教，此宗的得度者不应下山受小乘戒，只要在比叡山受大乘戒（也称菩萨戒，依据《梵网经》等）就行了。为此，他几度上奏朝廷，要求在比叙山上设立大乘戒坛。由于把持僧纲（最高僧官，有僧正、僧都、律师）的是奈良佛教僧人，他的奏议长期没有获准。直到最澄于弘仁十三年（822）去世之后，嵯峨天皇才许可在比叡山设坛，每年为得度僧授大乘戒，然后让受戒的人住在山中12年专心修学。
嵯峨天皇此后又赐比叡山以“延历寺”之号，自此比叙山升为官寺。最澄死后45年，清和天皇赐以“传教大师”谥号。
最澄的著作主要有：《守护国界章》、《显戒论》、《法华秀句》、《内证佛法血脉谱》等。
最澄的弟子有义真、光定、圆澄、圆仁等，圆仁（794 —864）继义真、光定之后任第三代座主，在仁明天皇承和五年（838）入唐，修学天台宗的密教，承和十四年（847）回国，对日本天台宗的法华忏法和密教有发展，并传入五台山的念佛法门，对后世净土信仰有很大影响，著有《法华迹门观心绝对妙释》、《金刚顶经疏》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义真的弟子圆珍（814—891）继安慧之后任第五代座主，在文德天皇仁寿三年（853）入唐，学天台宗和密教，6年后回国，注重弘传密敦，著有《传教大师行业记》、《行历抄》等。
日本天台宗是从中国传入的，在教义方面奉《法华经》及中国天台宗创始人智（538—597）所著《法华文句》、《法华玄义》和《摩诃止观》等为基本教典，以“五时”、“八教”的判教理论和“一念三千”、“三谛圆融”的诸法实相论和“一心三观”的禅观理论为基本教义，但因为日本天台宗是在日本特有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传播和发展的，所以也形成自己的特色，主要有以下三点：
（1）天台宗、密教的合一。最澄在唐从天台宗道逢、行满学天台教义，又从密宗顺晓学密宗教义，把二宗著作带回国。最澄在创立日本天台宗时，对二宗并重，让每年得度的二僧分别修止观业（天台）和遮那业（密）。现存可断定为最澄著的密教著作很少。从一部分资料看，他是主张天台、密二教一致的（所谓“圆密一致”）。他创立的天台宗中就包含密教成分，如规定《大日经》、《孔雀王经》等密教经典为本宗必读经典，又按密教仪轨举办秘密灌顶、修法等。天台密宗后经弟子圆仁、安然、圆珍的发展，成为与空海的“东密”（以东寺为中心）相对应的“台密”，影响很大。
（2）教戒一致，只承认大乘戒。中国唐代以后盛行小乘《四分律》。道宣《四分律行事钞》等著作已对《四分律》作了大乘的解释。最澄仍不满足，他进一步提出天台宗是大乘佛教，其僧人只应受大乘戒，不必再据《四分律》受小乘具足戒，并 贬斥受小乘具足戒的奈良六宗一律是小乘。在他死后，他的主张得以实现。
（3）鲜明的“护国”思想。最澄在创教、传教过程中，一直把“护国”作为自己的使命，在他死后，天台宗盛传密教，特别重视以“镇护国家”、“积福灭灾”为目的的祈祷、读诵和秘密修法等，与真言宗一样受到天皇和贵族的崇信。
日本天台宗到良源（912—985）座主以后，圆仁的法系（在比叡山，称“山门”）和圆珍的法系（在三井圆城寺，称“寺门”）之间的矛盾表面化，经常发生冲突，因各拥有僧兵，甚至兵戎相见。
2.空海和日本真言宗
空海（774—835），俗姓佐伯，赞岐国多度郡（今香川县）人。15岁跟外舅学《论语》、《孝经》和史书，18岁进京入大学“明经道”，学《毛诗》、《尚书》、《左氏春秋》等。当时佛教在上层社会盛行，空海在读书时已对佛教发生兴趣，后来决心出家。他在所著的《三教指归》（原本称《聋瞽指归》）中论及儒、释、道三教的优劣，认为三教皆是圣人所说，信奉其中任何一教也不违背忠孝之道，但比较而言，唯有宣说善恶报应和解说涅槃之道的佛教最为优越，而在佛教中，只有主张成佛理论的大乘最值得崇奉。空海到深山进行过苦修、忏悔，年20投大和（今奈良县内）石渊寺的勤操的门下出家，两年后受具足戒。此后广读佛经，在大和久米寺读到从唐朝传入的由善无畏、一行译的《大日经》，对其中很多梵字真言（咒语）、印契等密教表述方法和教义不理解，向周围的名师请教也得不到解答。于是立志入唐求法。
日本延历二十三年（804）七月，空海与最澄以及留学生橘逸势奉敕渡海赴唐，八月从福州长溪县（在今福建霞浦北）登陆，十二月到达长安。
空海到长安后不久，投到青龙寺的密教名僧惠果（不空弟子）的门下。唐永贞元年（805）空海从惠果受胎藏界的灌顶。七月又受金刚界的灌顶，并跟惠果学习密教典籍和修行仪轨、方法，八月受“传法阿阇梨（意为导师）位”的灌顶。惠果赠空海《金刚顶经》等密教典籍及密教图像曼茶罗、各种法器等，对空海说：“早归乡国以奉国家，流布天下，增苍生福……”。不久，惠果去世，空海又从罽宾沙门般若、天竺沙门牟尼室利受佛经与秘法。
在日本平城天皇大同元年（805）八月，空海回到日本。
带回唐朝新译佛经142部247卷；梵字真言（咒语）赞等42部44卷，论疏等32部170卷；佛菩萨图像曼茶罗和密教祖师画像10幅以及法器、佛舍利等物，还带回一批诗文字帖。空海得到平城天皇、嵯峨天皇的支持，在日本宣传真言宗，发展信徒。他先在平安北部的高雄山寺，后来受赐东寺，以此为中心传教。他所立的真言宗被称为“东密”。他奏请朝廷以纪伊（今和歌山县）的高野山作为真言宗的传法、修禅的道场，得到敕准，此后又在方圆7里范围内建寺造像，成为日本真言宗的重要传教基地。
空海对奈良六宗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一方面以东大寺为基地在奈良宣传真言宗，另方面在人事交往上注意与六宗高僧搞好关系。他在《十住心论》中提出了自己的判教理论，认为真言宗最高，下面依次是华严、天台、三论、法相等，但每一宗派中皆包含密教深义。他采取这种态度以减少论敌，有利于真言宗的传播。
空海在传教的同时也致力于传播中国的其他文化。他把带回的大量唐朝诗文字帖上献天皇。他善长诗文、书画，嵯峨天皇对他十分赏识，常请他入官清谈。空海的书法精妙，尤善草书，人称“草圣”，与嵯峨天皇、橘逸势被称为“日本三笔”，所写《风信帖》、《三十帖册子》等留传至今，为世人称道。他依据六朝、隋唐许多诗论撰写《文镜秘府论》6卷。论诗文的声韵格律，引证广博，对研究六朝、隋唐诗文很有参考价值。空海仿照唐朝县乡办学的做法，在平安设立“综艺种智院”，招请僧俗教师讲授佛教及儒、道二教，规定无论道俗贵贱，都可以入学受教。这对后世日本发展平民教育，有很大的影响。
空海死于仁明天皇承和二年（835）月，醍醐天皇二十一年（921）追谥“弘法大师”。他的著作很多，有《三教指归》、《辩显密二教论》、《付法传》、《即身成佛义》、《秘密曼茶罗十住心论》、《秘藏宝钥》及《遍照发挥性灵集》等。
在空海入唐的时候，密教在中国虽已相当盛行，但论述、解释密教的著作还很少，更没有“判教”著作。空海在介绍中国汉译密教经典的基础上，对密教教义作了有创新的概括，加强了条理化，并提出了密教的判教理论。
第一，空海在《辨显密二教论》、《十住心论》中对佛法作了评判分类，把密教以外的经典、教法称为“显教”（浅显易懂之教），而把《大日经》、《金刚顶经》等经典及所主张的教法称为“密教”（秘奥难懂之教）。又把一切教法按信奉者的心境分为十种，称为“十住心”，依次是“异生羝羊心”（指不信教者）、“愚童持斋心”（佛教在家信徒和孔孟信徒）、“婴童无畏心”（外道）、“唯蕴无我心”（声闻乘）、“拔业因种心”（缘觉乘）、“他缘大乘心”（法相宗）、“觉心不生心”（三论宗）、“一道无为心”（天台宗）、“极无自性心”（华严宗）、“秘密庄严心”（真言密宗）。前九者皆为“显教”，是化身、应身佛（如释迦佛等）所说，最后为大日如来所说的“密教”。大日如来是法身佛，故他说的密教最为高深。空海以这种判教理论为在日本创立和发展真言密宗提供依据。
第二，空海以“六大”、“四曼”、“三密”来概括密宗的基本教义。“六大”是从“体”讲的，说构成世界万有和诸佛菩萨本体的是“六大”，即：地、水、火、风、空、识（心），称为“六大体大”。空海在《即身成佛义》中发挥了《大日经》的思想，认为“六大”是佛、众生、世界的本体，佛与众生没有根本差别，一切众生皆可成佛。
“四曼”是从“相”来讲的，是指法身佛大日如来显现出来的山河大地，森罗万象，包括一切佛菩萨、众生。“相”有四种：“大曼茶罗”指佛、菩萨、众生象及其绘画：“三昧耶曼茶罗”，指象征佛、菩萨“本誓”的各种标帜，如象征大日如来的宝塔、观世音的莲华等等；“法曼茶罗”，指代表诸佛、菩萨的真言名号、经论的文字义理等，如以梵字“阿”为大日如来的象征等等：“羯磨曼茶罗”，指佛、菩的姿态、事业，也指金铜泥木造像。
“曼茶罗”，旧译坛场，新译轮圆具足，又译“聚集”。“四曼相大”即四大类现象，用以说明法身佛显现的世界广阔无边，数量无限，各类形象之间又圆融无碍。
“三密”，即身密、语密、心密，被认为是“六大法界”作用的表现，亦称“三密用大”。佛与众生都具三密，且互相融通。如果修行者手结出相应的印契（即手式，身密），念诵特定的真言密咒（语密），观想法身佛、法界实相（意密），即可与大日如米佛的三密呼应，即身成佛。
空海特别强调，父母所生肉身，即可成佛。据他说，众生与佛皆以“六大”为体，“佛身即是众生身，众生身即是佛 身”。但这还只是从众生皆有成佛的可能性上说；由可能变为现实，众生还须如法修行，使自身三密与大日如来佛三密相应，做到“父母所生身，速证大觉位”。
密教认为大日如来法身佛有理与智两个方面。理即法界、法性或真如，因为是一切佛的本源，故喻之为“胎藏界”。《大日经》即为宣说胎藏界的经典。智即智慧，以金刚比喻坚硬不坏，说它可制服一切烦恼，故称“金刚界”。《金刚顶经》为说金刚界的经典。“六大”为本体，分而言之，地水火风空五大属胎藏界（色），识大属金刚界（心），前者属解脱之因，后者属解脱之果，但二者又相即不二。用图画把《大日经》绘制出来，就是胎藏界曼茶罗，图示《金刚顶经》的则为金刚界曼茶罗。空海及其弟子从唐带回一些曼茶罗，此后各寺又绘制不少曼茶罗，为供养和修法观想使用。各种曼茶曼绘制精细，色彩美丽，是平安时代佛教美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空海的弟子很多，著名的有实慧、真济、真然、真雅等人。空海死后日本真言宗在教理（教相）方面变化不大，而修行仪式、方法（事相）方面却日趋繁杂，后来所发生的分派也主要由于对这一方面不同见解而引起。
3.净土信仰的兴起
平安后期，佛教的净土信仰逐渐流行。传说圣德太子曾发愿往生（转生）西方极乐净土，慧隐曾在宫中讲《无量寿经》，三论宗的智光（八世纪）撰《无量寿经论释》，所绘弥陀净土变相图被称为《智光曼茶罗》。圣武天皇时光明皇后也信仰弥陀净土，天皇死后命各地寺院造阿弥陀佛净土画像。进入平安时代以后，最澄从唐带回的“天台三大部”之一的《摩诃止观》，就载有“常行三味”的修行方法。此外，他还带回智的《观无量寿经疏》、《阿弥陀经疏》、《净土十疑论》等宣传净土信仰的书。圆仁入唐求法，从五台山学会“念佛三昧法”，回国后在比叡山教授僧徒，自此，在天台宗内部兴起了以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为目的的“不断念佛”。以上所说的“念佛三昧”、“常行三昧”、“不断念佛”，是主要依据《般舟三昧经》进行的一种为期90天以唱念阿弥陀佛为禅观内容的修行方法，基本属观念念佛。
日本天台宗的念佛法门到平安后期得到较大发展，如空也（903—972）、源信（942—1017）、良忍（1073—1132）等，都提倡弥陀净土信仰，但在理论上还依附天台宗教义体系。938年，空也在京都传净土宗（念佛宗）。但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源信。
源信，大和（今奈良）人，于比叡山出家，师事良源，广学佛教义理，著书70余部，150余卷。其中《一乘要决》论释天台宗教义；《往生要集》专论弥陀净土法门。曾以天台疑义27条托人送宋天台宗僧知礼（960—1028）致问。
《往生要集》3卷，是日本佛教史上首次把160余种经典中有关净土的经文编在一起，以系统论释弥陀净土教义的文集。全书分十门（章），其第四门为“正修念佛”，讲念佛的修行方法，引进《往生论》，说应修礼拜、赞叹、作愿、观察、回向这五种念佛法门，在介绍“观察门”时详述观念念佛的修行方法，此为全书的中心。所谓“观察”，是心注一处，观想阿弥陀佛，包括从阿弥陀佛的身体的具体部位观想（别相观），到从总体上观想阿弥陀佛，以至透过色身观察无形相的“法身”，在观想中立誓愿往生西方净土，此书不重视称颂“南无阿弥陀佛”的口称念佛，把这一法门列入“散业”（与观念念佛的“禅观”相对而言）之中。
然而在源信后期的著作《观心略要集》、《阿弥陀经略记》 中，已开始重视口称念佛。口称念佛简单易行，容易在信徒中普及。源信的《往生要集》及其他净土信仰著作，对镰仓时代日本净土宗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平安时代后期，由于班田制逐渐破坏，地方上直接控制土地和农民的中上层武士势力日增，古天皇制和由藤原氏掌握实权的政治结构日趋瓦解，社会危机四伏，内乱相继发生。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社会上层还是一般民众，都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这种情况反映到佛教中，促成“未法”思想和净土信仰的迅速传播。按照佛教一般说法，释迦死后头一千年是“正法”时代，此时“教”、“行”（修行）、“证”（果位，达到觉悟解脱）并存：后一千年为“像法”时代，只有“教”、“行”而无“证”；最后一万年为“末法”时代，唯有“教”存在。平安末期日本流行一本假托最澄著的《末法灯明记》，说永承七年（1052）为进入“末法”的日期，此后僧人不必按佛法的要求去持戒修行。此时正值源、平二氏组织武士集团急剧扩张势力的时期，简单易行的净土信仰特别受到欢迎。当空也、良忍以口称念佛开展传教活动时，受到贵族和一般民众的普遍支持。贵族一般都有自己的寺院，在这里举行丧仪和追荐祖先的法会。在净土信仰开始流行后，他们在寺院里建立阿弥陀堂，塑弥陀三尊（阿弥陀佛、观音和大势至菩萨）像，除用以追荐祖先亡灵外，还作念佛修行之用，发愿死后往生西方净土。如担任摄政要位的藤原道长（966—1027）在法成寺建阿弥陀堂，临死前在这里发愿往生阿弥陀的极乐世界。其子藤原赖通（990—1074），任摄政、关白，把在宇治的别墅改为寺院，称“平等院”，又在此建阿弥陀堂，祭祀阿弥陀佛塑像（此堂今存，名“凤凰堂”），建筑豪华，塑像端庄丰满。此外、天皇、皇族和贵族，还在法胜寺、尊胜寺、最胜寺、圆胜寺、成胜寺、延胜寺建有华丽的阿弥陀堂。
与净土信仰相应，在佛教著述中，也陆续出现记载往生阿弥陀净土者传说的《往生传》。如庆滋保胤在宽和元年（985著的《日本往生极乐记》，记40余人净土信仰者的传说。此后11、12世纪又出现大江匡房的《续本朝往生传》，三善为康的《拾遗往生传》、《后拾遗往生传》，莲禅的《三外往生传》、藤原宗友的《本朝新修往生传》等。净土信仰的流传，是佛教在社会上广泛普及的一种反映。
奈良佛教和平安佛教是日本佛教初传时期的前后两个阶段。在这一时期是日本人对中国佛教开始接受、认识和消化吸收的过程。与中国初传期佛教相比，它在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影响较大，信仰色彩更浓，而哲学思辨较少。
第八章 藏传佛教的再兴及其向国内外的传播（公元11—18世纪）
公元842年，达磨被刺死以后，围绕赞普的继承问题，吐蕃贵族形成了两个对立集团，争战不息。在朵甘地区的吐蕃将领们，也因派系不同，连年征伐。吐蕃用以镇压各部族的武装力量消耗殆尽。847年，沙州张议潮攻取吐蕃占领的河陇地区归唐。原属吐蕃的党项、吐谷浑等部也相继独立。869年左右，爆发了奴隶平民大起义，自东向西，自北向南，席卷了整个卫藏地区，延续了约20年之久。原先强大统一的吐蕃王朝崩溃，陷入了长期分裂混战的局面，直到10世纪末，战乱才告平息，而分裂依然存在。
战争和割据的结果，造成奴隶占有制的瓦解，在卫藏农业较发达的地区，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封建主。在文化方面，除生产及工艺等保持下来外，过去所接受的内地封建文化和汉印佛教文化，全面衰落。经过近二百年的经营，已经相当完备并具一定规模的佛教，也残败不堪。唯有密教部分还在民间以父子、叔侄的形式流传；原先有组织的苯教，分散在各地活动，最为活跃。
10世纪后半叶，西藏社会逐步安定下来，佛教开始了新的复苏，佛教史籍一般称之为“后弘期”佛教。公元978年，佛教从多康地区重新传回西藏，我们就把这一年作为“后弘期”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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