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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历史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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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历史功过
  近年,有些学者认为禅宗史上出现南北之争是神会“有意制造”、“故意兴起”的。言下之意,是神会挑拨离间,制造南北两宗的分裂,进而打倒北宗,兴起南宗,制造了禅宗史上一大公案。对于这种意见,笔者不敢苟同,认为是言之偏颇、有失公允,现以此文作粗浅的分析,望方家指正。
  一、神会担当了恢复法嗣的历史重任
  笔者认为,南北之争,是禅宗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现象,并非是神会挑起的。如果没有神会,这场斗争也不可避免。《坛经》记述了矛盾的根源。五祖弘忍对慧能说:“汝是岭南人,又是⑴獠,若为堪作佛!”说明北方人对南方人的轻蔑,南方人与北方人,在心理上出现了社会地位方面的极大反差,种下了南方人与北方人矛盾的根子。当然,这并非是五祖的心意,只是借世俗的眼光来说话的。然而,北方人世俗势利,是不能容忍南方人得逞的。如果事情的发展,果真与世俗的眼光相违背,矛盾就会激化起来。
  矛盾发展的关键是五祖传法。当五祖见到慧能书于墙上的偈后,“即善知识大意,恐众人知,五祖乃谓众人曰:‘此亦未得了’”。五祖赞叹好偈之心,为什么怕人知呢?这是因为争夺法嗣的矛盾,已达到生死攸关的地步。如果是神秀得嗣,他势力大,控制了整个东山寺,自然矛盾就会以强者得胜而结束。但偏偏是慧能比神秀高明,在这形势下,公开传法给慧能,那慧能只有死路一条。于是,五祖半夜三更传法给慧能,并说:“自古传法,命如悬丝!若住此间,有人害汝。”谁会害慧能呢?不用说,自然是神秀一系的人。嗣法之事,在隋唐之前,并不重要,但隋唐以后,就注重起来。“在中国佛教宗派史中,传法为一关键性概念,于隋唐后方盛为流行”⑴。在佛教宗派林立的中唐社会,嗣法一事,成了宗派生死存亡的大事。在宗法社会,有嗣则有法,无嗣则无法。争夺法嗣的成败,就决定了派别存亡的命运。因此南北宗的决斗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汤用彤先生说:“(教派之争)其主要标志实为道统之争……天下讲席林立,各种观行禅法并起,引起种种对抗,甚至杀害”,可见,法嗣是多么重要⑵。我们不能以现代社会的眼光,忽视宗法社会法嗣的重要性,从而避开当时是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去谈论谁是谁非。
  神会召开无遮大会,是南北两宗矛盾的总爆发。自慧能南下到神会北上,历时60年之久,在一般的和尚中,只知有神秀,不知有慧能。虽然早年神秀也曾对武则天说过,法衣在南方的慧能那里,神秀的高徒普寂也曾派人到南方宝林寺去偷法衣,但也只是几个人知道的事。在此60年间,南方慧能一系,可谓沉寂无闻,而北方神秀,却兴旺发达。神秀被召入京,拜为国师,死后赐谥“大通禅师”。神秀及其二位高徒,被称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神秀被封为六祖,普寂自称为七祖。整个北方,几乎是神秀一系北宗的天下。对于慧能一系来说,这种形势,造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慧能的徒弟们心里是极不好受的,他们怎能容忍喧宾夺主的局面继续下去呢?因此,一场禅宗史上的大搏斗是避免不了的,这并非是某一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恰恰是神会,担当了这个正本清源的历史重任。
  神会在滑台开无遮大会,大呼《南宗定是非论》,后来神会到了洛阳荷泽寺,继续召开定是非大会。据宗密的传说,当时北宗的普寂还在世,已在嵩山竖碑铭,立七祖堂,修《法宝记》。神会知道后,也修六祖堂,请王维作文立碑,大树特树慧能六祖的法统地位。但在北宗势力的反击下,神会屡遭“敕徒”,历时13年之久。可见当时的斗争是多么的激烈。仅仅是“安史之乱”给神会带来了机遇,在这场斗争中,神会胜利了,北宗失败了。“神会为曹溪顿教而献身,不避任何艰险,坦然直进,终于达成了韶关慧能为禅宗六祖,永为后代的定论”⑶。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当时没有神会,恐怕亦会有另一个人出来表演,这是不可避免的,是历史的必然。从唐末到宋代,禅宗极盛,一统天下,就说明了南宗的胜利和北宗的灭亡,是合乎历史潮流的。
  二、神会把握了历史发展的机缘
  笔者认为,北宗的失败,其主观原因是传教之道背离黎民百姓,其客观原因是会昌灭佛,而直接原因是神会的打击。
  五祖死后,神秀被召入长安,他的二个徒弟分别做长安两大寺院住持,由此而远离民间,失去了社会基础。而五代禅师艰苦奋斗的禅风已不复存在。一种宗教,如果脱离了它的百姓基础,万一遇着政治风云,它的遭遇是可想而知的。据《灯录》的描述:神秀被召入宫后,“王公士庶望尘拜伏。暨中宗即位,尤加礼重。……神龙二年于东都天宫寺入灭,谥大通禅师。羽仪法物,送殡于龙门,帝送至桥,王公士庶皆至葬所。……门人普寂、义福等,并为朝野所重”⑷。由此可见,北宗的兴盛,是与帝王的扶持相关联的。反之,北宗的衰落,也是与朝廷的冷落相关联的。天宝十四年,爆发“安史之乱”,朝廷忙于内战,两京大乱。靠朝廷扶持的北宗,已失去靠山,丧失了生存根基。他们表面兴盛,实际十分脆弱,这就是北宗灭亡的主观原因。
  再看看客观原因,“安史之乱”后,唐朝统治者发现自己原来也是这么脆弱,几乎江山易手。脆弱的原因不是归咎于统治集团内部的奢华、腐败和荒唐,而是归咎于城乡寺院僧尼太多,于是,酝酿灭佛。会昌二年(公元842年), 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开始。几年间,北方大小城镇的寺院被毁灭,僧尼被迫还俗,宫内宫外的佛经、佛像、菩萨被焚毁。仅保留京都四间寺院,每寺仅留僧尼30人。在灭佛运动的冲击下,一向以朝廷贵族为靠山,寄生于城都士庶的北宗,从此覆灭。
  与北宗相反,南宗建基于山野与黎民百姓之间,远离城镇,更远离京都王室,靠自力更生而生存,靠黎民百姓的支持而生存,靠自身的改革而生存,所以根基厚实。慧能出身贫贱,以砍柴打猎为生,到东山寺后,又以碓米为业。得道之后,回到韶关南郊15公里远的象山宝林寺,在当地老百姓的支持下,开山辟地,建立传法基地,达35年之久。其间唐政府曾两次下诏入京,慧能都拒绝了。他一直艰苦朴素地传教,保持了先祖开创的宗风。慧能死后,南宗发展成五宗七派,都较好地发扬朴实的禅风。在禅宗史上较有地位的行思建基于青原山,由此一系发展起来的曹洞宗建基于曹山和洞山,云门宗建基于云门山,法眼宗建基于清凉山。另一个较有地位的怀让建基于南岳衡山,由此一系发展起来的沩仰宗建基于沩山和仰山,临济宗初建于北方后发展到南方,分为黄龙、杨岐两派,建基于云盖山、金山、溪山、黄龙山、庐山等地。由于远离北方发展南方,远离京洛深入民间,又由于自身的改革(比如教理改革、教法改革、嗣法改革等),使印度佛教变为中国化佛教,获得贫苦百姓广泛地参与和支持,得到极大的发展,从而避过了“会昌灭佛”之灾劫,成为一统天下的宗派。
  导致北宗走向衰亡的直接原因是神会对北宗的攻击。开元八年,神会北上南阳兴隆寺。在那里大行禅法,大兴慧能宗风。14年后,神会于滑台大云寺设无遮大会,公开打着明辨是非的大旗,发表《南宗定是非论》,攻击北宗“师承是傍,法门是渐”。神会攻击的目标有两个,其一,师承是傍。这是北宗的致命伤,一经攻击就无法招架,由此可知,法嗣关系是多么重要。如果北宗(当时普寂还在世)基础坚实,也不是没有反击之力的。其二,法门是渐。这个目标,只能论教法优劣,不能论定是非。神秀称渐,慧能称顿,教法不同,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如果以这理由攻击北宗,无论如何也不能削弱北宗的,相反,会使北宗更为自信,理直气壮地宣传渐法,并可以以传统教法为由,大振宗风。奇怪的是,北宗连这点也支撑不住,败于神会手下。说明北宗当时已脆弱到何等地步。也说明神会把握了北宗必然失败,南宗必然胜利的历史机缘。
  三、神会判定南宗正统的历史功过
  禅宗史上南宗北宗之争已成定局:北宗失败了,南宗胜利了。而神会在这场历史的斗争中起了直接的、关键的作用,判定了南宗正统的地位。历史的结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该如何评价神会的历史功过呢?
  历来有三种意见,其一,是吹捧论。胡适把神会说成是“北宗禅的毁灭者”,吹捧成创造禅宗历史的英雄。胡适的评价是言之过甚的。其实,北宗的失败只是“门庭寂寞”而已,并没有“毁灭”。北宗的真正毁灭是在“会昌灭佛”之后。南宗的胜利也只是初步的,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南宗的真正胜利是在马祖创立丛林制度、百丈制定清规戒律和五宗齐鸣、七派旺盛之时。其二,是挑拨论。认为禅宗本来是统一的,按当时的实际,神秀继承了五祖基业,是当然的禅宗正统,慧能只是一方禅师。后来禅宗的分裂,是神会挑拨制造出来的。神会是野心家和挑拨离间的罪魁祸首。这种评价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那就是法嗣观念。在宗法社会,宗派林立的时代,法嗣观念占着主导地位,起着关键的作用。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没有神会的“挑拨”,斗争也会以另一种方式引发起来,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现象。与其说神会进行“挑拨”,倒不如说神会顺应了历史的必然,尽到了历史的责任,促进了禅宗的发展,是禅宗历史的推动者。其三,是参半论。认为神会论定是非法统,打倒北宗,确立南宗,确定慧能六祖法统地位,对禅宗的发展是有功的。但神会及其门徒窜改《坛经》⑸,贩卖私货,抬高个人的历史地位,是宗教的政治野心家。这种评价,同样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那就是“非此不可”。试问,他不改《坛经》如何提高个人的号召力,不在《坛经》中塞进偏颇之词,如何显示慧能的正统地位,如何倡导护法力量。从历史的角度看,窜改《坛经》,是一个严重的过错,应当批评。但从当时的斗争需要而论,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其情可原。
  笔者认为,评价神会在南北两宗斗争的功过,只有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上,才可求得公允。比如,南北之争是否有历史必然性?这场斗争是否需要一个强人去适应?这个强人是推动了禅宗的发展壮大还是导致禅宗毁灭?如果这个人以他的实践对以上三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那么这个人的历史作用就是应该肯定的。以此作标准,笔者认为,神会是应该肯定的,是有功劳的,是值得赞扬的。我们应该把个人的动机和历史的效果相结合去论神会的功过,而不应以论者主观的动机和情绪去论神会的功过。神会有功,但不是禅宗史的创造者;神会有过,但是功大于过,他推动了禅宗历史的发展。吹捧神会,贬毁神会,或功过参半,都是不全面的。
  神会的又一功劳是推动了佛教中国化,开辟了佛教禅宗一千多年发展的局面。佛教中国化,化在什么地方?首先,化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教法上。老百姓的心理,是希望较快较易地得到进入天国的门票。不用长久坐禅,不用记背经文,不用苦爬阶梯,只要老师启示得法,就可开悟成佛。顿悟教法,正迎合这种心理,故得到广泛接受。所谓佛教中国化,实际上,就是佛教民众化。顿悟教法,就是民众化的最好方法。其次。化在与民情相结合的佛理上。印度佛经深奥难懂,译文不畅,无法口语表达,只适合文人儒生玩弄。一般中下阶层,文化水平不高,对佛经望而生畏,退避三舍,连阅读都不通,更谈不上接受。禅宗把佛理通俗化,宣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佛在自心,即心即佛;人人皆有佛性,无须外求成佛,等等,通俗易懂,人人都能明白,人人都可以接受。毫无疑问,佛教中国化,应该归功于顿教法门。没有佛教中国化,何来中国佛教呢?
  如果说神会真有罪过,就是他亲手建立的荷泽宗,重蹈了北宗的老路,依靠朝廷势力,脱离百姓乡民,同遭“灭佛”的命运,自取灭亡。
  正文注释:
  ⑴⑵见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5~216页,第217页。
  ⑶见印顺:《中国禅宗史》299页,转引自褚柏思:《中国禅宗史话》, 佛光出版社,1986年版。
  ⑷见《五灯会元》上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2页。
  ⑸见拙著《慧能与禅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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