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中国佛教历史上的几次上生集会
　　明夷法师
　　一
　　在中国佛教历史上，净土信仰肇始于弥勒净土信仰。而兜率上生信仰又是弥勒净土信仰的主流。至于下生信仰，有北朝比丘僧欣，南朝陈代南岳慧思比较著名。至于创设弥勒教的南朝梁代东阳大士傅翕，则非僧非俗，非佛非道非儒，应该算是一个奇迹，一种独特的现象。在皇族达官中，信仰弥勒下生信仰的，以南齐竟陵文宣王及南阳周颙比较特出。
　　从中国净土信仰史上来看，从东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五代，弥勒净土信仰一直是主流。到了唐代，因了迦才、飞锡、怀感著书弘扬弥陀净土，善导、法照、少康等劝导民众修习弥陀净土，遂使弥陀净土与弥勒净土相抗衡。俟至五代，弥勒净土与弥陀净土信仰还呈胶著状态。自宋朝以后，因永明延寿天衣义怀倡禅净合流，给弥陀净土信仰团体增加了新鲜血液和新生力量，遂使弥陀净土信仰取代了弥勒净土信仰的主导地位，而形成一统天下的格局。元明清以降，修习弥勒净土者，便如凤毛麟角，寥寥无几了。虽然在明末清初之际，弥勒净土信仰在天台如惺，鼎湖弘赞的推广下有一定的发展，但终究乏力重振，未能形成气候。这情景一直到清末民初，在赤山法忍、雪窦太虚的影响下，有一点复兴气象，然终于未能如愿耳。
　　为何弥勒净土信仰，由盛转衰后，便无复兴局面产生？这其中有许多原因，譬如政权更替对其的影响，僧俗择法对其的损耗，邪教起事对其的伤害等等，但至为关键的还是缺乏倡导弥勒信仰的在僧俗两界具有影响力的群体的出现！弥勒行者，多为自修(因根基问题，不宜劝世同修)，且又各自为灶，不假大锅。虽然在《名僧传第七》有“虚坏善诱众人专修弥勒事”，《名僧传第二十》有“僧印为人决定上生兜率事”，《宋高僧传第七》有“希圆恒劝人急修上生之业”且曰：“非知之难，行之为难。汝曹勉旃”等等。但皆未能有多大影响。
　　基于此，便有人聚众发愿上生兜率；间或组织类似于当今“居士林”性质的“义邑”，类似于“佛学研究会”性质的“法社”等等。这种以在家佛教徒为主的信仰团体，自北魏时代开始兴起至隋唐达到高峰，直至后周灭佛事件，才消声匿迹。邑社的兴起，是佛教另一种形式的与僧团相呼应的修习团体，主要以造像、建寺、诵经、转经等活动为重要内容兼及其他积累修福资粮的功德法会。此风一起，自然涌现出各种名目的邑社团体。自然作为深入民间的弥勒净土信仰思潮，也便有了与之对应的邑社组织，如“上生邑”、“兜率邑”、“弥勒邑”等等的频频出现，便可证明。我们从现在的龙门石窟，天龙山石窟等的“造像铭”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情景。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法社”中，有“俗讲”的出现，如是便有了“讲经文”、“押座文”、“讲式”等形式的文字出现，与“义邑”的“造像铭”、“发愿文”等相呼应。这此文献资料，我们可以从《敦煌变文集》等书中能找到。现今保留下来的诸多-譬如“弥勒讲式”、“舍利讲式”等等…是最好的当时社会风气的见证。这种组织的形式，使以后出现的“居士林”、“居士学修委员会”、“佛教弘法利生基金会”等等社会团体的成立，有了可以借鉴，追仿的依据对象。
　　二
　　在中国佛教历史上，第一次组织“上生集会”的，当推东晋襄阳檀溪寺的道安大师。
　　东晋兴宁三年(公元三六五年)道安自陆浑率四○○众南奔襄阳，于新野分张徒众：派竺法汰去扬州，法和去四川，余众随往襄阳。东晋宁康元年(公元三七三年)，六二岁的道安于襄阳建立檀溪寺，并与习凿齿交往。次年，前秦苻坚遣使送“结珠弥勒像”给道安，道安每逢讲席必罗列尊像。东晋宁康三年(公元三七五)十二月，道安铸造丈六金铜弥勒佛像置于檀溪寺，改“檀溪寺”为“金像寺”。并与法遇、道愿、昙微、竺僧辅及居士王嘉，共八人于弥勒像前聚众发愿，求生兜率，愿见弥勒。并恒常持诵《弥勒下生经》以为功课。后依异僧(宾头卢)告遂兼习浴供。从以上道安建寺、造弥勒像、发愿上生兜率、持诵弥勒经典、修习浴供之法等等，皆与其后刘宋居士沮渠京声所译的《观弥勒上生经》中所说上生条件相符合。
　　第二次大规模“发展上生兜率面见弥勒”的“上生集会”，从现有资料来看，当为刘宋时期的高昌沙门法盛。我们以《名僧传法盛传》为主轴，结全其它史料，组成一组年表，来看看当时弥勒信仰的情况。
　　公元四○五年(东晋义熙元年)法盛出生于陇西李氏家中。是年，鸠摩罗什于长安逍遥园翻译《佛藏经》、《菩萨藏经》各三卷。敦煌举行授戒仪式，有十二人受戒。法显西游止摩揭陀国华氏城，巡礼诸佛迹。
　　公元四○九年(东晋义熙五年)法盛举家迁居高昌。是年十月，法显离开多摩梨帝国，泛海前往锡兰。
　　公元四一二年(东晋义熙八年)昙无谶至姑臧。北凉张掖沙门道进诣昙无谶求援戒法，谶令忏悔。
　　公元四一四年(东晋义熙十年)法盛出家，时年九岁。勤精读诵。每曰：“吾三坚未树，五众生灭。合会有离，皆由痴爱。若不断三毒，何求勉脱？”是年，法显返国后于道场寺撰《法显传》(即《佛国记》)。昙无谶始译《菩萨戒本经》。时道进经三年忏悔，自誓授戒得验梦佛亲为授戒。昙无为道进重说戒法，是为弥勒戒作法之始。
　　公元四二一年(刘宋永初二年)昙无谶译《菩萨戒本经》毕。昙副出生。法盛十六岁。
　　公元四二四年(刘宋元嘉元年)法盛十九岁，遇智猛等人取得《泥洹经》、《摩诃僧祇律》梵本返凉州的路途中，闻诸神迹，遂发心出国。乃辞二亲，率师友与二十九人远诣天竺。
　　公元四二五年(刘宋元嘉二年)法盛等二十九人游历诸国，寻觅遗迹及诸瑞像，礼拜供养。同年，成都万佛寺造《弥勒净土变》。
　　公元四二六年(刘宋元嘉三年)昙斌住四层寺，梦弥勒手摩其顶，为其说法。七月昙无谶译《优婆塞戒经》七卷。锡兰比丘尼八人至中国传授律法。法盛等二十九人依旧游历诸国胜迹。
　　公元四二七年(刘宋元嘉四年)法盛等二十九人依旧游历至忧长国，见牛头檀旃弥勒像常放光明，四众伎乐四时笑乐。远人皆从像悔过。法盛遂与诸云道俗五百人，于像前发愿：“愿求舍身，必见弥勒。此愿可谐，香烟右旋。”须臾，众烟合成一盖，右顽三匝，渐渐消尽。同年，宾达摩于树上得《菩萨戒本经》，入定升兜率见弥勒，知菩萨嘱其传法汉地。往尼揵诃罗国受戒法后，转授于酒泉沙门惠榄(慧览)。之后，惠榄(慧览)遂传此弥勒戒法于阗、沙洲、酒泉、凉州、西蜀、建康乃至岭南罗浮山等地，大盛于时。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弥勒信仰时兴盛状况和法盛参与结集的“上生集会”的大致轮廓及历史渊源。
　　之后，历代僧俗两界信仰弥勒者，风起云涌，铺天盖地。从大量的文献史料上可以随意找出证据。加之“义邑”和“法社”的兴起，使得弥勒信仰上达皇室下及民间。历代帝王将相、达官司文人、仕宦举子乃至村翁市妇。无不被弥勒信仰思潮所笼罩。从内地邑社俗讲之《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之“讲经文”，到西域流行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的剧本，无不体现出弥勒信仰思想在当时当地的流传普及。此风一直到五代末年因后周废佛而止。
　　这里，我们随意拈出一件比较著名的“上生集会”案例，来说明一下当时的弥勒信仰现状。在《白氏长庆集》中，有许多有关弥勒兜率净土的诗文。如有人告言乐天死后当居蓬莱，白乐天赋诗作答：“吾学真空不学仙，恐吾此语是虚传。海山不是吾归处，归处当归兜率天”。此诗标明白居易的信仰是在兜率内院。在《画弥勒上生帧并序》写道：南赡部洲大唐国东都城长寿寺大比丘道嵩、存一、惠恭等六十人，与优婆塞(仇)士良、(段)惟俭等八十人，以太和八年(公元八三四年)夏，受八戒，修十善，设法供，舍净财，画《兜率陀天宫弥勒上生内外众》一铺，眷属围绕，相好庄严。于是嵩等曲躬合掌，焚香作礼，发大誓愿：“愿生内宫，劫劫生生，亲近供养”。按本经云可以灭九十亿劫生死之罪也。有弥勒弟子乐天，同是愿，遇是缘。尔时稽首当来下生慈氏世尊足下，致敬无量，而说赞曰：
　　百四十心，合为一诚；百四十口，发同一声。
　　仰慈氏形，称慈氏名；愿我来时，一时上生。
　　从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此次洛阳长寿寺的“上生集会”，共僧俗一百四十人，虽然较之法盛的那次集会为逊色(有五百余人)，但比道安那次集会(共八人)却隆重得多了。类似于此次规模的“上生集会”，在当时应还有更多。白居易在此次集会中秉受八戒，坚修十善，发愿上生兜率内宫后，一直坚持不懈地修行。我们可以从他的另外一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个人发愿的情况。
　　在《画弥勒上生帖记》一文写道：
　　南瞻部洲大唐国东都香山居士，太原人白乐天年老病风，因身有苦，遍念一切恶趣众生，愿同我身离苦得乐。由是命绘事。按经文，仰兜率天宫，想弥勒内众。此丹素金碧形容之，以香火花果供养之。一礼一赞，所生功德，若我老病苦者，皆得如本愿焉。本愿云何？先是乐天归三宝，持十斋，受八戒者有年矣，常日日焚香佛前，稽首发愿：“愿来世与一切众生，同弥勒上生，随慈氏下降。生生劫劫与慈氏俱。永离生死苦，终成无上道。”今因老病，重此证明，所以表不忘初心，而必果本愿也。慈氏在上，实闻斯言。言讫作礼，自为此记。时进开成五年(公元八四○年)三月日记。(《白居易集卷七十》)
　　其后，有后唐清泰二年(公元九三五年)二月十日，东京相国寺西塔院贞诲法师召弟子五十余人，令唱《上生》。礼佛。次日合掌而化。
　　宋朝绍兴进士钟离松于乾道年间宦迹苏州，与宝积实等结“上生社”念弥勒佛名，四众从者百人。之后，上生结社，鲜有闻者。
　　直至民国太虚大师于武昌佛学院定朝暮课诵以改念弥勒佛名，发愿生兜率为导归。此是后话。
　　湖南芷江景星寺
　　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