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佛教经济学首先遇到的疑问是：这样一门学问是否真的存在？或者是：它有没有存在的可能？一位佛家的和尚寂寞地行走在乞求施舍的旅途上，这种景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不会联想到经济活动上去。而摩天大楼、购物中心和股票交易所之类才适合于引发此类联想。现在，我们已经熟知的“经济学”是西方式的，我们在谈论和思考经济学方面的问题时所使用的语汇、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全都是西方的。因而，当我们讲到一种佛教经济学的时候，很难避免诸如此类的条件束缚。我们会发现自己实际上是用西方经济学的语言和概念去讨论佛教。尽管如此，我在本书中仍然期望至少能够提供某些适用于经济学的佛教观点。

　　经济的思想早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就已存在，但是经济学的研究却是在工业化的时代才得以形成一门学科。如同在这个专业化的时代中出现的其它学科，经济学变成一种狭窄和孤立的研究领域，似乎同人类的其它活动或其它学科不大相干。

　　从理论上讲，科学应当能够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复杂的、相互交织的问题。但是由于经济学切断了它同其它学科的关联，切断了同更广阔的人类活动领域的联系，所以它在面对当今伦理的、社会的和环境的问题时就显得无能为力。况且，它对我们的市场导向的社会施以巨大的影响，狭隘的经济学思维事实上已成为我们最紧迫的社会问题和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

　　把经济学看作科学，究竟值得吗？虽然有许多人相信科学可以拯救我们，但毕竟局限甚多。科学所揭示的仅仅是有关物质世界的真相之一面。如果仅仅从物质一面去考察事物的话，便无法得到有关事物存在的全面真相了。既然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处在自然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状态，那么，人类的问题也必然是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的，单面的科学的解决方式注定要失败，问题和危机注定要蔓延开来。

　　对于我们的工业化和专业化的解决问题方式来说，最明显最危险的后果便是环境的恶化。环境问题已经变得如此迫切，人们不得不开始意识信奉单一的、孤立的学科视角而忽略广博的视野是多么愚蠢。他们正开始站在更宽广的视域中来看待人类的活动，关注这些活动对个人生命、社会以及环境所产生的作用。

　　从佛教的观点去看，经济学不能从知识的其它分支中孤立开来。经济学无非是解决人类问题的众多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以佛教为基础的经济学，即“佛教经济学”，当然也不是一门可以独立自足的学科，而是一系列相互依存的学科中的一种，它们为着社会、个人和环境的相互共生的总目标而发挥作用。

　　将佛祖的教诲同经济学相结合的最早尝试之一是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Small is Beautiful）一书（“佛教经济学”这个词组也出自该书）。在论述佛教经济学的那一部分，舒马赫先生是从佛陀的“崇高八正道”要求开始的。他强调“正命”（Right Livelihood，即正确的生活方式）的因素包含在八正道之中，换言之，就是佛教的生活方式昭示着一门佛教经济学的必要性，这乃是舒马赫先生论证的出发点。

　　回过头来看，我们发现《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之写作，以及随后引发的某些西方学者对佛教经济学的兴趣，其实都是对某种危机的现实反应。西方学术的分科和概念结构已经抵达了某种死胡同的终点，假如还不算死胡同的话，至少也是一种转折之点，需要重新确认新的思想范式和方法论了。这就使得许多经济学家反思他们那种孤立的、专业化的研究方式。消费主义的无节制蔓延对于环境的严重影响已经迫使经济学者产生出生态的自觉意识。有些人甚至提出所有的经济学专业的新生都应该将基本的生态学纳入他们的课程表中。

　　对许多人来说，“佛教经济学”这个术语会引发一种理想社会的形象：那里的一切经济活动——买与卖、生产和消费——都固守着严格的伦理标准。这样的形象虽然相当诱人，但却并不能传达出佛陀教导的全部深意。佛陀的教诲指向着“达磨”（Dhamma），亦即真理。达磨这个词在佛教中用来传达不同层次的真理，包括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

　　与伦理行为有关的那些真理——不论是个人日常生活还是社会的——被称为“卡瑞亚达磨”（Cariyadhamma）。这些是关系到善与恶的那种真理。达磨从广义上讲是“萨卡达磨”（Saccadhamma），即真理、现实：它包括所有的事物之存在形态以及它们的作用规则。在这一意义上，达磨用来描述整个因果条件之潮流，即万物赖以存在和发生作用的过程。

　　与卡瑞亚达磨的狭窄界域不同，广义的达磨指向自然或现实本身，那是处在善与恶的价值之外的。就此而言，达磨表达了自然条件的整体，而科学的各门分支从各自的角度去描绘它。

　　因此，佛陀的教导给予我们的东西要比单纯的善良生活的道德指南多得多。他的教导赐予了一种透视现实之本质的伟大洞察力。由于术语达磨的双重意义，有了在达磨启示下的一种经济学。它即涵盖了由因果条件构成的广阔现实领域，同时又受到以自然的真实为基础的特殊伦理教导的指引。换言之，佛教经济学不光考虑经济活动的伦理价值，而且也试图去理解现实并引导经济活动与万物本真的存在达致某种和谐。

　　从终极意义上说，经济学不能从达磨中分离出来，因为同经济相关的一切活动都源出于达磨。经济学只是一个相互联系着的巨大整体的一个部分，它也必须遵从万物赖以作用的自然大法。达磨描述了这个整体的运作，万物的根本真理，也包括经济学在内。如果经济学忽略了达磨，忽略了构成现实的因果过程，那么它就难以解决问题，更无法有益于实现其目标。

　　这正是当代的经济思维所导致的困境。缺乏整体的、深透的洞察力，局限于狭隘的专业化的鼠目寸光，经济学家抽绎出一部分孤立的条件关系，却不能考虑到那一部分以外的后果如何。

　　举个例子来说，某处存在着对某种商品需求，诸如威士忌酒。这一需求由生产而得以满足：种植粮食然后酿制为酒。威士忌被送往市场，随后被人购买和消费掉了。当它被消费之际，需求便得以满足。当代经济思维到此就止步了，即需求的满足。它并不关心这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还会发生什么。

　　与之相对，受达磨启示的经济学家要探究经济活动如何影响到原因与条件的整个过程。当代的经济学家们将其考察的范围限定在其专业化领域之内的事件上，佛教经济学则要求探究某种特定的经济活动是怎样作用于人类存在的三个相关领域的：个人、社会、自然或者环境。回到上文所说的对威士忌这样的商品需求之例，我们就要进一步追问酒类生产对生态有何种影响，酒类的消费又对个人和社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伦理方面的考虑，这就把我们带回到达磨的更为专门化的意义，即与善、恶的价值相关的那一方面。佛教经典中讲到：善行结善果，恶行结恶果。佛陀的所有教导——与道德行为相关者，都是建立在这个原则之上的。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与一神论宗教不同，佛教并不假定一种中介或仲裁力量，让它来行使惩恶赏善的职能。善行与恶行被视为按照事件的自然流程而展开的原因和条件。就此而言，达磨（在其伦理教导的意义上）和达磨（在自然真实的意义上）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佛教的伦理教导是以自然的真实为基础的。伦理规则依循着自然的因果法则：善行自然地带来利益，恶行则自然地导致伤害，因为所有这些都是原因与条件的流程中的必然要素。

　　从动力的世界观点看，佛教并未提出道德行为的绝对规则。行为的道德价值之判断，部分地依据行为所带来的后果，部分地依据行为本身的性质。善行是好的，因为它能带来利益，恶行是罪过，因为它导致伤害。

　　有关“结果证明手段”的观念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表明人类信仰并不与自然的真实相吻合。这个概念是人类的发明，是与自然法则相抵触的理性化的权宜之策。信仰本身不是恶，但是当它们与现实相矛盾的时候，它们必然会引发问题。在所有的时代之中，带有极端的政治和宗教意识的人们在“结果证明手段”的旗号之下做出了最残酷的事。不管他们的理由如何堂皇，最后的结果却是他们毁灭了他们原本试图创造的东西，诸如某种幸福或社会秩序。

　　从历史中学习，我们必须分析所有的原因和条件，只要它们对已经发生的事件产生了作用，包括事件参与者的精神品性。对一个暴力革命的历史的透彻分析，必须要考虑到的不仅是该社会的经济和社会气候，还应包括革命者本身的情感和理智特征，询问理智观念和所用方法的理性效力如何，因为所有这些因素都对事件发生了作用。

　　有了这样的分析方法，一个明显的结论就是：按照自然的因果法则不可能创造出一个理想社会，除非有理想的手段。这种理想的手段当然不能是流血的或仇恨的。佛教要说，不是结果证明了手段，而是手段制约着结果。于是乎，残杀与仇恨的结果就会是进一步的暴力和混乱。对此，由暴力革命所产生的警察国家和政府可以提供证明：那里总是不可避免由紧张对立所留下的后遗症，卡玛（Kamma）即欲望的结果，常常是无法忍受的，随之而来的便是社会解体。这样，手段（流血和侵犯）便制约了结果（紧张对立和不稳定）。

　　不过，当伦理学从属于这些自然法则的时候，当我们不得不在对与错之间做出道德选择时，道理就不会这样清楚了。事实上，伦理学的问题总是高度主体性的问题。纵贯我们的一生，我们不断地面对着对与错的问题，而且还必须自己加以解答。我们的每一次选择，我们的每一种意向，都包含着某种道德判断。

　　佛陀有关善与恶的教导可以成为帮助我们进行此类主体的道德选择的指南。不过正因为这种道德选择具有主观性，我们不能忘记这种选择不可避免地发生在那个按照原因与条件的客观原则而运作的世界之外。我们的伦理学以及从我们的伦理学自然引出的行为，构成了决定我们是谁的那些原因和条件，也构成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性质以及我们环境的状况。

　　佛祖教导中的一个最深刻的教诲是这样一种真理：内在的主观价值是同外在的客观现实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精微的认识潜存在所有的伦理问题的核心之中，不幸的是，大多数人只是粗略地知道他们的内在价值如何制约着外在现实。在物理世界中观察原因与结果的规律是容易的：熟苹果掉下树来，溪水流下山岗；但是当人们转而将自身作为从宇宙中分离出来的个体加以思考时，却看不到同样的因果规律适用于内在的主观价值，诸如思想和道德态度。由于伦理学是“主观的”，人们就以为它与“客观”现实并无联系。

　　按照佛陀的观点，伦理正是在内在现实与外在现实之间架设桥梁的。与因果规律相符合，道德以“主观的”原因的面目而运作，无形之中构成了“客观的”条件。举个例子来看的话，这一点就清楚了：道德问题总是以如下方式提出：“我的思想、言论和行为是有助于还是有害于我，以及我周围的他人呢？”实际上，我们依赖于伦理来调节我们主观现实的不完整的欲望：愤怒、贪婪、仇恨。我们思想的性质虽然是内在的，却不断制约着我们的言论和行为的方式。我们的道德虽是主观的，却决定着我们在外在的、客观的世界中之生活方式。


道德如何制约经济学

　　可以肯定，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差异并不难辨识。对于任何一种经济问题，我们既可以从全然的经济观点去考察，也可以从全然的伦理学的观点去看。比如，你正在阅读这本书。从伦理的观点看，你的阅读是一件好的行为，你被求知的欲望所驱动。这是一个道德判断。从经济的观点看，情况就不同了：这本书可以看作是没有利润的原材料浪费。可见同样的情况可以从不同方式去理解。

　　然而，两种观点却又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一方面是现代经济思维对于象伦理学这样的主观价值的拒绝，另一方面伦理学在经济事务方面的影响又清晰可见。如果某一个社区不安全——那里窃贼群聚，暴力横行，道路也事故频发，那么显而易见的后果是：商人不会去那里投资，旅游者不去那里观光，经济因而受到牵连。反过来说，如果该社区的市民遵纪守法，自觉维护社区的安全与清洁，那么必然会大大增加那里的商业机会，市政部门也无须在维持秩序与治安方面过多投入了。

　　不道德的商业活动会直接导致经济上的后果。假如商人在食品生产中试图用不合标准的成分以求增加利润，比如在儿童食用的糖果中添入服装颜料以增加色彩，在橙汁中加入化学制剂，给肉丸子中加入硼酸（所有这些都是泰国近年来所发生的），消费者的健康就因而受到损害。这些伪劣商品的受害者要付出额外的医疗费用，政府也要花钱雇警探去调查和惩治肇事者。更加长远的影响还有，受害者因身体状况不佳而降低了工作效率，导致生产的下降。在国际市场方面，那些以次充好的非法经营者所冒的风险是失去顾客的信任，以致失去海外市场，他们从那些市场中获取外汇的可能性也就大打折扣。

　　道德品性同样对工业生产发挥着作用。如果工人们乐于工作而且勤奋进取，产量就会增高。反过来说，如果他们不忠于职守，沮丧或者懒散，这就会对产品的质量和生产的数量产生负面的影响。

　　进入消费领域来看，如果某一社会中的消费者崇尚奢华的价值观，那么他们就宁愿追求那些华而不实的产品，而不喜欢质量上乘而外表朴素的产品。在另外一种崇尚务实精神的社会里，社会的价值观并不倾向于奢华和虚浮，消费者会按照实用性来选择他们的商品。显而易见，在这两种不同社会中的商品消费将会导致不同的社会和经济效果。

　　广告可以刺激经济活动，但是往往付出的道德代价过高。广告注定要追求流行的价值：广告制作者追踪大众的渴望、偏见和欲求以便制作出与之相适应的广告节目。广告还利用社会心理学，为了经济的目的而操纵大众的价值观念。由于其对大众心灵的巨大影响，广告具有相当的伦理意义。广告的数量可以引起物质主义的高涨，而不合适的形象或信息则会伤害公众的道德水平。绝大多数的广告都向公众灌输着一种对自私自利的偏好，它们让我们成为完美的消费者，除了尽情消费现代工业的各种产品之外，不再有更高的生命追求。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被塑造成了一批“饥饿的鬼魂”，为了满足永不消失的热望而追逐不停。而社会也就变成了利害冲突和物欲横流的场所。

　　更有甚者，广告增加了产品本身的价格，这样一来，人们就得付出不必要的费用去购买不必要的东西。还有更多的奢侈和浪费：商品仅仅使用了较短时间就需更换，尽管它们的性状还是良好的。广告还迎合人们要求炫耀其拥有物，以此作为获取社会地位之手段的心理。一旦品牌和派头成为主要的标准，人们便盲目地花费不必要的钱去追逐昂贵的商品。在极端的情形中，人们受到追逐时尚的需要之驱动，几乎丧失了自主性，他们不能等待片刻，省下钱去追求最新的流行物，他们只知道用信用卡付帐。花费大于收入的现状将会导致恶性循环。一种更新潮的模式或时尚已被播下了种子，人们为了追新而日益陷入债务之中。在这种方式中，不道德的广告会引诱人们走向财务危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日社会有了“信息技术”的大量的应用机会，而这些技术却多半用于产生“误导信息”或制造新的迷惑。

　　在政治层面上，有关广告管理的决策有待于制定和完善，是不是应该有某种调控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又该是怎样的调控呢？人们如何才能在道德关怀和经济利益之间求得恰当的平衡呢？这就涉及到教育。应该找到教育人们认识广告运作和影响的有效方式，同时让人明白广告的可信程度有多少。良好的教育应该寻求让人更加理智地做出购物决定。以上关于广告的问题显示出在社会中的行为应如何从多种观点去考察，而这些不同观点又是相互联系的。

　　采取一种更宽广的视野，问题也可以被视为如下的情形，那就是自由市场体系本身归根结底还是建立在起码的道德基准之上的。自由市场体系的自由在不正当竞争中会丧失殆尽；通过影响来实现垄断便是常见的例子，雇佣杀手去行刺竞争对手则属于极端的例子。以暴力手段消除对手，这等于宣告了自由市场体系的终结，尽管在经济学教科书中不会提到此种方式。

　　从伦理的意义上说，经济活动必须按照不伤害个人、社会与自然环境的方式展开。换句话说，经济活动不应该对自身造成损害或对社会造成动荡，而是应当加强这些领域中的良好秩序。如果将伦理价值作为重要因素运用到经济分析中去，那么可以说一顿便宜而营养充实的餐饭当然要比一瓶威士忌更富有价值。

　　于是，由佛教所启发的经济学将努力去发现和接受一切事物的真理。它会带来一种观照伦理问题的更宽广也更复杂的眼光。一旦伦理学被当作一种合法的关注对象而得到接受，道德的问题也就成为在整个因果过程中要加以研究的因素了。不过假如我们不考虑伦理方面的因素，经济学就无法推进对整个因果过程的理解，因为伦理学在其中构成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有人说现代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具有科学性的。事实上，经济学家们只考虑到可测量的数量方面的因素，就对他们的科学方法感到骄傲。有些人甚至认为经济学纯粹是数字的科学，用数学公式就足够了。在其追逐科学性的努力中，经济学忽视一切不可量化的、抽象的价值。

　　现代经济学家把经济活动看成是与人类其它活动毫不相干的，他们陷入了工业化时代的狭隘的专业本位之中。经济学家以专门家自居试图在考察人类活动时排除所有的非经济因素，只是集中于一种单一的视点，那就是他们本专业的视点。

　　近些年来，对经济学的批评甚至蔓延到经济学家的阵营内部，他们对此种“客观”立场提出质疑，并认为经济学是所有社会科学中最受价值影响的学科。可以这样发问：经济学怎么可能与价值无关呢？实际上，价值是植根在人类心灵之中的。经济的过程始于需求，继续发展于选择，终结于满足，所有这些环节都是心灵的功能。就这样，抽象的价值与经济过程的开端、中继和结尾相伴始终，经济学家要想脱离价值是不可能的。当然，也有许多经济学家避免关注任何价值问题、伦理问题或精神品格，他们不顾如下事实：这些方面都与经济息息相关。正是由于经济学者缺少伦理学的训练，忽略精神价值和人类欲望的重要作用，这就成了他们的主要弱点，使他们无法解决他们本应该解决的问题。

　　如果世界想要从过分消费和过量生产的蹂躏中获得拯救，经济学家必须学会理解伦理学对于他们领域的重要性。正象他们应该学习生态学一样，他们也应该学习伦理学，弄清人类欲望的本质，获得全盘的透彻的了解。而这里恰恰是佛教所能给予极大帮助的一个领域。



　　译者附言：

　　《佛教经济学》（Buddhist Economics）一书是泰国佛教学者佩尤托（Venerable Prayadh payutto，1939-）1992年出版的专著，1994年又出了补订版，英译者为Dhammavijaya和Bruce Evans，该书在西方学界产生了积极反响，1994年获得法国尤奈斯库和平教育奖。作者在书中将古老的东方佛教智慧与现代经济学的知识熔为一炉，试图诊治自由市场经济给人类带来的根本问题，诸如增长癖和无限发展偏执狂，过度消费与过量生产等。作者观点鲜明，针对性很强，对于迷信现代化可以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盲从者具有一定的解惑作用。

　　本文译自该书修订版（泰国曼谷佛学基金会1994）第1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