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通寺四门塔探源
　　陈清香
　　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
　　中华佛学学报第17期 (p149-172)
　　台北：中华佛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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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本文共分六个章节，除第一章缘起外，第二章题曰四门塔建筑的源流与特色，讨论四门塔建筑造型的原始源流，那是来自印度窣堵波的创意，从单纯的圆形覆钵佛塔造型，演变成方形且塔上刻像的式样。本章列举隋代以前存世的单层石造四面像的遗例，以及从背屏式佛像光背、石碑佛像拱形龛楣上端等处，所呈现的浮雕或线刻的佛塔图像，以捕捉六、七世纪之际，亭阁式单层塔的流行式样。第三章题为塔内的供像，内容讨论四面佛塔供像的主题，经典的依据，反映当时《观佛三昧海经》、《金光明经》等信仰的流传。第四章讨论神通寺四门塔内四佛的功德主雕造动机与造塔因缘，第五章讨论塔内四佛佛容体躯的雕刻风格与历史意义，第六章总结四门塔的建筑式样与四佛造像风格，及其对山东济南一地的后续影响。
　　关键词： 1.佛塔 　2.隋唐佛教造像 　3.山东佛教 　4.僧朗 　5.神通寺四门塔 　6.阿閦佛
　　【目次】
　　一、缘起二、四门塔建筑的源流与特色（一）源于印度窣堵波的创意（二）单层石造四面像（三）图像中的单层塔三、塔内的供像四、山东的四面像五、四佛像造像风格六、四门塔的建筑与四佛造像的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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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缘起
　　山东济南历城神通寺，相传最初立寺于东晋，高僧竺僧朗东来泰山弘法，创设道场，初名朗公寺，此寺到了隋代改名神通寺。而历城附近随着佛教的流布，历代寺院迭有兴废，千六百年来几度沧桑，累积数量可观，至民国初年，尚有三百余座，而今寺院虽已荡然无存，却仍可从残余的遗址上，找寻昔日的风华。
　　其中坐落于神通寺遗址东南的四门塔，是附近硕果仅存的隋代建筑，塔内原供四尊佛像，线条流畅，刀法遒劲，宝相庄严，其中东方的阿閦佛头不幸于1996年遭遇锯砍而失窃，但是古佛有灵，很幸运的在2002年6月被法鼓山的护法弟子收购，并捐献给圣严法师，法师基于古物复原的慈悲心，而将佛头于当年的12月送返原地，如今（2003年）完璧归赵刚满一年，为纪念此不凡的日子，特予撰稿探讨四门塔，聊表贺意。
　　认识四门塔，年代相当久远，二、三十年来，每次讲授建筑艺术史时，都要举它为例，直到亲自远赴山东济南神通寺，面对四门塔时，才觉得它亲切又陌生，我绕塔三匝，仔细瞻仰一番，深深的感受到这座线条简单、架构单纯、没有繁琐的斗拱雀替、没有彩绘雕龙画凤、没有琉璃覆顶的亭阁式宝塔，其实是有丰富的内涵，因它正好可以和我刚刚讲授的印度佛教美术相衔接。
　　我走进宝塔内，内供四佛，每佛端身正坐，一方一佛，趺坐于须弥座上，健硕明朗，我回溯了那个时代的造像题材，无非是释迦、弥勒、观音、二佛并坐等……，而少有四方佛像，即使是后来密教崇奉的五方佛也不是这样排列的，这稀有供法，引起我更深入探讨的兴趣。
　　本文先从建筑造型讨论起，先追溯印度窣堵坡的原型，再举北朝时代单层塔的流布，再切入四门塔，本文第二部分讨论四方佛的题材、宗教意义和造像风格。
　　二、四门塔建筑的源流与特色
　　（一）源于印度窣堵波的创意
　　根据各方的调查报导资料知：
　　四门塔呈平面四方形，是一单层亭阁式舍利宝塔，塔高15.04公尺，边宽约7.4公尺，由塔基、塔身、塔檐和塔剎组成。塔檐挑出五层，其上迭涩内缩二十三层，形成角锥状，锥顶置山华芭蕉纹的承露平台，中立五层相轮，上置剎竿。塔身是由寒武纪石灰岩砌成，周身只雕几何花纹，简单大方，塔身四面各门有半圆形的拱门，下设石级门坎，内设红漆木，整体观之，整座四门塔，构线单纯、简洁流畅，因前后左右对称而显得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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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朴之感。（图1）
　　就佛塔的原始造形而言，印度最初窣堵波的祖形是呈现覆钵形，且是实心为安置舍利而造，基本上是由塔基、覆钵体、塔剎三部份组成，如现存的珊其佛塔（Sanchi stupa）（图2），虽然纪元后的几个世纪里塔形趋于变化，覆钵体变小、基层加高、塔剎加大等，但图像的基本结构原则却是不变的，即底部宽上端小、前后左右对称造形、塔身圆形，例如印度博物馆所藏石塔就是一例（图3）。
　　大约在四、五世纪时代，印度佛塔已演变成塔上刻佛像的造型，而中国境内，西起河西，中经京洛，东至齐鲁等的黄河流域，造塔的风气一直是兴盛的，北朝时代所造实塔，或密檐塔或楼阁塔，比比皆是。材料或石造或砖造，多是多层塔或高层塔，如文献所载洛阳永宁寺塔、实物所见的嵩狱寺塔等莫不皆然。
　　多层塔的造型距诸印度原始塔的结构原则似乎较远，而是融合了中国汉代的望楼等高层建筑的意识型态。
　　而山东神通寺的四门塔却不然，它只有一层，虽是四方形，却保留了较多的原始塔的意涵。
　　（二）单层石造四面像
　　单层塔在隋代以前是否就只有四门塔这座孤例？隋代以前，佛教徒所造的塔，是不是都是多层的呢？单层塔在山东的创意是突发的吗？相信答案是否定的。
　　单层塔的实例确实是仅四门塔一例，但并非当时就只造这么一件，从华北各代表性的石窟内或大型的石碑中，不难看到或浮雕、或石塔、或彩绘塔、或线刻画塔等等，这些图像塔多数是单层塔，而以山东一地尤多，以下举例述说之。
　　由印度窣堵坡造形的延续，到了中土不乏实塔的造作，例如在甘肃出土的北凉的石塔，其塔基平面呈圆形，而传入秦地后，接受汉化，逐次转为四方形，每方再刻一佛，于是石造四面像便出现了，兹举松原三郎所辑的数例如下：
　　1. 现藏日本滨松市美术馆的北周石造四面像（图4），[1]　全高31.5公分，大理石，台座三面有铭文，曰：「保定五年二月八日」，保定5年为公元565年。
　　此像为四面石柱形，中间为四面佛龛，龛内有佛，佛龛下有高高的基坛，佛龛顶有三层迭涩向上加宽，最上层四角有菱角突起，类似四门塔顶剎的芭蕉叶纹，平台顶上置覆钵形，整体观之，即为一无塔剎的小佛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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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北周石造四面像（图5），[2]　大理石，全高28.8公分，造形和前像相似，而佛龛顶上平台四隅芭蕉叶纹更完整，覆钵体更隆起，顶上更有突出物，应为塔剎基座。
　　3. 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的北周石造四面像（图6），[3]　黄华石，全高36.5公分，台座四面有铭文，台座之上阶梯有四层，由宽而窄，佛龛之上迭涩四层，由窄而宽，平顶四隅芭蕉叶纹，中为覆钵顶，台座上的铭文有：「大周天和六年，岁次辛卯……佛弟子令孤美，为七世父，母现存居眷□□四面佛像一区……」字样，是为公元571年所造。
　　4. 现藏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北周石造四面像（图7），[4]　石灰岩，全高38公分，台座铭文不易判读，此石柱像台座高厚，二层台阶之上为四面佛龛，佛龛顶上三层迭涩，平顶四周有华丽的纹饰，正中为覆钵体，顶上有五层相轮的塔剎，此像最接近印度窣堵坡。
　　5. 现藏东京艺大的隋开皇14年铭石造四面像，[5]　黄华石，全高28.2公分，此像已无上下宽中间缩的造形，而是整块方柱形石碑，四面雕佛龛神像的简捷作风，仅在顶部稍稍隆起而已。
　　以上五例均属石造四面像，是为沿袭印度窣堵坡建筑式样外加佛龛佛像，是一种塔像合一的供养形式。有关北周的石造四面像，松原三郎有精辟的论点。
　　（三）图像中的单层塔
　　1.金铜佛像背光中的单层塔：
　　以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所藏，北魏金铜造如来及胁侍像群（图8）[6]为例。
　　此像高59公分，为北魏后期作品，像中释迦佛立像，有舟形光背，释迦立于莲花座，座旁下端为两比丘，再下两旁为附小舟形光背的胁侍菩萨，而如来的舟形光背两旁各有伎乐天四身，光背尖顶上则是一具单层宝塔，塔的左右两龛各有一尊坐佛，塔顶有覆钵式相轮、塔剎等，塔座为莲花座。
　　又如北齐河清3年铜造菩萨交脚像，山东省博兴县图书馆藏（图9），此菩萨像的光背上端有佛塔，塔身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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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石造佛像背屏中的单层塔：
　　石造背屏式的佛像，在光背正中，以高浮雕的手法，刻一单层佛塔的遗例甚多，仅就李静杰所编的《石佛选粹》一书，便有如下诸例：
　　△西魏大统9年王待庆造阿弥陀佛像
　　△北齐天保3年赵弥山等造五尊佛（图10）
　　△北齐思惟菩萨三尊像
　　△定州北齐双思惟菩萨像
　　△北齐释迦立像[7]其它如松原三郎所辑：
　　△东魏武定2年石造半跏思惟五尊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8]
　　△北齐天保9年石造三尊佛立像（山东省惠民地区文物管理所藏（图11）
　　△北齐天保2年石造半跏思惟三尊像（旧金山亚洲美术馆藏）
　　△北齐石造半跏思惟五尊像（波士顿Boston美术馆藏）
　　△北齐太宁2年石造二菩萨立像（北京故宫藏）
　　△北齐石造五尊佛立像
　　△北齐石造交脚佛五尊像（克利夫兰美术馆藏）（图12）
　　△北齐河清3年石造三尊菩萨立像（藤井有邻馆藏）
　　△北齐河清元年石造二佛并坐像（正定文物保管所藏）
　　△北齐河清4年石造双半跏思惟像（美国弗利亚美术馆藏）
　　△北齐石造七尊佛坐像（山西省博物馆）
　　△北齐石造七尊佛坐像
　　△北齐石造菩萨五尊像（山西省博物馆）[9]
　　3.石碑像中的单层佛塔：
　　除了佛像光背正中顶上刻或铸单层佛塔之外，另有石碑像，也出现了佛塔的踪影，如：
　　△北齐天统5年三尊佛碑像（尼尔逊美术馆藏）（图13）
　　△北齐武平6年佛碑像（宾州大学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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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齐河清3年佛碑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10]
　　此三碑是佛塔刻在石碑顶，前二例是佛塔位在正中，后一例比较特殊，石碑上端佛龛顶部，左右二天人捧物供养，右端天人手中却捧着一无圆顶无塔剎的单层塔，十分特殊。另有刻在石碑的侧面或碑阳者，如荥阳大海，北魏孝昌元年比丘道哈等185人造像碑中（图14），碑侧有佛龛，其顶上刻覆钵体，四角有芭蕉叶纹，顶有塔剎，刻纹精细，碑阳的光背浮雕中亦有方形帷幕似刻维摩变者，上加塔剎，俨然亦是一座单层方形塔（图15）[11]
　　4.山东青州龙兴寺出土，青州市博物馆藏石佛造像背屏中有单层佛塔者：
　　△东魏贴金彩绘石雕佛菩萨三尊像（图16）
　　△东魏天平2年邢长振造释迦像
　　△东魏彩绘石雕佛菩萨三尊像
　　△东魏贴金彩绘石雕佛菩萨三尊像（图17）
　　△东魏彩绘石雕佛立像（图18）
　　△东魏贴金彩绘石雕造像背光残件
　　△东魏彩绘石雕造像背光残件
　　△东魏贴金彩绘石雕佛尊
　　△东魏贴金彩绘石雕佛菩萨三尊像
　　△北齐彩绘石雕造像背光残件（图19）[12]
　　以上所举四类诸例之中，可见到佛像光背正中，或石佛碑像其最上端所刻的浮雕或线刻画的宝塔，几乎都是呈单层式样，唯有很少的一、二遗例是多层的，此代表单层佛塔应是此时流行，它起于北魏，盛于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就数量分布而言，东魏与北齐呈压倒性的多数，不过有趣的是，北齐总数虽多过东魏，但北齐的遗物出土地几乎都分布在山西、河北，而少在山东，山东遗物几乎都是东魏遗品。由于此种佛塔都是光背上的装饰，因此它是随着造像光背设计的流行而起落，此种塔的形制大同小异，均由单层四面佛龛加上平顶、蕉叶装饰、覆钵体、塔剎等组合而成，只是塔剎或一根或三根，外加不同装饰，增加其美感，亦有将塔不用棱形边，而采正面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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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图像上的单层塔造形而言，几乎所有的单层塔都是方形，只有一、二遗例呈现圆形或六角形，其次单层内或刻佛像或空置不刻，单层塔的基座最常见者是莲花仰莲纹式，代表塔坐在莲花瓣上，有时是为伎乐天双手所托住，而山东青州出土者，不少的单层塔塔下具层层基座，塔檐出挑数层迭涩，和四门塔更相接近。
　　至于塔身平顶上多数是正中圆形覆钵体，四角饰以山华芭蕉叶纹，这和四门塔的锥状顶上平台装饰是一式的。山华芭蕉叶纹在北魏前期的云冈石窟，北魏太和年间的金铜佛上都已出现过，这是五世纪流行的文饰之一。只是四门塔平台上无覆钵体，直接设立相轮和剎竿，这是有点不同的，而相轮和剎竿的表现或三剎或一剎，甚至有加上彩带或云纹者，以增添其飘逸与美感者，但单独一剎者亦有不少，和四门塔剎相同。
　　四门塔在外形上与佛背屏中的单层塔图像，其最大的差距，在于四门塔在塔身上端多了方锥体二十三层迭涩，这是单层塔图像所无。单层塔图像造形究竟是仅为图案设计呢？还是真实的反映当时所造的佛塔呢？当时华北地区除了四门塔外，究竟有无这种如背屏图中式样的佛塔呢？又四门塔造于隋大业7年，背屏式的石佛或金铜佛造像的流行期已过，人们造佛像不再托着又重又大的光背，因此也无由从背光上去认识塔的造形，或许在北朝以前，单层塔就如光背图像一般无三角锥体，到了隋代才改变加上去的，三角锥体加在塔上端，其实是更添流线的稳定感，也是取代印度的覆钵体部分的，由覆钵体变成角锥体，也可看成受中国建筑的影响。
　　再就山东地缘而言，神通寺四门塔的石材及造形，其实都是沿袭了山东本地的传承，早在北魏时代，法定禅师初至山东，在方山之阳建灵岩寺，其后弟子为纪念他而建一亭阁式塔（图20），此塔平面四方形，四方开拱门，顶上以迭涩出檐又内缩，上再加方形露盘、置塔剎，就外型的古朴庄重，四门塔与之十分类似，应可视为四门塔的早先遗构，因它造于北魏晚期，一直被称为北魏祖师塔，但是此法定祖师塔在塔顶上的装饰式样，比四门塔复杂变化多，也不排除和四门塔同时或晚于四门塔的可能，由于四门塔内有铭文，是公元544年便开始建造，而法定祖师在公元520年～524年才到灵岩，因此造塔的时间是相差不多的。
　　三、塔内的供像
　　四门塔内四方平台之上有一方形塔心柱，塔心柱与四面塔身上端是十六块三角梁擎住塔顶，四方平台与四面塔身中间形成一回廊，四方平台之上，各近门处现存图雕石佛一尊，高1.23米至1.47米，此四佛一般被认定为东曰阿閦佛、西曰无量寿佛、南曰宝生佛、北曰微妙声佛，刻此四佛有何依据？因自四、五世纪以来，中国的石窟中，每每有中心塔柱，也是四面刻佛的，从前述的北周时代的石造四面像中，其四面龛内的四尊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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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保定5年铭的石造四面像（滨松市美术馆）每面均三尊像，一佛二胁侍，三尊像姿势相似。
　　（2）弗利亚美术馆藏的北周石造四面像，其四佛是三坐佛、一交脚菩萨像。
　　（3）东京艺术大学藏的北周石造四面像，四佛均跏趺坐，姿势一式，但其中一佛两旁有胁侍。
　　（4）天和6年铭的石造四面像中的四佛是二结跏趺坐、一倚坐佛、一释迦多宝并坐像。
　　（5）天和7年铭的石造四面像中的四佛，全是跏趺坐佛，姿势一式。
　　以上这些北周的四面像，几乎都有铭文，文中并未指出所刻四佛是那四尊佛，只称敬造四面佛像一区，且时而出现交脚菩萨像、倚坐像、二佛并坐像等，显然地北周的四面像佛除天和7年铭像外，和四门塔四佛是不同的。
　　然而四门塔的四佛则出自何典？依《观佛三昧海经》所载，世尊在一次的法会中，有一位财首菩萨将天曼陀罗华等散在佛上，也散在文殊菩萨上，结果散在文殊的华，起了变化，现出了四柱宝台，台内有四佛，经文曰：
　　时会大众见十方佛。及诸菩萨国土大小。如于明镜见众色像。财首菩萨所散之华。当文殊上即变化成四柱宝台。于其台内有四世尊。放身光明俨然而坐。东方阿閦。南方宝相。西方无量寿。北方微妙声。时世尊以金莲华散释迦佛。未至佛上化为华帐。有万亿叶。一一叶间百千化佛。化佛放光。光中复有无数化佛。宝帐成已四佛四尊从空而下。坐释迦佛床赞言。善哉善哉。释迦牟尼。乃能于未来之世浊恶众生。说三世佛白毫光相。令诸众生得灭罪咎。[13]
　　四佛不但赞叹释迦世尊，还当众说出从前跟随着空王如来出家学道，接受授记的经过，尤其强调入塔观佛的法门，经文曰：
　　所以者何。我念昔曾空王佛所出家学道。时四比丘供为同学。习学三世诸佛正法。烦恼覆心。不能坚持佛法。宝藏多不善业当堕恶道。空中声言。汝四比丘。空王如来虽复涅盘汝之所犯谓无救者。汝等今当入塔观佛。与佛在世等无有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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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空声入塔观像眉间白毫相。即作是念。如来在世光明色身与此何异。佛大人相愿除我罪。作是语已如大山崩五体投地。忏悔诸罪观佛眉间。忏悔因缘从是已后。八十亿阿僧祇劫不堕恶道。生生常见十方诸佛。于诸佛所受持甚深念佛三昧。得三昧已诸佛现前授我记别。东方有国。国名妙喜。彼土有佛。号曰阿閦。即第一比丘是。南方有国。国名日欢喜。佛号宝相。即第二比丘是。西方有国。国名极乐。佛号无量寿。即第三比丘是。北方有国。国名莲华庄严。佛号微妙声。即第四比丘是。[14]
　　可知四佛早先是从入塔观佛且观眉间白毫相入门，加上忏悔诸罪，受持甚深念佛三昧法，而得授记成就四佛的，这是依东晋时西域高僧佛陀跋陀罗所译的《观佛三昧海经》的内容。又另一提到四佛的《金光明经》则记载：四佛曾为信相菩萨解说释迦世尊寿命方八十的疑惑，经文内载王舍城中有信相菩萨，思惟释迦世尊一不杀生、二又施食，但寿命却短促仅仅八十，信相菩萨以其至心念佛，并在室中作观想犹如如来所居的净土，有妙香气，有烟云布满室，于是室中出现了四佛：
　　大士（指信相菩萨）如是至心念佛。思是义时其室自然广博严事天绀琉璃种种众宝。杂厕间错以成其地。犹如如来所居净土。有妙香气过诸天香。烟云垂布遍满其室。其室四面各有四宝上妙高座自然而出。纯以天衣而为敷具。是妙座上各有诸佛。所受用华众宝合成。于莲华上有四如来。东方名阿閦。南方名宝相。西方名无量寿。北方名微妙声。是四如来自然而坐师子座上。放大光明照王舍城。及此三千大千世界。乃至十方恒河沙等诸佛世界。雨诸天华作天伎乐。尔时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以佛神力受天快乐。诸根不具即得具足。举要言之。一切世间所有利益。未曾有事悉具出现。[15]
　　四佛出现了，信相菩萨自是欢喜雀跃、合掌恭敬，当四佛欲宣说释迦佛的寿命时，诸天菩萨众等也聚集在信相菩萨室内，四佛便以偈颂解说曰：
　　一切诸水　可知几滴　无有能数　释尊寿命
　　诸须弥山　可知斤两　无有能量　释尊寿命
　　一切大地　可知尘数　无有能算　释尊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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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空分界　尚可尽边　无有能计　释尊寿命
　　不可计劫　亿百千万　佛寿如是　无量无边
　　以是因缘　故说二缘　不害物命　施食无量
　　是故大士　寿不可计　无量无边　亦无齐限
　　是故汝今　不应于佛　无量寿命　而生疑惑
　　[16]
　　四佛说完偈颂，信相菩萨与无量众生听了之后，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四佛便消失不见。
　　四佛的事迹在二部经文译出之后，百余年间，鲜见表现在图画雕塑之中，直到北朝后期才陆续表现在单层石塔中，神通寺四门塔算是仅见的孤例。
　　四门塔创建的动机，若是隋文帝为了安置舍利而建塔，但塔内选择安置四佛，其动机是否反映出自《观佛三昧海经》信仰的流布，入塔观佛法门的被认可呢？
　　四、山东的四面像
　　四塔门内朝南的宝生佛石座上有造像记文曰：
　　武定二年□月乙卯朔十四日戊辰　冠军将军司空　府前西合祭酒　齐州骠大府长流参军　杨显州仰为□考忌十四日敬造石像四躯　愿令亡者生常值佛[17]
　　案，武定二年应为东魏的年号，约为公元544年，最初被发现四门塔时，也被断为四门塔建于此年，但其后1972年进行大修时，在塔顶内部又发现另一石板，刻着「大业七年造」的字迹，而且另有隋代钱币文物的发现，因此修正造塔时间为大业7年（公元611年）。
　　若以石碑碑文内容看来，四佛最初造像应在武定2年4月（乙卯朔为四月）14日，由当时的官衔是「冠军将军、司空、西阁祭酒、齐州骠大府长流参军」的杨显州出资雇工雕造的，杨显州应是纪念他的先父，而在父忌日造石像四躯，祈愿往生人得以生在有佛的国度。
　　依杨显州的官衔，那是相当显赫的官阶，既是手握重兵将军头衔，驻守于齐州（亦今之山东）的武将，又有司空及西阁祭酒的上品文官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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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时代而言，东魏是继北魏之后流行造四面像的年代。因造四面像以纪年铭而言，最早在北魏的建义元年即在青州首先造过，那是山东造四面像的滥觞，同时也是北朝造四面像的最早纪年，青州由道勇所造的四面像，其碑文曰：
　　魏建义元年岁次□申。六月丁亥朔十□日辛丑。青州齐□□溃县杨□寺比□□□道勇。敬造弥勒□□□四面尊像上为皇帝陛下。复为亡父母。七世因缘。居家眷属。□登果者。□先□□□□□。愿生生□□□□佛会。并为一切□□。轮回□□。咸同斯福。（图21）[18]
　　碑文中的建义元年为公元528年，这一年北魏皇室遭遇大灾难，一年之中，连换三主，年号更换三次，最早是孝昌4年，元月时改元武泰，4月时改元建义，9月又改元永安。因经历了尔朱荣沈太后及幼主等王公贵族二千余人于河阴的惨剧，已种下了北魏分裂的先兆。或许是朝政的紊乱，人们更迫切的祈求未来佛早日降临，因此碑文中有造弥勒及四面像的字样。造四面像在当时是个新的题材。
　　到了东魏时代，造四面像风气已开，如天平4年（537年）即有人造四面玉像：
　　靳逢受等四面玉像　天平四年六月[19]
　　兴和二年（540年），又有胡元方造四面石柱像，此石柱高4尺2吋，方1尺5吋余，石柱四面皆刻佛像，铭文中有「四面石柱一躯」的字样，又有雁门太守，胡某的三女云姬等的题名，此石柱在山东泰安县东五十里徂来山大云寺。[20]
　　此兴和二年的四面石柱像，距四门塔内最初的武定2年铭，不过仅差四年而已，立像的泰安也距历城很近，应有地利之缘，从建义元年的道勇碑到兴和二年的胡元方碑都造在山东，可以推知：神通寺四门塔的造像是其来有自，是继承了山东一地雕造四面像的传统，是有有别其它地方。
　　虽然四门塔的四佛最后是被断为年代较后的大业7年造，可是碑文上的武定2年，却可认定那必是造四佛的最初年代，因造四佛的风气是盛于东魏、北齐，到了隋代已然势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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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佛像造像风格
　　虽然四门塔内的佛像宝座上有武定2年的刻铭年款，可以推测东魏时代便已开始造像或造塔，但是若从塔内四佛的风格造像而言，那和东魏时代流行的式样，是有相当的差距。
　　自从北魏孝文帝推行华化运动以来，佛容佛装也倾向华化，佛容呈现瘦长的秀骨清像，佛装呈现汉式的宽衣博带，佛身扁平佛衣褶纹重迭丰厚，裙裳向两边翘起，犹如汉人皇帝的穿著，雍容华贵，又带点南方因清谈风气所引发的神仙思想，此种式样流行于北魏后期，延续至东魏时代，在洛阳一带尤其盛行。
　　逮至北齐时代，其所辖的势力范围，包括今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其所享的国祚自公元550年至577年，不过二十八年，政权在高欢时已奠基，高洋继之篡位是为文宣帝，在位期间推行佛教，也推行鲜卑化政策，佛像风格摆脱了北魏以来的宽衣博带式样，不少高僧有直接自天竺东来，或返国或来东土传法，他们在泰山建立道场、立佛像，其风格便有直接传自印度笈多风格者。
　　山东地方，因面临东海，自来接近外来文化比之内地更早，回顾山东的佛教图像最早在汉代即已出现，如沂南画像石即有项光童子像的特殊符号，虽然童子像不类佛教题材，但颈项上的光轮却可肯定是受佛教影响下的图饰。
　　到了东晋时代，不少中土或天竺高僧来齐鲁之地，或旅游，或传法，或返国道经此地，他们或多或少会将天竺的风格留下来。例如佛驮跋陀罗，是印度迦维罗卫人，甘露饭王之后裔，曾经循海路来中土，经历艰险危殆的船舶行程，终于在青州东莱郡登陆，他由青州到长安会高僧鸠摩罗什，又南赴庐山会高僧慧远，又移至江陵、吴郡，最后驻道场寺，从事译经，并帮助法显从天竺所得僧祇律梵本，译成汉文。[21]
　　佛驮跋陀罗虽在山东弘法事迹不明，不过他所译的《观佛三昧海经》六卷，却是第一本介绍四佛事迹的经藏，而四佛的大型雕像也第一次创在山东，亦可谓与山东的缘份非浅。
　　法显则自后秦弘始元年（399年）自长安出发，向西沿丝路前行，越葱岭入天竺，由北而南，经师子国，循海路归国，东晋义熙8年（412年）法显持经像，从青州长广郡牢山南岸登陆，[22]虽经太守李嶷留过冬，但法显还是去了建康，和佛驮跋陀罗在道场寺相见。法显原订广州登陆，却被风雨吹到了青州登陆返国，也和山东结下难忘的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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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显未留驻山东更久，而僧朗却是在苻秦皇始元年（351年）移驻泰山起，便终老于泰山。僧朗在泰山别立精舍，戒行精严，树立宗风，远近来归，当世的雄主苻坚、姚兴、慕容德、拓跋珪、以致晋武帝等人，均曾或修书或延聘或致赠租税。
　　竺僧朗。京兆人也。少而游方问道。长还关中专常讲说。尝与数人同共赴请。行至中途忽告同辈曰。君等寺中衣物似有窃者。如言即反果有盗焉。由其相语故得无失。朗常蔬食布衣。志耽人外。以伪秦符健皇始元年。移卜泰山。与隐士张忠为林下之契。每共游处。忠后为符坚所征。行至华阴山而卒。朗乃于金舆谷昆仑山中别立精舍。犹是泰山西北之ㄧ岩也。峰岫高险水石宏壮。朗创筑房室制穷山美。内外屋宇数十余区闻风而造者百有余人。朗孜孜训诱劳不告倦。秦主符坚钦其德素遣使征请。朗同辞老疾乃止。于是月月修书亲遗。坚后沙汰众僧。乃别诏曰。朗法师戒德水霜学徒清秀。昆仑一山不在搜例。及后秦姚兴亦佳叹重。燕王慕容德钦朗名行。假号东齐王给以二县租税。朗让王而取租税为兴福业。晋孝武致书遗。魏主拓拔珪亦送书致物。其为时人所敬如此。[23]
　　僧朗为山东建立起最早的佛教道场，当时人为感戴他的教化德泽，称其道场为朗公寺，也就是后来的神通寺，依《高僧传》称僧朗为京兆人，但其名被冠以竺，称竺僧朗，因此他的先世必是天竺人。
　　山东一地自海路与天竺交通既畅，受到印度风格的影响，自是必然之事，从青州龙兴寺窖藏的石佛看来，北魏至东魏时代的作品，多为背屏式的佛碑，舟形身光，佛身扁平消瘦，褒衣博带，到了北齐时代，石佛走向修长而健硕，薄衣透体，呈现曹衣出水式，此种式样应是直接受到印度笈多式样的影响，笈多式有秣菟罗式和鹿野苑式，在青州的北齐石佛中均很明显可以辨认出来。那袒右肩及通肩式的袈裟式样，是典型的天竺装，那衣褶如流水式的波纹是秣菟罗的余绪，那褶襞全无的袍服则是鹿野苑式，但青州石佛亦有介乎二者之间者，亦有超出笈多式的法界人中像者，尤其石佛面孔并非阿利安人样，那代表青州风格的特色。
　　四门塔的四佛，在佛容和佛发上是继承了青州风格。但是佛衣则摆脱了印度的笈多式样，既非通肩也非偏袒右肩，衣纹虽亦贴身，但并未紧密到和肌肤黏成一体的地步，所以和青州北齐石佛有所区别。
　　四门塔的四佛，东方阿閦佛和西方无量寿佛均身着中衣结带外披覆盖两肩的汉式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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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阿閦佛左胸尚留有捆绑袈裟的结带，自然而优美，二佛双手作禅定印，衣裳覆盖至跏趺坐的双腿，裳未悬至宝座。（图22、23）
　　南方宝生佛与北方微妙声佛（图24、25），其相貌和坐姿亦如前二佛，其内衣不结带，覆盖两肩的宽袖长袍之外，尚有以细绳绑带结衣角的袈裟，衣服轻柔，自然下垂，衣裳覆盖双腿垂及宝座四周，形成裳悬座。
　　整体观之，四佛刀法遒劲，坐姿挺拔端庄，沿袭了北齐的冷硬，却先开启了隋唐恢宏博大气势的先河。
　　六、四门塔的建筑与四佛造像的后续
　　综上所述，山东神通寺四门塔虽然造型朴实，架构简单，但却蕴载着十五个世纪前佛教弘传的辉煌岁月，它反映着印度文化在五、六世纪之际流布齐鲁泰山一带的事迹。就建筑造型而言，前后左右四方对称的平衡意识，是修禅观修禅定的基础，是故塔的本身平面图，犹如一张唐卡，对内自修可以得定，对外而言，是代表佛法可以传播四方，无分前后，就如原始的印度标志，阿育王石柱一般，四头狮背部相连，四面都是正面一般。
　　四门塔的建筑挹取了印度文化的精华，立在齐鲁之地吸收汉文化的传统，融而和之，也成了中土文化的一部份。隋代建塔之后，唐代因袭之，例如长清灵岩寺塔林中，便有一座亭阁式的慧崇塔（图26），建于唐天宝（公元742～756）年间，[24]　塔高5.3米，每面宽3米，呈方形，四边开券拱形门，门上有狮头、伎乐、飞天、武士等图案，精工细致。塔身上端约有近十层的迭涩，构成四方出檐，正中再加高一层，第三层顶上才立塔剎，塔剎由露盘、仰莲、宝珠组成。整体观之，慧崇塔其实是继承了四门塔的精华，除了基座加高一层，顶上多一层外檐之外，和四门塔其实没有两样。
　　其次就塔内供四方佛而言，四方佛的信仰题材原就稀有，北周所造四面像中，或有四方佛的早期遗例，然而隋文帝造四门塔之后的四方佛造像，文献所载不多见，但山东却很珍贵的找到四门塔以外的第二件四方佛遗例，那是位于方山之阳的神宝寺旧址，神宝寺初建于北魏正光（公元520～525）年间，由法定禅师所创，和灵岩寺一南一北，却同步发展，会昌法难时神宝寺被废，却遗有四方佛石像（图27）和「大唐齐州神宝寺之碣」，1965年移于秦安岱庙。
　　依《灵岩寺》一书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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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方佛通高130厘米，像高62厘米，莲座高68厘米，四佛大小相同，面对四方，背背相向，坐于莲座之上。从现存情况看，四佛头部皆分别雕琢，有榫插于颈部一卯孔中。四佛头连接部中心还有一卯孔，用途估计有两个，一为安置佛头（五方佛），一为放置佛塔，可惜均已不存。[25]
　　像高62公分，已有四门塔内四方佛的一半高度，已不算小了，四方佛的雕刻风格，依据描述：
　　四佛均袒右肩，形体丰满写实，袈裟衣纹密集，薄纱透体，有曹衣出水之感，四佛左手抚膝，右臂前伸，均施说法印。其中三佛结跏趺坐，一佛善跏趺坐。束腰莲花座平面呈四向梅花状，束腰部南面为半园小龛，龛内浮雕三尊伎乐天，北面表面无饰，东西两面浮雕五个穹隆状宝珠，宝珠周围有花牙子式包皮，束腰上下均出迭涩层和仰覆莲花。整各莲座造型庄严古朴，装饰精美华丽，表现出盛唐时期的典型艺术风貌。[26]
　　从这段文字的描述，再看所刊出的图片，知此佛像作风和天龙山石窟的盛唐造像十分类似，仍是笈多风格的延续，在装饰手法上，相较于四门塔是富丽多了。
　　由于图片只摄二佛的侧方，因此无由得知另两尊佛的衣着。四门塔的四方佛在衣着上的最大特征是佛穿上水田衣，衣角似细绳绑结，且垂出自然而美丽的结带，此种服式一直因袭至唐初，在灵岩寺附近的积翠证盟龛内的释迦坐像（图28），面部及姿势有北齐以来的冷硬风格，袈裟的式样也似是沿袭四门塔四方佛的衣着，只是那连珠纹的吊挂方式，和四门塔有点不同。此外济南千佛崖、驼山石窟均有和四门塔四佛相同的服式，也算是四佛风格的后续吧！
　　总之，神通寺四门塔，无论建筑造形、供佛式样风格，均表现得独特珍贵，不同于中原或关中、河西，而自成一格。
　　（本文曾宣读于2003年12月17～21日的山东首届佛像艺术研讨会暨四门塔阿閦佛头像回归一周年纪念大会上，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政府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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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山东神通寺四门塔 图2　印度珊其佛塔第一塔
　　图3　印度国立博物馆藏小型佛塔 图4　北周保定五年石造四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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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北周石造四面像 图6　北周天河六年石造四面像
　　图7　北周石造四面像 图8　北魏铜造如来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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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　北齐河清三年铜造菩萨交脚像 图10　北齐天保三年赵弥山造五尊像
　　图11　北齐天保九年铭石造三尊佛立像 图12　北齐石造六脚佛五尊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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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　北齐天统五年 尊佛碑像 图14　荥阳大海寺北魏孝昌元年比丘道哈185人造像碑
　　图15　荥阳大海寺北魏孝昌元年比丘道哈185人造像碑 图16　东魏彩绘石雕佛菩萨三尊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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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　东魏贴金彩绘石雕佛菩萨三尊像光背顶端的单层佛塔 图18　东魏彩绘石雕佛立像光背中的线刻佛塔
　　图19　北齐彩绘石雕造像背光残件 图20　北魏法祖师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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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　南方佛宝声佛座下的铭文 图22　四门塔内东方阿閦佛
　　图23　四门内西方无量寿佛 图24　四门塔内南方保生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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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5　四门塔内北方微妙声佛 图26　唐代长清灵岩寺塔林中的惠崇塔
　　图27　山东神宝寺遗址四方佛石像 图28　山东方山之巅红门石窟证明功德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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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the Four Gate Pagoda of Shentong Monastery
　　Chen Chinghsi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Summary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six sections. The first section deals with background matters. The second section is entitled “the origins and unique features of the Four Gate Pagoda’s architecture.” It discusses the origins of the Four Gate Pagoda’s architectural design, deriving from the creativity of the Indian stūpa. From the simple design of the round shape of an inverted bowl, it evolved into a four-sided structure with Buddha images carved into the upper portions. This article lists the following: existant instances of single-story, stone, four-sided images dating to before the Sui dynasty, Buddha images carved in high relief with a flat background, stone images in upper section of niche archways, Buddhist stūpas with relief or line-carving. This is done to pin down the style that was popular in pavilion-style, single-story pagodas from the sixth and seventh centuries. The third section is entitled “images used for worship within the pagodas.” It discusses the theme of four-sided pagoda Buddha images and scriptural references, which reflect the existence of belief in sūtras such as the Guan Fo sanmei hai jing观佛三昧海经and the Golden Light Sūtra. The fourth section discusses the motivation of the Four Gate Pagoda’s donor and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goda’s construction. The fifth section discusses the style of the faces and bodies of the four Buddhas within the pagoda and their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he sixth section summarizes the Four Gate Pagoda’s subsequent influence on the style of four-sided Buddha images and on the region near Jinan, Shan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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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1.Buddhist pagoda 　2.Buddhist images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3.Buddhism in Shandong Province 　4.Senglang 　5.Four Gate Pagoda, Shentong monastery 　6.Ak?obhya Buddha
　　(Summary translated by Eric Goodell)
　　[1] 见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图版篇二〉，页343。东京：吉川弘文馆，1995年。
　　[2] 见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图版篇二〉，页344-345。
　　[3] 见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图版篇二〉，页347-348。
　　[4] 见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图版篇二〉，页346。
　　[5] 见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图版篇二〉，页546。
　　[6] 见奈良国立博物馆《日本仏教美术?源流》，页14，1978年。
　　[7] 见李静杰编《石佛选粹》，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页101、109、110、111、113、115。
　　[8] 见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图版篇一，页270。
　　[9] 以上见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图版篇二，页292、383、393、407、418、421、423、427、435、441、445、479。
　　[10] 以上见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图版篇二，页454、471、433。
　　[11] 见李静杰《石佛选粹》，页29-35。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年。
　　[12] 见《青州北朝佛教造像》，页68-69、70-71、72-74、78-81、86-87、102、100-103、105、176。中华世纪艺术馆、青州市博物馆编，北京出版社，2002年10月。
　　[13] 见佛驮跋陀罗译《观佛三昧海经》卷9，《大正藏》册15。
　　[14] 见佛驮跋陀罗译《观佛三昧海经》卷9，《大正藏》册15。
　　[15] 见北凉昙无谶译《金光明经》卷1，《大正藏》册16。
　　[16] 见北凉昙无谶译《金光明经》卷1，《大正藏》册16。
　　[17] 此造像铭载在《陶斋吉金录》，罗叔言曾经有拓本，高4吋5分，阔1尺4吋。
　　[18] 见大村西崖《支那美术史雕塑篇》，页239。图书刊行会，1972年。
　　[19] 大村西崖，页255，〈安徽歙县补访碑录〉卷2。
　　[20] 见《山左金石志》卷9。
　　[21] 见慧皎《高僧传》卷2，《大正藏》册50，页234。
　　[22] 见《高僧法显传》，《大正藏》册51，页857。
　　[23] 见慧皎《高僧传》卷5，《大正藏》册50，页351。
　　[24] 见《灵岩寺》，灵岩寺编辑委员会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3月。以及《晋鲁响佛号》，页140，锦绣出版社，1999年。
　　[25] 见《灵岩寺》，页47-49。
　　[26] 见《灵岩寺》，页4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