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雕塑概论
　　中国原始时期的雕塑艺术，大致可以追溯至公元前四千年以上。最初的雕塑可以从原始社会的石器和陶器算起，这是中国雕塑的序幕。造型多样的陶器，为中国雕塑的多向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旧石器时代的结束，新石器时代的黄河流域以及东北地区已经出现了独立意义上的雕塑作品。当然，它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渡时期。距现有的考古研究资料来看，远在一百万年以上，在中国的土地上就出现了原始人类，现在我们称之为“古猿人”。如周口店的“北京猿人”、云南的“元谋猿人”、陕西的“蓝田猿人”等等。他们居住在洞穴之中，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大约在二十万年前，“猿人”进化成“古人”，过渡至母系氏族社会，如山西的“丁村人”、湖北的“长阳人”等等。“新人”时期大约在距今五万年前，如内蒙的“河套人”、四川的“资阳人”等等。而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期距今有七千年以上，最有代表性的上“仰韶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等等。至此以后，人类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出现贫富分化、出现了统治和被统治，继之人类进入奴隶社会。
　　人与猿的区别在于在劳动中创造了生产工具——石器。在以上所述的漫长过程中，人类的祖先从简单打制石器，到把石器磨光并分类使用，是从劳动实践中变化发展而来的。同时，精神文化层面的装饰品也随着思维能力和审美意识的提高而愈加美观。最早的雕塑萌芽，可以算作原始石器，有大量的精细石器具备了雕塑的性质。
　　新石器时代的后期，出现了陶器。它们造型丰富、纹饰多样，既是生活中的必需日常用器，也是可以欣赏的艺术品。这时的陶器还没有脱离实用的目的，但它对后期的青铜器、象形器物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原始雕塑的最初形态是陶制品，它与其实用价值密不可分，从工艺手段上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一是以动物外形为器皿，如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质鹰鼎，高36厘米，以鹰身为鼎体、以二足为三个支点，器形饱满，为此类雕塑与器皿完美结合的代表作品之一。
　　二是装饰部分的雕塑，它们有的以配件的形式出现，如盖钮、把手等；有的以表面浮雕等形式出现。题材有动物、植物、人物等等。甘肃大地湾出土的陶瓶人头像，可谓中国早期人物雕塑的开端，作者巧妙地将陶瓶的口部塑成一个人头像，制作细腻，形象生动。
　　三是小型动物或人物捏塑，这种小雕塑都是古代工匠不假任何工具而信手捏制的，形体小巧，带有浓厚的人情味。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塑猪可能是我国江南地区最古老的雕塑作品，距今有七千年了。尽管作品只有6.3厘米大，可它的形象却非常生动，可见雕塑者对生活观察之细腻。
　　中国的历史发展由奴隶制进入封建社会，这中间经历了夏、商、周三代。夏禹是在约公元前21世纪黄河流域最大部族的统治者，从他以后，确定了王位的世袭制。商代的跨度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其仍然是部落性质的国家。商代后期迁都安阳，由于当时地名称为“殷”，所以史称商后期为“商”。再后来是建都西安附近的周代，史称“西周”，迁都洛阳是周代后期，史称“东周”，东周包括春秋、战国两个时代。这一期的跨度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221年。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是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7世纪的河南二里头文化现象。与原始陶塑的性质一样，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也并非实际意义上的雕塑，是用于祭祀、生活、乐器、兵器、工具等方面的实用器物。有历史学家将夏、商、周称为“青铜时代”。这些大量的青铜器为奴隶主所占有，也是某种统治、权威、财富的象征。
　　从形式上大致可以将青铜器的雕塑因素分为以下几种：
　　①是以动物现象为主题造型的青铜器，如安阳妇好墓出土的鸮尊，站立的鸮 鸟圆目大睁，坚实有力，外表装饰有其它动物纹样的装饰；再如湖南 醴陵出土的象尊，在基本写实的基础上又有夸张变形的因素，铸造技术精细。
　　②是青铜器表面的装饰，常见的有浮雕、圆雕、透雕等形式，如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体态巨大，四角各铸一卷角羊头，造型端庄；如河北平山中山国都遗址出土的人物座三连灯，以人物造型为灯具的主体结构，神态自然。
　　③是相对独立的青铜造像，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站立人物像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高172厘米，加上基座高达262厘米，面部形象简洁，整体感较强，整个外形上有比较精致的装饰。据考证，此类雕像非为明器，可能与祭祀所用的器物相关。再比如河南洛阳出土的玩鸟顽童雕像，其面部表情生动，非常写实。这些青铜器虽在性质上仍属工艺品（实用目的），但已初步具备了雕塑艺术的属性。一些夸张变形奇特的纹饰，构成了威严神秘的气氛，反映了那个历史时期的审美观点和对自然环境的理解。
　　从整体风格上看，商代青铜器比较端庄、沉重，气质伟岸；西周前期、中期的作品比较华丽、装饰繁缛，形象怪张，有一种神秘的色彩笼罩其上；而西周晚期则比较写实，不再咄咄逼人，装饰上也相对简洁了一些。
　　另外，在这个时期还有用石、玉、陶等材料制成的雕塑作品。这类雕塑的目的在于祭祀、日常生活用品、服饰等方面。其中以玉雕最为突出。据文史资料记载，当时的人们很喜欢佩带玉器，除了审美意义还兼有道德伦理上的含义。商周墓中经常会有玉雕的佩饰品，有玉鳖、玉虎、玉人等等，以简洁明快的手法表现人和动物的形象特征。如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玉人坐形，高8.5厘米，周身饰饕餮兽面纹，头上钻孔，以利穿绳佩带。再如陕西宝鸡西周墓出土的玉雕鹿形，姿态可爱，尽管体形很小，但其刻画却十分传神。西周时期的国都在陕西长安一带，近年来该地有很多类似的文物被发现。
　　春秋晚期的墓葬已大量使用陶俑替代人殉葬。山东林淄的出土陶佣只有10厘米左右，外表加施彩绘。此外，在湖南、河南、湖北等地的楚墓中，还发现有木雕人俑，形体概括、简练，注重体快的整体效果。这一类殉葬品都为“明器”，有些在制作上比较粗糙。
　　春秋、战国时代的其它雕塑作品，文献上有零星记载，但实物已无处可见。但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雕塑艺术范畴是建筑中使用的配件或装饰，这一类作品最常见的是瓦当，一般都有各种纹样的浮雕，以动物、云气、几何纹为主要内容。这一时期的雕塑者群体已开始明朗起来,随着手工业的发达起来,专门对铜、玉、石、古、木进行加工的行业明显比以前分工更细，并有专门管理“百工”的人员和机构。
　　秦代在雕塑方面有重大发展，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大型陶兵马俑和铜车马。秦始皇吞并六国以后，建立秦王朝，统一货币、文字、度量衡等。秦代的雕塑题材更加贴近生活，从功能上看，也逐步走向独立。秦代承袭了春秋战国的朴实，作品趋于写实。秦汉时期的总体雕塑风格比较恢宏,强调力度和气势。
　　虽然在整个雕塑史中，秦代只占据着短短的十五年，但只一个兵马俑的出现，就足以改变中国雕塑史。它出土于1974－1976年，主要以兵俑和马俑居多。体态与真人等大，数量众多，神态各异；自是有立、有跪，有驭手、射手；由军官、士兵之分。马俑形象写实，身材矫健，可见当时雕塑者对生活观察之细致、对塑造技术支精通。这些秦始皇百万大军的缩影都是用陶土烧制而成，不论是造型、塑造、烧制等各个环节，都是一件庞大的工程。一般采用模制加手工塑型的技术，分段成型，整体焙烧。其陶泥制的细腻、烧成火焰均匀、过程当中变形较小，烧成后外表用颜料彩饰。作品注重面部形象刻画，据说万千兵马俑没有充样、雷同的，可用“栩栩如生”这个词来形容。从人物结构上看，比例合适，动态自然。秦俑的单件作品都有很强的动作个性，有的手持利剑，有的伫立凝视，有的坚定刚毅。但整体上不在乎细节变化，不是完全照搬现实，在躯方头圆上有强烈的体块对比、疏密变化、动静之别。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秦代兵马俑的出土，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它显示出我国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有了很高的雕塑艺术水平，它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前进了一大步。总的来说，秦代兵马俑对我们研究那一段历史、促进后代的雕塑艺术之进步，都是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同秦俑同时发现的另外一个雕塑艺术史上的奇迹就是铜车马。这些铜车马比秦俑要小些，为铸铜而成，做工更为精细，即以考究。青铜雕塑艺术始自商周，像这样的铜车马，是空前罕见的。
　　同样，由于秦代的大兴土木，使我可以从许多现存的建筑构件遗物上了解当时的雕塑艺术。秦代的瓦当艺术可以说是小件浮雕艺术之精品，大致上可分为卷云纹和动物纹，构思巧妙、变化多端。动物纹瓦当充满了雕塑趣味，由“子母鹿纹”瓦当，表现一直带着孩子的活泼腾跃的母鹿，在只有十厘米的空间内，把生气盎然的生命浓缩起来，有浓厚的装饰趣味。
　　俗话说“秦砖汉瓦”，是指秦代的空心陶砖，多是以龙、凤或狩猎、农耕的图案。这种风格特点，在秦代的铜镜纹饰中也可以欣赏得到，这种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艺术品种，自秦代开始愈加精美。其浮雕装饰纹样，无一已不是飞动活跃的，这种艺术特征对后来的魏晋六朝时期有很大影响。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具魄力的一个时期，自秦朝统一中国，一直在盛衰变化中持续了四百余年。汉风气势，我们可以从现存的雕塑清楚的看到。如西汉霍去病墓，至今还存有一批杰出的石雕艺术作品，它们是为纪念西汉名将霍去病而创作制造的。“马踏匈奴”高190厘米，作者用隐喻的手法，借战马的形象来体现霍去病的威猛和战功卓著，充分体现出纪念性雕塑的概括性。整个雕塑浑然一体，四肢之间没留空间，增强了体、量的沉重感。
　　霍去病墓石雕群中完整的有十二三件，其体积之大，风格之独特，在中外雕塑史上都是罕见的。公元前二世纪，是汉武帝当政的时代，郭力比较强大，工艺技术、艺术水平进一步增强。这一时期的雕塑艺术风格也正是体现了当时的雄厚气魄，石雕采用巨大整体石块，就其自然外型加以艺术处理，灵活使用圆雕、浮雕、线刻的表现手法，使之完全服从于雕塑的整体造型。比如“卧虎”，在虎形上运用了寥寥几条简单的阴刻线，就表达了它的内在精神。
　　这组石雕群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被挖掘、整理、保护起来，是我国雕塑艺术史上的光辉一页，它给人们带来五穷的艺术享受和创作启迪。
　　西汉也有大量的陶俑陪葬。陕西杨家湾就出土了数千件彩绘陶俑，有人有马，阵容整齐。但这些陶俑体积较小，大都在50-60厘米高，这可能与墓主人的身份有关。再者，这些陶俑的做工也远不如秦俑大部分比较模糊、型相类同。“汉承秦制”，相比之下，汉代比之秦代的厚葬之风有所减弱。汉代的明器雕塑在题材上更为广泛，为了使死者能在阴间依然享用生前的生活环境，开始大量出现陶制的粮仓、猪圈、锅灶、房屋以及鸡、鸭、狗、猪等充满了生活情趣的事物。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当时制陶工艺的进步，有许多陶质明器都外挂了赭色釉和绿色釉。这些明器也为研究当时的农牧业、社会结构等提供了形象佐证。
　　西汉的工艺装饰性雕塑也十分发达，其一为铜镜装饰。这一时期除了与前代大体相同的云雷纹、蟠龙纹以外，比较流行使用吉祥语，如“长相思、毋相忘、常富贵、乐未央”等等；乳钉纹也是这一时期的特点，在乳钉之间有人物、鸟兽等等。其二，西汉的金银嵌镶工艺也比较发达。是在铜制器物上嵌镶金、因、松石等不同材质的装饰，在填以黑漆，曰“错金银”。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作品为“错金银”博山炉，虽微熏香用的实用品，但其炉盖雕制成层次重叠的造型，这在汉代也十分盛行。
　　西汉的玉雕也是不可忽视的小型雕刻艺术之一。常见的有带钩、印牛、头饰、玉佩等等，以随葬品玉蝉、玉猪等。这些小型玉雕小中见大、选材精良、造型完整。
　　我们还可以从当时的建筑装饰构件上看到雕塑艺术的成就。史籍中所记载的建筑实物已荡然无存，“秦砖汉瓦”为我们提供了推想空间。西汉瓦当场以“延年益寿”、“长生无极”等吉祥语作为装饰内容、动物纹样多采用“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不再满足与仅仅实用，而是趋向于把生活用品制作得更艺术化。比如当时的铜油灯是常见的一种生活用品，从现在的出土文物看，各种地位的人们所使用的灯具也有很大差异。最为著名的是出土于河北满城的“长信宫灯”,以一个神态安详的少女形象为灯体,双手托起灯罩；结构很巧妙，整体为空腔以免烛烟四处散漫。再比如有一些随身佩带的腰饰、头饰或玉佩等，都是小型雕塑精品。云南省晋宁出土的“双人舞饰牌”，以镂雕的形式表现了两位翩翩起舞的人物，脚下踩着一条扭曲转动的长蛇，整个形象饱满而浪漫，结构紧凑。
　　东汉时期，豪强争斗激烈，社会因素很不安定。两个世纪中，厚葬习俗成风，所以留至后代的墓室有很多保存完好。为使墓穴坚固耐久、多使用材质较好的石料构筑其框架，并在石材外表浮雕以历史故事、植物动物，或把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面雕刻记录下来。其中最为优秀的有山东嘉祥县武氏祠的一组浮雕，反映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以及车马出行、宴乐游乐等场面，还有些是神话传说、鬼怪迷信一类。所使用的雕刻技术多为阳刻，将人物形象以外的部分铲平剔下，使物象凸现于石面。再就是山东的孝堂山祠和肥城张氏墓其画像石的特点是使用阴刻，以凹线勾勒形象外缘。
　　河南南阳是东汉皇帝刘秀的老家，当地的富豪官员、皇亲贵戚众多。从后来发现的石雕、画像后可以看当显官贵族们的奢华生活。现在的“南阳汉画像博物馆”藏有千余件保存基本完好的墓石壁雕。南阳汉墓浮雕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粗犷、中期熟练、晚期的风格不及前两期。趋于软弱。其手法多为阴线凿刻，题材广泛。此外，江苏徐州、陕西绥德、四川岷江沿线等地区都有较为丰富的汉代墓石雕刻。四川的彭山、乐山、重庆等地有不少崖墓，这种墓壁上的装饰被凿棵成高浮雕纵深可达２０厘至４０厘米。
　　在出土的墓俑方面，四川远比其它地方（包括洛阳），都更加丰富。在四川成都附近出土的一件说书俑，表情极为生动，刻画出说书艺人的情感瞬间和他的典型特征，并配合以夸张地肢体动作，加强了人物的神态动势。在其他地区也有优秀的东汉时期雕塑被发现，如１９６９年甘肃武威出土的“马踏飞燕”使全世界为之轰动。这匹奔马三足腾空，以足落在支撑点上，雕塑家巧妙地将底座设计成一只飞燕，象征“天马行空”的潇洒。整件作品为铸铜而成，虽只有３４．５厘米高，但它的气势却是雷霆万钧、不可一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的雕塑艺术全面发展。佛教的盛行促使佛像艺术蓬勃发展，改变了中国雕塑史的面貌，人物雕塑更加成熟；以墓葬为目的的雕塑也从另一条道路走向繁荣。
　　中国在历经秦、汉四个世纪的一统局面以后，又重新回到了分足割据的状态。所谓三国就是曹氏父子建都洛阳的魏国（２２０－２６５），建都南京、由孙权统治的吴国（２２９－２６５）以及汉室后代刘备统治的蜀国，他的称帝是在（２２１－２６３）。这期间鼎立存在了四十年，战争频仍，但各自所处的地理位置都比较优越，生存的威胁也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艺术成果似未受太大影响。
　　佛寺的兴建在东汉时已经被正史所记载，造像活动也因此而展开。自晋代以后，造像活动大肆盛行，甚至当局不得不出面干涉，限制其不加节制的耗费人力和物力。
　　现在所能看到的三国时期的雕塑实物，多为墓葬明器。如安徽毫县一带的曹魏宗室墓葬，就有珍贵的砖雕艺术，其造型简洁明快，刀法熟练，显示出雕刻艺人的才华。
　　蜀国和吴国被魏所灭以后，魏国的司马氏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统一而短命的西晋（２６５－３１６）。但由于西晋的统治腐朽无能，被北方各少数民族所破，这些少数民族被统治者成为“五胡”。随之天下大乱，除了“五胡”、“十六国”的民族争斗，西晋政权旋即倒台东晋王朝（３１７－４２０）趁乱建立于建康（今南京），统治者为西晋宗室司马睿。之后的局面更加复杂，先后出现了宋、齐、梁、陈，被统称为“南朝”；与此同时，北方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继“十六国”以后分别建立，成为“北朝”，直到公元六世纪的这一段，就是南北朝时代。
　　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外来的佛教产生了广泛社会基础，加之统治者的带头尊奉，市佛教雕塑艺术得以巨大发展。印度佛香属“犍陀罗式”，有希腊末期艺术和波斯艺术的影子，其特点是造型比较纤美，衣纹皱褶紧贴身体。传入我国以后，即被中国雕塑家所融汇贯通，形成独特的中国佛像风格，使这种泊来艺术逐步具备了民族化特征。
　　佛像艺术的第一种为石窟形式，以北方地区为主，由丝绸之路传入内地。甘肃的敦煌石窟、炳灵寺石窟、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等等，都有明确的年号题记；一路开凿的还有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张掖马蹄寺石窟、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山西大同云岗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河北邯郸南北响堂山石窟、江苏南京栖霞山石窟等等。
　　甘肃敦煌所处的地理位置较为僻远，未受战乱的更大影响，所以其千佛洞的建造基本上没受到什么干扰。但当地土质疏松，不宜于雕刻造像，只能以泥塑代之。这也是中国佛像艺术的特点之一。敦煌莫高窟的建设规模巨大，从十六国到北朝这一时期的塑像来看，匠师们已把人物形象渐渐中国化，并在造型审美尺度上趋向于当时的流行形式，与同一时期绘画作品中“秀骨清像”之特点基本保持一致。它的后期作品开始出现唐代的风格迹象，受内地影响的因素也越来越多，比如服装、饰物等方面；再是色彩上，重彩浓抹，表现技法日渐成熟。
　　麦积山石窟的得名是由于它的外形似麦垛，位于甘肃天水。同样，由于石质的问题，麦积山也不宜于雕刻佛像，属北齐时期的作品较多。相对而言，麦积山石窟雕塑更加生动和世俗化，在众多雕像当中，有面目秀美的佛像、有低声耳语的供养人、由活泼生动的比丘还有虔诚苦修的老僧以及狰狞怒目的金刚力士。这些泥塑的制造工艺十分精湛，选材讲究，虽未经焙烧但历经千余年仍未损坏。
　　云岗石窟群位于山西大同，石窟延绵有一公里，大小石窟（龛）约千余个，规模庞大。云岗石窟的开凿年代主要是北魏时期，充分利用了当地石材的特点；体魄巨大、形象庄严，具有摄人魂魄的体量感和空间感。主佛高达１３．７米，立于石窟中主要位置，为云岗石窟群的第一作品；第二期造像的尺寸明显比第一期要小，但更加注重形象刻画，人物动态也更加活泼；第三期已近尾声，时间拖至六世纪初。当时的大规模开凿工作已经停止。这一时期的人物形象及衣饰装扮已完全中国化，“褒衣博带”式的中原服装形式已经普及。
　　河南洛阳城南的龙门石窟，力经东魏、北齐、隋、唐多个朝代之开凿，作品庞杂，遗留作品也较多。可惜的是，解放前被外国列强盗去了许多造像以及头、手臂等局部，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宾阳中洞是龙门石窟中比较重要的一处，是北朝时期有史实可查的，其形制结构与云冈昙曜五窟相似，窟内饰有莲花、飞天、云气等图案，气氛神秘、纹饰华丽，但无琐碎之感；莲花洞内的石雕莲花特别突出，窟内主佛像为站立姿势，手臂的雕刻尤为动人，，似有柔软弹性之感；古阳洞是龙门石窟中较大的一个，历史年代也较早，最有代表性的是在洞内壁面上雕满了小佛龛，几乎每龛都有造像题记，中国著名的书法碑帖“龙门二十品”中，古阳洞中的就有十九品。
　　南北响堂山石窟依据后人追记碑文可证为北齐时开凿，位于河北省磁县。北响堂山除北齐外，后来的隋、唐、宋、明各代叶逗留有作品。此处石窟被后人毁坏或改造的地方较多，比较明显带有北齐原有风格的，是大量图案浮雕。
　　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二大类雕塑作品当属陵墓雕塑。曹魏时期，尤于墓葬推崇简易，所以在这一时期的陵墓未有雕像被发现。
　　南北朝时期，墓前雕像有所恢复，一般都在墓前设置一对或多对石兽。这种悖常为“神兽”的想象中动物形象，被成为“麒麟”，有的似狮虎，却右翼，被称为“避邪”。这种石雕一般都比较庞大，姿态宏伟，整体感较强，又较为浓厚的汉代遗风。现存遗迹多为南北朝时作品，江苏南京周边比较多见。其中最为杰出的是江苏句容石狮村梁南康简王萧绩墓前的石雕群，造型简洁，体积感强，最能代表当时的艺术风格。
　　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各处大兴土木，广建佛寺，佛像和与之相关的造像被大量制造。单尊可移动的佛像，都带有“背光”，一为装饰、二为其坚固。陕西博物馆收藏有多件北魏时期作品，背光的反面，也已浮雕的省时刻出佛经故事。山东博物馆、北京博物馆以及山西、河北等地也都有保存比较完好的单件佛像。此外，为了供养方便，易于携带，当时还生产了大量小型鎏金铜像，制作精美，雕刻细腻，不亚于大型雕塑的气魄。
　　建筑、工艺、雕塑等造型艺术家，在中国古代一般都与匠人等同，被史籍记载者很少。象戴逵、戴颙父子，被以雕塑艺术家记载下来的为数极少。戴氏父子活跃于四世纪至五世纪，名震一时。他们也都长于绘画，与僧佑、蒋少游等雕塑名家一起，对造型艺术之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隋代的统治历史仅有三十多年（581—618），是隋文帝杨建在夺取北朝政权以后，又消灭了南朝的陈朝而建立起来的。这一朝代又恢复了中央集权，曾在短期内出现了农、工、商繁荣富强的局面。佛教亦然为思想统治的主要工具，大力恢复被北周武帝毁坏的佛寺和雕像。炀帝继位后，造像之风更盛。除以十几万计的小型佛教雕像以外，还继续开早石窟，几乎遍布全国。隋代的雕塑艺术的主要成就，集中在石窟造像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济南玉函山石窟等处。其造型上的主要特点是，普遍较前代更为健硕，体态丰满。但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点——也可以说是弱点，就是比例上的失衡，一些作品明显的在结构和比例上不够合理，如莫高窟的427库的隋代菩萨像，头颅显大。这是一个过渡性发展时期，国家统一以后，各种文化相互融合，社会发展急剧变化，是南北朝末期经隋向盛唐的转折阶段，可以说，我国的雕塑艺术由隋代拉开了更加灿烂的序幕。
　　唐代的雕塑艺术，与前代的形式几乎相同，主要体现于宗教造像、陵墓随葬。但这一时期，随着工艺技术之发展，在材料运用上更加丰富，除石雕、木雕、陶瓷外，还大量使用夹苎、铸铜等工艺材料。
　　唐王朝的统治长达三个世纪，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继开国元勋高祖李渊之后，明君太宗李世民采取各种兴国措施，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贞观之治”的大好局面；唐玄宗时达到盛唐的顶峰，其发达的经济、政治、文化广泛流播于海外，并吸收融纳了一些优秀的外来影响；“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开始走向衰败，以至公元９０７年出现了分裂割据的状态，五代十国的产生，终止了唐王朝的统治。
　　由于唐代延续时间较长，其艺术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漫长过程，所以后人在研究唐代文化时，往往将其分为初、盛、中、晚四个阶段。初唐前期的雕塑风格，基本上还残留着前代（北朝及隋代）的痕迹。初唐后期就开始出现兴盛的征兆，但对女性的塑造仍不及盛唐时那么活泼动人。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促使人们的宗教观念也发生变化，盛唐时的整体社会面貌比较乐观豁达，佛教艺术也出现世俗化倾向，绘画、雕塑中的人物形象接近于现实生活中的形象。
　　唐代的佛教造像数量非常之大，主要还是体现在石窟、摩崖石刻方卖弄。现存的遗迹多集中于新疆克孜尔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山西天龙山石窟、陕西彬县大佛寺、河北响堂山石窟、河南龙门石窟、山东云门山石窟、四川广元千佛崖、乐山摩崖石刻、云南剑川石窟等等。
　　其中规模最大、艺术特点最明显者，首推敦煌。唐代时期所开凿的窟龛，占全部敦煌石窟的半数。所塑造的菩萨造像，从形象上和装扮上，基本上依据当时美人的典型形象，其座姿出现了一腿盘起、一推下垂的半倚坐式。世俗化的美丽已打破了宗教禁锢的气氛，更为强调艺术效果，似与参拜者对话。我们可以把同时代著名人物画家张萱、周昉等人的作品与之相比，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在体态比例上、仪表外形上更加具有活力。比之于前代宗教雕塑艺术的肃穆与出世，唐代的佛教造像很好的把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继有博大凝重的一面、又有典雅鲜活的一面；继又威武有力的一面、也有柔和细腻的一面唐代的人物雕塑很注意人物性格，尤其是在处理群雕的人物关系时，很好的把握了人物之间的内在情感交流。比如佛主与弟子迦叶、暗阿难三者的塑造，就有多种形象变化，两个人物一老已少，一个汉族人形象，一个是印度人形象，尽管都表露出虔诚的神态，但仍可以看出他们的心情之不同。再比如护法力士像，其职司决定了他们强力威武的形象，面部表情激烈、四肢肌肉发达，更加衬托出菩萨的慈祥。不同性格的人物塑像是群雕人物关系动静结合，突出中心，符合了雕塑美的形式法则。
　　龙门石窟唐代雕刻，占其多数。它的优点在于基本上保持了唐代原作的原貌，而敦煌的作品有很多是经后代艺人整修过的。这一时期的雕像普遍宏伟庞大，体型饱满。以盛唐时完成的奉先寺为代表，中央大佛（卢舍那大佛）高１７.１４米，与之并列的另外８尊雕像也都在１０米以上。大佛有明确年代题记（６７２年），据传说大佛的面部是参照了武氏则天的形象雕凿的，这种传说并非完全不可能，在佛像台座上的题记中记录着：“……皇后武氏助脂粉钱二万贯。”有许多石窟的中、晚唐作品明显不如其前代，有许多减色，尺度、体量、气魄都出现退化的迹象。
　　陕西境内的唐代石窟，有太原附近的天灵山石窟，可惜的是在旧社会是已被盗劫，几近掠空，现都被收藏在欧美各大博物馆。从现在仅存在１４窟当中的一件跌坐菩萨残体来看，中国古代雕塑家以精确的掌握了人体比例以及结构，衣褶、饰物的写实雕凿能力也十分高超。
　　山东一带在当时为经济不发达地区，所以其石窟开凿规律有限。以济南附近的一些小型窟龛群为主，如千佛山、佛回山等处。千佛崖有贞观１８年（６４４年）题记，但整体上损毁比较严重，从仅存一些雕像残体上，依然可以看出当时的富丽、细致、优美的风格。
　　四川的广元、巴中、通江以及川南的邛崃、乐山、夹江等地散落着许多摩崖石刻。四川自秦汉以来被称为“天府之国”，佛教在此地特别兴盛，全省有大小摩崖石刻群二十余处。据考证，广元千佛崖的最早开凿年代在唐开元年间，其尺寸虽然不大，但都雕刻与陡峭山崖之上，形式复杂，人物众多，有大大小小造像近两万躯。从雕塑风格上看，这些作品是研究唐代雕塑艺术脉络变化的很好资料。最为世人瞩目的要数乐山大佛摩崖雕像，它比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高５３米，现已被毁）还高出１８米。于公元７１３年始雕，到８０３年完工，用了九十年的时间。乐山大佛是借用整个山体开凿的，脚下就是奔腾的三江汇合激流，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佛像。如此巨大的雕像，比例合度，逞坐势，身着袈裟，面部表情安详、沉稳。大足石刻不仅以南宋雕像群驰名于世，其唐代晚期至五代时期的石刻也比较有代表性。大足石刻的部分雕像由晚唐、五代、宋代交错于一处，比较难以分辨。其中有明确题记的唐末乾宁三年（８９６年）的龛像最为精美，除三、四百个佛经故事人物、亭台楼阁、山树花丛、伎乐飞天以外，还有几十个世俗的供养人。
　　唐代末年，政权分裂。９０７年，黄巢农民起义的胜利成果被其叛军将领朱温所窃，在河南开封建立起五代的第一个王朝—后梁。接着而来的是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史称“五代”；这还不算完，近乎同时，天下大乱相继出现了武（扬州）、吴越（杭州）、楚（长沙）、闽（福州）、前蜀、后蜀（成都）、南唐（南京）、南汉（广州）、北汉（太原）、南平（湖北）等十个割据势力，成为“十国”，这期间的混乱堪比南北朝以前五胡十六国，但只有五十余年的时间。这一时期雕塑艺术风格，基本上承袭了晚唐的形式。从理论上讲，曾建都于四川的前蜀、后蜀，应该留有石窟造像，但由于这一段历史较短，不易明确辨识他们的单独存在形态。最容易得到的直接资料还要有求于敦煌莫高窟，明确标明为五代时开凿的洞窟多达２８个。由于地处偏远，当内地乱成一团的时候，此处却没有受什么影响。但这一时期的彩塑明显带出僵化、繁琐、程式的痕迹，远不如盛唐时期那么华丽宏伟了。
　　习惯上，人们把与皇帝有关的坟墓成为“陵”，唐代皇帝的陵墓大都分布在西安附近，有十八处之多。唐代帝陵有较为固定的格局，在双城墙体之间设立石雕像群。唐帝都以山为陵墓主体，陵前雕像有动物或人物。如昭陵前置14个人物雕像，是太宗所治伏的外番俘虏，象征别处小国的归顺；献陵前有石虎、石犀，体积巨大，造型简洁有力。这期间最为著名的雕塑艺术当推“昭陵六骏”，这是为纪念李世民在开国战争中立下功劳的六匹战马所制作的六块浮雕。当年太宗命大画家阎立本绘画图形，由雕刻师凿于石上，据说还有大书法家欧阳询题写了太宗为之歌功颂德的词句，可见其价值之高。这六匹神奇的战马都有自己的名字：特勒骠、青骓、什伐赤、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令人痛惜的是其中飒露紫和拳毛騧两块浮雕，在1914年被军阀盗卖境外，现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这六匹西域名驹的浮雕作品，显示出唐代动物雕塑的成熟，使浮雕艺术进入了一个辉煌的境地。唐代先后出现了许多动物画高手，如曹霸、韩幹都是画马高手，而“昭陵六骏”的创作年代还要早于他们。
　　乾陵为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和葬地。陵墓石雕众多，有狮、人物、仗马、朱雀、华表等等，上百个之多，都是坚硬的石雕，反映出当时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雕塑家的无尽才能。在石像群中，文武伺卫的雕刻也十分突出，体态稳健、端正庄重，但面部表情各不相同在乾陵的门上，有多达六十与个番使雕像群，令人心痛的是，那写形象生动写实、表情面貌各异的脑袋全部被外国盗墓者砍去，实实令人痛心疾首！
　　此外，武则天母后顺陵、唐睿宗桥陵以及恭陵、定陵等皇室陵墓都有数量庞大、品种繁多的石雕艺术作品。从总体上看，唐初的风格比较简略，昭陵六骏偏于写实，大体走向精熟。
　　唐代的雕塑艺术从随葬的明器上也能看出一斑，当时的政府机构中专门设置了陵墓石刻以及明器制作的管理部门，名曰“甄官署”。这一时期的明器雕塑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题材极为广泛，以人物、动物为最多。女人俑的造型特点与当时的大众审美趣味相吻合，正如当时仕女画上所表现的形象，以肥胖、丰满为美，仪态端庄、衣饰华丽。女子骑马出游也是唐代的时尚，这在当时的绘画、雕塑以及工艺装饰中频频出现。由于唐代的对外文化交流比较发达，许多外国客商来中国经营或生活，这在明器雕塑中多有表现，如“胡人舞蹈”、“西域奴仆”、“骑马商人”等形象随处可见，甚至还有非洲黑人的形象。镇木力士像是唐墓中所常用的，多为三彩陶器制成，其形象威猛，类似佛寺里的金刚力士，具有鲜明的形象特点，省唐时期，天下一片歌舞升平，俳优歌舞广泛流行于皇室和民间，所以在唐代墓穴中也大量出现手舞足蹈的俳优俑，动作夸张、表情丰富，在人物塑造方面达到了相当高超的艺术水平。这些明器雕塑对我国古代的戏剧、音乐等艺术领域的研究，也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对当时的服装、服饰之研究，更是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唐代以河南洛阳为东京，周边地区盛产陶瓷。明器雕塑以陶质三彩为主。三彩是陶器的一个特殊品种，烧成温度较低，土质可塑性尚好，釉料中的主要成分是铅，以铁、铜、锰等氧化金属为着色剂。这种色彩变化比较丰富的低温釉非常适合制作艺术品，易于流动的釉面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效果。自唐以后，陶瓷明器基本上占据了主要的使用材料，很少再见到石雕、木雕或铸铜了。
　　唐代的随葬品中，动物雕塑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种类。其中，马和骆驼是最为常见的，这是当主要的交通、运输、征战以及出游等的工具。由于当时的农、牧、畜业也比较发达，牧猪人上缠饲养过的动物也都被制成微型雕塑，如鸡、狗、猪、牛、羊等等，如同墓主人生前的环境。
　　装饰性的建筑构件雕塑，也是隋、唐、五代十国时期的重要艺术分支。尽管唐代的皇宫也是倾力而造，如著名的大明宫等，但这一时期的砖、瓦等建筑构件上的纹饰浮雕，却比秦、汉时期要逊色得多。这种现象的出现，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建筑上开始大量使用彩绘装饰而造成的。唐代的华丽宫殿，早已荡然无存了，而其他类型的建筑，如桥、塔等，也是极为旱见，上面的装饰性浮雕看来没什么可取之处，多是一些夔龙、缠枝花一类的图案纹饰。
　　唐代著名雕塑家杨惠之能得以传名，实在是一件万兴的事，同样，这是由于他的绘画才能也比较高超。他曾与吴道子为画友，后自认为画不过吴道子，改攻雕塑，至炉火纯青只地步。
　　相传，千手千眼佛像是由他首创的，一直流传至宋代的《塑诀》是我国独一无二的雕塑理论著作，也是出之于杨惠之，可惜的是我们现在已无法见到他的作品原件。在他之前，见之于《历代名画记》的雕塑家还有一位韩伯通，他是唐初时的“相匠”，为宫廷塑像工作服务。有的雕塑史论家把隋朝的李春也列为雕塑家，似有牵强之处。李春是著名的“赵州桥”的设计家和修造的主持者，桥上的建筑装饰未必出于李春之手，所以把他列桥梁设计家更妥些。
　　唐代走向衰亡以后，从十世纪至十三世纪，中国经历了宋、辽、金的历史阶段。雕塑艺术出现了不同于前代的风格现象，也产生了一些较有影响的作品，进一步生活化、世俗化，创作手法上趋于写实，材料使用也更加广泛，制作工艺也有所提高。但从总体上看，不如汉唐时期，在整个中国雕塑艺术史上不占重要地位。
　　两宋时期的北宋，设都那南开封（960—1127），南宋迁都浙江杭州（1127—1279）。于北宋几乎并行存在的辽国由北方契丹人把持，设都皇都，也称契丹国（916—1125），在现在内蒙古巴林左旗波罗城一带。金国的存在差不多与南宋并存（1115—1234），它建都会宁，是现在的黑龙江阿城一带，后来一度迁至北京、开封，由女真族统治。西夏国存在于辽、金之间（1032—1227），由党项族统治，定都兴庆，相当于宁夏银川一带。
　　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统一全国，结束了五代十国的纷争局面。开国之初，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城市商业、手工业等经济较为繁荣，著名的《清明上和图》就描写了当时边河两岸的生活景象。雕塑艺术的功用更加宽泛，不仅用于宗教、陵墓、明器，还深入到日常家居生活当中，比如以浮雕山水来替代壁画风景，一时间颇为盛行。北宋的绝大多数习俗都沿袭唐制，尤其是帝王陵墓形式，几乎万全依照唐代乾陵。宋代八帝当中的六位都葬于洛阳附近，徽宗和钦宗最窝囊，被金人擒为俘虏，押往漠北，客死他乡。所以在巩县一带，遍布了包括皇亲国戚在内百余座有名有姓的陵墓，为我们研究当时的雕塑艺术提供了不少的实物资料。宋代陵墓也是向南，但尺度何规模不及汉唐。陵前石雕像群的行列顺序一般依下列形式：华表一对，成六棱体，外表饰有浮雕图案；大象与人物一对，似取“吉祥”谐音；朱雀一对，朱雀也是想象中的禽鸟；瑞兽一对，带翼四足动物，以示尊贵；鞍马及人物两对，表示仪仗队伍；虎、羊各两对；番国使臣三对；文武大臣各两对，到此为至。再往下是神门内外的狮一对；镇陵力士以对、官人一对、内侍一对。其造型风格不同于前代，有明显的写实倾向，比较注意局部细节的刻画。宋陵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宋太祖永昌陵，是前期制度的典范，其雕像群中的大象为前代所没有；北宋中期的宋仁宗永昭陵，其人物雕刻比较修长，文臣武将都比较纤弱，而后期的作品则有些粗糙。国力的因素会直接影响到艺术创作，当时的工匠水平也差别很大，所以北宋时期的“七帝八陵”雕塑艺术相差比较大。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时间上的仓促，要求雕刻者要在半年内将所有的工作全部完成，而工作人员又来自四面八方，技艺和审美标准都不尽相同，所以，整个宋陵的雕塑作品优劣不齐。
　　当地百姓中流传着：永裕陵的狮子、永泰陵的象、永熙陵的好石羊，这样的顺口溜，可以从一个侧面帮助我们了解宋陵雕塑的代表作。
　　与 宋代的绘画艺术相比，其雕塑艺术的成就要远远落后，这与统治者的好恶与重视程度有很大关系。通过类似科举制选拔的宫廷画家，都有较高的的为，而雕塑行业的从业人员却得不到重视，甚至还受到歧视。随着文人画的兴起雕塑艺人的社会地位愈加卑下，此类造型艺术走向衰退就不足为怪了。
　　宋代统治者一度信奉道教，佛、道两教之造像有所模糊。整个社会更偏重于关注现实，佛教的流传开始借助于民间说唱的评话话本。从总体上看，中国北方地区相对沉寂，而南方的江苏、四川等地，佛教造像活动比较活跃。这与宋以前的五代十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有很大关系。中国式的佛教——禅宗在五代十国至宋代比较发达，使佛教不在神秘化，重视通过日常生活来习禅悟道。
　　北宋从一开始就不断受到外族侵扰，辽、金、西夏一直使宋代得不到片刻安宁，几乎没什么心思进行象唐代那样较大规模的石窟建造。敦煌、买鸡山、龙门等石窟中，属这个时期的很少，不仅如此，当时的人们还把前代的雕塑作品加以粉饰，不同程度地对前代作品起到了破坏作用。陕西北部地区是北宋时期通往辽、金等地的要道，有一些规模不大的石窟遗留下来，如延安清凉山万佛洞石窟，北宋范仲淹曾有有其诗对其记录。再如子长县石空寺石窟，从造像题记上看，其开凿年代当在北宋，最优秀的部分在于罗汉群像，姿态各异，形神兼备。四川大足石刻中属宋代的，为属不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宝顶山的窟龛群。它利用自然山体，顺崖壁开凿，工程浩大，内容复杂。最为重要的部分是“西方极乐世界”，人物众多，场面繁杂，但层次分明，描写细致。与之相邻的是“地狱变相”，逼真的表现除受刑者在地狱中的惨状，并以写实的雕刻手法再现了种种日常生活的场景。这些石刻雕凿于距地面4—14米的峭壁上，总长度500余米，前后施工了几十年，雕塑之间关系密切、相互连接。整个布局高大而完整，雕刻技法娴熟，细节刻画生动，如“地狱变相”中的一个养鸡妇女形象，完全是依据现实生活而创作的。大足石刻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硬盘坡、观音坡、佛耳岩、北塔寺等处。整个开凿历时250余年。应该引起重视的还有那些为数很多的供养人造像，均有题记以示他们的身份、地位和刻制年代，这是研究宋史的难得实物资料。浙江杭州的飞来峰有比较集中的宋代雕刻，虽然尺寸不大，但其艺术水平却在宋代雕刻中占比较重要的地位。
　　寺庙雕塑在宣扬佛教方面的功效已逐渐高过石窟雕刻。在山体上开挖石窟的举动，是由于受到印度的影响，而宋代城镇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寺庙建筑的建设。寺庙祠堂的建筑材料以木构框架为主，所设置的雕像也以木雕、泥塑为最多，这些材料的耐久性较差，保留至今的为数极少。山东长清灵岩寺内有四十尊题记为北宋时期的罗汉像，其风格和制作技艺有所差别，疑为后人修整过的痕迹；山西晋城青莲寺的十六罗汉基本上保持了原貌，没经后人装銮，各式人物的表情、动作、神态都较为生动。罗汉像是佛教造像走向世俗的典型形式，在唐代只是以群雕中的陪衬形象出现，到了宋代，大量塑造罗汉像的寺庙已遍布全国。例如河南辉县白茅寺五百罗汉、浙江天台山寿昌寺五百罗汉、杭州西湖云林寺五百罗汉，以及山东、四川、河北等地都有供奉罗汉塑像的寺庙。祠堂性质的雕塑造像以山西晋祠彩塑最为出色。这一组人物彩塑群共四十三件，为纪念叔虞之母邑姜而修建的。这些塑像几乎全是中、青年女性，他们的年龄、职务、性格各不相同，胖瘦不同、高矮相异，是当时妇女形象的集中再现，其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弥足珍贵。这种纪念性雕塑另一个代表就是四川王建雕像，王建是五代的前蜀皇帝，安记载推论，出土于王建陵墓的石质雕像应是其生前所雕，神态写实，从中可以推断北宋早期的雕塑艺术风格。
　　“宋代无俑”，考古家以前普遍认可此种说法。尽管近些年来新建设的需要，工程当中也出土了一些宋代明器，但数量上依然显得贫乏。出了极少数特例外，宋代的丧葬习俗基本采用纸质冥器，入葬时焚毁。宋元时期的戏曲艺术较为发达，在雕塑艺术上也有所反映。如山西襄汾出土的一处宋、金时墓穴，有砖雕戏曲人物多个，表现当地“散乐”的演出场面；江西鄱阳出土的南宋墓中，发现一批彩绘瓷俑，其形态为杂剧表演，表情真实，活泼；在景德镇的南宋墓中，也有瓷俑出土，从表情、动作上分析，他们正在进行某种戏剧表演。
　　宋代流行砖壁墓穴，石棺较为少见，主要集中在西南和东北地区。如在贵州遵义一带出土的多处石质墓穴，其中都有一些石刻作品。辽宁一带的石壁墓葬属辽代，浮雕题材为孝子故事、墓住人生前生活场景等等，技法上采用铲地浮雕，承袭了汉代画像石的式样。砖墓中习惯用雕砖装饰，所表现的也多为墓住人省乾的生活场景，如河南巩县出土的砖雕上，雕刻着做饭、洗鱼、妆扮等人物，可以看出作者对生活观察之细致入微，陕西、甘肃等地也有很多精美砖雕出土，忠孝故事基本上取代了宗教迷信的内容，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雕刻工艺得以广泛使用，可能与当时发达的雕板印刷工艺有很大关系。
　　由于文人士大夫们的提倡和参与，宋代的手工艺技术得以巨大发展，陶瓷、木雕、竹刻以及金属工艺等方面都有很大成就。陶瓷艺术方面不仅发明了许多新型釉料，在塑造方面也愈加丰富，如磁州窑的孩儿枕、景德镇的手捏塑、潮州窑的佛像等等，都是优秀的观赏性雕塑艺术品。宋时的人物画是中国美术史上的高峰之一，画家们关注民间生活，如苏汉臣、李嵩等人的“货郎图”、“婴戏图”得以传世。雕塑艺人盛行捏制泥孩儿，当时还出现了以此为营生的行业，杭州的“孩儿巷”就以此得名。宋代的小品雕刻也十分发达，著名的雕刻家王六九曾被记载过，石雕、木雕无所不能，元代人陶宗仪称之为“鬼斧神工”，这种手工艺雕塑，至今还流传于江南。
　　宋代的社会自身较为稳定，以城市为中心的商业经济得以较大发展，阶级结构有所变化，市民阶层日益壮大，代表着这一新阶层的审美观念随之兴起并成熟起来，画家、雕塑家又反过来，在创作上适应这一审美要求。郭熙是众所周知的著名山水画家，他同时也是一位雕塑艺术家。他的艺术成就在于把浮雕艺术与山水画艺术很好地融合到一起，也就是以浮雕的形式来表现山水，后是从者甚众。四川大足石刻中留下了许多雕刻者的名字，只是无从查找更为详细的资料，更无法了解他们在创作过成中的细节。
　　宋代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统治者们的整体文化水平很高，普遍热爱艺术，皇帝本人也直接参与到艺术创作之中。宋代理学融合儒、释、道三家学说，重文轻武。在艺术美学上，倾向于舒缓、柔情、细腻、收敛、雅致，如诗词文学、文人绘画、瓷器艺术等方面尤为突出。表现在雕塑方面，则显出明显的退化迹象，与其他艺术形式形成了对比。宋代雕塑的致命弱点（或可称特点）就是过分的世俗化，严重的削弱了雕塑艺术所应有的纪念性、恒久性，更谈不上雕塑艺术在空间上、体量上的追求；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作为雕塑艺术众多分支的一种——民间工艺雕刻艺术，却由于世俗化而得以大力弘扬，象现代的泥、面、糖等彩塑，以及石、玉、牙、骨、竹等雕刻以及金工、漆雕等技艺，大多可以把他们的肇始年代定为宋代。
　　可以说，中国的雕塑艺术，到元、明、清三代，一直走着下坡路。在前代繁荣发达的宗教雕塑、陵墓石刻、明器塑造等雕塑艺术形式，都走向尾声，甚至几近消失。值得一提的只有手工艺雕塑、建筑装饰雕塑等寥寥几项。这种结局与前代的辉煌极不一致，尤其在清代，仅有的雕塑艺术品种也被淹没于繁琐的装饰、平庸的造型。因袭前人，仿制古物，效果却往往萎靡颓唐，即使有些新创，也有画蛇添足之拙劣。
　　元、明、清三代，总共历时六个多世纪，站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四分之一。元蒙统治从1271年至1368年，定都北京（时称元大都）。成吉思汗在入主中原之前，就曾西征过中亚，铁骑踏到了东欧一带，是一个强大的、横跨欧亚的君主制强国。他以绝对优势打败了金国和南宋，建立起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元代前期，疆土之大，国力之强，为世界各国所仰慕。加之以如马克波罗一类旅行家夸张描述，使西人更加主动的想了解中国。
　　但元代的统治者毕竟是一些游牧民族的集合体文化相对落后，在一定程度上使文化艺术的发展得以阻碍。但元代统治者很快就意识到了这方面的不足之处，在政府部门中设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大力发展手工艺，这里也包括雕塑工艺。元蒙统治者信奉藏传佛教，世祖曾延请法王八思巴为蒙古“国师”，藏传佛教的造像——梵式造像开始兴起。这种佛像的塑造，是按严格的宗教仪规进行的，其独特的形式自元代以后，基本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元代以后，中国社会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对宗教信仰的态度也有所不同，儒、释、道三教建筑并没有减少，而是更加扩大了施工规模，所供奉的偶像也更加复杂化。与此同时，石窟艺术却走向衰退和凋谢。
　　敦煌莫高窟尚有少量元代雕塑，但没有什么艺术性可言，不能与前代的雕塑艺术同日而语杭州灵隐寺有一处少有的元代雕像群，飞来峰的摩崖石刻承袭着宋代风格，主要是菩萨、天王等内容。其中有藏密雕像出现，白度母、绿度母最为常见，这些造型风格混杂的雕像，到目前还遗留下来二百余尊，是元代造像的主要集中地。飞来峰石刻的精品当属布袋和尚，民间俗称为“大肚弥勒佛”，成为富足、欢乐、喜庆的象征，为信奉者所喜爱。据说他的生活原型是一个叫契此的和尚，常独自策仗背曩行乞化缘，形象疯癫，市人皆认为他是弥勒佛显身，倍加供奉。有雕塑艺术史认为飞来峰元代布袋和尚是最早的弥勒佛，此造像表现布袋和尚席地而坐，无忧无虑，手持念书和行乞布袋，袒露着滚圆的大肚子，性格独特。
　　中国的石窟雕塑艺术少有道教，山西太原灵山道教石窟是罕见的特例。道教在元代没有得以重视，甚至受到歧视。道士们纷纷“该行”，大多数当了僧人。石窟雕塑艺术形式是受印度佛教影响而产生的，遍布全国的大大小小石窟群，都在弘扬佛法。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20公里，雕塑题材为太清元始天尊、上清道德天尊等。道教不重偶像塑造，后来的造像活动是受佛教的影响。龙山石窟原来还建有道观，后被毁坏，邱处机及弟子们的雕像还都保留了下来。在雕塑手法以及整体布局上，明显受到唐时风格的影响，但从雕塑艺术语言上却缺乏生气。只有窟顶的浮雕装饰还有些特色，采用民族特点较浓的凤凰、彩云等图案，富有强烈的装饰性。
　　元代的寺庙雕塑多以藏传佛教造像为主，不同于汉化的佛教造像。以威严力士拥抱着裸女的“欢喜佛”之形象随处可见。由于民族习惯的原因，这种被称为“奇形怪状”的造像，得以保留下来的很少。另一处得以保留的元代道观在山西晋城，有元代彩塑二十八宿星，由于各自掌管的职能不同，所以不同的宿星形象被表现为神态不同的男性和女性。位于北京昌平居庸关的云台浮雕，也是元时浮雕作品。云台之上原设有三塔，后被毁，云台门道饰有浮雕，刻着天王、鸟王、卷叶等图案。此处浮雕表情夸张，造型结实。
　　元代统治者死后，都被运回原籍治丧，由于丧葬习俗的不同，没有发现当时的陵墓雕刻。元代墓穴中也很少发现墓俑，陕西、江西、辽宁、河南等地的元墓均无墓俑。只是在西安郊区发掘的元代墓穴中发现少量人俑，均为蒙古族人的形象和妆扮，无论男俑还是女俑，其姿态一般都比较僵直，没有柔软起伏的形状。
　　宋代以后，建筑上的装饰逐渐出现了较多的彩绘，元代的建筑构件装饰以木雕或砖雕为多，这些方法在明清两代达到高峰。元代的政府部门设有专门的机构管理建筑工程，名“匠作院”，从原材料采办，到泥、瓦、木等工艺制作，还设有玉局、石局，专门从事雕刻装饰。明代建筑的很多布局、雕刻装饰都承袭元制，我们依然可以从元大都的一些遗留物上看到痕迹。元大都的宫殿建设动用了数不清的能工巧匠，耗时费力，也涌现出重多的雕塑名手，如有记载可考的杨琼、段天佑、邱士享、李合宁等。由于元代统治者崇拜藏传佛教，所以从西藏请来尼泊尔人阿尼哥，他的名字的事迹见于元史，以制密宗造像为长，而且培训了内地的匠师。刘元是其中比较优秀的一个，香山寺四大天王像就出自他手，他还塑造过道教的三清像，神态逼真，手法高超。刘元在当时名气很大，，他的作品常见于文人的笔记描写，《元史》也有专门章节记载他的创作情况。由于他在雕塑艺术方面的成就，元代朝廷延授于他昭文馆大学士正奉大夫，人称“刘正奉”，在中国雕塑史上，这样高的待遇是绝无仅有的。
　　元代社会国家趋向世俗化，道教造像先期受到佛教的影响，但后来反过来对佛教造像有所影响。佛教造像从宋代以后，罗汉像大肆兴盛，人物性格，动作表情等方面的表现更加丰富；元代寺庙建筑的形式和性质都与前代不同，药王庙、城隍庙、土地庙等大大小小、名目繁多的寺庙纷纷出现，而所有的神庙中都没有供奉的神像，造像数量上有增无减，但艺术水平都有所下降；元代是一个好大喜功、只顾大肆扩张却不重建设的封建帝国，其帝国的皇帝陵墓也一改前代的仪卫形式，所以在此方面乏善可陈。
　　明朝（1368—1644）最初建都安南，后来迁至北京。建国皇帝朱元璋是反抗元朝统治的农民义军领袖之一，建国后，他即把自己的二十四个儿子分配到全国各地当封疆大吏。早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明代中期，对外文化交流也随着商务贸易的发展，而与几十个国家有所往来，举世闻名的郑和“七下西洋”，在这一时期远涉及东南亚、阿拉伯等地区。明代统治者起先是本着“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原则推翻元朝统治的，所以它的文化艺术特点明显有追溯唐、宋风格的痕迹。在名目繁多的寺庙里，供奉着各式各样的神像，从题材到表现手法上日趋世俗化、民间化。石窟雕刻方面已接近尾声，虽然在敦煌等大型历史悠久的石窟中仍有明代作品，但就其艺术价值而言，已不能为雕塑史一提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促使远离人群的石窟艺术为寺庙艺术所替代，尤其是私人祠堂的兴起，几乎使石窟开凿在明、清两代走向绝迹。山西为我国明代地表文物保存最多的省份，平遥双林寺便是其中之一。双林寺的历史较为古老，元明“中都寺”，至宋改名。现存明代造像一千余身，最有代表性的是金刚力士像、渡海观音向、罗汉像，以及众多的供养人像。供养人造像写实能力极高，充分表达了人物性格和精神状态。明代造像材料以泥塑为主，北京的区也有众多寺、庙、宫、阁内保留有塑像，据记载，有许多塑像直到“文革”前还保存完好，后来遭到人为毁坏，实在是件憾事。
　　十三陵现在已成为北京地区著名的旅游景点，位于昌平县境内，它是明代十三位皇帝的陵墓集中区。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墓设在南京，而成祖朱棣加害于执政只有四年的朱允炆，使其死无葬身之地，这位第二代皇帝惠帝，比最后一位（第十六位）崇祯皇帝更惨；还有一位景帝（第七代）朱祁钰亦无陵墓。
　　十三陵以成祖长陵为中心线排列的雕塑群与孝陵一致，但与前代有所不同，计有独角兽2对、石狮2对、华表2对、石马及石人物6对、石虎4对、石羊4对、官吏2对、伺臣28对，这条神道现为十三陵共同的神道其他十二座墓陵没有各自的神道雕塑，只设牌坊、宫门、碑亭等建筑。十三陵的石雕在体积上大于孝陵，从总体风格上看，虽有比较精细的技术处理，但与前代比较起来，缺乏艺术活力，有概念化的倾向。
　　明代第陵的雕刻群还设置在安徽、江苏泗洪、江苏南京、北京、湖北等地，一为光宗耀祖、一为安定各地人心，太祖之孝陵设置在南京钟山，非前代“以山为坟”而是“依山为陵”。孝陵规模宏大，布局独特，清时被整修过，略逊色一些。这座建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的陵墓至现在尚存石雕18对，体积比较庞大，形象概括、简练，可称为这一时期雕塑艺术的代表作。
　　明代的墓俑雕塑比前代要多，其中主要制作材料为木或陶。木俑不易保存，所以后人发掘所得的木雕大多损朽，严重丧失其艺术价值。而陶塑的保存则比较完整，除非人为损坏，一般都能从中体察其原貌。河北省阜城县嘉靖明墓比较有代表性，除陶质俑人外，还有体现墓主人生前生活场景居室、厨房等；另一处明时期墓俑，为西安五十年代所发现，其雕塑风格真实生动，反映了当时日常生活中的形象。此外，在江西、上海等地的明墓中，也有大量墓俑被发现。
　　明代建筑至今尚有许多得以留存，我们可以看到大量以砖、石、木、陶等材料制成的装饰雕刻构件。这种以装饰为目的的雕刻艺术遍布全国各地，广泛存在于宫殿、庙宇、祠堂、园林建筑以及民间住宅等建筑上。其雕刻内容依据建筑的功能不同而包括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动物植物以及几何图案、吉祥图案等等，大多雕制精细、色彩亮丽。如明十三陵前的石质牌楼，就是以圆雕、浮雕以及线刻等手法组合而成，艺术效果较好。
　　清代的国号在明代崇祯九年（1636）就已经确立了，由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在“后金国“的基础上稳固和发展起来。明朝初年，东北的女真族就已经由努尔哈赤所统一，并与明朝相对立。明代晚期，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迅速使朝廷土崩瓦解，但清兵勾结吴三桂，又战胜利李自成的军队，并攻克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1644－1911）。清朝前期，尤其是从顺治、康熙至雍正、乾隆的一百五十余年，统治者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政策，较为有利的发展了农业、手工业；从清代中期的嘉庆、道光以后，各种封建政治矛盾日趋复杂化、激烈化；到清朝晚期，统治阶级更加腐败、无能，使封建统治走向没落。
　　满清政府在入关以前就于明崇祯七年（1634）、清崇德八年（1643），在沈阳建造了努尔哈赤和叶赫那拉氏的福陵以及皇太极的昭陵。沈阳已被称为“圣经”，昭陵始建于崇德八年（1643），至顺治八年（1651）初步完工，康熙、乾隆、嘉庆历朝又进行了改扩建，成为一座积累式建筑群。昭陵周围有六座下马背，以轻纱石材建成，碑身上、下都有“如意纹”浮雕为装饰；位于正红门前的石牌坊为仿木结构雕刻，集圆雕、浮雕、镂雕、透雕为一体，刀法粗犷；神道两侧依次排列着华表一对、石狮子一对、石獬豸一对、石麒麟一对、石马一对、石骆驼一对、石象一对。这种在陵墓前陈列的雕塑群亦被称为“石象生”，秦汉时期开始建制。北陵前的雕塑群下均设台座，这种“须弥座”上装饰有卷草纹浮雕，而在此之前的石雕群像下大部分不设底座。石雕祭台也是在前代陵墓雕刻中所没有的，祭台侧面饰由“佛八宝”、“暗八仙”等浮雕图案，有一定的喻义。祭台台面上设有石雕的香炉、香瓶、烛台，共五件。在清代，这种陵墓祭台不可移动。据说地宫的入口一般都设在祭台下面。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的雕塑制作比较粗糙，由于经济条件所限，石质较疏松，至今也就四百年，但风化痕迹已很明显。造型上于秦汉雕塑不能同日而语，前世的体量感和精神气质已荡然无存。
　　顺治入关以后，帝王陵墓分别建在河北的遵化和易县，亦称“东陵”和“西陵”。东陵主要葬有顺治（孝陵）、康熙（景陵）、乾隆（裕陵）、咸丰（定陵）、同治（惠陵）这五位皇帝，另外还有孝庄皇后、慈禧太后等几人的陵墓。这一组皇帝陵墓在整个布局上参照了明十三陵的样式，不同的是，清东陵的每一组陵墓前都有各自独立的石雕仪仗。它们分别是石兽十二对、石人六对，共十八对，有的要略减些。“西陵”葬有四个皇帝，分别是雍正（泰陵）、嘉庆（昌陵）、到光（穆陵）光绪（崇陵）。这其中除了慕陵地表建筑比较考究以外，其它陵墓则无艺术性可言。
　　在整个中国雕塑史上，清代的陵墓雕塑已经是尾声了。清代后期，中国受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而元气已尽的封建统治者软弱无能，终致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表现在艺术创作方面，主要以模仿、因袭为主，少有新的创造。一个时期的办学之风，又使许多寺庙被毁掉雕像，改造成教室，只顾及一面而失去另一面—使大量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寺庙雕塑艺术惨遭毁灭。
　　从数量上看，清代的寺庙造像十分发达。雕塑风格受到绘画的影响，风格趋向纤细、概念、世俗。较有名的，一是昆明筇竹寺，内有形神各异的彩塑五百罗汉，以写实性较强而著称。筇竹寺所为“五百罗汉”石有雕像６８尊，设置在大雄宝殿，动态各异、形象突出，但排列组合在一起，又有很好的整体感，据说当年塑造这些罗汉时，作者把寺庙周边的村民形象用到了雕塑作品中。筇竹寺中的天台菜阁还有２１６尊，梵音阁中有２１６尊，这些雕塑是整个清代的佳作。二是北京雍和宫里的佛教造像，雍和宫原是雍正皇帝的宫殿之一，塑造了大量佛像，其中最壮观的是一尊１８米高的木雕弥勒佛。三是河北承德“避暑山庄”里的一些造像，清代风格较为明显，其中高２０余米的千手千眼佛像最为著名。此外，清代寺庙造像至今保存完好、有比较明显艺术风格的雕塑集中地，分别在甘肃、西藏、内蒙、胡北等地，其造型特点更加世俗化。从技术上比较，此时的雕塑艺术更加精细，但精神气质去远逊于前代。
　　清代流行以纸扎明器送葬，所以尽管清代距今很近，但出土文物中却少见墓俑。在也一点上，清代沿用凝固了明史习俗，可偶尔仍有一些例证能说明清代还保留了一些俑葬的现象。如广东总兵吴六奇的墓葬里就发掘出雕塑精巧的陶俑，有男女仆人、官吏、乐手等等。
　　清代的城市工商经济进一步纵向繁荣，手工业技术得到很大发展，工艺性雕塑艺术也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宫廷设立专门机构，督促、组织生产，雕漆、石雕、牙雕、木雕以及瓷塑、金属铸造等艺术门类都有一些优秀闻世，并出现了我很多优秀的雕刻名家。有其是以贵重原材料雕刻的小型作品，如象牙、翡翠、水晶、玉石等等，受到了达官贵人和普通百姓的普遍喜爱。如珍藏在故宫博物院大型玉雕“大禹治水”，就是此类作品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据说是工匠们用了十年时间才完成；再如流传至今的“象牙绣球”，使雕刻技能方面几乎达到了极致，与“微调”一样，都被称为“绝技”。木雕、竹雕方面自明代就人才辈出，代表人物为“嘉定三朱”，即朱鹤、朱小松、朱三松，祖孙三代的记忆在当时就很著名，清代更是涌现出一些名手，所雕刻的人物、花鸟等题材，五一不精；瓷塑以福建德化、广东佛山、江西景德镇等窑址的作品为最好，其中德化窑出产的佛像精制、传神，被海内外雕塑界所看重；民间广泛流行的泥玩具也是雕塑艺术的一个分支，向“无锡惠山泥人”，““天津戏曲人物泥塑”、山西、山东一带的“面塑”，都比较有代表性，如天津“泥人张”世家，从清代起就已形成独特的风格，根据市场需求，在技术上、产量上都不断提高，一直延续至今。
　　清代的建筑由于地域不同，在建筑风格、建筑技术方面也有很大差别，其装饰性的构件以石、砖、木为主，专食部位广泛置于屋脊、房沿、墙体、门扇、窗隔、樑架、斗拱、栏杆、台做等等地方，乾隆以后，建筑装饰被大量使用，逐步走向繁琐，与建筑的实际功能相分离。如广东潮州的一个建于道观年间的祠堂和广州陈氏书院，在多种地方用镂雕、浮雕等技法进行装饰，尽管复杂，其缺少生气。再如故宫、颐和园等皇家建筑中，经常可以看到那种体积不小的铜铸鎏金狮子，制作精细，但看似威武，却没有多少力量感。
　　广东潮汕一带的民间雕刻比较发达，其特点为复杂、层次多，而且喜欢在雕塑完成后漆油贴金。这种复杂的木雕形式也被运用到家具制作上，繁杂多变、琐碎细腻，形成清式南方家具的一种风格。浙江东阳的木雕艺术兴于明代，而清代的当地富豪们更是以细致的建筑装饰引以夸耀，使木雕艺术得到巨大发展。
　　清代的石雕艺术也有其独特风格，如寿山石雕、青田石雕、菊花石雕等等。这些特色各异的动物、植物、人物故事等等。
　　清代得以留名的雕塑家较多，如前文提到的昆明筇竹寺五百罗汉的作者是黎广修，再如供职于宫廷的竹雕家封锡禄、沈尔望、周颢等人。还有如天津“泥人张”一家，以张万全开始出名，为了塑造戏曲人物的典型形象，他常进戏院观摩。如此等等，但大量默默无闻的民间雕塑艺人还是得不到社会的重视。从总体上看，清代雕塑没有太大发展，但工艺雕塑却为广大劳动人民喜闻乐见，形成了一个新的雕塑形式，民间艺术得到了空前的普及。
　　我国的雕塑艺术，自二十世纪以后，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真正意义上的造型艺术家开始产生，而不再由工匠来完成雕塑艺术创作。但是，由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革命兴起导致旧制度崩溃，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使艺术事业的发展受到影响，甚至出现倒退的现象。
　　新中国成立以后，雕塑艺术得以蓬勃发展，出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雕塑家，如滑田友、王朝闻、刘开渠等等。“文革”时期的雕塑艺术也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具有显著的政治特点，尤其是一些大型的纪念性雕塑，带有一定的典型性、概念化和程式化的美学意志。泥塑《收租院》、《农奴愤》可以说是中国雕塑史上的两大奇迹，其艺术手法都采用传统的泥塑，以类似于舞台造型的叙事性场面，体现了为旧中国的农民和农奴的苦难遭遇，人数众多，场面宏大，由众多优秀的雕塑家共同完成。这一时期的雕塑艺术风格基本上保持了现实主义的特点，在技术继承了传统“泥菩萨”的作法，制作精细，而其整体性较强，具有完整的故事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逐步走向开放，西方的雕塑艺术体系被全面纳入我国的艺术教育，从观念上、技术上，基本上打破了本民族的传统程式，只有一小部分传统意识还在民间延续。尽管从整个“大美术”这个概念上观察，造型艺术的确是“立交桥式”的多向发展结构，但仅从雕塑这个艺术门类来看，民族的、传统的雕塑艺术特色几乎荡然无存。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