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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记(二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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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记(二续)
  张德钧
  十,宾头卢
  第八章《释道安》,“弥勒净土之信仰”节,作为史著,似当着重说明:晋世沙门,随《弥勒经》各本之译出,崇信弥勒遂成一时风尚,而道安与其朋俦,尤致殷勤。可见佛教诱俗多方,虽高该名理,仍假神道为教,此其殊于玄学者也。顾著者于此,无所推阐,乃偏陈神异。甚至摭拾如下传说:
  又《道安传》中,谓安梦见梵道人,头白眉毛长,语安曰:“君所注经,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槃,住在西域,当相助弘通,可时设食。”后远公知所见为宾头卢,乃立座饭之,世世成则。《传》又谓:安公将死前十一日,忽有异僧来告其须浴圣僧。安请问来生所住处。彼乃以手虚拨天之西北,即见云开,备睹兜率妙胜之报。此异僧谓即宾头卢。按宾头卢为不入槃在世护法之阿罗汉,其性质亦与弥勒菩萨相似也。
  按此事在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安法师传》,全摈而不载,盖已表示怀疑。世愈进而求知之术愈富且精,人类辨析真妄是非之能力宜益后胜于前,何为反无所料简?且《高僧传》原文亦并未指说彼事所绝无之异僧即宾头卢,此辄加以牵合,则宾头卢留世护法与弥勒之住居兜率天宫,本为纯宗教之神话故事,竟若一皆信而有征矣!抑或如著者书后之《跋》所云:“宗教情绪,深存人心”,故“莫须有之史实”亦在所不弃耶?然与“慎思明辨”之旨,已大相戾矣。
  又“世世成则”一语,《高僧传》原文为“处处成则”。后代是否相沿不替,非当时人之所及知,改之亦欠审。
  十一,梵敏、超进、昙机疑亦曾师罗什
  罗什在长安,义学沙门奔辏,其人可考者,余于第九则补出两人。再寻《高僧传》,又得数人。
  (一),梵敏。《高僧传[卷七]释梵敏传》云:
  释梵敏,姓李,河东人。少游学关陇,长历彭泗。内外经书,皆闇游心曲。晚憩丹阳,频建讲说。谢庄、张永、刘虬、吕道慧皆承风欣悦,雅相叹重。数讲《法华》、《成实》。又序《要义》百科,略标纲纽,故文止一卷。属辞省诣,见重当时。后卒于丹阳,春秋七十余矣。
  梵敏既“少游学关陇”,晚又“数讲《法华》、《成实》”,其为传习罗什一派之学,事甚显白。但梵敏亲炙罗什与否,传无明文。此当考较其在少年时能否及见罗什借以推定。传言梵敏“晚憩丹阳”时,有谢庄、张永等欣承讲说。按《宋书[卷八五]谢庄传》及《南史[卷二]谢弘微传》,谢庄卒于刘宋泰始二年(四六六)。同书卷五三《张茂度传附张永传》及《南史[卷三一]张裕传附张永传》,张永卒于刘宋元徽三年(四七五)。梵敏憩止丹阳,既在暮年,则其去世当不至晚于二人。而罗什之卒在后秦弘始十五年即晋义熙九年(四一三),梵敏“春秋七十余”,是彼在二十左右固得及见罗什。可知传所谓“少游学关陇”者,即指禀学于罗什也。故特精《法华》、《成实》,“见重当时”焉。此则是又一“原从北方来者”。
  (二)超进。(三)昙机。《高僧传[卷七]释超进传》云:
  释超进,本姓顗顼氏,长安人。笃志精勤,幼而敦学,大小诸经,并加综采。神性和敏,戒行严洁。故年在未立(犹言未满三十),而振誉关中。及西虏勃勃赫连寇陷长安,人情危扰,法事罢废,进避地东下,止于京师。更精寻文旨,开畅讲说。顷之,进适姑苏,复弘佛法。时平昌孟顗守在会稽,借甚风猷,乃遣使迎接,安置山阴灵嘉寺。于是停止浙东,讲论相续。……至宋太始中,被征出都,讲《大法鼓经》。俄而旋于会稽,还绍法化。以《大槃》是穷理之教,每留思踟蹰,累加讲说。……以宋元徽中卒,春秋九十有四。
  时有昙机法师,本姓赵氏,亦长安人。值关中寇乱,避地东下,游观山水,至于稽邑。善《法华》、《毗昙》,时世宗奉,与进相次。
  按赫连勃勃入破长安,事在罗什死后五年。超进、昙机皆由此故,始“避地东下”,远至会稽。其未来南时,皆已学法有成。夫罗什译讲佛经,“四方义学沙门不远万里”而至,此二公既本长安人,乃近水楼台,应无反而向隅之理。且传言超进“大小诸经,并加综采”,则罗什所出,自无可外。又言进“每留思踟蹰”于《大槃》。按僧睿《喻疑》云:“《般若》除其虚妄,《法华》开一究竟,《泥洹》阐其实化。此三津开照,照无遗矣。”(《出三藏记集》卷五)此说明槃实佛家宗教蕲向之最后目的,故《大槃经》既出,罗什门下如竺道生、慧严、昙无成等皆竞事讲说(并见《高僧传》卷七)。超进固宜一道同风。又彼于太始中所讲之《大法鼓经》,亦为求那跋陀罗新近译出之书。可见其日务求新。由此即可推知,彼早年正值罗什讲译,亦必咨禀不厌也。至于昙机,传已明言“善《法华》、《毗昙》”。按罗什译《法华经》时,即已随出随讲。僧睿《法华经后序》云:“鸠摩罗什法师为之传写,指其大归,真若披重霄而高蹈,登昆仑而俯眄矣。于时听受领悟之僧八百余人,皆是诸方英秀,一时之杰也。”(《出三藏记集》卷八)慧观《法华宗要序》亦云:“集四方义学沙门二千余人,更出斯经,与众详究。”“什犹谓语现而理沉,事近而旨远,又释言表之隐,以应探赜之求。”(同上)又《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出三藏记集[卷十四]鸠摩罗什传》同)云:“什雅好大乘,志存敷广。常叹曰:‘吾若著笔作大乘阿毗昙,非迦旃延子比也。今在秦地,深识者寡,折翮于此,将何所论?’乃凄然而止。”是罗什亦颇重视毗昙。昙机“避地东下”,耽于“游观山水”,而“善《法华》、《毗昙》”,非由始学。此可审知其在关中,已预罗什法会,得其指归矣。是则此两人并可列于“原在关中”者。
  复次,《高僧传[卷六]释僧睿传》附见僧楷云:“时又有沙门僧楷,与睿公同学,亦有高名云。”著者据此,遂谓僧楷“或亦什公弟子”,因置于“不知所从来者”之列。按僧睿本传,叙睿年十八,“依投僧贤法师为弟子,谦虚内敏,学与时竞,至年二十二,博通经论。尝听僧朗法师讲《放光经》,屡有机难。朗与贤有濠上之契,谓贤曰:‘睿比格难,吾累思不能通,可谓贤贤弟子也。’至年二十四,游历名邦,处处讲说,知音之士负衭成群。”可见睿早年从学僧贤,已有高名。则传谓楷与睿同学,究指同师罗什抑僧贤,或既同师贤又同师什,皆难质定。然以当时沙门群趋长安之盛况言之,实有很大可能。惟此既列举,则尚有昙冏其人,似亦不宜遗漏。昙冏附见于同书卷七《释昙无成传》后云:
  时中寺复有昙冏者,与成同学齐名。
  为宋临川康王义庆所重。
  其前叙昙无成事则曰:
  年十三出家,履业清正,神悟绝伦,未及受具,便精往复。闻什公在关,负笈从之。既至见什,什问:“沙弥何能远来?”答曰:“闻道而至。”什大善之。于是经停务学,慧业愈深。
  可见成受业罗什时,年甚小,仅聪俊可喜。其义学名家,乃在师什以后。则知传云昙冏“与成同学齐名”,必指其同师罗什无疑。但不审昙冏是否与昙无成同为黄龙人。成因“关中危扰”,“乃憩于淮南中寺”,冏当亦是由同一原因同时至此,故传连类及之。
  又余于第九则述惠庆事,据《名僧传抄·惠庆传》有“宋元嘉时复入庐山”一语,推测当是惠庆早年即曾住此。读书粗心,竟忽略《高僧传》卷十二原有《释惠庆传》已明白记载:“释惠庆,广陵人。出家止庐山寺,学通经律,清洁有戒行。诵《法华》、《十地》、《思益》、《维摩》”云云。足为诚证。此既有一《惠庆传》,则同书卷七《释道温传》附见之僧庆,自当不是一人也。应予补正。
  十二,昙鉴往长安
  第十章“罗什在长安”节,讲当时义学沙门在长安,“原从北方来者”列有昙鉴,不知何所根据。如系以昙鉴籍贯冀州,则慧睿亦冀州人,何以又列入“原从庐山来者”?按《高僧传[卷七]释昙鉴传》云:
  释昙鉴,姓赵。冀州人。少出家,事竺道祖为师。蔬食布衣,律行清苦,学究群经,兼善数论。闻什公在关,杖策往学。
  鉴之出家,究在北方,抑在南方,《传》未交代。然既谓“事竺道祖为师”,则必依其师居止。且看竺道祖究居何许,同书卷六《释道祖传》云:
  释道祖,吴国人也。少出家,为台寺支法齐弟子。……后与同志僧迁、道流等,共入庐山七年,并山中受戒。各随所习,日有其新。远公每谓:“祖等易悟,尽如此辈,不复忧后生矣。”……祖后还京师瓦官寺讲说,桓玄每往观听。……及玄辅政,欲使沙门敬王,祖乃辞还吴之台寺。有顷,玄篡位,敕郡送祖出京,祖称疾不行。于是绝迹人事,讲道终日,以晋元熙元年卒,春秋七十二矣。
  是道祖一生,足迹不出吴郡、建康(当时京师,今南京)、庐山数处。则鉴之师事道祖,“学究群经”,自不可能不在南方。其后“游方宣化”,亦终老于荆州江陵辛寺。《传》又称鉴“常愿生安养,瞻观弥陀”,表明彼复沾染慧远之念佛往生思想,盖亦曾至止庐山。可见昙鉴最习惯于南方生活。其“闻什公在关,杖策从学”,既在“事竺道祖为师”之后,应与慧睿一例,不宜置于“原从北方来者”。
  十三,昙无谶在凉译经年代
  第十二章《传译求法与南北朝之佛教》,“北凉昙无谶”节,谓“宋元明板《祐录》载谶译经十一部,出经年月多在玄始十年以前”。“而《长房录》、《开元录》均无三板所注十年以前年月,则费氏及智升所见之《祐录》均无此项年月可知”。又称:《高僧传》言玄始三年初译《大般槃经》,“亦误”。著者是认为,昙无谶之至姑臧,当在刘宋永初二年“即北凉玄始十年也”。
  按此说未确。《房录》卷九载昙无谶译经,其《大般槃经》下有云:
  玄始三年于姑臧出,至十年方讫。此经凡有三万五千偈,于凉减百万言,今所译者止万余偈,三分始一耳。见竺道祖《凉录》。
  《海龙王经》下又有云:
  玄始七年出。是第二译,与竺法护出者同本别译。见竺道祖《河西录》。同书卷三《帝年表下》复叙列:
  玄始元[年],还治姑臧。谶始到凉土也。
  二[年],昙无谶出《大般槃经》四十卷。
  七[年],谶出《海龙王经》四卷。
  十[年],昙无谶译经,至此年都讫。
  《开元录》卷四亦有著录如下:
  《大般槃经》四十卷。或三十五卷。第五译。玄始三年出,十年十月二十三日讫。梵本具足有三万五千偈,今所译者止万余偈,三分始一耳。见竺道祖《凉录》及《僧祐录》。
  《海龙王经》四卷。或加“新”字。第二出,与竺法护出者同本。玄始七年出。见竺道祖《河西录》及《僧祐录》。
  附传又云:
  谶以玄始三年甲寅,创首翻译,至十五年丙寅都讫。房云玄始十年讫者,此乃《槃》竟时,非余经也。准《优婆塞戒经后记》云:丙寅年出。此即十五年中犹出经也。
  可见长房、智升两录,皆未尝无玄始十年以前之年月。但不如宋元明板《祐录》所注之伙。三板固不能尽信,亦不可谓全无根据也。
  又按《祐录》卷二载昙无谶译经目后云:
  右十一部,凡一百四卷。晋安帝时,天竺沙门昙摩谶至西凉州,为伪河西王大沮渠蒙逊译出。(或作昙无谶。)
  既称在晋安帝时,是僧祐固亦不以为昙无谶之至姑臧,是在刘宋永初二年即北凉玄始十年,明也。
  再考《房录》等所引记载昙无谶于玄始十年以前已有译经之竺道祖,乃东晋时人,为庐山慧远弟子。《高僧传[卷六]释道祖传》云:
  幼有才思,精勤务学。后与同志僧迁、道流等,共入庐山。……迁、流等并年二十八而卒。……道流撰《诸经目》未就,祖为成之,今行于世。(按《祐录》载:“竺道祖《众经录》四卷:《魏世》、《吴世》、《晋世杂录》,《河西伪录》。)……以晋元熙元年卒。
  元熙元年即北凉玄始八年。设在玄始十年昙无谶始至姑臧译经,则道祖已不及见,何所据以入录?《房录》引道祖记明年时两经皆在道祖逝世前,此可见道祖确实“精勤务学”,留意翻经事业,至死不倦。亦足以证明昙无谶至姑臧,不得迟至玄始十年,理甚决定。又《房录》除《槃》、《海龙王》两经引《道祖录》外,尚有《大方等大集经》、《悲华经》、《菩萨地持经》、《金光明经》,亦皆云:“见竺道祖《河西录》”或“见《竺道祖录》”(只《大集经》一条)。但此数经皆不详年月。而明记“承玄元年”即玄始十五年译出之《优婆塞戒经》,又不云见《竺道祖录》,时道祖墓木已拱,故不得载于其书也。既道祖死后译出之经不在录中,即知入录之《大集》等经,必皆在道祖逝世即玄始八年以前之所翻译。《高僧传》云:“[谶]以伪玄始三年始就翻译。”有道祖《河西录》可证,乌得以为误也?但宋元明板《祐录》载:《方等大集经》“玄始九年译”,《悲华经》“玄始八年十二月出”,此两经既已见于《道祖录》,自不应年时在道祖死后。著者谓其“实无根据”,惟此最有确据。(二续,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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