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记（二续）
　　张德钧
　　十，宾头卢
　　第八章《释道安》，“弥勒净土之信仰”节，作为史著，似当着重说明:晋世沙门，随《弥勒经》各本之译出，崇信弥勒遂成一时风尚，而道安与其朋俦，尤致殷勤。可见佛教诱俗多方，虽高该名理，仍假神道为教，此其殊于玄学者也。顾著者于此，无所推阐，乃偏陈神异。甚至摭拾如下传说:
　　又《道安传》中，谓安梦见梵道人，头白眉毛长，语安曰:“君所注经，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槃，住在西域，当相助弘通，可时设食。”后远公知所见为宾头卢，乃立座饭之，世世成则。《传》又谓:安公将死前十一日，忽有异僧来告其须浴圣僧。安请问来生所住处。彼乃以手虚拨天之西北，即见云开，备睹兜率妙胜之报。此异僧谓即宾头卢。按宾头卢为不入槃在世护法之阿罗汉，其性质亦与弥勒菩萨相似也。
　　按此事在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安法师传》，全摈而不载，盖已表示怀疑。世愈进而求知之术愈富且精，人类辨析真妄是非之能力宜益后胜于前，何为反无所料简?且《高僧传》原文亦并未指说彼事所绝无之异僧即宾头卢，此辄加以牵合，则宾头卢留世护法与弥勒之住居兜率天宫，本为纯宗教之神话故事，竟若一皆信而有征矣!抑或如著者书后之《跋》所云:“宗教情绪，深存人心”，故“莫须有之史实”亦在所不弃耶?然与“慎思明辨”之旨，已大相戾矣。
　　又“世世成则”一语，《高僧传》原文为“处处成则”。后代是否相沿不替，非当时人之所及知，改之亦欠审。
　　十一，梵敏、超进、昙机疑亦曾师罗什
　　罗什在长安，义学沙门奔辏，其人可考者，余于第九则补出两人。再寻《高僧传》，又得数人。
　　（一），梵敏。《高僧传［卷七］释梵敏传》云:
　　释梵敏，姓李，河东人。少游学关陇，长历彭泗。内外经书，皆闇游心曲。晚憩丹阳，频建讲说。谢庄、张永、刘虬、吕道慧皆承风欣悦，雅相叹重。数讲《法华》、《成实》。又序《要义》百科，略标纲纽，故文止一卷。属辞省诣，见重当时。后卒于丹阳，春秋七十余矣。
　　梵敏既“少游学关陇”，晚又“数讲《法华》、《成实》”，其为传习罗什一派之学，事甚显白。但梵敏亲炙罗什与否，传无明文。此当考较其在少年时能否及见罗什借以推定。传言梵敏“晚憩丹阳”时，有谢庄、张永等欣承讲说。按《宋书［卷八五］谢庄传》及《南史［卷二］谢弘微传》，谢庄卒于刘宋泰始二年（四六六）。同书卷五三《张茂度传附张永传》及《南史［卷三一］张裕传附张永传》，张永卒于刘宋元徽三年（四七五）。梵敏憩止丹阳，既在暮年，则其去世当不至晚于二人。而罗什之卒在后秦弘始十五年即晋义熙九年（四一三），梵敏“春秋七十余”，是彼在二十左右固得及见罗什。可知传所谓“少游学关陇”者，即指禀学于罗什也。故特精《法华》、《成实》，“见重当时”焉。此则是又一“原从北方来者”。
　　（二）超进。（三）昙机。《高僧传［卷七］释超进传》云:
　　释超进，本姓顗顼氏，长安人。笃志精勤，幼而敦学，大小诸经，并加综采。神性和敏，戒行严洁。故年在未立（犹言未满三十），而振誉关中。及西虏勃勃赫连寇陷长安，人情危扰，法事罢废，进避地东下，止于京师。更精寻文旨，开畅讲说。顷之，进适姑苏，复弘佛法。时平昌孟顗守在会稽，借甚风猷，乃遣使迎接，安置山阴灵嘉寺。于是停止浙东，讲论相续。……至宋太始中，被征出都，讲《大法鼓经》。俄而旋于会稽，还绍法化。以《大槃》是穷理之教，每留思踟蹰，累加讲说。……以宋元徽中卒，春秋九十有四。
　　时有昙机法师，本姓赵氏，亦长安人。值关中寇乱，避地东下，游观山水，至于稽邑。善《法华》、《毗昙》，时世宗奉，与进相次。
　　按赫连勃勃入破长安，事在罗什死后五年。超进、昙机皆由此故，始“避地东下”，远至会稽。其未来南时，皆已学法有成。夫罗什译讲佛经，“四方义学沙门不远万里”而至，此二公既本长安人，乃近水楼台，应无反而向隅之理。且传言超进“大小诸经，并加综采”，则罗什所出，自无可外。又言进“每留思踟蹰”于《大槃》。按僧睿《喻疑》云:“《般若》除其虚妄，《法华》开一究竟，《泥洹》阐其实化。此三津开照，照无遗矣。”（《出三藏记集》卷五）此说明槃实佛家宗教蕲向之最后目的，故《大槃经》既出，罗什门下如竺道生、慧严、昙无成等皆竞事讲说（并见《高僧传》卷七）。超进固宜一道同风。又彼于太始中所讲之《大法鼓经》，亦为求那跋陀罗新近译出之书。可见其日务求新。由此即可推知，彼早年正值罗什讲译，亦必咨禀不厌也。至于昙机，传已明言“善《法华》、《毗昙》”。按罗什译《法华经》时，即已随出随讲。僧睿《法华经后序》云:“鸠摩罗什法师为之传写，指其大归，真若披重霄而高蹈，登昆仑而俯眄矣。于时听受领悟之僧八百余人，皆是诸方英秀，一时之杰也。”（《出三藏记集》卷八）慧观《法华宗要序》亦云:“集四方义学沙门二千余人，更出斯经，与众详究。”“什犹谓语现而理沉，事近而旨远，又释言表之隐，以应探赜之求。”（同上）又《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出三藏记集［卷十四］鸠摩罗什传》同）云:“什雅好大乘，志存敷广。常叹曰:‘吾若著笔作大乘阿毗昙，非迦旃延子比也。今在秦地，深识者寡，折翮于此，将何所论?’乃凄然而止。”是罗什亦颇重视毗昙。昙机“避地东下”，耽于“游观山水”，而“善《法华》、《毗昙》”，非由始学。此可审知其在关中，已预罗什法会，得其指归矣。是则此两人并可列于“原在关中”者。
　　复次，《高僧传［卷六］释僧睿传》附见僧楷云:“时又有沙门僧楷，与睿公同学，亦有高名云。”著者据此，遂谓僧楷“或亦什公弟子”，因置于“不知所从来者”之列。按僧睿本传，叙睿年十八，“依投僧贤法师为弟子，谦虚内敏，学与时竞，至年二十二，博通经论。尝听僧朗法师讲《放光经》，屡有机难。朗与贤有濠上之契，谓贤曰:‘睿比格难，吾累思不能通，可谓贤贤弟子也。’至年二十四，游历名邦，处处讲说，知音之士负衭成群。”可见睿早年从学僧贤，已有高名。则传谓楷与睿同学，究指同师罗什抑僧贤，或既同师贤又同师什，皆难质定。然以当时沙门群趋长安之盛况言之，实有很大可能。惟此既列举，则尚有昙冏其人，似亦不宜遗漏。昙冏附见于同书卷七《释昙无成传》后云:
　　时中寺复有昙冏者，与成同学齐名。
　　为宋临川康王义庆所重。
　　其前叙昙无成事则曰:
　　年十三出家，履业清正，神悟绝伦，未及受具，便精往复。闻什公在关，负笈从之。既至见什，什问:“沙弥何能远来?”答曰:“闻道而至。”什大善之。于是经停务学，慧业愈深。
　　可见成受业罗什时，年甚小，仅聪俊可喜。其义学名家，乃在师什以后。则知传云昙冏“与成同学齐名”，必指其同师罗什无疑。但不审昙冏是否与昙无成同为黄龙人。成因“关中危扰”，“乃憩于淮南中寺”，冏当亦是由同一原因同时至此，故传连类及之。
　　又余于第九则述惠庆事，据《名僧传抄·惠庆传》有“宋元嘉时复入庐山”一语，推测当是惠庆早年即曾住此。读书粗心，竟忽略《高僧传》卷十二原有《释惠庆传》已明白记载:“释惠庆，广陵人。出家止庐山寺，学通经律，清洁有戒行。诵《法华》、《十地》、《思益》、《维摩》”云云。足为诚证。此既有一《惠庆传》，则同书卷七《释道温传》附见之僧庆，自当不是一人也。应予补正。
　　十二，昙鉴往长安
　　第十章“罗什在长安”节，讲当时义学沙门在长安，“原从北方来者”列有昙鉴，不知何所根据。如系以昙鉴籍贯冀州，则慧睿亦冀州人，何以又列入“原从庐山来者”?按《高僧传［卷七］释昙鉴传》云:
　　释昙鉴，姓赵。冀州人。少出家，事竺道祖为师。蔬食布衣，律行清苦，学究群经，兼善数论。闻什公在关，杖策往学。
　　鉴之出家，究在北方，抑在南方，《传》未交代。然既谓“事竺道祖为师”，则必依其师居止。且看竺道祖究居何许，同书卷六《释道祖传》云:
　　释道祖，吴国人也。少出家，为台寺支法齐弟子。……后与同志僧迁、道流等，共入庐山七年，并山中受戒。各随所习，日有其新。远公每谓:“祖等易悟，尽如此辈，不复忧后生矣。”……祖后还京师瓦官寺讲说，桓玄每往观听。……及玄辅政，欲使沙门敬王，祖乃辞还吴之台寺。有顷，玄篡位，敕郡送祖出京，祖称疾不行。于是绝迹人事，讲道终日，以晋元熙元年卒，春秋七十二矣。
　　是道祖一生，足迹不出吴郡、建康（当时京师，今南京）、庐山数处。则鉴之师事道祖，“学究群经”，自不可能不在南方。其后“游方宣化”，亦终老于荆州江陵辛寺。《传》又称鉴“常愿生安养，瞻观弥陀”，表明彼复沾染慧远之念佛往生思想，盖亦曾至止庐山。可见昙鉴最习惯于南方生活。其“闻什公在关，杖策从学”，既在“事竺道祖为师”之后，应与慧睿一例，不宜置于“原从北方来者”。
　　十三，昙无谶在凉译经年代
　　第十二章《传译求法与南北朝之佛教》，“北凉昙无谶”节，谓“宋元明板《祐录》载谶译经十一部，出经年月多在玄始十年以前”。“而《长房录》、《开元录》均无三板所注十年以前年月，则费氏及智升所见之《祐录》均无此项年月可知”。又称:《高僧传》言玄始三年初译《大般槃经》，“亦误”。著者是认为，昙无谶之至姑臧，当在刘宋永初二年“即北凉玄始十年也”。
　　按此说未确。《房录》卷九载昙无谶译经，其《大般槃经》下有云:
　　玄始三年于姑臧出，至十年方讫。此经凡有三万五千偈，于凉减百万言，今所译者止万余偈，三分始一耳。见竺道祖《凉录》。
　　《海龙王经》下又有云:
　　玄始七年出。是第二译，与竺法护出者同本别译。见竺道祖《河西录》。同书卷三《帝年表下》复叙列:
　　玄始元［年］，还治姑臧。谶始到凉土也。
　　二［年］，昙无谶出《大般槃经》四十卷。
　　七［年］，谶出《海龙王经》四卷。
　　十［年］，昙无谶译经，至此年都讫。
　　《开元录》卷四亦有著录如下:
　　《大般槃经》四十卷。或三十五卷。第五译。玄始三年出，十年十月二十三日讫。梵本具足有三万五千偈，今所译者止万余偈，三分始一耳。见竺道祖《凉录》及《僧祐录》。
　　《海龙王经》四卷。或加“新”字。第二出，与竺法护出者同本。玄始七年出。见竺道祖《河西录》及《僧祐录》。
　　附传又云:
　　谶以玄始三年甲寅，创首翻译，至十五年丙寅都讫。房云玄始十年讫者，此乃《槃》竟时，非余经也。准《优婆塞戒经后记》云:丙寅年出。此即十五年中犹出经也。
　　可见长房、智升两录，皆未尝无玄始十年以前之年月。但不如宋元明板《祐录》所注之伙。三板固不能尽信，亦不可谓全无根据也。
　　又按《祐录》卷二载昙无谶译经目后云:
　　右十一部，凡一百四卷。晋安帝时，天竺沙门昙摩谶至西凉州，为伪河西王大沮渠蒙逊译出。（或作昙无谶。）
　　既称在晋安帝时，是僧祐固亦不以为昙无谶之至姑臧，是在刘宋永初二年即北凉玄始十年，明也。
　　再考《房录》等所引记载昙无谶于玄始十年以前已有译经之竺道祖，乃东晋时人，为庐山慧远弟子。《高僧传［卷六］释道祖传》云:
　　幼有才思，精勤务学。后与同志僧迁、道流等，共入庐山。……迁、流等并年二十八而卒。……道流撰《诸经目》未就，祖为成之，今行于世。（按《祐录》载:“竺道祖《众经录》四卷:《魏世》、《吴世》、《晋世杂录》，《河西伪录》。）……以晋元熙元年卒。
　　元熙元年即北凉玄始八年。设在玄始十年昙无谶始至姑臧译经，则道祖已不及见，何所据以入录?《房录》引道祖记明年时两经皆在道祖逝世前，此可见道祖确实“精勤务学”，留意翻经事业，至死不倦。亦足以证明昙无谶至姑臧，不得迟至玄始十年，理甚决定。又《房录》除《槃》、《海龙王》两经引《道祖录》外，尚有《大方等大集经》、《悲华经》、《菩萨地持经》、《金光明经》，亦皆云:“见竺道祖《河西录》”或“见《竺道祖录》”（只《大集经》一条）。但此数经皆不详年月。而明记“承玄元年”即玄始十五年译出之《优婆塞戒经》，又不云见《竺道祖录》，时道祖墓木已拱，故不得载于其书也。既道祖死后译出之经不在录中，即知入录之《大集》等经，必皆在道祖逝世即玄始八年以前之所翻译。《高僧传》云:“［谶］以伪玄始三年始就翻译。”有道祖《河西录》可证，乌得以为误也?但宋元明板《祐录》载:《方等大集经》“玄始九年译”，《悲华经》“玄始八年十二月出”，此两经既已见于《道祖录》，自不应年时在道祖死后。著者谓其“实无根据”，惟此最有确据。（二续，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