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几年来敦煌石窟区考古发现中的蒙古文文献
　　自1988年至1995年，敦煌考古工作者对敦煌莫高窟北区243个洞窟进行了考古清理工作，之后对文物文献进行了整理研究。通过对石窟的清理发掘，出土了大批遗物。除了古钱币，木陶铜铁器、丝棉毛织物等实物性考古发现外，还有十多种文字文献出土[1]。其中有回鹘蒙古文和八思巴文蒙古文残损不等的文献六十多份，是比较早期的珍贵的文献资料。稍早的1987年，内蒙古师范大学与敦煌研究院合作，对敦煌石窟区的蒙古文题记进行了考察研究[2]。这些无疑是新的发现。本人有幸参加了两个阶段的蒙古文文献的释读研究工作。
　　敦煌石窟区近十余年来发现的文献，总的看来有石窟墙壁上的题记和石窟出土的纸质文献。有关石窟题记的多数是游人题记，还有少部分发愿文。对此我们已有过一些释读研究的成果和题记介绍，这里不予赘述。
　　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文书文献的整理鉴定工作中，我们与敦煌研究院有关学者精诚合作，共整理鉴选出蒙古文文书残页68件，其中回鹘蒙古文文书62件、八思巴文文书6件。这些蒙古文文书是继敦煌石窟蒙古文题记考察研究之后的又一次重要发现，对敦煌吐鲁番学和蒙古学两个国际性著名学科来说均是一项填补性的工作，意义重大，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莫高窟北区新发现的回鹘蒙古文和八思巴文两种文字蒙古文文献，书写年代均为蒙古帝国或元代。其内容，有官方文书、民间往来文书、宗教文书、法律文书等。其中习字和习语文书、一些民间文书等种类的发现比较特殊。这些蒙古文文书的出土比较集中，第464、465窟、B59、B119、B127、B147、B157、B163、B168、B172等北区石窟出土较多。另外，同一文献的残片出土于不同窟室，如不是后人所为，则说明当时窟室中文书文献的存放不够稳定，或居住人有所迁动。
　　发掘出土的蒙古文文书虽已残损严重，但仍能反映当时的文本种类和数量。有一佛经文书中的残页页次为第86面，有一手书文书中的残页页次为第36面，这些文书的原来的页面肯定不止这些。出土的蒙古文文书种类之多，文献量之大，足以说明当时蒙元时代的莫高窟是文化交通的一个重要处所。与上世纪初的德国远东考古队从吐鲁番挖掘掠走的蒙古文文献的种类相比，有其相近或联系的一面，足以说明当时西北地区丝路通道中敦煌吐鲁番所处的重要地位。
　　其中有一份八思巴文残页《善说宝藏》的释读文章，本人已经在2002年8月召开的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秘史》与蒙古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过，并曾引起较大的反响[3]。其它文献的图片和宏观的释读、汉译也在《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各个石窟出土情况中加以介绍和说明。
　　很可惜，这些新发现的蒙古文文书文献残损严重，基本没有完整存留。但是，就蒙古文文书的角度来说，乃是全新的资料，仍有重要研究价值。现对敦煌出土的蒙古文文书文献，按其种类予以概述，当然这种分类是粗略的。
　　官方文书 官方文书中有我们认为的忽必烈皇帝八思巴文圣旨残页1份，其他各级官吏的回鹘蒙古文文书17份，总数不少于18份。其中有2份习字文书分别是省级平章官，写于一张长方形纸正背面文字空隙处。这种草稿类的文书早在上世纪初的伯希和搜集的文献中就有，但是这种文献的史学价值不是很高。忽必烈皇帝八思巴文圣旨残页可能是授给回鹘王亦都护的圣旨，对此我们有专门撰文考证，将发表于《敦煌研究》杂志上。《致斡朵失里大王的文书》出土于B163窟：编号3之背（B）面，尺寸25×17,墨迹手书文书16行，回鹘蒙古文。这是写于八思巴蒙古文佛经文书背面的一个公函。前后文残缺，致函人不详，收执者是斡朵失里大王，元代，具体年代待考。出土时有三片残文，经拼对后形成现在的样子。正面的文字是八思巴文《善说宝藏》第八章的残片，这一文书写于八思巴文之后，故应是13世纪后半叶或14世纪前半叶。其它官方文书的内容和体例与吐鲁番出土蒙古文文献比较接近[4]。从瓜州、沙州、肃州、安西、哈喇火州、伊儿郡、巴儿术阔勒、别失八里哈等地名在两处文书中频繁出现，也可以看出当时的丝路通道的线路和繁华。
　　佛教文书 佛教文书是件数最多的种类之一，比较明确的有16件，能够确定文献名称的只有2件，其它待考。其中八思巴文佛教文书是贡嘎坚赞《善说宝藏》第八章《辩识事业》中的一段，即是313—316段中的残文，本页前后文残缺。这是继吐鲁番出土、柏林收藏八思巴蒙古文《善说宝藏》之后的又一新文献，是不同版本，并是佛经版式经书。可以说明元代木版印刷《善说宝藏》最少有两次。而另一佛经是《心经》的前5行开端部分的第二折，竹笔书写，写于西夏文木刻版经书的背面。另有464窟、B142、B155窟中出土的佛教文献可能是同一文献的残页，与吐鲁番出土《入菩提行论疏》的印刷外观很相似。如果能从纸质、尺寸的大小以及文字形体方面进行比较，应该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民间契约经济文书 民间契约经济文书中最引人注目的，应该是一份回鹘蒙古文卖身契约文书。此文出土于B127窟，现存后半截局部8行。现存部分可以看出卖身契约文书的格式，有证人数名、达鲁花赤官方见证人、卖身人，可能还有买方人等，并且还存有三处画押。卖身人可能是赤达耳（音译）。此前有过民间钱粮物品的借贷契约[5]和买卖奴婢的官方手续[6]，但是卖身契约文书，无论在汉文、回鹘文或蒙古文等中过去不曾发现。
　　法律文书：法律文书只有一份残页，是一份文书的第36面。文中有对于踩踏百姓田园、破坏林木的惩罚等方面的内容。对此施以重罚，不准参加部落的事物活动等。
　　习语文书：习语是一个国家内外部不同民族间交际的需要。一般用自己所熟悉的文字书写所学习的语言。这种现象蒙元时期和后来的明代比较普遍。总体上说学习蒙古语比较盛行。比如汉字标音《至元译语》、《华夷译语》以及《登坛必究》、《武必志》、《卢龙塞略》中的《译语》、《元朝秘史》，阿拉伯字标音《穆卡蒂玛特阿拉—阿达布词典》、《莱登词典》、《伊本木罕词汇》、《伊斯坦布尔词典》等即是。另有零星残页散见于黑城出土的汉文文书[7]。但是蒙古人或回鹘人学习汉语的音译文书，据我所知只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文书文献中出土过。由于汉语中同音词汇太多，目前还不能确定标写了一些什么内容，对此有待于将来的进一步考证研究来确定。
　　题记文献：题记文献有两种类别，一类是类似于供养题记；另一类是游人题记。例如第61窟甬道南壁的题记，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的供养词，义为：克制邪念、发扬正气、早入正道。这一类题记在第72窟中还有两款。另外大量（共有23款）的六字真言经的题记基本上也属于该类题记。供养题记大约是常住石窟的佛教徒所为。
　　其余多为游人题记。游人题记多数是简要讲述从某处来到石窟参拜的经过。大约说明干支年以及月日；来者的姓名、职位、磕拜的目的以及去向等。看来这种题记有一定的格式。
　　关于题记的概况我们已有考察报告发表[8]。有些题记也有读文章发表，这里不予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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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彭金章、沙武田：《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清理发掘报告》，《文物》1998年10期，第4—21页。又见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一卷）、2004年（第二、三卷）。
　　[2]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敦煌石窟回鹘蒙古文题记考察报告》，《敦煌研究》1990年4期，第1—19页。
　　[3] 《新华每日电讯》2001年8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8月8日；《北方新报》2001年8月7日；《参考消息》2001年10月31日；另有菲律宾《华侨报》以及港澳台报刊有关报道。
　　[4]D. Cerensodnom, M. Taube, Die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Berlin, 1993。
　　[5] 杨富学：《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借贷文书概述》，《敦煌研究》1990年1期，第77—84页。
　　[6] 杨际平：《元代买卖奴婢手续》，《敦煌研究》1990年4期，第64—70页。
　　[7] 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01页，又见图版叁壹（1）Y1：W40。
　　[8] 敦煌研究院考古所、内蒙古师范大学，《敦煌石窟回鹘蒙文题记考察报告》（嘎日迪、罗华庆、巴音巴特尔执笔），《敦煌研究》1990年4期，第1—19页；图版1—19。
　　作者：嘎日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