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在世时曾禁止任何形像的偶像崇拜，当时的佛教徒为了思念释迦牟尼佛，只用隐喻的法轮、足印及菩提树来代表佛陀说法、住世与成道，我们看到早期印度的浮雕，都没有直接出现佛陀形像。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世纪，小乘教义盛行的时候，佛教文化是朴素的，和早期基督教以及历来的伊斯兰教一样，是反偶像崇拜的。公元前4世纪末,马其顿国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印度,希腊文明经西亚传入印度,造就了印度犍陀罗艺术，将佛陀塑造成具有希腊化的艺术风格。人称犍陀罗也是中国佛教雕塑的源头。

　　有人将佛教美术分为三个体系:①早期以佛塔的营建和崇拜为主体。佛像还仅集中于释迦佛，佛教题材以本生图、佛传图为主，一般在内容上比较简单。②以佛像为主体、以诸佛以下诸尊的形像的制作和崇拜为中心而展开的大乘美术。③密教美术。从7世纪起开始在印度出现,其中的一支迅速从中国传到日本，又扩展到印度尼西亚；另一支从尼泊尔进入中国西藏后，与当地原始钵教融合，发展为独特的喇嘛教美术（亦称藏传佛教美术）。从题材来看，中国的佛教美术可分为：菩萨像、明王像（在密宗中，明王像是佛、菩萨由于大悲而示现的威猛忿怒像）罗汉像、高僧像、天龙八部像、佛传图（表现释迦牟尼佛一生事迹）、本生图（表现佛前生事迹）、佛经变相（将佛经内容图像化）、佛教故事图、水陆画（佛教举行法会时悬挂的条幅式绘画）、供养人像（供养人即捐资开窟造像的“功德主”）等13类。（刘晓路，“佛教美术 ”）

　　中国佛教美术（Buddhist art in China） 源于古印度而在中国发扬光大的佛教绘画、雕塑等的总称。最初随佛教从印度传入，后来逐渐发展而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特色。晋袁宏《后汉纪》称：“初，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古印度别称），而问其道术，遂于中国而图其形像焉。”　在东汉永平年中，当时的楚王英盛斋戒之祀，尚浮图（佛陀旧译）之仁祠，可见楚王已信奉佛教。此记载透露出佛教已经传入中国的时间要比明帝夜梦金人早得多。传蔡愔于明帝永平初遣使赴大月氏，至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偕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时以白马驮经，及白毡裹释迦立像，因在洛阳城西雍关外，建立白马寺，并在寺中壁上作千乘万骑三匝绕塔图。白马寺乃佛教传入我国后官办的第一座寺院，被中外佛教界誉为"释源"、"祖庭"。”。“释源”即佛教之发源地，“祖庭”即祖师之庭院。据《魏书•释老传》载：“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其旁有天竺国，一名身毒（即古印度），始闻有浮屠之教。”张骞是西汉武帝时著名的外交家，这条记载应该是可信的。又说：“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这是中国最初自作的佛画。

　　世界上的宗教，后来逐渐重视用艺术形式来宣传教化，尤其是美术。由于佛教重视造像，所以在中国又称为“像教”，在世界三大宗教(此外还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美术中，佛教美术的历史最长，在雕塑和绘画方面的成就最大。佛教作为东方世界影响最大的宗教，更是重视美术的教化作用。梁慧皎《高僧传》即云：“敬佛像如佛身，则法身应矣。” 我国较为可靠的佛像，以四川彭山东汉崖墓陶制摇钱树座下一佛二菩萨、乐山麻浩和柿子湾两窟东汉崖墓内的三身石刻佛像为最早。贺云翱教授则认为，一直到三国之前，中国未出现独立供奉的佛教造像也是迄今为止众所周知的事实，目前可以说，除西域之外，中国最早制造独立供奉佛像的是三国时期的东吴，已经出土的这类资料有3件，一件出土于鄂州，一件出土于南京，一件旧藏于故宫博物院，专家推测其出土于浙江境内，它们均为瓷质的佛像。

　　佛教传入，引起了我国美术创作队伍的变化。此前的美术创作基本上是由工匠（画匠）完成的，而此后则出现了具有较高文化知识的士大夫画家。孙吴的曹不兴，两晋的张墨、卫协、顾恺之、戴逵、王广便是其中的先行者。他们的绘画，尤其是佛画的创作在当时就令人瞩目。晋明帝司马绍以帝王之尊于宫内乐贤堂画佛像，更是极大地推动了佛教美术的发展。而建寺造像、依经图变以求福报的民众心理则为佛教美术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社会契机。此后，画家与工匠（画匠）的结合，为工程浩大的造像艺术，如敦煌、云岗、龙门等石窟的开凿及装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唐代佛教美术的繁荣，正是在一大批专业画家和无数工匠、画匠的共同努力下，才取得了至今仍令人惊叹不已的伟大成就，成为光辉的艺术典范。

　　唐代是我国佛教的黄金时代， 无论在佛教思想或佛教艺术方面，均有杰出的成就。北宋时，佛教绘画在画坛中的地位仍十分崇高。 宣和时期 (1100-1125 年 ) 所编集的《宣和画谱》， 将徽宗朝内府所藏魏晋以来的名画六千三百九十六轴， 析为十门，并特别将道释画冠於十门之首，推崇这些作品「禀五行之秀，为万物之灵。」 该书卷首说：「画道释像与夫之风仪， 使人瞻之仰之，其有造形而悟者，岂曰小补之哉。」 元代以后，文人画兴起， 大部分的画评人认为道释画乃出自工匠之手，乏善可陈，道释画的地位遂日渐衰微。佛像的造像虽有《造像度量经》，但过去却从来不会有统一的佛、菩萨的形象。 今日华夏，许多地方大修寺院，但所供奉的佛教雕塑，大同小异，而且匠气太重，在艺术上并多少无可观之处。大江南北，除古代石窟和墓葬外，在新修庙宇中，能使游人驻足的佛画，更是鲜见。
　
　　中国佛教造像、画佛、造塔，最初都从印度传来，佛教绘画早于佛教雕刻。中国西部佛教美术，亦以于阗、龟兹所保存者最多。敦煌、云冈驰名世界，其余朝鲜、日本等地，皆学于中国。而印度本土的大部分佛教经像美术，于9世纪后为印度教徒、穆斯林所毁，仅佛教几个大石窟较完整地保存至今。

　　现分为佛画、壁画、雕塑、藏传佛教美术简述于下：

　　佛画　三国时曹不兴，善画人物，与晋顾恺之、卫协并称为汉地最初三大佛画家。曹不兴学绘佛像后,或绘卷轴以供礼拜,或图寺壁以助庄严,所作大佛像有的高达5丈,气魄恢宏,庄严妙相,仰之弥高,令人肃然。世传曹不兴绘有《维摩诘图》、《释迦牟尼说法图》等，曹氏以“佛画之祖”载于画史。顾恺之也善画佛像。相传他２０岁左右曾为南京瓦棺寺绘壁画募得巨款的故事。他在庙里用一个月的时间闭户画了一幅维摩诘，画完之后，要点眸子，乃提出要求：第一天来看的人要施舍十万，第二天来看的人施舍五万，第三天的随意。据说开门的一刻，那维摩诘像竟“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万钱。

　　在梁代，张僧繇也以善画佛像名世。隋以前，僧繇是中国佛教绘画的一个有力的推动者。武帝崇信佛教，凡装饰佛寺，多命他画像。北齐曹仲达，佛画颇亨盛名。他因来自中亚的曹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原来带有西域的作风，在中原既久，画艺渐染上中国民族风格。它的样点是衣服紧窄，大约与印度笈多王雕刻，有同样的风格。所谓“曹衣出水，吴带当风”，就是对他们概括的评语。曹画虽失传，但看到鹿野苑所藏释迦立像，衣如湿沾体上，就可想见曹画。吴画衣带宽博，飘飘欲仙，在敦煌壁画中还可看到他的画风。

　　隋唐时期，是我国人物画的顶峰。盛唐时期的吴道子，最擅长道释人物画。他集诸家之大成，为古代佛画第一人。他一生单是寺观壁画即作三百多堵。《唐朝名画录》说他在长安景云寺画《地狱变相》，竟使“京都屠沽渔罟之辈，见而畏罪改业者，往往有之。”其感染力可想而知。佛教对于中国绘画，有很大的影响，以唐代为最深。鲁迅先生对于唐代的佛画，有两句卓见，他在《论旧形式的采用》中说：“在唐，可取佛画的灿烂，线画的空实和明快。”他对于佛画的色彩与线条，有很深的理解。“曹衣出水,吴带当风”　也即是指吴道子等人对古代人物画中衣服褶纹的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

　　中国自有图画以来，是先有人物画，次有佛像画。最初山水不过是一种陪衬人物的。到了后来，山水独立成宗，文人便以为南宗山水为画的正宗，连北宗也被摒斥在"画匠"之列，不只是将人物佛像花卉，看作别裁异派，甚至也认为是匠人画。到后来，曹、吴之作不可见，而一般画人物的，又苦于没有学问，不敢和山水画争衡，所以一天一天地衰落下去。到了敦煌佛像人像被发现之后，这一下子才知道古人所注意的，最初还是人物而不是山水，才把人像画的地位提高，将人物画的本来价值恢复。

　　壁画　隋唐时代的壁画，今存于麦积山石窟与敦煌莫高窟。敦煌所存唐代壁画，尤为富美，色彩艳丽，人物造型，往往以当时的贵官贵嫔为范，端庄华贵，男女形貌，都甚肤丽。佛前演奏，弦管杂陈，较之阿旃陀壁画，尤或过之。敦煌莫高窟有唐代壁画与彩塑的洞窟，共207个，可分初、盛、中、晚四期。其重要的洞窟，如初唐的220窟，造于贞观十六年（642），盛唐的第335窟，造于垂拱二年（686），第 130窟和第 172窟，造于开元、天宝年间。中唐的112窟，晚唐的第156窟（此窟为张议潮建，窗外北壁上有写于咸通六年的《莫高窟记》）等，都存有辉煌灿烂的作品，可为唐代佛教美术的代表。这些洞窟壁画，虽出于无名画家之手，但是研究它的作风，应该说是与吴道子、阎立本诸大家的作品是一致的。例如壁画中的维摩诘经变，在座前的听众，有诸王贵官，与现存的阎立本的帝王图相似。由此可以推知这些图像的画法，应有共同的渊源为当时的规范。

　　唐代这些壁画，表现的题材是佛经经变故事、净土变相（指描绘净土佛菩萨、圣众及种种庄严施设等，以呈现净土景象之图像或雕刻）。以及佛菩萨像等。其内容较之过去更丰富，色彩也比较绚丽，表现的境界也更扩大。当时最流行的是佛教净土信仰，因此净土变相在壁画中也表现得最多，约占228壁。其他如乐师净土变相，报恩经变相等，也往往采取净土变相作为主要的部分。

　　在净土变相中，以富丽的物质现象，描绘观想的境界。如彩绘七宝楼台、香花伎乐、莲池树鸟等，将西方极乐世界装饰得非常美丽。这与出世苦行禁欲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异。其中所绘的佛、菩萨、诸天、力士等，都是健美的化身。这和唐代的社会生活、人民的爱好是完全一致的。有些佛画还点缀许多人间社会生活小景，乐观、明朗，富有情趣。

　　雕塑　佛教美术在雕塑方面，也有其伟大的创造。中国的佛教美术以石窟艺术为代表。中国是世界上佛教石窟艺术最为发达的国家。在佛教东来的通路上，经过新疆维族自治区时，遗留有古代龟兹、高昌等洞窟的造像，经过甘肃河西走廊时，遗留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等石窟造像；再东进而有山西大同云冈、河南洛阳龙门、山西太原天龙山、河北磁县响堂山、河南巩县石窟寺、山东云门山、江苏连云港、辽宁义县万佛堂等大小石窟造像，蔚为盛观。在江南的有摄山石窟像，分布既广，数目亦多，不能备举。虽有外来的影响，但也有其伟大的创造和民族风格。从北魏到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雕塑美术，创造了很多伟大的工程。以上所记的各石窟中，亦以北魏与隋唐时代的最为精美，其中云冈与龙门的石刻，可为代表。云岗佛像归纳有三式：一、为伟丈夫形，束发怒目，与犍陀罗式相近，惟衣服稍异，著法自身后分披两肩；二、形像柔和优美，有笈多式衣褶；三、效中土贵族形。其中以第二式为主。龙门佛像亦可归为二式：一、以柔美胜，容颜丰满，与唐人画像一般趋势相同（奉先寺像）；二、以雄伟胜（香山寺像）；但第一式最通行。盖我国习俗不同，佛像避讳裸体，所注意者仍在颜部，而偏重于女性的优美，文字记载亦悉以丽质或丽像形容之，以与印度佛像贵在全裸表白相好者比较，固大有差别矣。其他全国各寺院中的金铜造像，石刻造像碑、木雕、夹纻干漆造像，更不计其数。佛教对于中国的雕刻与彩塑留下很大的成绩。北魏时期的石窟造像，受外来影响，但与印度犍陀罗造像和笈多造像相比较，也各有不同的风格。至唐代而民族形式愈益成熟，它的妙相庄严，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气魄与所要求的艺术标准。在甘肃的敦煌与天水麦积山，由于石质是砾岩，不便雕刻，工人匠心独运，改用彩塑。唐塑在莫高窟中，焕发光彩。江南的杨惠之成为泥塑名家。自宋、元以来，各寺泥塑甚多，此亦为中国佛教美术所特有。

　　1996年10月在山东青州龙兴寺窖藏佛教造像最惊人的发现是获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山东青州龙兴寺窖藏。这批造像数量达二百余尊。主要为北朝作品。像身多有贴金绘彩，其中有数件石像施以彩绘的卢舍那法界人中像，分外引人注目。台北故宫《雕塑别藏展》中也有数件是出自青州的作品。青州附近临朐县也曾出土成批造像，应属同一体系。目前对这些造像的整理与深入研究还在进入之中。

　　藏传佛教美术　藏传佛教或称“喇嘛教”，有人指出应称“藏语系佛教”。我国藏传佛教艺术的重要流派,主要包括唐卡、壁画、雕塑、堆绣、建筑装饰图案彩画与酥油花等。既与汉族地区佛教美术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又受印度、尼泊尔佛教美术影响，在中国佛教美术中，独具风格。北京雍和宫、西黄寺及承德须弥福寿之庙，其殿宇、佛像等，均属藏传佛教美术系统。拉萨的布达拉宫，藏有古代流传下来的大量佛画与金铜佛像，以及刺绣与木刻的板画佛像，普遍受到信众的供养。藏传佛教艺术继承西藏本土的传统技艺，藏传佛教的造像艺术有其自身的仪规,与中原地区有很大的不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藏佛教造型艺术。西藏佛教艺术造像众多，从释迦牟尼到西方之圣，从普贤、文殊、观音到密教的本尊、护法，形形色色，千姿百态。藏传佛教传播的地域很广，杭州是藏传佛教元代在内地的两大中心之一，另一个中心为元大都（今北京）。杭州飞来峰的石刻是藏传佛教在江南保存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雕造精美的藏传佛教石刻真迹。藏传佛教在江南其他地方也很多见，但是关于藏传佛教艺术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在青海塔尔寺，每年以酥油制作酥油花礼佛，这是牧民的特殊佛教美术。藏传佛教美术作品常给人威慑骇怖的宗教视效，塔尔寺酥油花则恬静优美,佛容亦似乎很适合用酥油来表现,这是真正的肤如凝脂,用美学取代神学,藏传佛教故事由此美丽如花,纯洁如脂,清香如酥。

　　佛教虽起源于印度，然使佛教酝酿、发酵、挥发成一最精纯，且又超脱于印度式佛教，成为世界各人类精神信仰上永不终止的佛教世界，是中国大僧，使佛教达于文明的极致点，同样地，中国大僧致力于佛教美术的创作表现，是世界第一的；而其留存下来的美术遗例作品，不论其数量与品质，也是世界上最丰富且又最精致的（林保堯语）。中国的佛教美术虽然曾受到印度的影响，但中国的佛教美术风格也传到印度犍陀罗等地区，对印度佛教美术的发展曾有过一定的影响。总之，佛教传入对中国美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流而不是源。因为早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华美术的成绩便己斐然可观。而佛教东传之后，给中国美术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带来新的题材和风格，不唯使中国美术得到迅猛发展，且佛教美术自身亦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一枝奇葩。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可以称作佛教美术时代，这个时期为我国留下大量珍贵的艺术瑰宝和遗产。我们每一个人都应万分珍惜这份不可再生的珍贵遗产。现代人们也希望塑造出既符合佛教教义，又体现出时代特征的佛教造像作品。但是塑造佛像不应追求进“吉尼斯记录”，也不宜将佛像妆扮成浑身珠光宝气，这可能反而减低作品的感染力与艺术魅力。历史上佛教美术的创作者，主要不是依靠僧侣，而是工匠和艺术家。今天我们要继承和发扬我国的传统艺术，要依靠工艺美术家和民间艺人的努力和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