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藏菩萨”金乔觉是中唐以来著名于我国汉传佛教地区的朝鲜三国时新罗高僧，历来人们都把他推为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九华山开山佛祖。关于他的行迹，历代一些文献均有所记载，如历朝《九华山志》、《青阳县志》，宋《高僧传》，明《神僧传》等都为他立传。清李庸云：“九华既以地藏菩萨而尊，则志九华，自应以宣扬地藏菩萨圣迹为最要……以致地藏一传，列于人物志，文苑仙道之后，良堪浩叹。”①我国历代文人墨客，凡游历九华名胜的“无不题诗留句”。但对中韩文化交流史上的如此一位历史人物，学界还未引起重视。特别是在其原祖籍国仍不甚为人所知，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再说，我国关于金乔觉的文献资料，在对他的家世、入唐求法年代、宗派系统等方面的记载上存在一些很不一致的看法和疏漏。对此，本文拟从中韩佛教文化交流史的角度，试作简略的论述，以就教于学界和读者。
(一)
在中韩文化交流史上，佛教占有重要地位。据记载：佛教传入三韩始于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372)，即当中国东晋简文帝咸安二年。其时“前秦苻坚遣使及僧顺道送佛像经文”，越二年，“阿道来自晋(即东晋)，明年乙亥二月，创肖门寺以置顺道，又创伊佛兰寺置阿道，此高(句)丽佛法之始。”②12年以后，百济枕流王即位甲申岁(384),也开始有胡僧从东晋来传佛法。新罗较晚于百济，到纳祗王时(417—458)才开始有胡僧来国传教和“梁遣使赐衣著香物”③。在封建君王们的提倡下，三国不仅先后允许佛法流传，而且还不断从中国输入佛像经文，并欢迎中国僧人东来传教，如高句丽广开土王五年(396)，晋著名的白足和尚县始“赍持经律数十部往化高句丽，乘机宣④。”百济威德王十九年(541)，遣使入梁表请涅磐等经义，新罗真兴王二十六年，陈使刘思与僧明观带去经书1700余卷。与此同时，三国僧侣也不断来中国求法，其中最为著名者如高句丽的义渊、波若、慧灌，百济的慧显、谦益，新罗的圆光、圆觉、慈藏、义湘、元晓、胜诠、道义、普照等。
金乔觉生活的八世纪是新罗佛教鼎盛时期。虽然，三国中新罗输入佛教稍晚，但在王公贵族的奖励下更得到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六世纪前期以后佛教同封建政治直接结合起来，受到国家特别的保护，在上自王宫下至民间，被广泛地流传。崔致远在《新罗国智证大师寂照之塔碑铭》中说：“是乃天彰西顶，海印东流，宜君子之乡，染法王之道，日深又日深矣。……就以国观国，考从乡至乡，则风传沙峻而来，波及海隅之深”⑤。高丽名僧《海东高僧传》的作者觉训也说：“新罗既信奉佛教，人争归信，知世之可化”⑥口新罗历代君王大都是笃信佛教的信徒。其中仅举一例，如第二十四代国王真兴主自幼信佛，晚年又削发披裟，自号法云，成了一个虔诚的教徒。王妃亦效法国王，自作比丘尼，移住永兴寺。自“法兴王从异次顿之谋，断行奉佛”以来，新罗则大量“创寺度僧，造像起塔，求法高僧不绝于海陆两道，造疏大士崛起于国，二百八十年间，无经不来，无经不传。”据记载，从法兴王十五年(528)到十四世纪初新罗灭亡的300多年间，有大批新罗僧人先后入唐求法，其中涌现出了70多名著名高僧。这些留学僧(此外还有不少长期在唐居住的“常住僧”)“得法归国，皆为国王之师表，佛门之领袖”。他们都对三韩佛教的发展和中韩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公元七世纪中期，新罗佛教已基本形成为涅磐宗、律宗、华严宗、法性宗、法相宗、禅宗、天台宗七派，八世纪以后禅宗逐渐独揽佛坛，又形成为禅系派。这些佛教诸派，虽一开始都师承或发源于中国，但被移植到新罗这块土地以后，在异国历史文化和风土习俗的日照雨淋下，不断深入扎根，发育成长，在内容和形式上得到了显著的变化、丰富和发展。
在东方各国中，唐朝和新罗的交往特别频繁。在统一三国的过程中，新罗与唐朝的关系，虽然一度出现过磨擦，但八世初叶以后两国关系恢复正常。由于李唐王朝，对这东北方的邻国采取了“亲仁善邻”的政策，两国的文化交流日趋频繁。738年，唐玄宗遣邢涛去吊祭时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礼，有类中国。’’当时新罗的留学生、僧人、商贾“不绝于长安道上。”唐代的历朝皇帝多次接见新罗高僧，并鼓励他们在唐学习和行化。当时中国著名高僧玄奘、智俨、西堂、法脉等，不分国籍，收新罗僧为弟子，传授秘诀和佛教理论，从而为两国的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以上即是金乔觉生活和活动前后期的社会历史环境。在这几百年的历史时期里，有如顺道和阿道等先去三韩传教，金乔觉和慧超等后来中国学习佛教并常住行化。他们先后辉映，各有千秋。这不能不说是中韩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二)
“地藏菩萨”，为三韩时新罗国京城人，俗姓金，法号乔觉，“地藏菩萨”乃是他示寂后的佛教尊号。许多文献资料载他的家世，归纳起来有二说，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宋赞宁(9l9一1001)的《高僧传》和唐费冠卿(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唐贞元至长庆年间)的《九华山化城寺记》。《高僧传》说：“释地藏新罗国王之支属也”，后者却说“僧地藏则新罗王子”。以后凡论及金乔觉的文人都各取其是，沿用至今。然而金乔觉本人写的《酬惠米》一诗，则充分说明后者之说是正确的，诗中说：“弃却金銮纳布衣，修身浮海到华西。原身自是酋王子，慕道相逢吴用之。”的确，他是一个抛弃继承王位削发浮海到中国的高贵的新罗“王子”。
由于新罗世代王族大都笃信佛教，其子弟中离开豪华的生活和功名利禄，皈依佛门的人较多。他们中的有些人，在本国寻找名山大刹修度一生，有些人则慕道来中国求法深造，甚至有些人远涉大洋直接去印度求法。金乔觉便是慕名来中国的许多人中的一个。许多迹象表明，金乔觉自幼酷爱读书，入唐之前早已具有很高的汉文造诣和文学修养。这在如今仅存的他的两首诗⑦中，也得到充分的反映。入唐以后他似写有许多诗篇，清周贺在《游地藏塔》一诗中说：“鹿苑今无寺，鸡林独有诗”，并在《化城寺偶联》中进一步写道：“始信西方活佛，是东国诗仙”，可惜大都已散佚，如今我们只能窥其一斑。
至于金乔觉何时入唐的问题?向来有许多说法。历来的各种史载，各叙己见，众说纷云，莫衷一是。总的来看，大体上司分为三种说法。其一，唐肃宗至德年间(756—758)入唐说。清康熙年间的喻成龙、李灿撰《九华山志》和光绪年间的谢维喈、周贳撰《九华山志》以及康熙间彭定求等编的《全唐诗》卷八百零八等都说金乔觉“唐至德初，航海来中土，卓锡九华”。赞宁《高僧传》卷二十《金地藏》条中有一段“至德初有诸葛节等”在九华山邂逅“闭目石室”中的金乔觉的记载。这些清文人很可能错误地把这次邂逅认作金乔觉刚来之时。但仔细考证则不难发现，唐肃宗李亨执政后的头一个年号是“至德”，此年号他只用了3年，而诸葛节等在“至德初”上九华寻游时，金乔觉已经在石洞中闭目禅定。这说明金乔觉入唐到九华山肯定是在至德以前时期。再说，赞宁在《高僧传》中根本没有说过金乔觉是至德初入唐。因此可以断定，此说不符史实。
其二，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入唐说。弘一法师的《地藏菩萨圣德大观》说：“宋《高僧传》载，唐永徽四年，新罗王族，姓金，名乔觉，至中国九华山。灵迹甚多，具载传中。”尤其是较有权威的丁福保(1874—1952)的《佛教大辞典》甚至说金乔觉在“唐永徽四年，二十四岁，祝发携白犬善听，航海而来，至江西池州府东青阳县九华山，端坐九华山头七十五载，至开元十六年七月三十日夜成道。计年九十九岁。宋《高僧传》为他立传。”这些话，文字不多，但人、地、时、事都说得明白，肯定，似乎没有什么怀疑的余地。不过细考史籍则不难发现，这些说法疑窦百出，如在唐代和宋代的有关金乔觉的记载，根本找不到他永徽四年来九华山驻锡的文字，为什么在时过100O多年的晚清人和近人那里突然冒出这个说法来?又如他们都说他们是以宋赞宁的宋《高僧传》为参考本而持此说的，但是我们查阅此“传”的有关卷章，也根本找不到此种说法。由此看，也不知其根据何在?。金乔觉本人写的《送童子下山》一诗中的首联云：“空门寂寞尔思家，礼别云房下九华”。此句中的“九华”，即指九华山。九华原名九子山，唐代大诗人李白约在玄宗天宝年间 (742—756)，在此联句的序中说“青阳县南九子山，山高数千丈，上有九峰如莲花……予乃削其旧号，加以九华之目”。从此改名为九华山。从而可知，金乔觉写这首诗肯定是在天宝中期以后，不然诗中不会有“下九华”一句。如果按上面所述金乔觉“永徽四年来华”，“开元十六年成道”，那么，他怎么能在圆寂几十年以后能写此诗呢？
其三，开元七年(719)入唐说。九华山文物馆《地藏王简介》说金乔觉“唐开元七年航海来中土，卓锡九华山”。显然，这是根据晚清李庸编撰《九华山志》卷三《丛林•金地藏塔》条而说的。此条说：金乔觉“于二十四岁时航海而来，卓锡九华……贞元十年(794)，寿九十九，跏趺示寂”。很明显，上述“开元七年”入唐说，是从794年减去99岁后再加24岁而得的结论。这里的关键是“24”岁。应该知道，化城寺西神光岭上的金地藏塔，是在大师圆寂三年后创建以来，历千余年，因种种原因数次重建，而李庸所看到的则是康熙二十三年喻成龙守郡时重建的寺塔之铭。不知其塔铭根据什么说金乔觉24岁来华。据载，最初的塔铭早已失传，今不得知其原来起初的面貌。宋人刘城在《游九华山记》中写道：“按之九华碑版，亦然然。地藏来此在唐至德以前，其涅集在贞元载。”刘城所看到的“九华碑版”很可能保持有最初的面貌，但他只能说出“至德以前”和“贞元载”的时间范围，根本没说出具体的时间。此外，据我所知，找不出更原始的资料来说明“开元七年”、“二十四岁”来华说。
那么，金乔觉究竟何时入唐到安徽九华山，又死于何年?幸亏有一份可信的资料，给我们提供宝贵的线索。那便是《全唐文》(清嘉庆十九年董诰等编)第六百卷所载唐费冠卿《九华山化城寺记》一文。全文共100O多字，内容较充实，叙事明确，文笔公正，是今天我们研究金乔觉的珍贵文献。对金乔觉的活动年代和去世年代文中写道：
“开元末，有僧檀号张姓，自郡馆至，为乡老胡彦请住，广度男女。触时豪所疾，长吏不明，荧其居而废之。时有僧地藏，则新罗王子，金氏近属。”
“逮至德初，有诸葛节等，自麓登峰。山深无人，云日虽鲜明，居唯一僧，闭目石室”。
“建中初，张公岩典是邦，仰师高风，施舍甚厚。因移旧额，奏置寺。”
“时年九十九，贞元十年夏，忽召徒告别，罔知攸适。”
从这些记录中，我们可以得知以下几点：(1)金乔觉入唐至九华山住锡，是在唐玄宗开元末(740年左右)以前。(2)金乔觉在九华山上被诸葛节等发现，是唐肃宗至德初(约756年)。(3)郡守张岩废旧额而置新额，是在唐德宗建中初(约781年)。(4)金乔觉圆寂离世，是在唐德宗贞元十年，亦即794年。但更为重要的是费冠卿在文章末尾写的一段话：
“时元和癸巳岁(即唐宪宗元和八年，8 1 3年)。予闲居山下，幼所闻见，谨而录之。孟秋十五日。”
显然，费冠卿写此记是元和八年，即金乔觉圆寂离世后的第十九年。他家世代就住在九华山下，所以从幼小的时候开始，就亲眼看到金乔觉一生的事迹。可以说，他是金乔觉一生事业的可靠见证人。《全唐文》载：“冠卿，字子军，青阳人(九华山在安徽青阳县境内，笔者注)，元和二年进士，母丧卢墓，隐居九华少微峰。长庆三年，御史李仁修举孝节，召拜右拾遗，辞不受。”⑧所以，《九华指南•考证》中说道：“费冠卿与地藏同为贞元人，家九华山下。其《化城寺记》可为信史。”李庸也在《九华山志》卷八中说：“冠卿与地藏同为贞元人，此实录也。”
关于记载金乔觉的最早文字应该是他圆搴第三年创建的塔铭，可惜在历史与岁月的磨难中，它早已失传，如今无法考察了。因此可以说，费冠卿的《九华山化城寺记》应该是如今我们所能看到的关于金乔觉的最早、较完整真实的文献了。后世文人在论及金乔觉时，大都是以此“费记”为根据，但千余年来，对它辗转传抄，降至现代，在一些时间问题上，未免出现一些差错。别的不必说，较有权威的书籍，如宋赞宁的《高僧传》 (说他圆寂在贞元十九年)、清《全唐诗》《金乔觉》条(说他入唐在至德初)以及现代人丁福保的《佛教大辞典》⑨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宗教词典》(此二书说他入唐在永徽四年，圆寂在开元十六年)等也不例外。虽然这是一个小错误，但要做到知人论世，正确地了解和研究金乔觉，也必须予以驳正，不应该对它置之不问了。
（三）
金乔觉入唐前的情况和入唐经过，在史籍中只能找到极简略的记载。费冠卿在前述《九华山化城寺记》中说：“金乔觉项耸骨奇，躯长七尺，而力倍百夫。尝日：‘六籍寰中，三清术内，惟第一义与方寸合’。落发涉海，舍舟而徙，睹此山于云端，自千里而劲进。”宋赞宁的《高僧传》也说：他“心慈而貌恶，颖悟天然……于时落发涉海，舍舟而徙，振锡观方，邂逅至池阳(即今贵池市)睹九子山焉，心甚乐之。乃迳造其峰，岩栖涧汲，以示高洁。”从上述文字中，可以窥见他自幼聪明过人，不乐王位，是一副天生的福相，逐渐长大成人后，便怀有遍历“六籍寰中”，“布道于四海”的雄心壮志。
然而，对金乔觉入唐以后的行迹，我们主要从费冠卿和他以后的许多记载中，可以了解不少的情况。
当金乔觉刚来之时，“九华万仞”还处于“榛莽未开”的状态。他“自千里而劲进”到此山之后，“披榛援墓，跨峰越壑”，遍阅各处，终于“得谷中之地，面阳而宽平”的地方隐居。从此他便开始了艰难的长期苦修生活。据说，他在九华山上修行了整整75个年头，究竟是否如此，现已无从考证。
一开始，金乔觉住在一个山洞里，很少与人来往。生活条件极端艰苦，穿的是粗布麻衣，吃的是“唯白土少米，烹而食之。”⑩卓锡山洞以后，他不问世事，长年累月禅定苦修，连被毒蛇咬伤也全然不顾了。有一次，他为了钻研佛经，曾下山到百里之外的南陵，请人写经。当时南陵有俞荡等人，十分尊敬金乔觉，便应其请求把经抄出来献给他。费冠卿说他“自此归山，绝迹人里”。然而，从他现存的两首诗来看，他此次归山，并没有隔绝人缘。在艰苦的生活环境里，他不时地和山下的人民来往，与一些人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在《送童子下山》一诗中写道：
空门寂寞尔思家，礼别云房下九华。
爱向竹栏骑竹马，懒于金地聚金沙。
添瓶涧底休招月，烹茗瓯中罢弄花。
好去不须频下泪，老僧相伴有烟霞。
这首送别爱童下九华山的诗，充满了与童子惜别时的一片爱痛之情。诗中可以看到，这位童子曾与金乔觉一起生活过一段时期。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常在九华峰上的添瓶涧里天真地招月玩赏，并和金乔觉一起度过了“无粮瓯中煮野菜”的艰难日子。正是这种共同的生活经历使他们结下了真挚的忘年之交。诗中不仅跃动着童子天真烂漫的情态，而且也充满了金乔觉送别少年好友时依依难分之情。金乔觉又在《酬惠米》一诗中说道：
弃却金銮纳布衣，修身浮海到华西。
原身自是酋王子，慕道相逢吴用之。
未敢叩问求他语，昨叨送米续晨炊。
而今飧食黄精饭，腹饱忘思前日饥。
这是一首酬谢友人送米的诗。这位新罗国王的贵公子到九华山石洞里隐居以后，生活条件极端艰难。从诗中看，金乔觉已经接连几天无米下炊而饿肚子了。正在这时，有位热心肠的好朋友赠送粮食，使他得免于饥饿，对此他从内心里万分感激，乃挥笔表露自己对恩人的酬谢之情。两首诗内涵质朴，笔调哀婉慷慨。表现出一种超越国籍的真挚感情。
唐朝是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由于李唐王朝大开门户，让大量的国际僧人随时来中国学习，并让愿意留在中国常住行化的就任其所愿。这样的客观环境，给金乔觉的活动带来了大为方便的条件，使他得到九华山一带人民的广泛支持。
肃宗至德初，青阳县有一个姓诸葛的人，携几名乡老登上九华山顶，流视风光。时“山深无人，云日虽鲜明。”他们无意中发现，在一个洞里，“唯一僧闭目石室，其旁折足鼎中，唯白土少米烹而食之”。这个苦行和尚就是金乔觉。诸葛节等人大受感动，便“投地号泣日：‘和尚苦行若此，某等深过’”。于是他们经筹划，共同集资，“买檀公旧地，敢冒死请，大师从之”，“近山之人闻者四集，伐木筑室，焕乎禅居”，其中最为著名者，是一个名叫胜瑜的人，寺成后成为金乔觉的上座弟子。据传，在筹建过程中，青阳县人闵让和曾献地为建寺提供方便。后来，他和他的儿子道明先后出家，也成为金乔觉的忠实弟子。
金乔觉不仅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援，而且还得到地方政府和朝廷的大力支持。德宗皇帝建中(780一783)初，郡守张岩“仰师高风，施舍甚厚”，并且上奏皇帝赐以寺额。历届“本州牧贤者到寺，必严师之敬。西江贾客于云外见山，施帛若干匹，钱若干缗，焚香作礼，遥以祈佑师广德焉；况亲承善诱感悟深者哉。旁邑豪右，一瞻一礼，必献桑土，岂诸牧不合礼焉！富商大族，轻其产哉，道德所感也。”从中我们可以知道，金乔觉在当时影响之深远。
不久，金乔觉的事迹和名声也传到他的祖国新罗。许多人不怕山高水险，竞相渡海，直奔九华。当时慕名来九华山的新罗僧人究竟有多少?现无法统计。但当时化城寺虽然得到诸多四方施舍，还不能供这些人的吃穿，金乔觉只好令其门徒种田打柴，并“发石得土，补充粮食”。从这些情况看，其(在化城寺中韩两国僧人)数量应该是很多的了。
金乔觉在九十高龄的晚年，起居生活仍然简朴。他穿的仍然是自己亲自编织的麻衣，除夏天领一侍者居南台以外，其他时间和众僧人吃住在一起。
公元794年(唐德宗贞元十年，新罗元圣王十年)，寿高99岁的金乔觉于夏末的一天，忽召集众僧入告别。这位受人尊敬的九华山开山宗师，全心全意为传播佛法而努力奋斗一生的高僧，终于因老衰而静静地圆寂了。他这种为弘法而献出一切的精神，被他的弟子们所继承下来，使九华山终于成为“江东香火之宗”，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了。
(四)
三韩佛教有句古话：“迁乔必出谷，学道务求师。”这是一句至理之言。那么金乔觉入唐以后究竟师事于谁，属于哪一门宗派?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专门提及过。从他入唐之初“振锡观方”，“睹此山于云端，自千里而劲进”等记录来看，他一开始一定是在江东、吴越地区辗转往返，寻山问道了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很有可能与这一地区的名刹高僧有过某种接触或来往，可惜书阙有间，文献无凭，无法知道其具体情况。
现存的许多资料中；也不见他卓锡九华山以后，与别的佛教门派的任何联系，更找不到著书立说的痕迹。我们只能从有关他的一些记载中，隐约可以窥见这方面的简略情况。费冠卿在《化城寺记》里说：来山之初，他“素愿四部经，遂下山至南陵，有俞荡等写献焉”。晚年他“池边建台厝四部经，终日焚香，独味深旨。”《地藏菩萨愿记》序中也说：“菩萨日坐南台，焚香对四部经，独味深旨。”这里说的“四部经”，就是历来佛教净土宗所据的理论经典。它“除《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之外，复加《鼓音声陀罗尼经》(或说复加世亲《往生论》——笔者注)，故日“四部经”。唐初慈恩大师窥基最后以此四部经定为中国净土宗之体经。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金乔觉是一生“素愿四部经”，并以它们为理论指导来进行自我修炼和教化他人。从而可以断定，他是平生信奉净土宗教义，属于净土宗一派。
弥陀净土宗信仰发源于古印度，东汉末开始传入中国，东晋以后日见盛行。净土宗又名莲宗。初祖为东晋名僧慧远 (334～416)，他庐山与“十八贤”“掘池植白莲”而成立白莲社。其后县鸾(476—542)、道绰(562—645)等，竭力把弥陀净土信仰发展为一种独立的教义体系，并大力向社会普及。至唐初善导(613—681)时，净土宗体系已经完成，正式形成了中国的净土宗。其教义主张“是心作佛”，在禅定状态中观想弥陀形象，并“一心专念弥陀名号，行住坐卧，不问时节久近，念念不舍者”，乘佛愿力，皆可往生净土。其突出的特色是“口称念佛”。中国的净土宗与其他佛教宗派相比，在理论上没有深奥的哲理，传法世系也比较松散。可是因其修行方法简易，中唐以后广泛流行，后与禅宗融合。
今天，我们看到金乔觉所留下的文字极少，很可能与净土宗本身只重视“口称念佛”，而不太注重理论展开和著书立说有关。金乔觉到九华以后，修炼的方法是“闭目石室”、“曾遇毒螫”也“端坐无念”。不知他如此坚持有多少年?对此宋陈岩在《九华诗集》中描写道：“探地霜风黄叶飞，入山晏座已多时。但知之凿俱迪透，不少日支状旧有。”“只将一点消诸忘，坐逸禅机最上乘。”“洞里金仙何年坐?湛然认得素来心。”对他这种“晏坐无动”的修炼方法，后人称作“铁板注脚”。这种禅定方式和炼心意志，是符合净土宗之修炼要求的。慧远等挖池种植莲花，结社名叫“白莲社”以后，其后代特别崇拜莲花，故把净土宗也称作“莲宗”。在诸葛节等人的筹募下创建化城寺时，金乔觉开凿放生池，栽培很多莲花，想来这也不是偶然的举动，是有用意的。因此，陈岩又写诗道：“簇簇青莲开潭间，老僧夸说旧栽培。不染花心性净安，净安原从净土来”
六世纪初，梁武帝对净土宗代表人物之一的县鸾很崇信，赐名为“肉身菩萨”。唐宋以后，人们把埋入金乔觉遗体的塔院称为“肉身宝殿”，特别是明神宗朱翊钧也在万历中期赐金地藏塔以“护国肉身宝塔”之名。这些都与净土宗的教义、修炼方法、净土高僧之成化状态有密切的关系。
金乔觉成道后被弟子奉为“地藏菩萨”。地藏，原本印度佛教菩萨名。《地藏菩萨十轮经》解释道：“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密如秘藏”，故名。后世把金乔觉奉为“地藏菩萨”，是根据他生时晏坐禅定如“铁板注脚”，死时“趺坐函中，经三周星开将入塔，颜状亦如活时，舁动骨节，若撼金锁(这正像佛经中所说的‘菩萨钩锁百骸鸣’)⑩的具体状况而来的。因此，宋《高僧传》和明《神僧传》以及后来的许多记载都把他神化为“佛灭度一千五百年，地藏菩萨降诞为新罗国主家”，从而“名扬海内”，崇信者历代不衰。
(五)
金乔觉来华以后，受到人民的敬仰和崇信，在各方大力支持下，成为一代佛宗，为形成九华佛教圈献出毕生的心血。这本身就是中韩两国人民往来史上的一段佳话和一座纪念碑。要说1 200年来围绕金乔觉的佳话那就一言难尽了。
唐代的吴越和三韩、日本贸易来往特别频繁。因为明州 (今宁波)一向是中、韩、日交通的一大门户，大量的三韩商人和外交使团，以及留学生，都取道于这条航路。显然，金乔觉也是通过这条航路“浮海”到吴越九华山的。金乔觉来华以后，与他直接相关的人民往来也很频繁。如前所述，金乔觉生前，已有很多新罗僧人渡海皈依他的化城寺。此外，在九华山双峰之下，还有一座名为双峰庵的寺庙。那是慕名而来的新罗僧人净藏等创建的，这座庙里当时也住有许多新罗衲子，所以又名新罗庵。如今九华山北麓还有一座二圣庙。据《青阳县志》载，金乔觉来华的第九年，有两个名叫昭佑、昭普的新罗朝臣，受国王的派遣专程来华，请他回国。金乔觉谢绝了他们的要求。他们二人未达到目的，舅因筑室居此修炼”。慕名来九华山的这些新罗僧人，在金乔觉成道以后，有些人一生留在中国学道行化。一些人后来回国传教，为两国文化交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化城寺建成以后，寺里的僧人倍增，鼎盛时“多达数百”。为了解决寺里的吃住问题，金乔觉便带领众僧开渠辟水田，并亲自参加耕种。清沈端诗日：“洞口奇峰吐玉莲，寺门回瀑涌珠泉。仙人春到间无事，犁月耕耘学种田。”水田里种的是一种名为“黄粒稻”的稻种，田边还栽种名叫“五钗松”的美松，文载这些都是金乔觉自新罗移植。宋陈岩在《九华诗集•黄粒稻》中说：黄粒稻“出九华山。其粒肥，其味香软，与凡稻异。”清《一统志》云：“五钗松，每枝五花五股，其实可食，文理综缜如罗，衲子金地藏自西域(即指海东新罗——笔者注)来携种，惟寺前有之，其尤异者，每一株枯则旁透一小株。”显然，这是中韩农业文化交流的一种表现。在古代，中国是东方首屈一指的农业先进国家。远在大禹时代已积累各种进步的农业技术，如耕作稻田，重视水利灌溉，使用先进的农具。三韩接触中国农业文化，由来甚古。据史载和多种考古发现，公元前后三韩确已有水稻栽培的事实。李朝史家林象德也在《东史会纲》卷一中说：“百济多娄王六年二月，百济始教民作稻田，先自国南州郡始。”这里特别指出“始教民”三字，正表明水稻栽培，在当时还是一种新兴事业。自此以后，三韩便大量推广水稻栽培，在本国优越的气候、地理条件下，培育出了大量优良稻种。800多年以后，金乔觉就带这些稻种和耕作技术到中国，并在九华山上与当地人民一起开田栽培，这自然是中韩两国农业文化交流的又一事例。
我国历代统治者对金乔觉所建立的中韩友谊，都十分重视。首先，我国历代皇帝御赐了许多金银、匾额和亲笔圣谕。除唐宋时期钦赐匾额以外，明清时期更是恩宠倍重。其中，如明万历十四年(1586)、二十七年(1599)，仅两次就给化城寺钦赐大量藏经，拨出巨款重建庙宇。还有1705年康熙皇帝下江南时，特派内侍专程到九华山进香，又亲笔写下了“九华圣境”匾额给化城寺。1766年，乾隆皇帝亲笔书写“芬陀普教”四字匾额。他们在经济上曾给九华山以大力支持，仅康熙皇帝就两次赐银维修化城寺。
我国历代文人也都非常珍惜金乔觉所建立的业绩，凡游九华圣境者“无不留诗作题”，以歌颂和追念这位“开山”佛祖。唐一夔在游九华山后写道：“渡海离乡国，辞荣就苦空。结茅双树底，成塔万花中。”宋陈岩在遍历九华山以后写了一部《九华诗集》，其中很多篇章就是称颂金乔觉的诗篇，内有一首写道：“八十四级山头石，五百余年地藏坟。风撼塔铃天半语，众人都向梦中闻。”明邹元标在《谒地藏塔歌》一诗中写道：“神塔标千古，真身镇佛门。欲醒尘世眼，道是国王孙。练心台空在，传心偈尚存。拈花频问讯，零落与谁论? ”清周赘在《游化城寺》一诗中云：“大梦百年醒，东方归去迟；空留双树幻，高占九华奇。鹿苑今无寺，鸡林(新罗古号)独有诗；由来香火富，此道亦趋时。”
金乔觉在汉传佛教界以及信教群众中有着深广的影响。封建社会的广大人民群众，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一块安乐净土，而地藏菩萨——金乔觉如“诚心”、“深心”、“发愿心”，人人皆能“往生净土”，“解救苦难中六度众生”的教义和民间广为流传的关于他的种种神话传说，正契合人们对生前“安乐”，死后“往生”的憧憬。这正是金乔觉得以长期被崇信，受到人们敬仰的社会原因。因此，关于金乔觉的故事，越传越神，愈神愈广，使崇信他的善男信女成千上万，不绝于九华道上。对此，清光绪年间的谢维喈和周贺在其《九华山志•佛教•菩萨》中说道：“至今顶礼者数千里接踵而至，岁无虚日，九华香火之盛甲天下矣。”据《太平寰宇记》，安徽青阳县是唐玄宗天宝元年(742)，析秋浦、南陵、泾县三县而置，属宣州府辖地，到代宗永泰元年(765)改属池州府。因为池州青阳县九华山是金乔觉修成正果之地，所以，历代政府尽可能选派出生于三韩的人去当官。清康熙二十八年(1686)重修《九华山志》，这部书是由当时的池州郡守喻成龙和中宪大夫兼池州知事韩侨李灿主编的。在编志成员中，还有一位青阳县知县韩侨李祯。李灿另撰有《重修九华山志序》一文传世。在重修的新志中，又收入一篇《重修九华山化城寺碑记》，这篇碑文的作者是吴国柱，其字清远，时任青阳县令，他也是韩侨。这些只是其中的几例，如加仔细考察，我们很可能还会发现一些。
如今，佛教名山九华山已成为世人所嘱目的游览胜地。凡游九华山的国内外游人，无不瞻仰金乔觉及其所留下遗迹。
诚然，金乔觉的一生业绩和他所建立的中韩人民友谊是难能可贵的。对此，中国现代著名学者和高僧弘一说道：“一帆破浪，万里乘风，大哉无畏，为世之雄。”“化协神州，风木东国，若星拱辰，四方归仁……灵辉仰瞻，万祀千秋。”
注：
①李庸《无华山志》之上)
②一然《三国遗事》卷三，兴法三，顺道肇丽篇。
③一然《三国遗事》卷三，兴法三，阿道基罗篇。
④⑥见觉训《海东高僧传》。
⑤李能和《朝鲜佛教史》上篇，124页，中央大学校韩国学研究所，1977年出版。
⑧李能和《朝鲜佛教史》(下)。
⑦即《酬惠米》、《送童子下山》两诗。见《青阳县志•艺文志》和《全唐诗》卷八百零八。
⑧见《全唐文》卷六九四。
⑨见丁福保《佛教大辞典》537页。
⑩见费冠卿《九华山化城寺记》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