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来东去——中外古代佛教史论集》述评
　　周义轩
　　继《中国佛教人物论》之后，黄夏年先生又掇拾旧作，选录其多年来撰写的有关中外古代佛教史的部分文章，详加编订，成《西来东去——中外古代佛教史论集》，收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真如丛书”。全书收录了作者的十九篇论文，分编为“中国篇”、“外国篇”与“比较篇”三部分，合30余万字。在此之前，笔者曾经拜读过其中的诸多篇章，但当作者通过精心编排，使它们以“旧文新著”的面目呈现出来时，仍能给笔者带来一种全新的感受：如果说此前的单篇文章如同一朵朵色彩各异、开放于刁<同时期的花朵，本书则如同集结众芳而成的花鬘，色彩缤纷，沁人心脾。
　　从《西来东去》的编排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作者在“中国篇”探讨的核心内容是佛教在中国传播与发展过程中如何应对“本土化”的问题。作者首先通过《中国佛教理论思想发展史纲》简要地探讨了中国佛教在理论教义方面所做的努力探索和发挥创造，将中国佛教理论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认为两汉魏晋南北朝是佛教理论的引进与消化期，隋唐是中国化佛教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期，宋元明清是中国佛教理论的内外融合时期，粗略地勾化出了佛教义理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本十化历程。此后即通过佛教与本土宗教的关系、民间佛教与名山佛教三个方面逐一探讨佛教的中国化历程，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北魏儒释道三教关系刍议》择取南北朝时期立国最久、民族文化融合最为剧烈地北魏王朝为考察对象，通过探讨北魏道武帝、太武帝、孝文帝时期儒、释、道三教的势力消涨，指出北魏三教之间既存在竞争又有融和，其中儒学始终作为北魏社会思潮发展的主流，释、道二教是宗教，只能依附于儒学，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要想在中国获得长足发展，必须在这个基本框架内进行。因此，就文化层面而言，佛教的本土化是通过与代表中国固有文化的儒、道二教的融合与竞争中实现的。佛教初传中土，多在上层社会人士之中流行，以后随着其影响逐渐扩大后，才在下层民众间普及开来，因此，佛教的民间性也是中国佛教本土化研究中刁<可回避的问题，《浅论中国民间的佛教传说》即着眼于此，分别对中国民间佛教传说的类型、传承及影响作了探究，指出民间佛教传说是在佛教本土化过程中产生的，其内容同样也经历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佛教足以追求清净解脱目的宗教，远离愦闹，隐处闲居，成为他们修行生活的常态，因而人迹罕至的名山大川即成为他们最理想的修行场所，并由此发展出富有中国特色的名山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久负盛名的四大佛教名山即颇具典型性。在名山佛教中，佛教中的菩萨或尊者与中国独特的地域文化结合起来，山因佛教而扬名，佛教赖山而传播，佛教与名山相辅相成，相互为用。因此，要探讨中国佛教的本土化问题，名山佛教是不可忽视的核心议题之一。或许是出于此种考虑，“中国篇”其余六篇文章都是围绕著名山佛教这一议题而展开的。《清凉与清凉山》、《峨眉山佛教在中国佛教中的地位与作用》、《要朝普陀山，先朝补陀寺论》以叫大佛教名山中的五台山、峨／目山、普陀山为话头，探讨与之相关的佛教历史问题。似鸟足山与浙江佛教》、《鸡足山与广西佛教》则把被称为中国第五大佛教名山的鸡足山——迦叶道场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它在不同历史时期与其它地域的佛教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史实。《大足石刻(临济正宗记)碑研究》则通过对大足石刻《临济正宗记》的解读，考证了明初元亮禅师的籍贯与生平行事，补证史传与灯录中的讹误，更由此揭示明清时期禅宗门派势力的消涨，见微知著，颇具功力。
　　如果说“中国篇”讨论的是佛教的本土化问题，“外国篇”的核心议题则是关于佛教的现代性问题，也就是要回答如何把握或发掘传统佛教的现代价值。本部分共收录了七篇文章，其中《成实论二题》、《解脱道论研究》主要介绍了两部佛教论典的内容与殊胜之处。其余五篇则是通过传统佛典讨论富有现代气息的新话题，可视为作者藉旧典以求新知的尝试。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其学习历程是自南传佛教入手，因而“外国篇”所收的《南传佛教心理学述评》堪称其研究南传佛教的代表性成果。此文不惮繁琐，详细论列了与南传—卜座部“心识论”相关的121种心识范畴、前89种心识活动的14种特征(即“十四行相”)、52心所的要素或现象，以及心识活动之路综，并在此基础』二与中、西心理学思想作了比较，指出南传佛教心理学是佛教诸派别中最完整的心理学体系之一，在心理学和人类认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阿含含经念佛理论研究》、《阿含经中的弥勒佛——兼论中国佛教的弥勒崇拜》则是基于对原始佛典《阿含》类经典的检讨，探寻中国浮土信仰与修行相关的念佛与弥勒崇拜的渊源。《印度佛教的人间佛教思想初探》、《佛陀与都市佛教——以长阿含经为为例》则是基于当前世界范围内佛教发展的新趋势的把握，为佛教的人间化与都市化寻找学理上的源头与教义上的依据。
　　随着现代化、全球化的加剧，不同文明与宗教间的对话亦成为宗教学领域的一个前沿性话题，不过，宗教对话亦即宗教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影响早在公元纪年之前就开始了。不同宗教之间，同一宗教的不同部派之间，正是通过这种对话与交流获得进一步传播与发展的动力。本书“比较篇”中的三篇文章即是着眼于“宗教对话”这一议题而编排的。《巴利佛典“—卜四行相”-与汉译佛典“九心轮”的比较研究》通过南传《清净道论》的十四行相、汉译《解脱道论》、《唯识枢要》中的“九心轮”之异同作了比较，指出二者之间的相互关联，认为“九心轮”实为“十四行相”的简化形式，也就是说虽然早在千余年之前，南传上座部的心理学说已传入中国，但这种学说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对外来的文化有一个斟别、抉择的过程。《唐代景教四则》、《景经{一神论)之“魂魄”讨论》对景教与佛教的关系作了探究。前者指出，景教传入中国同样也面临中国化的问题，为了求得在中国的立足之地，景教不得不依附于已在中国获得空前发展的佛教，景教僧人除了积极参与佛教活动比如译经之外，还在翻译经典时采用了大量佛教术语，并在教义』：利用佛教的教理，由此使景教在唐代获得一定程度地发展。后者则是通过景教、佛教、中土固有之魂魄说的比较，揭示出三者所代表的中、西、印三种文化中的灵魂观念的差异。从这三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融会华梵、会通中西的努力，是从学理—上探讨宗教对话的尝试。
　　由此可见，《西来东去》所录诸篇文章虽属于佛教史研究的范围，但其中始终贯穿着作者作为一个现代宗教学研究者自觉地反省与批判，是从旧经典中求活智慧。毋庸讳言，本书在着意从学理…卜探讨佛教的本土化、现代性及其与其它宗教的对话时，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本书第131页，认为平凉的位置在甘肃与陕西交界的地方，从甘肃天水往西即是。事实上，平凉是在天水的东北面，而非西面。当然所据材料有异，古今地名有变，作者的上述说法或渊源有自，但为普通读者计，说明其间的差异或依据，或许更为妥帖，尽管这只是白璧之微瑕。
　　总之，在笔者看来，《西来东去》所收录的各篇文章就如同一朵朵异香纷呈的鲜花，它们虽然绽放在不同的时令或季节，但经过作者斟别与编织，宛如一顶精心采集、刻意结贯的花矍。宋僧法贤所译《佛说布施经》称，“以花矍施，得脱贪嗔痴垢”，《西来东去》的出版在给作者带来如许福慧的同时，无疑也会令读者法喜充满，增广闻见，并获得智慧的启迪，而这恰恰是大乘佛教“自度度人”的菩萨行的真切体现，也是人间佛教精神的体现。
　　(作者周义轩，197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摘自《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