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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和光”系列之藏经洞发现史
敦煌藏经洞是莫高窟第17窟的俗称。该窟曾因发现数以万计的古代佛经、文书和美术品等文物而名。藏经洞出土文物与殷墟甲骨文、汉简、明清档案，被誉为近代古文献的四大发现。其学术价值于此可见。藏经洞出土文物已成为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藏经洞是附属于敦煌第16窟的小窟，位于16窟甬道北侧壁内。此窟开凿于晚唐时期，窟主是当时河西都僧统的洪辨。洪辨去世后，其弟子在该窟内安置洪真容像，而成为纪念洪辨和尚的影窟。
公元11世纪初，由于某种原因，洪辨影窟被封闭变成了藏经洞，因未发现可信的文字记载，它的封闭时间和原因，就成为一桩历史公案。人们凭借各种旁证，提出多种假说，试图解开藏经洞封闭之谜。然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迄今仍无定论。
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公元1900年6月22日），居住在莫高窟下寺的道士王圆箓在清理今编号第16窟甬道积沙时，于无意间偶然发现了藏经洞（即今编号第17窟），从中出土了公元4-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纸画、法器等文物五万余件。这一震惊世界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等提供了数量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被誉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王圆箓，湖北麻城人。家贫，为衣食计，逃生四方，清光绪年间，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奉道教，离军后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后流寓莫高窟，居住在下寺，供奉香火，布道募化。藏经洞文物发现后，王圆箓道士并没有认识到这批文物的珍贵价值，而将它作为巴结交识官吏的赠物礼品，此为藏经洞文物流出之始。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三月甘肃布政司命敦煌县令汪宗翰就地“检点经卷画像”再次封存，并责令王道士妥加保管，不许外流。
不幸的是，在晚清政府腐败无能，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藏经洞文物发现不久，英、法、日、俄等国探险家接踵而至敦煌，以不公正的手段，从王道士手中骗取大量藏经洞文物，致使藏经洞文物惨遭劫掠，绝大部分不幸流散，分藏世界各地的众多公私收藏机构，仅有少部分保存国内，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因此而慨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最早劫掠藏经洞文物的是英国人斯坦因。斯坦因原籍匈牙利，早年在维也纳、莱比锡等大学学习，后游学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1887年至英属印度，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先后进行三次中亚探险。第一次中亚探险（1900-1901）主要发掘和田地区和尼雅的古代遗址。第二次探险（1906-1908年）除重访和田和尼雅遗址外，还发掘古楼兰遗址，并深入河西走廊，于1907年在敦煌附近长城沿线掘得大量汉简，又走访莫高窟，拍摄石窟壁画，在其汉文翻译蒋孝宛的帮助下，利用王道士的无知，廉价骗购藏经洞出土敦煌写本二十四箱，绢画和丝织品等五箱，其旅行记《沙漠契丹废址记》（RuinsofDesertCathay1912）中，有敦煌骗宝经过的详细记录。第三次探险（1913-1915年）时，重访莫高窟，又从王道士手中获得570余件敦煌写本。斯坦因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敦煌等地出土文物和文献，总数约二万余件，主要入藏伦敦的英国博物馆、英国图书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以及印度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今在新德里的印度国立博物馆）。
继斯坦因后尘接踵而来的是法国人伯希和。伯希和早年在法国政治科学院、东方语言学院等处学习，后往越南河内，学习并供职于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会，即法国远东学院，曾多次到中国，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汉学家。1904年回法国，任法国中亚探险队队长。于1908年来到敦煌莫高窟，对全部洞窟进行编号，并抄录题记、拍摄大量石窟壁画照片。因伯希和能操汉语，并熟悉中国古典文献，在取得王道士的同意后，将藏经洞中遗物全部翻阅一遍，重点在于选取佛教大藏经未收的文献、带有题记的文献和非汉语文献，廉价骗购大量的藏经洞文献中的精品和斯坦因所遗的绢画、丝织品等。这些收集品总数约一万余件，写本部分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东方写本部，绢画、丝织物等入藏吉美博物馆。
1909年秋，伯希和携带部分敦煌写本精品，经南京、天津至北京，出示给在京的中国学者罗振玉、蒋斧、王仁俊、董康等人观看。中国学者参观后，“惊喜欲狂，如在梦寐”，并得知敦煌藏经洞尚有部分劫余，便以清学部的名义致电陕甘总督封存藏经洞内劫余古物，严禁外运。宣统二年（1910年）清学部咨甘肃藩司，将洞中残卷悉数运京，但在起运前王道士又转移藏匿了许多文书。在运京途中被各地官吏窃取，遗失无数。进京后又遭官员何震彝、李盛铎等人藏掖、偷盗，将经卷中精好者悉数窃取，而将余卷一折为二，以充其数，当移交京师图书馆时共为18箱，后经整理编号计有8697号。
日本人大谷光瑞，生于京都，是日本佛教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第二十一代宗主大谷光尊（明如上人）的长子。早年在学习院学习。1900年赴欧洲考察各国宗教，受到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中亚考察收获的刺激，于1902年8月率随行赴西域，调查佛教遗迹。1903年继位为本愿寺第二十二代宗主，号镜如上人。1911年-1912年派遣桔瑞超、吉川小一郎去敦煌，他们在莫高窟滞留近八周，对敦煌石窟进行了大量的摄影和调查，在莫高窟第428窟和第444窟刻划署名，并从王道士手中购得藏匿的敦煌文献四百余件。现部分入藏日本龙谷大学和大谷大学等处。
俄国人奥登堡率俄国东突厥斯坦因考察队于1914年考察敦煌等地。在敦煌期间，考察队绘制了443个洞窟的图纸，拍摄了二千多张照片，详细测绘了莫高窟的平、立面图，以及洞窟油画速写和彩色临摹画，又从敦煌居民手中收购了三百余件敦煌文献，并发掘了部分窟中的堆积物，获得大量写本、壁画残片、绢画、麻布画、纸画以及丝织品等，写本部分入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德堡分所，美术品和资料等入藏圣彼德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姗姗来迟的美国哈佛大学考古调查团，由华尔纳率领，于1924年初首次来敦煌。此时，藏经洞已是空无一物，华尔纳不甘心空手而归，便把劫掠的目标转向石窟，他用涂有粘着剂的胶布片敷于石窟壁画表层，剥离了莫高窟第335、321、329、323、320等窟唐代壁画精品十余幅，并连同第328窟正壁龛内左侧的一尊唐代供养菩萨塑像，掠至美国，入藏福格艺术博物馆（今转藏赛克勒博物馆）。由于技术的失败，华尔纳的作法实是对敦煌壁画的人为破坏，使完整的画面支离破碎，而且带回的残片，又有遗失。1925年，华尔纳又组织考察队来到敦煌，因当地民众的反对和官府的阻止，他想再次大批剥取敦煌壁画的阴谋没有得逞。
藏经洞文物的丰富内涵和珍贵价值，不仅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而且吸引了世界许多国家的众多学者竟相致力于对它的研究，遂在二十世纪形成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在二十世纪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大放异彩。敦煌文物映射的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明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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