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藏思溪版《大般若波罗蜜经》的经过及其文物版本价值
　　李际宁
　　一
　　2001年夏，中国书店海王邨拍卖公司经理彭震尧先生携数册佛经来馆见示。经册一打开，首先进入视线的是端庄、古朴的颜体大字，那种熟悉的纸感、字体，扑面而来。霎时，心里一阵狂跳，似乎呼吸急促了起来，拿着经册的手也不由得微微发起抖来。直觉告诉我，这将是一批重要的资料，可能正是本馆苦苦“等候”了一百多年的思溪藏本《大般若波罗蜜经》。如果真的如此，那可真是苍天有眼。为了不致出错，自己心里一再提醒着：稳一稳，沉住气，再看清楚些。于是再细细辨察纸张墨色、版式、行款、刻工。每版折为5个半叶的版式，半叶6行，行17字的行款，刻工也都对，一切一切都那么无可挑剔。现在，终于可以断定这就是思溪藏《大般若波罗蜜经》。我们与彭先生交换了看法，顺便介绍了本馆收藏《思溪藏》的情况。当时参与鉴定的人员包括张志清、陈红彦、程有庆，赵前、李际宁等人。
　　几天后，彭先生托人带来口信，详细介绍了这批经册的来源、数量和现状，并询问国图是否有意入藏。
　　机会来临，我们也积极地作了进一步的调查论证，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一批重要的资料。此经露头，正是天赐良机，可遇而不可求，应该入藏。
　　于是，提交报告，阐述意义，争取入藏。
　　由于这批《大般若波罗蜜经》数量较多，金额巨大，馆领导在了解情况以后，郑重决定同意收购，并提出，为慎重起见，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方广錩先生，亲自到中国书店协助鉴定。第一批取回来后，又邀请北京大学教授白化文先生来馆鉴定并请提出意见。两位先生都对这批《大般若波罗蜜经》的价值充分肯定，白先生看后表示，同意本馆的鉴定意见，并指出，这批经册书品保存极好，超过本馆原收藏品，无论从文物价值上说，还是从补充馆藏品的重要性上说，都应当入藏。于是，我们继续联系中国书店，以便购置后续经册。
　　2002年7月，翰海拍卖公司的赵炳才先生表示手中亦有一批，询问国图是否有意收藏。赵先生手中的这批，包括卷第六百，其版本价值当然不低，我们遂表示亦希望入藏。
　　从去年到今年，通过各方面的协助，经过馆、部两级领导的积极努力，这批流散国外的思溪藏《大般若波罗蜜经》，共357册，先后分作五批，得以入藏本馆。每批经册入馆以前，鉴定小组都认真、仔细地核对版式、版片数量、刻工名、刊记等等，方才入藏。在前后长达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虽然一度在经费上发生困难，同时也因为原收藏者的操作问题，本馆收购工作曾经一度停顿，几乎失去机会，但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困难最终得以克服，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二
　　本馆收藏《思溪藏》的历史，要从杨守敬说起。清光绪六年（1880），杨守敬应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召，拟赴日本使馆为随员。1881年杨守敬赴职。同年12月底，遵义黎庶昌到达日本，与何如璋交接手续，继任驻日公使。此时正值日本明治维新，举国学习西方，提倡新学，汉籍颇遭“冷遇”，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志》序中说，“于其书肆颇得旧本”。杨守敬爱好金石之学，往往将“所携古金石文字”拿出来，交换汉籍文献。据杨守敬自述，他苦心收集古籍文献，“日游市上，凡板已毁坏者皆购之，不一年遂有三万余卷”。杨守敬广交日本学界朋友，广泛收集古籍信息，并几近疯狂地收购他有能力得到的古籍，不仅中国板古籍，也包括日本古写本、古刻本。他的做法颇引起当时人们的议论，长泽规矩也在《杨守敬日本访书考》记述道，时人谓其“杨疯子”。
　　有鉴于杨守敬收书之举，日本学术界渐渐认识到汉学的价值，于是“群起竞购，而古籍之价腾贵矣”。
　　在杨守敬收购的古籍中，最值得一说的，就包括南宋版佛教大藏经《思溪藏》。此事的全部经过，杨守敬初记载于这部大藏目录的卷后，后来略作修订，收在《日本访书志》卷十五。为了说明问题，此处将杨守敬的记述全文转录于下：
　　“《大藏经》五千七百四十卷 宋椠本
　　宋理宗嘉熙三年，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禅寺所刊。是经日本有两部，一藏近江国菅山寺，一藏山城国天安寺，此即天安寺本也。自天字起至最字止，凡五千七百四十卷，间有抄补，系元禄九年以菅山寺本照录重修，不知何时又缺六百余卷。余在日本，有书估为言，欲求售之状，适黎星使方购佛书，即嘱余与议之，价三千元，以七百元作定金立约，期三月付书。及逾期而书不至，星使不能待，以千元购定日本翻明本。久之书至，星使以过期不受，欲索还定金，书估不肯退书，难以口舌争，星使又不欲以购书事起公牍，嘱余受之，而先支薪俸以偿。余以此书宋刻，中土久无传本，明刊南北藏本兵燹后亦十不存一，况明本鲁鱼豕亥不可枚举，得此以订讹谬，不可谓非鸿宝，乃忍痛受之。缺卷非无别本钞补，以费繁而止，且此书之可贵以宋刻故也。书至六七千卷，时至六七百年，安能保其毫无残阙？此在真知笃好者，固不必徇俗人之见以不全为恨也（光绪癸未二月宜都杨守敬记）。”光绪癸未年是1883年。
　　1915年杨守敬去世。越明年，杨氏藏书欲寻转让。此时正直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蔡锷病逝。社会各界为了纪念他，遂以蔡锷字松坡为名，辟北海快雪堂设立“松坡图书馆”，并面向社会征集、采购图书。杨氏书的一部分遂入该馆收藏，其中就包括杨氏从日本购回的这部《思溪藏》，共约4600余卷。1950年，松坡图书馆并入北京图书馆，这部著名的《思溪藏》也就随之入藏善本部。
　　三
　　《思溪藏》是南宋靖康元年（1126）由湖州路王永从兄弟一家在思溪圆觉禅院舍资助缘刊刻的大藏经。
　　收藏在日本增上寺的思溪藏版《解脱道论》卷一（背字号）题记，记述了刊经缘起：
　　“丙午靖康元年（1126）二月旦，修武郎 门祗侯王冲元亲书此经，开板结大藏之因缘。”
　　《菩提行經》卷一（槐字号）有题诗一首：
　　“崇敬三宝 我王永从 志诚书写 菩提行经
　　此第一卷 所褒妙利 上报四恩 下资三有
　　愿与法界 一切含诚 速证菩提 如诸佛等
　　时大宋号 靖康元年 七日望日 谨立斯志”。
　　到绍兴二年，大藏刻毕。收藏在京都南禅寺的《长阿含经》卷第二十二（履字号）还保留王永从的发愿题记和刊经机构的资料：
　　“大宋国两浙路湖州归安县松亭乡思村居住左武大夫密州观察使致仕王永从同妻恭人严氏，弟忠翊　　郎永锡妻顾氏、侄武功郎冲允妻卜氏、从义郎冲彦妻陈氏、男迪功郎冲元妻莫氏、保义郎冲和妻吕氏与　　家眷等，恭为祝延今上皇帝圣躬万岁，利乐法界一切有情，谨发诚心，捐舍家财，开镂大藏经板总五伯　　五拾函，永远印造流通。绍兴二年（1132）四月日谨题。
　　雕经作头李孜、李敏；
　　印经作头密荣；
　　掌经沙门法己；
　　对经沙门仲谦、行坚；
　　干雕经沙门法祖；
　　对经慈觉大师静仁、慧觉大师道融、赐紫修敏；
　　都对证湖州觉悟教院住持传天台祖教真悟大师宗鉴；
　　劝缘平江府大慈院住持管内掌法传天台教说法大师净梵、
　　劝缘住持圆觉禅院传法沙门怀深。”
　　南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思溪法宝资福禅寺遭到蒙古军伯颜破坏，寺院、经坊以及大藏经板全部被烧毁。这部大藏经真正成为了的“南宋版”。
　　《思溪藏》在我国只有少数几个单位收藏有零本，完整或比较完整的大藏，除国图外，其他单位已经没有了。所以，有关早期《思溪藏》的研究，在国内开展的还极少，大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佛教的再次兴起，《思溪藏》研究史开始摆脱了空白局面。但是，研究者所据的资料，还多是日本学术界介绍过的那些，研究也大多不成系统。
　　在我们的东瀛邻国日本，《思溪藏》还收藏着多部，据日本学者调查，在最胜王寺（茨城县真壁町）、喜多院（埼玉县川越市）、增上寺（东京都）、岩屋寺(爱知县南知多町)、长泷寺(岐阜县白鸟町)、兴福寺（奈良县奈良市）、唐招提寺（奈良县奈良市）、长谷寺（奈良县樱井市）、大谷大学图书馆（京都府京都市）等单位有收藏，其中也或多或少都有残缺。另外，东京都成篑堂文库收藏有300到400卷左右，奈良西大寺收藏有约600卷的《大般若经》，其它未公开的收藏或许还有。日本对《思溪藏》的研究，开展的比我国要早，研究的力量和成果也更多。
　　四
　　本馆此次收购入藏的这批《大般若波罗蜜经》有什么价值呢？
　　首先，配补原来馆藏缺乏《大般若波罗蜜经》的遗憾。
　　本馆所藏杨守敬购回的《思溪藏》，原藏残损较严重，并有不少缺佚，其中最严重的是作为大藏经经首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600卷全部没有了，所以杨守敬自我宽慰地说道：“书至六七千卷，时至六七百年，安能保其毫无残阙？此在真知笃好者，固不必徇俗人之见以不全为恨也。”话虽如此说，但是，杨守敬文字背后流露出来的遗憾的余音，依然能够被我们深深地感受到。
　　作为一部大藏经，经首的《大般若经》往往最重要，比如，雕刻大藏经的时候，一般来说《大般若经》是最早雕刻的那部分，许多重要信息，就可能记载在这些地方。所以，没有《大般若经》的大藏经，就如没有头脑一样。本次入藏本馆的《大般若经》达到357册，它补充了本馆《思溪藏》一百多来年缺乏《大般若波罗蜜经》的遗憾，极大地提高了馆藏《思溪藏》的文物价值。
　　值得一说的还有，《大般若波罗蜜经》共有600卷，在原收藏者那里本就残缺，在送到我馆以前，有一批已经流散在外，而在本馆操作入藏的过程中，曾经因为经费紧张等原因，一度停止购入，又致使部分经册再次流入民间。真是一波三折。但是，天随人愿，最终大部分还是入藏本馆，而在这些残本中，我们居然收集到了卷1和卷600这两头的经卷。
　　其次，这批《大般若波罗蜜经》对版本研究有重要价值。
　　在日本，很长一个时期，学术界只称其为“南宋版一切经”，以此区别于北宋版福州藏。研究《思溪藏》过程中，学术界渐渐形成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浙江湖州刊思溪藏应该有两部，一个是思溪圆觉禅院所雕，人们都称其为《思溪圆觉藏》，一个是思溪资福禅寺雕刻的，称为《思溪资福藏》。各部藏经也各有一套目录。两种大藏的关系如何，学术界莫衷一是，都有道理。主张是两种大藏的学者，举出例子说，各部大藏是独立的，比如，《大正藏》中收录有“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禅寺大藏经目录”，而在高野山亲王院又发现宋刻“湖州思溪院觉禅院新雕藏经律论目录”。按说，每一部大藏经都各有自己的目录，出现两套思溪藏目录，似乎就标志着有两套思溪版藏经，也就是说，“思溪圆觉禅院”版大藏与“思溪资福寺”版应该不是一回事儿。
　　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板未必有两套，应该是一套经板，先在思溪圆觉禅院雕刻印刷，以后，经板转到思溪资福寺再印，故而有两部目录。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板只有一付，寺院亦只有一个。思溪圆觉禅院后来升格为法宝资福禅寺，湖州也改名为安吉州。故只有一部经板，所以有部分不同，原因在于经板长期印刷，多有损坏补版。但是，也只是补版而已，并没有形成另外一套经板。另外，在圆觉藏的经尾，又补入其他经，千字文号由从“天”至“合”，延长到从“天”至“最”。
　　这些争论，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我们在鉴定这批《大般若波罗蜜经》的时候，以日本增上寺本为对照，因为增上寺本《解脱道论》卷一有丙午靖康元年题记，这是本经最初开版的记录。另外，增上寺版又有后期的补刊。以彼本对照比勘，具有典型意义。比勘的结果，我们发现本经的版次与之基本相同，比如卷第404，版心中刊有“卢道开舍”、“沈道禅舍”刊记，这样的补版刊记，在增上寺本中保留了许多，也在本版中体现了出来，说明它们与增上寺版全同，是一个版次。
　　另外，本馆原收藏一册《思溪圆觉藏》本卷131，卷首卷尾有“圆觉藏司自纸版”墨印，这是当时圆觉禅院时期开版印刷的记录。而本次入藏品中，恰有卷131，两个相同卷次，正好为我们作比较提供了资料。比较以后发现，两卷的版本相同，惟本馆新入藏者有补版，而原藏没有补版。由此，也为我们就《思溪藏》两版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资料，即《思溪资福藏》应该是在《思溪圆觉藏》基础上补刊经板而成。
　　第三，新入藏品的书品较好。
　　杨守敬收藏的《思溪藏》书品较差，不少经册已经虫蚀严重，尽管经过“元禄九年丙子（1696）二月日重修”，但是依然有一些经册在以后又被虫蛀，乃至不少版刊刻的刻工不能辨认，甚至丢失。此次入藏品，书品较好，极为难得。
　　另外，在我们与增上寺本对勘的时候，据此发现了日本整理的增上寺本目录中记录的错误，比如丢失刻工的问题、丢失补版刊记的问题、目录中辨字误认的问题等等。这些都初步说明这批《大般若波罗蜜经》的版本价值和文物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