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藏珍展中的佛教造像
　　佛教被称为“像教”，以密宗教义为圣教之精髓的藏传佛教更为注重像设。藏传佛教受到过多方面的影响，在积极吸收周边地区佛教艺术精华的同时，逐渐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造像艺术。造像作为雪域藏珍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展品选择的重点在于展示藏传佛教造像的多源性，以及在此基础上藏族自身造像艺术的形成过程。展品中特意挑选了一部分来自国外的造像。作为印度古典艺术的典范，笈多式样的造像历来为世人所珍视。展品中的释迦牟尼石雕像，主尊立于方形台座上，左手施无畏印，右手施与愿印。身披通肩式袈裟，透过袈裟薄纱，丰美健壮的男性体态依稀可见。低垂的眼帘带着沉思冥想的神情，嘴角浮现出一丝自然、温雅而恬美的微笑，造像深沉雅健、气度雍容。两侧的菩萨丰乳细腰，身体呈现“三屈式”，比例较小，与释迦牟尼像形成视觉效果上的对比。这也是笈多式样造像的常用手法。笈多时代以后，佛教在印度本土渐微，受印度教的同化，衍变为密宗。在古印度另一端的盂加拉地区，帕拉王朝（750－1150年）统治下，佛教艺术又保存了一段较长的时期，成为印度次大陆行将消失的佛教的最后阵地。但佛教艺术已经渗入了大量印度教的内容，打破了笈多时期的古典艺术准则，佛像造型高度程式化，动感也日趋强烈，出现了宝冠的佛像。同时，引进了许多印度教的护法神，出现了多头多臂的菩萨像、忿怒姿态的神像，以及其他强调神秘性和官能性的神像。装饰纤丽繁缛，大量采用尖拱、火焰等纹样。展品中11世纪东北印度制作的文殊菩萨鎏金铜像舟形背光，边缘刻齿形火焰纹，顶部雕小伞盖。头光为菊花形，莲花座下有多层折角的方台。文殊菩萨发髻高耸，右手上举手持利剑，左手于胸前握经卷。身体呈“三屈式”，丰乳细腰，裸上身，系短裙，短裙上錾刻小花朵，具有帕拉造像的典型风格。观音与藏族的起源有关。西藏以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最能救度众生，奉之为西藏的保护神。藏传佛教信徒对观音的崇拜非常虔诚，松赞干布、宗喀巴都被认为是观音菩萨的化身。藏传佛教中的观音有许多化身，常见的有四臂观音、十一面观音和千手千眼观音。六臂观音造型在西藏造像中则很少见到。展品中的六臂观音半跏趺坐在圆柱形莲花座上，示现庄严自在之相，下有束腰长方台。背光边缘的火焰纹造型别致，为公元10－13世纪克什米尔工匠的作品。
　　藏传佛教造像艺术广采博收，外来的造像成为藏传佛教供奉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许多寺庙中珍藏着外来风格的造像。其来源之广，种类之多，令人惊叹。笔者在布达拉宫挑选文物时，在其东西合金殿中除了看到不少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等地不同时期的典型作品之外，还看到了来自缅甸等地的佛教造像。外来造像艺术既然是藏传佛教供奉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通过什么途径传入西藏；境外工匠入藏制作的和藏族工匠仿作的造像，能够区分各自的特点是什么，都是有待于探讨的问题。
　　元朝是藏传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由于蒙藏两族之间的密切交往，使藏传佛教及其艺术得以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喇嘛教在朝廷里被尊为国教，萨迦派的法主被尊为帝师。这种情况使得西藏的建筑技术、雕塑艺术和佛教典籍传入内地及蒙古，至今在内地留下了杭州飞来峰造像、北京居庸关云台、北京大圣寿万安寺白塔等与藏传佛教有关的著名文物，同时内地的印刷术、戏剧艺术等也大量传入西藏，促进了民族间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元代内地制作的藏传佛教造像为数不少，但遗留下来的实物并不多。
　　明朝继续推行扶持西藏宗教发展的政策。与元朝皇帝独尊萨迦派的做法不同，明代对藏传佛教各个派系采用多封众建的方针，通过提高教派领袖的权势和地位来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统辖。明代皇帝中不乏崇信藏传佛教者。明成祖即位之初，就遣使带着厚礼“往乌思藏征尚师哈立麻”，请哈立麻来南京为明太祖及皇后荐福。展品中的吉祥天母鎏金铜像和鎏金大威德金刚坛城都有“大明永乐年施”款。既云“施”而不称“造”，显然是来自宫中的赏赐物。其中吉祥天母头发呈火焰形，头戴五骷髅冠，面庞消瘦，大眼圆睁，形象狰狞。四只手分别持剑、戟、嘎巴拉碗等法器，胸前装饰复杂的璎珞，脖子上挂着用人头和蛇身做成的项链，舒相坐在骡背上，骡子背部系着人皮，腹部倒挂着人头，臀部长着一只眼，踏行在血海之中。鎏金大威德金刚坛城设计成八瓣莲花状，打开莲瓣，每一瓣上都有一尊单腿站立的明妃，拱卫着中间的大威德金刚。这两尊纪年造像构思巧妙，技艺精湛，从中可以看到永乐时期皇家造像的面貌。明代宫廷御用监设佛作造佛像，永乐、宣德、成化、正德等年间都制作了大量的藏传佛教造像，其中许多有明确的纪年。
　　清朝在入关前就接触到了藏传佛教，“兴黄安蒙”是清朝自始至终奉行的政策。清宫中供奉藏传佛教尊像的大小佛堂有许多处，宫廷中设有专门管理藏传佛教活动的“中正殿念经处”，主管宫内喇嘛念经与办理造佛像事宜。清宫同样制作了大批藏传佛教造像，皇帝还亲自监造一些重要的佛像。尤其是乾隆年间，造像精美且大多有年款。明清宫廷制作的藏传佛教造像曾经大量传入西藏，对西藏的造像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其中不乏有明确纪年的作品。这些纪年造像为我们今后对汉地制作的藏传佛教造像进行全面系统的类型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方便。
　　展品中，藏族制作的具有鲜明特色的造像引人注目。其中年代较早的四臂贡布鎏金铜像为坐姿，两脚呈安乐坐，坐在外道妖魔身上。莲花座造型别致。头戴五骷髅冠，三眼圆睁，表，情愤怒，毛发耸立。前两手分别持嘎巴拉碗和钺刀，后两手向左右伸展。脖子上以蛇为项链，裸上身，系短裙，短裙上有阴刻的旋草纹图案，是12世纪至13世纪西藏本地工艺的佳作之一。14世纪的鎏金铜菩萨像龇牙咧嘴，怒目圆睁，火焰状的高髻和短裙上的旋草纹图案常见于这个时期的同类型造像。10－13世纪属于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前期，西藏制作的造像受到周边地区的影响很大，作品中外来的文化因素较多。其中一些造像，与同时期的唐卡上描绘的形象在风格上有共通之处。
　　元以后，原先兼收并蓄的西藏造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出现了许多艺术杰作。展品中的明代四臂度母鎏金铜像一面四臂，面部有三只眼。头戴宝冠，眉目细长，鼻梁高挺，表情秀美动人。左舒相座，姿态优雅。裸上身，丰乳细腰。胸前项链、臂钏和腰部璎珞镶嵌珠石，加工精细。下身穿裙，裙褶为整齐的条楞状，裙褶间装饰四叶小花，花上镶嵌宝石。由于藏传佛教造像的制作必须／“格依据经典的规范，使造像的形式变化受到较大的限制，促使工匠们在佛像制作的工艺技巧上展现才华，使藏传佛教造像出现大量工艺考究、装饰华美的作品。四臂度母鎏金铜像就是这样一尊具有鲜明藏族风格的造像。藏传佛教中女神众多，成为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一个鲜明特征。展品中的明代金刚亥母鎏金铜像、空行母鎏金铜像、绿度母鎏金铜像等，都是姿态优美、制作精湛的女性形象。
　　藏传佛教中祖师的地位非常尊贵，藏密修持重视师承。藏族人认为”无上师喇嘛，何以近佛“，所以藏传佛教有”事师如佛“、”佛法僧师四皈依“之说，各种祖师肖像成为藏传佛教造像艺术中的重要题材。相对于有严格规矩要求的佛像制作而言，祖师像的创作可以更多地发挥创作者的艺术才华，因此，藏传佛教中有许多艺术水平很高的祖师像。明代制作的常胜罗汉鎏金铜像就是一身富有个性、制作精细的造像。常胜罗汉是古印度著名的哲学家、佛学家，但这尊常胜罗汉像塑造的不是深目高鼻的梵僧形象，其面相和服饰的样式都已经完全中国化了。
　　清朝是藏传佛教得到重要发展的时期，以格鲁派为代表的藏传佛教兴旺发达。胜乐金刚为格鲁派修无上瑜珈密母续的本尊之首。罗布林卡珍藏的胜乐金刚鎏金铜像四面十二臂，每面都有三只眼。主尊头戴五叶冠，上面两只手手持象皮，主臂两手分别持金刚杵和金刚铃，拥抱明妃金刚亥母。金刚亥母双腿盘在胜乐金刚腰间。这种男女双身像是藏传佛教中特有的题材，俗称”欢喜佛“，其实有着深奥的宗教含义。这种表示”悲智和合“的双身像的大量存在，正是藏传佛教受到印度教性力思想影响的具体反映。
　　清乾隆时期制作的弥勒佛鎏金铜像是七世达赖灵塔殿中的珍藏，通高达354厘米，头戴的五叶冠上镶嵌着大量的绿松石和珠宝，身披天衣，胸前饰华丽的璎珞。造像的脸颊消瘦，与藏族人的面相相似。双手呈转法轮印，两只手中各向两旁引出一枝莲枝，莲枝上分别置宝瓶和法轮。善跏趺坐于束腰须弥座上。造像有装饰繁缛的桃形头光和舟形身光，身光顶端浮雕金翅鸟。整个造像气度雍容华贵，雕饰精美绝伦，是18世纪中叶拉萨”雪堆白“作坊制作的佛教造像中的杰出代表。
　　藏族制作的造像，由于所受艺术影响的来源不同，以及地域和时间的差异，它的形成与发展虽然有了大致的脉络可寻，但在类型的排比和区域的划分上，仍然有许多工作可做。而这种工作是最为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其基础是资料的掌握。希望今后不断能看到有新的展览的举办，和新的资料的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