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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青州佛教造像系统翔龙嘉莲图像探考(上) 一、引言 翔龙口吐嘉莲承托菩萨的图像(除龙吐莲外,尚可见其他动物口吐莲花承托神像的例子,如:山东鄄城北齐亿城寺遗址出土的造像碑),系学界所公认的山东青州石灰岩背屏式造像的标志性特征之—,实际这一图像学组合并非山东青州系统造像的专属性标记,亦可发现于河南、河北等地的铜石造像中,三地的同类造像彼此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联,构成了北朝佛教美术传播史中的重要论题。本文旨在就翔龙嘉莲图像传播史、义理学的有关问题略加探考,为叙述方便起见,下文将翔龙口吐嘉莲承托化生、翔龙口吐嘉莲承托天人、翔龙口吐云气承托天人以及翔龙口吐嘉莲承托菩萨(声闻)等由翔龙、云莲、神像构成的图像统一体简称为“翔龙像”。 二、河南地区的翔龙像 河南境内的翔龙像,造像整体体型较小,雕刻简率朴素,龙多依附于造像龛的龛楣而不能独立,最重要的是莲花云气所承托的皆为化生、童子、天人之类,多未见菩萨、声闻造像,基本上处于翔龙像的萌芽阶段。龙门古阳洞、莲花洞南北壁某些造像龛楣处浮雕的翔龙口吐嘉莲承托化生(童子)造像,属于北魏中末期的作品,是目前所知确凿可信的翔龙像的最早例作之一。实例如,龙门石窟古阳洞北壁第237龛龛楣、南壁第140龛龛楣以及莲花洞北壁第6龛、第69龛,南壁第25龛、第40龛、第41龛龛楣等处。河南巩县石窟第3窟据陈明达先生推定系517至528年的作品(关于巩县第3窟开凿的起止年代,宿白先生推定为北魏正光、孝昌年间,即520至527年),窟内西壁龛楣装饰的翔龙吐云气托天人造像,亦属于此类造像早期的代表作。除石窟外,尚发现河南地区单体造像中的翔龙像,如河南博物院藏北魏孝昌元年(525年)铭交脚弥勒菩萨造像碑,出土于荥阳,碑阳大龛龛楣两侧可见翔龙吐嘉莲托莲花化生,以上皆属于翔龙像萌芽期的作例。同为河南博物院所藏北魏晚期淇县出土的田延和造背屏像,已经可以见到龙头吐莲承托菩萨的图像了,这应当视作河南地区翔龙像发展期的作品,但其后河南一地主流的寺窟单体造像中,除极少数特例外,始终未能形成后来山东青州系统所常见的那种成熟期的翔龙像规制。进一步考察,如河南博物院所藏北齐武平三年(572年)铭浚县佛时寺造像碑、隋开皇二年(582年)铭滑县邴法敬造像碑,碑身四周多见蟠绕于龛柱之上口吐莲花承托胁侍的翔龙像,仍不具备山东青州成熟期作品应有的型制,笔者认为这两通明显体现出北齐河北邺都造像系统特色的河南造像碑,其上所见的翔龙像应是受到河北造像的影响而雕刻的。综上所述,翔龙像虽然根植于北魏末期的河南地区,但整个北朝时期都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创新,反而是受其影响的河北、山东两地渐趋形成了制度完备、特色鲜明的翔龙嘉莲菩萨造像样式。 三、河北地区的翔龙像 河北境内的翔龙像,目前可见最早的作品系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所藏的北魏正光三年(522年)铭魏氏造金铜像,于其上可以见到成熟期华美富丽的翔龙嘉莲菩萨图像,较之山东青州系统魏齐巅峰期的作品亦毫不逊色。又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出土于河北正定的正光五年(524年)铭午猷造金铜像,与上述魏氏造像同属典型的正光样式作品,胁侍菩萨足下隐约可见翔龙嘉莲像,但因未能得见实物,笔者不能最终确认。虽然魏氏造像铸工精湛,然其可信度仍远逊于作为正光样式标准器的午猷像。魏氏像真实性的成立,无疑能够证明河北的翔龙像存在着较之河南时间更早、制度更成熟的独立体系。抛开魏氏造像不论,以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所藏工侔造化的北齐白石加彩背屏像为例,河北地区北朝的翔龙嘉莲菩萨像虽鲜见传世实物,但其工艺水准足堪颉颃山东青州的北朝翔龙像极品。实际上从造像传播史的角度,笔者倾向于推测历史上曾经存在着这样一条翔龙像图像的传播路线:即由河南洛阳(巩县)至河北邺都(曲阳)再辗转到达山东青州。北魏末年佛教造像样式由河南至河北的输入,无疑与东魏迁都邺都密切相关,据《洛阳伽蓝记》所载: “暨永熙多难,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俱东”,北魏故都的沙门佛像俱迁邺都,这是河南造像样式大规模向河北输入的重要契机之一。翔龙像在河北的造像中心如邺都、正定、曲阳等地消化成熟之后,又凭借着另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潮影响波及到山东青州地区。北魏孝昌元年至永安二年(525至529年),曾有十余万河北流民涌入山东青州地区,作为佛教造像术异常发达的根据地,河北流民中的造像匠师必定在一定程度上开启推动了青州系统造像迅猛发展的新高潮(参见宿白,《青州龙兴寺窖藏所出佛像的几个问题》,《文物》,1999年第10期)。此外,山东境内佛教造像艺术的输入史还与历代于此住锡传法的高僧密切相关,如东晋的高僧法显,自印度取经归来即曾于安帝义熙八年(412年)由山东青州登陆并曾一度在此居停(参见法显《佛国记》);同为东晋一代名僧的竺僧朗住锡泰山金舆谷,前秦、后秦、南燕、东晋、北魏的帝王皆曾遣使致意并馈赠佛像(参见《广弘明集·卷二十八》)。当然其后的东魏北齐时期,青州齐郡与并州太原同为“霸朝所在、王命是基”的王朝政治、军事、经济重地(参见《北史·卷七·齐本纪中》),八方辐辏的佛教造像流派与样式必将对青州地区的佛教美术实践产生异常深远的影响。加之地近南朝得风气之先,接受到南朝文化的全面熏陶与培养,青州造像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南朝汉式造像及间接传入的印度梵像的深刻烙印(自东魏天平三年至武定五年的12年间以及北齐河清元年至武平三年约10年间魏梁、齐陈之间互相派遣使者通好,文化交流相当频繁。北齐士人一直将南朝视为衣冠正统,故而南北朝间文化交流十分密切,青州地区可谓首当其冲,得风气之先,南朝佛教美术曾被整个北齐王朝的艺匠所充分借鉴)。 四、山东地区的翔龙像 山东境内的翔龙像,其发展规律应是首先在背屏像光背顶部出现一至两条翔龙,或口吐莲华、或奉香炉宝塔,此式造像目前已知年代最早者系山东省博物馆收藏的北魏正光六年(525年)铭张宝珠造像,其后渐次出现了标准的翔龙像,即翔龙口吐嘉莲承托菩萨的造像组合,标志着翔龙像成熟期的到来,翔龙嘉莲的体量、动态、刻工渐次演化,然而造像的基本格局已经定型。恕笔者孤陋寡闻,山东地区成熟期翔龙像最早的作例应推山东临朐明道寺舍利塔地宫出土的北魏普泰年间(531~532年)的作品,此前的纪年背屏式造像中未见翔龙像的出现。这与笔者所作出的翔龙像自河南、河北传入山东的推测在时间上是基本吻合的。唯一的特例系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的北魏正始四年(507年)铭法想造像,有学者认为:“该造像时代明确,为已知时代最早的青州地区造像,对研究此类翔龙嘉莲背屏式造像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参见金维诺主编,《中国寺观雕塑全集·早期寺观造像》,图版55,图版说明17~18页,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3年)”。此像较张宝珠像、临朐明道寺像在时间上整整早了20年左右,从山东青州系统背屏式造像的演化规律上看,似无可能在北魏迁洛后不久的宣武帝时期出现此式的造像。笔者推测或者此像为河北地区的作品(造像样式属于典型的青州系统,但可能属于制作于河北地区的作品,如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藏东魏天平二年张白奴造像,功德主张白奴系高阳郡人,高阳郡治所在今河北蠡县),或者造像的铭文为后世伪刻(铭文中的“皇魏”字样相对少见)。 五、翔龙像的渊源 建造于前3世纪中叶至1世纪中叶的印度桑奇第一塔以及建造于1世纪早期的桑奇第三塔塔门横梁处,皆可发现为数众多口吐莲花的夜叉像,此外在前150至前100年间建造的印度巴尔胡特大塔,塔门、栏木盾浮雕中亦可见到口吐莲花的夜叉和大象(参见冲守弘、伊东照司,《原始亻厶教美术图典》,日本雄山阁出版株式会社,1991年,关于桑奇大塔参考图版98、159、160,巴尔胡特大塔参考231、278、294等等),但笔者仍然倾向于认定中国北朝的翔龙像基本上是独立的肇始于本土而非传自印度。汉魏两晋南北朝的墓葬绘画和雕刻品中,可以发现一定数量的龙吐莲花形象 ,南齐时代的诗人刘绘(458至502年)在其所作的《咏博山香炉诗》中曾经这样描写到:“蔽野千种树,出没万重山。上镂秦王子,驾鹤乘紫烟。下乘蟠龙势,矫首半衔莲”,可见5世纪中末叶曾经出现过以口衔莲花的蟠龙作为基座装饰的博山炉,又如山东临朐五井镇下五井东村2000年发现的北朝墓葬中就出土有口衔莲花的青龙画像石。实际上汉晋以来多见于墓葬之中作为四神之一的龙,与莲花同为中国古代装饰纹样中出现最频繁的母题,两者的结合顺理成章。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例如山东沂南东汉墓葬画像石中即可发现口吐莲花的翔龙,南北朝时期龙凤口衔莲花的作例包括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北魏景明二年(501年)铭宁懋石室,其中后墙外壁右侧“庖厨”一幅的右上角可见凤凰口衔莲花图像;梁普通七年(526年)临川靖惠王萧宏墓,墓碑碑首可见翔龙口吐嘉莲图像;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藏北魏永安二年(529年)铭尔朱袭墓志,志盖雕刻的仙人其所乘的凤凰口衔莲花;河南洛阳博物馆藏北魏升仙石棺,石棺底部可见多处龙吐莲造像;陕西省博物馆藏北魏墓志(出土于河南洛阳),仙人所骑凤凰口吐莲花;山东临沂金雀山墓葬出土的画像砖中,可以见到口衔莲花的凤凰;江苏常州田舍村墓葬出土的画像砖,包括一方仙女骑龙的作品,龙口中吐出莲花;河南邓县南北朝墓葬出土的画像砖中,可见龙口吐莲的装饰纹样。 笔者认为北魏晚期出现于龛楣装饰及背屏造像的翔龙嘉莲,并非异域的舶来品,事实上可以通过考察画像砖石、墓葬壁画及棺椁棺床等墓葬文物中龙吐莲花图像与佛教造像中翔龙像两者各自的时空分布规律,两相印证、加以比对。 1—1龙门石窟古阳洞南壁第140龛龛楣 1—2河南博物院藏北魏田延和造像 1—3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藏北魏正光三年铭魏氏造像 1—4日本私人收藏家藏北齐白石背屏式造像 1—5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北齐白石背屏式造像 l一6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藏东魏天平三年铭邢长振造像 1—7印度桑奇第一塔南门下梁浮雕 1—8山东临朐五井镇下五井东村北朝墓葬出土青龙画像石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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