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民系形成期赣南佛教造像艺术的特点
　　——兼谈赣州通天岩石窟造像的开凿与终结
　　一、宋代以前的赣南佛教艺术
　　佛教传入赣南，最早是西晋时期。据载，赣县田村契真寺就是这一时期佛教传入赣南最早设立的寺庙之一。赣州城内的光孝寺，赣州崆峒山的空山寺也都是晋代僧人来赣南驻锡，与此同时传入的还有佛教艺术。唐代，赣南的寺庙就更多了。然而，唐代及其以前的这些历史建筑烟消云散，现在都几乎不复存在。今天，我们所能够见到这一段历史中最古老的佛教建筑，只有赣县宝华寺中唐代建造的大宝光塔和几方孤零零的石柱础。对这一时期的佛教艺术品，也只能从赣南为数不多的相关出土文物中，窥其一斑。
　　唐代，马祖在赣县龚公山开山布道，创建了宝华寺，并迅速发展而被人们称为“江右第一祖庭”。马祖离开宝华寺后，将寺庙交给了他十大弟子之一的智藏管理。智藏死后，穆宗诏谥智藏为“大觉”，徒弟们为他修建了“大宝光塔”。21年后，唐武宗“会昌灭佛”，智藏禅士塔也遭拆毁。不久，宣宗恢复佛教地位，19年后大觉禅士徒孙法通终于在咸通五年（864年）又重建了“大宝光塔”，而得以保存至今。
　　大宝光塔，建筑在宝华寺后殿的一眼井上。塔高450厘米，分须弥座、塔身和塔顶三部分。须弥座又分三层，下大上小，层层收束，每层都有束腰，束腰上部用3层方角叠出，上层叠出的顶部浮雕莲瓣。
　　须弥座的束腰上浮雕有许多壸门。在须弥座正面，由底部起算的第一层束腰有4个壸门。每个壸门内都浮雕着各种形态的狮子，它们是佛教故事中的人与狮。正面右边第一壸门里是一只跳狮；第二壸门内，浮雕一人像是荷着锄，在喂一只蹲狮；第三壸门内，浮雕着一只回首狮；第四壸门中，是一只走狮。塔左、右侧面须弥座的雕刻内容也大体相同，浮雕着喂狮、走狮、奔狮、回首狮的形态。
　　塔正面须弥座第二层束腰的3组浮雕，是朱雀、凤凰、回首麒麟和卷云，其两侧面的须弥座同层浮雕内容也基本相同。
　　正面须弥座第三层束腰上则浮雕有5座壸门，每座壸门里浮雕着一位盘腿跌座的菩萨，大部分都跌座于莲座之上。有的持莲花，也有的托塔，有的托盘，也有双手合掌。
　　大宝光塔塔身正中开有一门，门两侧各浮雕着一名披甲持剑的金刚，金刚上方有人面鸟身的飞天，门内有一座佛。塔身四角是八角倚柱，柱下莲花础，上为斗栱。
　　塔顶是四坡面大屋顶，塔刹很大，莲花层层叠起，上有八角形华盖，顶为宝珠。整座大宝光塔雕刻精美，气势宏大，不失为一座优秀精美的唐代单层佛塔。它也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赣南唐代宗教建筑唯一的实例。
　　赣南出土的古代文物中，宋代以前与佛教内容相关的遗物很少，仅见于信丰县出土的三国四佛铜镜，赣州市章贡区、赣县等地出土的南朝莲花纹碗，隋代宝相花纹水盂等。这些文物虽然出土赣南，但却未必是赣南产品，它们多是外来品。
　　大宝光塔的存世，使今人能够忽多忽少地领略到唐代建筑，斗栱宏大出跳深远的基本风格。看来，这种建筑风格不仅在中原如此，即使在地僻偏远的赣南山区也同样体现。不过，从大宝光塔实例中又可以感觉到：从比例上显示，大宝光塔的出檐程度似大于中原建筑；雕刻技法较北方手法也稍细腻。
　　唐初武德年间（618—626年）的赣南，在经历了一场短暂的改朝换代战争后，人口由隋开皇中的11168户减少到8994户，39900多口。此后，赣南休养生息过了100年，即“安史之乱”前的延和元年（712年），人口就增加到37647户，275410口，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是移民。经过一场“安史之乱”赣南人口又急剧减少，元和年中（806—820年），只剩下26260户。这时，大量的中原移民虽还未来到赣南，但却已经到了中原大移民的前奏，为唐代末年乃至五代、北宋初年的移民赣南潮，创造了广阔的条件和空间。
　　二、北宋通天岩石窟佛教造像群的开凿和终结
　　北宋，赣南佛道流行。特别是寺庵如林，佛教出现了一个飞跃的发展。当时赣州城内比较著名的寺庙有光孝寺、寿量寺、慈云寺、开元寺、景德寺、崇庆禅院、报恩寺、笔峰山寺、丰乐寺等。城郊也有一批寺庙，如、天竺寺、宝云寺等。离城 20里的通天岩林幽谷邃，奇石凌空也有了一所小佛寺。熙宁年间虔州名士阳孝本将一部分家产捐于通天岩的寺庙，然后在这刻有着周敦赜、赵清献题刻的通天岩隐居读书，过着“一童一鹿自相随”的清静生活。
　　由于阳孝本在开封国学读书时，人品优秀，才华出众，曾被当朝左丞相蒲宗孟聘为家教，名声在外，结识了一批名人。北宋早期的赣州文风很盛，特别是周敦颐任虔州①通判后，虔州知名度更增。阳孝本的隐居受到社会的尊敬，特别是左丞相蒲宗孟对阳孝本的赏识和赠诗于隐居的阳孝本后，更是带来了苏东坡、林颜等一批官宦文人的造访。
　　当时的名宦，曾在开封任职的大臣张商英，也来到虔州通天岩看望隐居的阳孝本和欣赏周敦赜、赵清献的题刻。并作《赠阳玉岩》诗：
　　四周岩谷上通天，岩底幽人抱腹眠。
　　不羡庄鹏搏九万，肯随齐客列三千。
　　养成白雪高歌调，散尽黄金有简编。
　　野鹿今朝入城市，为余有意下林泉。
　　也许是张商英对通天岩优美环境的赞赏；也许是他出于对佛教的虔诚，要将北方佛教造像的“认同”带来这江南僻地；或许是对自已曾遭遇过的不平贬斥有感而生，而请来了一批工匠在通天岩开凿佛教造像。对此，清同治《赣州府志》留有寥寥数语的记载：“阳行先隐居，在通天岩，有赵抃题名及张无尽所琢石佛”。
　　张无尽，即张商英，其号“无尽居士”，四川新津人。唐宋时期中国石窟造像从北方
　　逐渐南移，正是以四川为代表。做为四川人的张商英，对此自然是非常清楚。当他来到虔州通天岩看望阳孝本时，见这里环境优美清静，奇石凌空，便在这里开凿石窟造像，传播对佛学的“方便认同”，也是人之常情，这种做法也正是当时四川人崇佛的新潮流。
　　可见，通天岩石窟的佛教造像当是在北宋熙宁年阳孝本隐居通天岩以后所开凿，确切年代应是在张商英造访阳孝本后的北宋早中期。
　　就此，从现存题刻所反映的年代，也是以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陈进之题刻为最早。再之前，除仅见有稍前一点的周敦熙、赵清献题刻的记载外，均不见有任何关于通天岩佛教造像只言片语的记载。就连虔诚信佛的苏东坡，到通天岩造访阳孝本之后，也没有看到他留下有关石佛造像的记载。
　　通天岩石窟造像自张商英开凿以后，许多地方官员，或外地造访阳孝本和观光的官员也跟着响应，还有当地僧人，他们成了当时捐钱琢佛的主流群体。他们有：北宋右司理参军蔡披，淅江钱塘人傅必成，宣德郎虔州教授饯师传，西头供奉兵马监押任方，承奉郎知瑞金县事陆蕴，左司理参军张激，承议郎签书郎魏闳，提刑司检法官路□□，朝散大夫知军州事朱敏功等官员捐款开凿的佛龛，这些官员的舍钱琢像应该有受张商英影响的因素。除外，还有虔州慈云寺僧明鉴也兴奋地加入了营逐佛像的大行动，舍钱凿了7尊罗汉。
　　通天岩佛教造像开凿的最盛时期，当是北宋的中期到晚期。进入南宋后，开凿虽然还在继续，但已经渐为衰退。我们从南宋嘉定年，在赣州任职（1217—1222年期间）的知军——胡榘的通天岩题刻：“万龛石佛坐观空，安用悬崖架梵宫”的诗句中，反映出当时通天岩的石佛造像已经是很多，具有了相当的规模。这时候的民间百姓也同样加入舍钱琢佛，露姓留名的行列。他们有：通议大夫前尚书右丞相张觷，朱氏等人。只是舍钱琢佛的人明显的比北宋少了。到元代时，持续了200多年的通天岩石窟佛教造像的开凿就完全终止了。这些造像，成为了今天宋代客家民系形成时期，佛教造像艺术的珍贵遗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通天岩石窟造像的开凿与终凿，与赣南客家形成时期的移民变化有着惊人的趋同性。这种与移民的趋同性恰好道出了他们之间的必然关系，道出了通天岩石窟佛教造像的开创与发展，与赣南客家民系形成历史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也透析出了通天岩石窟造像的开凿源于中原。同时，在赣南山区的土壤中，在中原移民的认同及当地土著居民的逐渐认同中，才不断发展开凿形成规模。
　　元代，赣州路人口只剩下28.51万人，还不及50多年前南宋宝庆年（1225—1227年）的63.93万人，人口少了一半多。由此，通天岩石刻造像认同的温床消失，新来的移民并不热衷这种形式的偶像崇拜，造像的开凿也就自然终止了。
　　对于宋代客家民系形成时期的佛教造像文物，除通天岩石窟造像外，2004年 5月，赣州市在维修赣州城内北宋天圣元年（1023年）的慈云塔中，意外地发现了塔内暗龛，从暗龛中取出了建塔时，寺庙僧人藏封的一大批宗教文物。这些文物中有彩绘泥塑菩萨，彩绘木雕菩萨、供养人，彩绘木雕戏婴等。这些彩绘泥塑菩萨有着郁浓的唐代泥塑中原风格，他们的造型非常优美，人物解剖关系也很准确，实为上乘之作令人惊叹。木雕供养人则又与泥塑菩萨不同，而更多地具有宋代人物的风韵。他似乎在启示我们，宋代早中期的佛教造像，更多地保存了唐代的风韵，甚至以唐风为美。
　　赣南，是赣闽粤客家接纳佛教石窟造像群艺术形式的惟一客家地区。这种接纳，是与赣南所处的地理位置分不开。由于它处于赣闽粤客家地区的北向前沿，是北人南移溯赣江而上的移民第一大站，是首先接触中原或移民文化的地方，是客家民系形成的摇篮地区。通天岩石窟佛教造像的形成，应该就是这种偶然当中的必然反映。
　　然而，遗憾的是这种造像形式并没有延续下去。宋末元初，文天祥在赣南抗元，战争动乱使赣南人口急剧减少，许多宋唐时期定居赣南的移民后裔又重新离开了赣南。赣南人口也由北宋崇宁年间全省排名第2位，下降到元代全省第7位，而在江西其它地区，人口却均是有不同程度地上升。这一现象，在粤闽客家地区也大致相同。
　　宋末元初的大动荡，人口的大流动和居民成份的大改变，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理念和心理上的变化，他们最终摒弃了宋代佛教造像南下，“方便认同”的佛学理念。通天岩石窟佛教造像的开凿，也就是在这种大形势下青黄不接在元代就自然终结了。并且也没有延续和扩散到闽粤客家地区。
　　对此，我们就通天岩石窟造像的终结原因，再从赣州宋代慈云塔出龛的佛教造像文物中，来寻找当年民间百姓崇佛的一部分心理因素。在出龛19尊不同的菩萨佛像和供养人中，有4尊是男婴戏耍的雕像。其透出的信息似乎反映出，赣南宋代佛教的流行，而民间百姓对它的信仰，更现实的则是追求送子的愿望。这一点，在通天岩石窟造像捐钱凿佛的铭文中就有反映。忘归岩思维佛由广意功能，转变为送子灵验的特异功能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点。
　　思维佛的“思”，在佛学教义中是造就“身”、“口”、“意”三业精神作用的名词，用今天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思想与意志。然而，这种大乘佛学教义中，代表着思想、意志如此高深广大意义的佛，一下子在通天岩变成了一尊在民间百姓眼里，扔个铜钱击中下身，就能让人生男孩的灵验菩萨。这恰好说明了赣南客家地区的佛教，在寻常百姓的信仰中，最主要的就是现实中“送子”的追求。这种狭隘的认识，使北方石窟佛教造像的“方便认同”在赣州根基浅薄，生命力不强。当形势动乱，居民群体出现变化时，它的送子功能又被庙里同类偶像更好地取代后，这种“方便认同”的理念，便不能继续发展而自行消失了，石窟佛教造像的开凿也就随之寿终正寝了。
　　三、赣南客家民系形成期的佛教艺术特点
　　唐末五代至北宋初，赣南涌入大量移民，这些移民群体主要是来自中原、江淮的流民和少数赣中等地的流民。这些移民中除了一部分达官贵人外，大多数是农民、匠人和少数军人。他们不仅在客观上为开发赣南山区做出了许多贡献，而且带来了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如赣南各地瓷烧业的宋代大发展，赣州七里镇窑宋代不断推出的新瓷种，新产品就是移民带来新技术的反映。
　　北宋中晚期，移民赣南的浪潮减弱。南北宋之交，战局的动乱又使来到赣南的移民猛增，这种情况继续到南宋中期后才渐为中止。大多数的客家学研究者认为，客家民系即是在两宋时期形成的一支新的汉族民系（族群），他是一个以中原、江淮移民为重要构成的民系。这时的客家民系，已经具备了它独特区域性地理的共同心理文化和品质习俗。
　　这一时期，赣南客家区域内的佛教艺术也已经开始出现了一部分地方性。赣州通天岩石窟的造像也似乎隐隐地透现出这种不一般的特点。通天岩西偏石壁双手合一的观世音、水月观音等一行造像，是石窟中最为精彩动人的一组造像。从衣饰上来看具有浓厚的唐代风格，它们是来自中原的风格。特别是屈膝而座的水月观音，更具有明显的中原造型，他们应该是张商英雇请的中原工匠在通天岩雕琢的作品。另外，通天岩的造像神态庄严肃穆，特别是忘归岩的思维佛，可追中原魏晋时期的造型特点。整个石窟，较少四川石窟那种民间人性化的风格和造型。
　　细分赣州通天岩石窟造像群的风格，也不尽一致，有着三种不同的风格。第一种，是以通天岩西旁菩萨、佛像，包括忘归岩思维佛造像为代表的造像风格。这些造像体形丰颐，有较明显的宋代风格。但服饰却璎珞垂带，具有着唐代的风格和气息。这些造像雕刻精美，有浓厚的中原气息。是通天岩石窟造像的精华，也是通天岩石窟中年代最早的造像，它们是张商英的中原工匠所雕琢的作品。
　　第二种风格，是以龙虎岩和忘归岩的罗汉，包括翠微岩的少数造像为代表。这些造像大多表情严肃，体态丰满高大，与第一部分风格有所不同，不像是前述这批人的手笔。虽同属于北宋时期的作品，似乎还有一个先后的时间关系，应该是晚于第一种类型的作品。这些造像在艺术手法上有中原造像的作风，但感觉上没有第一类风格造像的中原气息浓厚纯正，已经开始有了地方化，也即有了南方造像的特点。它们开始更多地出现了一些人物个性化的特点。如忘归岩正面唯一的一尊北宋罗汉造像，便给人以更多的个性化感觉。
　　第三类风格，是以翠微岩弥勒佛等周围部分菩萨等为代表的造像。这类造像的体形较之前二类都小，个性化的表现相形更为突出浓厚，在装饰和雕琢手法上与其它造像明显不同。这类造像已经具有了明显的南宋风格，特别是弥勒佛的造型更是南宋的典型形态。
　　总而言之，赣南客家民系形成时期的佛教造像，在总体风格上还是更多地具有中原佛教造像风格，百姓民间个性化的成份相对比较少。就此特点中的中原风格，北宋造像相应浓厚一些；而南宋造像则弱一些，并且在造型上也小了一些，开始多了一些个性化的色彩，以翠微岩“弥勒尊佛”和虔州朱氏造像的“如来座飞凤”为例。他们在造型和雕琢技法上都更加贴切民众，更为细腻，体现出江南造像的表现风格。
　　辑自《“赣州与客家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作者系赣州市博物馆副研究员、赣南客家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