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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平轩先生生平事略
徐延觉 徐延陆
前言
徐平轩先生是我国众多佛学工作者中的普通一员。由于其母信仰佛教，所以他从小就受到我国民间最广泛、最朴素的佛教思想的熏染。成年后，因敬仰清末佛教文化复兴大师杨仁山居的精湛学识和弘扬佛教文化的精神，故追随其后，与一些志同道合者共同创办各地刻经处和其它佛学机构，与此同时，还积极参与慈善救济事业，艰辛的足迹遍及祖国各地。
平轩先生的经历，折射出了老一辈佛学工作者，力图通过自身以及广大佛教信仰者的齐心协力，弘扬佛法、救民救世于天灾人祸之中的种种努力。他们的经历也同时告诉世人，他们所从事的佛教、慈善事业，连同他们自身的命运都是和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命运分不开的!金陵刻经处的兴衰史以及下文记叙的徐平轩先生的生平事略，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徐平轩，名国治，安徽石埭人。1890年8月16日(清光绪十六年(庚寅)七月初一日)出生于石埭县乌石垅徐村东宅(今并入安徽太平县)。早年在北京、上海、南京、重庆、安庆等地从事慈善赈济及佛经收藏、刻印和流通事业。新中国成立后，主持金陵刻经处工作。1967年7月29日病逝于安徽原籍，终年七十八岁。
(一)
平轩之父志格先生嗜读书，工吟咏，太平天国战事波及安徽后弃儒就贾。平轩出生前后，志格先生在安徽贵池县殷家汇开了一家乡间小曲坊。由于经营不得法，面坊穷困潦倒，平轩七岁时，其父便忧郁成疾去世，时年仅四十有余。
平轩之母杨芳相为石埭杨有桃先生之长女，生性和蔼，慈爱孝敬，乐善好施。自幼崇信佛法，晚年行持益笃，七十二岁于北京拈花寺全朗大师座下受戒为居士，法名贤证。1924年(民国十三年)往生极乐。
父亲去世后，虽由母亲杨太夫人继续勤劳操作，艰苦经营，平轩也放牛割草相助，但仍不能维持生意，面坊终于倒闭。于是，平轩随其母回徐村老家开荒种地、植桑种茶、砍柴养蚕以度生活。因家贫，仅断断续续读了两年私塾，其文化主要得自于平轩自已坚持不懈的自学及日后的研读佛经。为给平轩日后谋生之一技能，其母亲授珠算，平轩也遵吃惊携算盘放牛时在牛背上反复操练。
1904年冬，平轩十五岁，由族兄介绍到安徽桐城汤家沟一家糕饼杂货店学徒。出徒后即到松茂糕饼杂货店当店员。在习商、从商的十年经历中，平轩目睹商贾之“唯利是图、奸刁滑坏”，深感从商不合其志，于是决心改业。
(二)
1914年春，平轩只身去北京谋职，寓石埭会馆。同年夏，应同乡杨自新先生(杨仁山先生长子)之邀，任其随员随同查勘陕西延安、延长煤油矿。平轩从事之勤奋、严谨；为人之忠厚、纯朴渐为人知。次年春，经同乡陈正有(杨仁山先生的学生，时为北洋政府财政部主事)介绍，任北洋政府盐务稽核总所汉文股录事。任职七年间，与陈正有朝夕相处，感情日厚，过从甚密。陈正有信仰佛教，恰与平轩受母影响自幼信佛、敬佛之志相符，遂与陈正有同研佛学。因感既幼时无钱、也无处购得佛书，更因仰慕杨仁山居士(清末佛教文化复兴倡导者)传授佛学、刊刻佛经之伟志，亦发愿以谋佛经之流通。于是与庄蕴宽(时为北洋政府早计院长)、徐蔚如、陈正有等人创办北京佛经流通处和北京刻经处。徐蔚如任编校，陈正有、徐平轩任安装校，筹款按当时金陵刻经处(杨仁山居士1866年创办)版式，与金陵刻经处分刻金陵刻经处当时尚未刊刻完的《大藏辑要》目录中所余的各佛典。
1918年，平轩二十八岁，皈依浙江宁波观宗寺谛闲大师，取法名显蕴，法号蕴空。1921年春，在北京极乐庵受五戒为居士。同年，平轩先生利用每周两、三日去天津为京奉路局庶务课整理帐目之便，又与徐蔚如、周叔迦、陈正有等人创办天津佛经流通处和天津刻经处。也如北京刻经处一样，分刻《大藏辑要》目录中未刻的黄籍及其它佛典。1922年春与马季平(时任安徽省财政厅长)于安庆迎江寺创办安徽佛教学校，创办安庆阅经楼和安庆佛经流通处。
北京、天津两刻经处的业务，后统由周叔迦居士管理。1929年由平轩和洪勉之居士将天津经版搬至南京常府街周公祠内旁屋申家巷保藏。1937年平轩和洪勉之再次赴南京，又将上述经版搬至石观音南京居士林。日冠入侵南京后，为保经版安全，周叔迦居士又亲赴南京再将经版搬运至北京，与北京刻经处的经版一并保管。
1924年初，平轩之母杨太夫人贤证居士去世。由于其母生前勤劳慈善、笃信佛教，又传奇般地去世，平轩决定以弘扬佛法来纪念其母。遂报请政府，准以私财起庙，在安徽石埭金华山为其母修建“贤证庙”并“徐母佛学图书馆”。1930年建成时，平轩在《徐母佛学图书馆缘起》一文中写道：“最近佛学之复兴。无不知有石埭之杨仁山老居士者。杨老居士创办金陵刻经处。刊印佛经。以令中国人在求知方面而认识佛法。”该图书馆广为徵集经典、佛像、书籍、法器等，不论梵文、中文、日文还是英文，也不论宗派，均在徵集之列。当时，仅陈正有一人就慨然赠予佛像若干尊，法器若干件、经典数千册。抗战时期，该图书馆曾遭损失，后搬回徐村老家。至1952年安徽省博物馆孙馆长致函向复旦大学鲍正鹄教授(杨仁山先生的曾孙婿)询问时，尚有经藉八十箱在石埭乌石垅。正鹄教授认定是徐母佛学图书馆之物，特发函南京平轩先生询问并征求处理意见。平轩遂请鲍教授复函孙馆长，将经籍全部请运合肥，无偿贡献给安徽省博物馆。
1928年春，平轩居士以安徽省佛教协会常务委员的身份为安徽代表，出席中国佛教会代表大会，并被推选为该会委员。时赵朴初居士为该会秘书。从此，平轩与赵朴初居士相只，亲密往来近四十年，直至平轩去世。
(三)
1920年秋，华北五省大旱。平轩先生与庄蕴宽、马季平 陈正有等发起组织北京佛教筹赈会，并收养灾童五、六千人。
1921年皖北二十一县水灾，平轩奉安徽振抚督办、安徽省省长许世英之调，出任安徽振抚处财务组副主任兼薄记课长。1922年兼任安徽财政厅总务科长。
1924年夏，京北二十四县水灾，平轩复往北京佛教筹赈会仍任会计干事兼查放干事。1925年夏，为解决北京贫民的贫困，北京佛教筹赈会计划移万户北京贫民前往西北开垦、安家，派平轩前往河套地区实地调查。后因冯(玉祥)、马(福祥)内战起而未能实现。
是年冬，与姚觉五(曾为孙中山先生秘书，参加北伐，曾任北伐军安徽政务委员会财政科长，抗战时期曾为安徽省府皖南行署主任)、马季平等计划集资在安庆西门外海口洲围湖造田，建广成圩。一方面为地方垦荒增产，一方面以工代赈求济灾民、贫民。姚觉五出任广成垦务公司总理，平轩为协理。1925年12月31日破土动工。海口洲乃安庆西门外经数百年逐渐形成的一苇圹，地势低凹，常年闹水。当平轩先生等人乘舟勘测时，便有民谣曰：“桐城人真好佬，山田不种种沙包；一朝大水至，夹着棍子往家敲：‘爹爹妈妈把一点哦!’(当地方言，为乞讨、要饭之意)”
第二年，圩堤将合拢时，果遇大水，圩溃。于是，垦务公司的股东内，有只顾眼前利益而图谋争夺者，有见无利可图而蓄意破坏者。拢攘纠纷，案牍累积。加之当时马季平已去世，姚觉五又去广州参加北伐。人才之缺乏，经济之困难，局面之艰难，非笔墨所能形容。全仗平轩协理代总理一人想方设法，苦苦支撑。三年，终于成圩。洲地万余亩，生产总量年逾百万，持以为生者万余人。成圩之后，平轩与姚觉五将应分之地两百亩捐赠为广成小学基金，应补发给他们的车马费一千二百余元也分文未取。同时，也不再在广成垦务公司继续担任任何职务，被世俗者讥之为“狂憨”。殊不知平轩等人却“惟恐自己不狂不憨。”
1931年，长江、黄河、汉水、淮河大水为灾，平轩先生出任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皖中南查放急赈总主任及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皖中办事处干事。1932年被聘为安徽灾区筹赈会常务委员。1933年被聘为安徽省民食调节委员会常务委员兼调剂组主任。1935年安徽省桐城等县旱灾之后继遭水灾，堤溃殆尽，情况告急，平轩先生又受命于危难之时，被省府派往桐城县代理县长兼军法官，主持当地的救灾与治安工作，任期十九个月。平轩一方面积极兴办水利，亲自驻堤督修长江干提及内河湖堤，兴修塘堰；一方面抵制那些扰民的政令，免征佃农粮食，减轻灾民负担；与此同时，整治桐城监狱，以佛理示人，释放那些因生活所迫而有不良行为的平民百姓。平轩先生在桐城的所做所为深得民心，被民众称颂为是吃斋念佛不杀人的县长。
抗战期间，平轩被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聘为委员，后调任专员、救济科长、后又被余心清(时为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解放后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提名任公文检查室主任、简任视察及视察室主任，并兼任重庆北陪中医救济医院副院长。(简任：辛亥革命以后到全国解放以前文官的第二等，在特任以下，荐任以上。)
1946年后，任安徽求济分署津浦线急赈工作队副主任，后调任青弋江修堤工作队主任，后又为安徽求济分署物资帐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主持处理该署1947年撤消后的结束工作。
(四)
1952年，平轩先生在上海受杨仁山居士之孙杨立生、杨雨生先生之托，向赵朴初居士反映，杨仁山先生于1866年创办的金陵刻经处，由于种种原因，已停顿二十多年、房屋破烂不堪、濒临消亡的紧急情况。随后，在上海抗美援朝分会佛教支会的支持下，给成以赵朴初居士为主任委员的金陵刻经处护持委员会，推平轩为金陵刻经处主持(后改称主任)，研究护持事业。当年5月，平轩赴任金陵刻经处，在江苏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局及南京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处的大力支持和领导下，全面主持刻经处的恢复及业务发展，直至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
此前，1919年原金陵刻经处流通主任陈稚庵去世推选继任及1947年陈彦通辞职难觅继任时，平轩先生都曾被邀请出任继任，但因种种原因，平轩均坚辞未允。
1956年秋，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何成湘局长视察金陵刻经处。当他就有关事宜向主持人徐平轩征问意见时，平轩鉴于当时旧的金陵刻经处董事会已不存在，而新的金陵刻经处护持委员会也不可能长久筹集经费进行护持的实际状况，向何局长建议将金陵刻经处归属中国佛教协会领导、管理。何局长采纳了平轩的建议。自1957年1月起，金陵刻经处隶属中国佛教协会，接受中国佛协及地方宗教事务局的双重领导，成为中国佛教协会的事业单位之一。从此，金陵刻经处的经费由中国佛协按月拨给，成为国家宗教事业的一部分，金陵刻经处护持委员会随之结束，成为国家宗教事业的一部分，金陵刻经处护持委员会随这结束，金陵刻经处真正获得了新生。
随后，中国佛教协会决定将二十年代保存在北京的北京、天津刻经处的经版及上海、北京、常州等其他各处散落的经版，陆续运往金陵刻经处统一管理。平轩先生不顾年近七十的高龄，多次亲赴外地操持调运工作，到1959年冬，各地经版全部运抵金陵刻经处。至此，金陵刻经处为全国唯一的一所佛经刻印、流通之外。
平轩先生在金陵刻经处工作期间，曾为政协南京市委员会委员，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江苏省佛学会副秘书长，南京市佛教协会副会长。
1961年8月，平轩先生曾为中国佛协主办的《现代佛学》杂志撰写过《杨文会(仁山)传》。1964年曾为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编写委员会撰写了二万余字的《金陵刻经处》一文。十八年后，该文作为重点篇目刊于1982年出版的《江苏文史资料选囝》(第十辑)。文章从刻经处创办的缘起和业务活动、刻经处对各方面的影响、刻经处在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所起的作用等六个方面，详细介绍了金陵刻经处。
自1960年起，平轩先生致力于在各类书报刊物、碑石残篇、短笺遗墨中收集有关金陵刻经处的史料，并亲自向有关人士访问征求，历时五载，至1965年10月，共收辑各类史料二百四十九篇，主持编辑并油印成《金陵刻经处历史资料点滴集》，分订五册，约三十万字。资料之全面，内容之丰富，史料之翔实均是金陵刻经处历史上所没有的。为后人研究金陵刻经处、甚至中国近代佛教发展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这也是平轩先生生前为金陵刻经处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年9月，金陵刻经处被“红卫兵”无知地宣布为封建迷信单位，强行解散，职工停发工资。随后，除个别人外，所有职工均被送往南京郊县江宁青龙山农场劳动改造。经版几乎被焚，文物掠劫殆尽，金陵刻经处遭到严重破坏。同年十二月，平轩先生被“红卫兵”遗返已离开六十余年的安徽原籍。
时年平轩已七十七岁高龄，长期患有高血压、心脏病，且因常年吃素身体虚弱，更因一路车船辗转、饱受风寒，一回原籍老人便双脚浮肿、染病在身。平轩五十余岁得子，眼见两个儿子尚在读书，妻子又无任何收入，且与当地人语言不通，而自己身边则仅有由“红卫兵”发给的200元人民币生活费，因此，不得不天天为生活和妻儿的前途发愁。终因贫病忧郁、体衰力竭，于1967年7月29日因支气管哮喘、高血压、心脏病、肠梗阻等症并发而撒手西去，葬于乌石垅徐村，终年78岁。
回乡期间，曾有一些桐城人闻讯前往徐村看望平轩老人，并谈起他们听老辈们说的一些往事，同赞平轩先生的为人。此举，在当时极左的政治气氛下，实属难能可贵。这些朴实的桐城人着实给风烛残年中的老人带来了莫大的安慰。
(五)
1973年春，杨仁山先生的孙女、美籍华人杨步伟女士与其丈夫、著名学者赵元任先生回国观光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了恢复金陵刻经处的请求。周总理甚为重视，当即指示，金陵刻经处要“恢复旧观”，并将恢复的任务交给了在座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遵照周总理的指示精神，赵朴初会长多次赴京筹划恢复工作。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1978年度调集部分人员着手筹备，1980年底开始整理经版，金陵刻经处又再次得到恢复。
1980年12月6日下午，金陵刻经处与南京市佛教协会，在市政协208室为徐平轩先生联合举行追悼会。此时，平轩先生已去世十三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民族宗教事务局、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处、南京天主教爱国会、南京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南就伊斯兰教协会及省、市政协等十五个单位送了花圈。平轩先生的生前友好、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吕 先生也都送了花圈。
悼词指出：“徐平轩先生，自全国解放以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人民政府，走社会主义道路，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积极协助党和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努力学习政治，注意改造思想。”指出：他“为人正直，生活简朴，待人诚恳，平易近人，工作热情，认真负责，任劳任怨，不辞辛苦，经常带病坚持工作。”指出：他“在恢复金陵刻经处的工作中，积极主动，多方联系，搜集、整理了大量经版、经书、图书资料和金陵刻经处历史资料。还新刻、补刻了经版，为保护佛教文物，满足国内外佛教徒及学术研究机构对佛教典籍的需求，对发展国际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均作出了贡献。”指出：“他在担任南京市佛教协会副会长职务期间，对联系佛教四众弟子保护主要寺庙方面，在团结佛教界人士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共同进步方面，也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一年六月八日于宁
参考资料：
①〖ZK(〗徐平轩：《金陵刻经处》，《江苏文史资料选囝》(第十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ZK)〗
②〖ZK(〗李 安：《金陵刻经处补记》，《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ZK)〗
③〖ZK(〗徐平轩：《徐杨贤证居士遗徽集》，1930年刻印成书。〖ZK)〗
④〖ZK(〗徐雁、谭华军：《杨文会创办金陵刻经处》，《南京的书香》(可爱的南京丛书第二辑)，南京出版社，1997年3月。〖ZK)〗
⑤〖ZK(〗陈安吉：《深柳精舍有真经一场仁山与金陵刻经处》，《名人与南京》(可爱的南京丛书第二辑)，南京出版社，1997年3月。〖ZK)〗
⑥〖ZK(〗南亭录：《石埭徐平轩居士之太夫人》，《近代往生传》，台湾青莲出版社，1999年。〖ZK)〗
⑦〖ZK(〗庄蕴宽：《石埭徐杨太宜人》，《近代往生传》，台湾青莲出版社，1999年。〖ZK)〗〖LM〗是太湖培养了朴老
赵洛
这本书名说“太湖的儿子赵朴初’，是很对的。是太湖的山水，太湖的家庭、历史，孕育了赵朴初。没有这些，就不可能产生朴老这样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太湖的山水很美的，朴老写过信给我，说希望老弟我能写一些太湖山水的文章，还有一个括号，说太湖的山水太美了。这个美我不多说，有个叫王渔洋的诗人，康熙23年，祭告南海，从太湖经过，就写了许多关于太湖山水的诗。他说是走在山阴道上，有王羲之笔下绍兴山水之美。
在山水之外，还有读书的环境。朴老从3岁到13岁是在寺前河度过的，他的那个私塾的先生是个很普通的人，但朴老多次提到过，那位先生对他起了很大的作用。另外谈到家庭的影响，他的父母，他的曾祖父赵继元，上面就是赵 ，再上面就是赵文楷。家庭教育方式是严格的，比如从前赵文楷中状元，非常注意诗词格律，韵不能错。朴老的诗韵非常严格，他的诗、词、曲大家都知道。还有“汉俳”就是他创造的。1980年5月，日本人来，他写了俳句。俳句是什么?五个字，七个字，又五个字，他的第一首诗是“绿荫今雨来，山花枝接海花开，和风起汉俳。”这种新的格律诗就产生了，现在人都承认汉俳是他开创的。我举这些例子，就是说明他的这些成就是古代严格的教育、家庭的影响以及太湖老师的教授下形成的。朴老对选太元公赵文楷非常崇敬，经过赵文楷出使的琉球，在飞机上写诗，以后他还专门去访问，也写了诗。但他从来不夸耀他是状元的后代，不攀附，造自己用功取得成绩。
赵文楷怎么中了状元，我到望天的坟上看过，那个大深山里，怎么突然出了一个状元呢?这很奇怪。实际上，赵文楷的父亲、祖父都是不入流的小吏，但是他们非常注重读书、习诗。赵文楷中了状元，他的好朋友、湖北的帅承瀛说过：天下的诗人没有像赵文楷这样裴哀的。”为什么悲哀?考了多少次都没有考取。他到北京住的是什么地方?住在广安门外三里的普济堂，又叫普济庵，是叫花子住的地方。这样的艰苦，你把赵文楷的诗集《石柏山房诗存》翻翻，内有“楚天回首路漫漫，尽日幽忧集百端。”他说，“事经困后方成悟，计到危野蛮产自疑。”事情经过困难之后才会醒悟，计划到不成功的时候才会怀疑。他为什么能考中状元呢?他非常注重实际，作为一个农民，注重农业收成，注重政治，他反对当时的和 。这种精神也影响了赵朴初，就是对于邪恶的势力敢于作斗争。他中了状元后，和 来告诉他：“你到我门下，我马上派你到广东当考官去。”他不去。还有一个原因，他在考试时写的政务言论，反映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当时乾下台了，但大权还在乾隆那里，外面用的是嘉庆的年号，这种局面维持了三、四年。嘉庆元年，社会危机很严重，和专权，白莲教起义，蔓延了好几个省。在这种情况下，赵文楷敢于揭发当时的社会矛盾。朴老也是这样的，他对“四人帮”的斗争也是宁样，这首诗是非常明显的：“春寒料峭欺灯暗，听雨听风过夜半，门前锦瑟起清商，陡地丝繁兼絮乱……。”这门是什么?是天安门，天安门前刮起了歪风邪气，把人民悼念周总理说成是反革命事件。
从很早起，我们的家庭是一个大的封建家庭，在安庆天台里的房子，我母亲爱看《红楼梦》，赵家的情况就很相似，没有落了。有一年祭祖宗，家里的老人都在祭祖，一个3岁的孩子到上面去玩，被一位长辈用力揪住耳朵，把耳朵都揪出了血，这个孩子就是赵朴初。这个故事是朴老亲自和我哥哥讲的，他讲的就是受到封建的压迫，从小就有一种向封建做斗争的意识。他不同意国民党打内战，他抗日。当时，我哥哥赵荣声在北京读书，搞学生运动，1936年入的党和朴老联系很多。他与文章寄到上海托朴老交邹韬奋发表。邹韬奋曾问朴老怎么对学生运动如此清楚?朴老说，这是因为我弟弟就在北京参加学生运动。当时邹韬奋就说，你们家真是虎兄虎弟呀!朴老后来在上海支持新四军，替陈毅运输物资。难民中有许多冻死的，饿死的，他把他们救出来，送到新四军，成为战士。这从新四军的军史可以看到。他当时打了一个小旗，救济难民，说难民你们跟我走。我是说，他一直就有着一种反封建意识。有一次，我去看他，他正看《陈独秀传》，他说陈独秀了不起，说陈独秀就是“五四”运动的旗帜，假如没有一个“五四”运动，就没有中国共产党。鲁迅逝世时，朴老参加追悼游行，戴了一朵白花，直到现在收藏着。解放后，为什么周总理那么相信朴老?因为他善于搞民间外交。多少年外交不开展，锁国，开展民间外交很有必要，但是这要有钱，要请客送礼，他没有钱送礼。他跟我说，他有一个办法，秀才人情半张纸，拿一张纸，又写字，又写诗。他的字写得很好，是中国的国宝，人家求之不得。这样外交就打开了，民间外交带动了国家外交事业的发展，与日本、韩国、印度、缅甸等国。我们说他的本钱是什么，是太湖培养了他的诗词书法，是小时候在寺前河念的书，没有寺前河，就没有他的秀才人情半张纸了。
我不多说了。再说一点，就是朴老死的时候，《北就晚报》登了一幅照片，说：“赵朴初留下财富走了。”我看财富，就是智慧，这个智慧，就是知识，人才，科技，假如没有这些，是不行的。今天我们还是不够。在今天这样一个竞争的时代，尤其是入世以后，没有竞争，没有人才，没有知识，我们还可能吃败仗。(作者系朴老的堂弟，作家，编辑家，这篇文章是他在赵国青著作《太湖的儿子赵朴初》首发式上的讲话，由余世磊根据录音整理，已经本人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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