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门寺秘色瓷发现的重要意义
　　1987年，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向世人展示了一个重大发现，一大批唐代珍宝在位于陕西扶风的法门寺地宫中被出土，人们盛赞这一考古成就，是建国以来又一个伟大的发现。作为一名古陶瓷研究者，在赞叹之余，我最关心的是这里出土的14件秘色瓷，因为这是唯一一批有明确账目——同出《衣物账碑》石证明的一千多年前烧造的秘色瓷。现在，20年过去了，人们对法门寺许多珍宝和文物的研究已取得了重要成果，对秘色瓷的研究也已进入纵深阶段，但是，我觉得，对法门寺秘色瓷发现的重要意义，依然有值得回顾和总结之处。早在1995年上海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笔者曾以法门寺出土秘色瓷为主要议题，撰写并宣读了《唐代秘色瓷有关问题探讨》一文，并在以后陆续发表了部分有关越窑和秘色瓷的文章及书稿，尽管自己对法门寺秘色瓷发现的意义有较多的认识，也一直想对此作一研究性叙述，但始终没有机会，现借法门寺博物馆建馆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之际，就这一议题作一论述。一、法门寺秘色瓷发现前的越窑青瓷研究现状
　　实际上，在法门寺秘色瓷发现以前，国内对越窑青瓷的研究早已蓬勃展开，以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者为核心的研究队伍，对浙江地区的越窑青瓷窑址进行了普查和发掘，搞清了许多问题。从上世纪30年代陈万里先生调查越窑并撰写《瓷器与浙江》，到80年代中后期法门寺秘色瓷发现前夕，前后有许多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学术论文、报告，对越窑青瓷及其烧造情况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基本上搞清了以余姚上林湖（今属慈溪）为中心的窑区以及上虞、宁波等地区唐、五代和北宋越窑青瓷的烧造情况，许多传世实物和窑场出土物相互印证，得以对号入座。至1988年以前，越窑青瓷的考古和学术研究，已上了一个台阶，似乎可以说，越窑青瓷的整体研究基本上已定型，情况已经明朗。当然，这种乐观的估计只能就大体而言，实际的情况是，还有许多关于唐宋越窑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其中，秘色瓷的问题，包括秘色瓷出现的实际年代和秘色瓷含义等无疑是几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二、我对秘色瓷的认识过程
　　平心而论，我对秘色瓷的认识是在法门寺秘色瓷被发现以后，在此以前，只有迷惘和无知，像唱儿歌那样跟着在唱：“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当时，并不注意陆龟蒙的这两句诗来自《秘色越器诗》，因此对其年代也没有深入查考。别人说秘色瓷始烧于五代就是五代，没有从更深层次认识问题。后来，因为陆龟蒙是唐代人，于是知道秘色瓷始烧于唐代。直到1987年法门寺秘色瓷重见天日，才认识到其发现的重要历史价值。之后一直到1994年，上海博物馆负责筹备1995上海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研讨会，为准备学术论文，才比较深入地对秘色瓷问题进行了研究，因此，对此有深刻认识已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事了。此后，浙江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也曾组织大型研讨会，对越窑及秘色瓷等问题进行探讨（但其焦点已有所转移，上林湖底岭头、寺龙口等发现了南宋越窑窑址，人们普遍关心的是越窑与南宋官窑的关系问题了）。再往后又经历了断断续续出现的研究过程后，越窑秘色瓷的研究再掀高潮，2007年，在浙江绍兴召开的“越窑高峰论坛”重新开启了人们对越窑秘色瓷研究的新思路，研究者的学术观念更为成熟更趋理性，我自己也相信少了些浮躁，多了些思考，因此在撰文和发言时，尽可能考虑使自己在对越窑和秘色瓷的认识方面更客观更合理。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越窑和秘色瓷研究的一个发展过程，也可说是我对越窑秘色瓷深入认识的整体过程。三、法门寺秘色瓷发现后的学术争议和反响
　　应当指出，法门寺秘色瓷被发现以后，伴随着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产地问题。法门寺秘色瓷的出现解决了什么是秘色瓷的问题，但存在着一个产地问题，因为不是所有的专家、学者在法门寺秘色瓷被发现后立刻就承认这些瓷器就是浙江越窑所烧造的，包括笔者自己也心存疑虑。因为，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是一批釉色青绿、质量极精、烧造风格十分大气的产品，这是一批宫廷用瓷，与通常所见的浙江越窑青瓷似乎有较大的区别。第一次见到这些瓷器，我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首先认为浙江越窑青瓷中似乎没有如此精彩的造型和工艺特点，再就是怀疑它们是不是北方的产品，因为，自认为已见过许多唐宋越窑青瓷，如上海博物馆的所有藏品都已上手观摩，传世的许多器物也已看到，就是没有见过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这样的作品。这样的想法现在看来似乎有点少见多怪，但当时确实不算特别，因为与我想法相似的还有其他人，在当时，存有想法的专家、学者不是一两个人。在经过对包括陕西耀州窑产品在内的北方窑场产品进行比较后，重新审视这些产品，我才发现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与浙江越窑的青瓷产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浙江越窑中没有见到这样完全相同的作品，这批作品在整体水平上超过越窑的产品，无论是出土物还是传世品都是如此。在经过对唐代南北方青瓷窑场产品的比较和这些器物的工艺特征比较后，发现它们的越窑风格还是十分明显的。因此可以肯定它们是来自越窑的产品。当时，有专家批评我的《唐代秘色瓷有关问题探讨》在对法门寺秘色瓷的产地问题上“绕了一个圈子又绕回去了”，实际上，这是我在对唐代南北方青瓷叙述和分析后确信法门寺秘色瓷是越窑烧造的思想转变过程。也许有人会说，这样明显的越窑产品，用得着化这样的精力去查考？其实不然，对于没有见过的作品应该十分审慎地看待，法门寺秘色瓷发现初期，一般人的认识程度还难以达到很高的水平，更何况是这样重大发现中的文物呢！令人欣喜的是，对于法门寺秘色瓷的产地问题很快有了共识。
　　这种从不同认识到达成共识，可说是随着1995年上海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而取得的①，毋庸置疑，这次研讨会是十分成功的，它成功地把法门寺秘色瓷纳入了浙江越窑的轨道，也成功地把（浙江）越窑、（法门寺）秘色瓷中间的分隔符号消除了，当然这不能说全是研讨会的成功才解决这样的历史问题的，出土实物是最明确的证据，但会议的成功之处是把众说纷纭的问题变得统一了。还有，当时由笔者担任编辑的一本论文集题目为《越窑·秘色瓷》②，其初衷显然不是为了把二者区别开来，但在当时存在不同观点的情况下，这一分隔号是应该有的，所幸这一等号很快的在专家、学者心目中自然消失了。现在，剩下的主要有秘色瓷的含义和越窑的性质等等问题。随着以后的陆续深入研究，特别是2007年越窑高峰论坛等研讨会的召开，秘色瓷含义的争议似乎也在缩小③。
　　另外，法门寺秘色瓷的发现，给我们的研究者带来了感官上的明白示范，使人们对秘色瓷有了十分明确的感性认识。过去人们对秘色瓷的理解，只是停留在想象之中，以五代的越窑青瓷推想唐代的秘色瓷。由于五代、北宋有许多文献记载吴越王曾向后唐、后晋和后汉及北宋进贡秘色瓷，许多传世及出土的五代至北宋时期烧造的青绿色越窑青瓷被直接称为秘色瓷，因此，唐代的许多青绿色越窑瓷器也被人直接称作秘色瓷。那么，除了青绿色作品可称为秘色瓷外，那些青黄色或者说是“艾色”的作品是否也可这样称呼呢？如上海博物馆藏有几件精美的唐代“艾色”越窑瓷器，像海棠式大碗、四系壶等，均属十分名贵之作，至今未见复品出现。这些器物，我们以前从来不敢明确称之为秘色瓷，因为我们不清楚有没有“艾色”的秘色瓷。当然有的研究者早已大胆的把唐代的“艾色”越窑器称为秘色瓷了。
　　实际上，有关唐代的“艾色”越窑器是否可称为秘色瓷，答案是肯定的，这种答案来自于法门寺地宫，这里出土的秘色瓷中，有两件漆平脱银釦碗，据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衣物账碑》记录：“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这两件漆平脱银釦碗，就是“内二口银棱”的作品，而它们的釉色就是“艾色”的。因此秘色瓷可以是青绿色的，也可以是“艾色”的。现在的问题依然是，是否所有的唐代“艾色”越器都可称之为秘色瓷？我个人的意见是不能，因为，唐代越窑瓷器中的部分作品称为秘色瓷，是有时间界限的，尽管我们现在还无法判断这一界限到底在唐代的哪一时段。四、法门寺秘色瓷发现的重要意义
　　法门寺秘色瓷发现是一次十分重大的发现，它的发现不仅仅在于器物本身的被发现，我认为，这批作品是所有越窑青瓷中最精彩的部分。但是，器物的精美是一个方面，而其被发现后所产生的考古意义、文化意义和历史意义是另一个方面，而且这样的意义对于秘色瓷和越窑青瓷甚至中国陶瓷史来说更是十分深远。首先，它解决了历史上一个悬而未决的文献与实物相印证的问题，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点明了秘色瓷的烧造年代，但是，只有文献的记录，没有实物的佐证，历史只能停留在“有文献记载”阶段，在以前越窑窑址和遗址、墓葬出土的所谓秘色瓷，没有任何相关文字辅证，全凭研究者根据现象作出的假设和推想，因此可靠性不十分强，法门寺秘色瓷既是实物，又有“衣物账”伴出，证据确凿，而且，基本上可以锁定其相对年代，这在越窑研究中是绝无仅有的。笔者曾推测，法门寺秘色瓷的绝对烧造上限至晚应是唐咸通十三年亦即公元872年，④现在我依然这样认为。在中国陶瓷史上，像法门寺秘色瓷这样物账皆存，文献与实物俱在并同时出土的事例并不多见。建国以来，国内文物考古如火如荼，此伏彼起，古陶瓷的出土也十分丰富，但类似这样的先例很少，尤其是重大考古活动中更是少之又少。而且，这不仅仅局限于物账俱全的问题，而是“衣物账”证明了这些出土的就是秘色瓷，它解决了一千多年来流传的秘色瓷之谜。也解决了其烧造上限，虽然，这可能不是秘色瓷的绝对上限，但至少有比较清楚的时间接点。同时我们可以了解到，秘色瓷是浙江越窑专门提供的产品，与其他地区窑场毫无干系。在宋代文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