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中华传统生态文明

　　作者：张伟然

　　本文的题目是一个大题目。笔者近年来主要从事佛教地理研究。2006年以来与研究团队一起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长三角人地关系过程中的佛教因素》（49531197）的研究工作[1]，最近又接受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委托项目《中国传统环境文化发展概况》[2]，对这一问题略有些思考。具体的细节研究当然还有待于进一步展开，在此先将我们工作过程中的一些总体思路和目前已经取得的初步认识稍作汇报，希望得到有关专家的批评指教。

　　一、佛教是中华传统环保思想的重要理论资源

　　中国传统的环保思想，近年有人以“休养生息”四个字进行概括。“休养生息”在古代是一个政治术语，用来描述轻徭薄赋的国家政策，意为与民休息，清静无为，尊重事物的生长规律。其中，“休”，像人止于木下之形，意为“停止、中止”；“养”，《周礼?疾医》云：“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其含义为“治疗调养”；“生”，意为“发育、生育”；而“息”，则指“生繁、孳长”。这些本来与环境关系不大。但近年来，人们在研究环境问题时，常借它来说明中国古代的环保思想，虽于典无据，而意思却十分贴切。因为“休养生息”描述一个“休止——调养——生育——孳息”的过程，其含义与中国古代环境保护思想高度一致。中国古代环保思想的核心也是主张人类活动不要过多地干预自然。

　　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都有关于休养生息的思想资源。其中，儒家占据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佛家对下层民众影响特别广泛，因而儒、释两家的思想资源显得尤为重要。佛教缘起论的哲学基础与因果报应的生命逻辑，大千世界的宇宙模式与众生平等的道德观念，以及僧侣选择山林进行清修的行为模式，无疑构成了中国传统环保思想中非常重要的理论渊源。

　　二、佛教观念制约信众的环境行为

　　佛教作为一种文化体系，它在中国古代不仅是为传统环保思想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理论资源，而且它还为信众制订了诸多行为规范。其中有不少是具有环境意义的。

　　最重要的当然是通过戒杀、放生，对野生动物起到了明显的保护作用。已有学者注意到，由于古代寺院往往占有大量的山林、水体，这些区域几乎具有如今“自然保护区”之类的意义。其实还不止此。从分类上着眼，至少还有两类较突出的环境行为：一是佛寺建筑的布局，大多附设有园林，对环境具有明显的美化作用。这一点，不独乡村寺院为然，城市中佛寺的环境意义更加明显。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一直不考虑服务普遍百姓的公共空间，因而寺院在事实上也就肩负了公园以及避暑胜地之类的作用[3]。

　　其二是由于佛教观念的影响，很多信众愿意在身后选择火葬，渐次形成民间习俗。而这一点是具有环境意义的，尤其在地狭人稠的长三角地区，可以节约土地资源。

　　就影响人群、影响范围来说，佛教观念其实远不是止对信众起作用。中国佛教僧侣在总人口中当然是一直只占少数，以在家众而言，不便、也缺乏统计，其数量在总人口中很可能也不占多数；但是，佛教的影响是普遍的、深远的。这一点，只要看一下传统的岁时习俗便可以得其大概。四月八的佛诞节、七月十五盂兰盆会、年底的腊八节，还有其他众多佛菩萨的诞日，各地都普遍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并且是它们构成了中国传统岁时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佛教对环境的影响是不以信众为限的。

　　三、佛教参与塑造地表景观

　　这一方面，笔者着重想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尤其吴淞江流域，因佛寺而兴的市镇特别多。较著名的如：七宝镇、龙华镇、法华镇、青龙镇、南翔镇、真如镇、方泰镇、天通庵镇。以致有学者在研究太湖流域的市镇问题时指出：“以寺成市，因庙成镇，是太湖流域市镇发展的又一特点……通观太湖流域市镇的兴起，其中有相当数量无不与寺院宗教活动有关。”[4]

　　这样一种地理现象，其意义不仅在于市镇作为较高级别的居民聚落，它本身是一种地表景观，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同时是形成其它地理景观的基础。近年来历史地理学界正在兴起用GIS技术研究人类在地表活动的演进过程，从自然环境变迁、到人类对环境的改造和利用、到居民聚落的形成、再到社会文化层面的变迁，这中间，聚落数据特别地具有一种数据骨格的作用[5]。

　　不独长三角一隅为然，在其它地区，特别是藏传佛教地区，因寺而成镇的现象也所在多有。只是其密度存在着地区差异而已。

　　笔者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一现象的形成机理，目前正在指导学生对这一现象进行专题研究。初步的感觉是，它与香市存在着密切联系。

　　长三角地区的香市自明末以来就引人注目。张岱在《陶庵梦忆》中有云：“西湖香市，起于花朝，尽于端午。山东进香普陀者日至，嘉湖进香天竺者日至，至则与湖之人市焉，故曰香市。”此事虽因佛教而起，但其内容则广及生民所需，“进香之人市于三天竺，市于岳王坟，市于湖心亭，市于陆宣公祠，无不市，而独凑集于昭庆寺。昭庆寺两廊故无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骨董，蛮夷闽貊之珍异，皆集焉。”[6]

　　事实上，这样一种地理景观的形成，无疑有着更悠久的历史。目前因为记载缺殆，难以确证其具体形成时代，但笔者据其它相关现象推测，如朝山进香风气的形成等等，可以肯定，将其形成年代上溯到明中叶以前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近代以来，由于上海作为长江三角洲乃至更大范围内龙头城市而兴起，上海附近从清中叶以后渐次闻名的龙华香市和静安香市也日趋繁荣。到1930年代，由于一曲《龙华的桃花》风靡整个华人世界，与龙华香市相表里的桃花几乎成为上海整个城市的一张名片。直到1960年代以后，这一景观才渐趋于衰亡。

　　应该说，这也是中华传统生态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可以折射出当时特定条件下的人地关系。

　　四、佛教协调人与社会的关系

　　在这一题目下，笔者想说两个问题。其一，佛教集团占有大量的自然资源，包括土地、山林、园圃、水体；以致在土改时，很多地方最大的地主都是“寺院地主”。虽然，从唐代以降佛教内部也强调生产劳动，有所谓“农禅合一”之说，但总体而言，这些土地大多数还是出租给佃户种的。就是说，佛教一直在作为一种自然资源的组织力量而存在。这里面，对于协调人与社会（同时也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有积极作用的。

　　还有一点更为重要。由于受季风气候的影响，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在现代以前，中国一直缺乏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动员机制。虽说各级行政官员守土有责，但并没有明确的职责范围，更没有考绩标准；因此，汉魏以降，中国社会上的慈善事业往往由佛教承担。举凡赈灾、救济，甚至旨在振兴儒家文化的办学事业，往往都需要倚仗佛教的力量。这实在是一件不容忽视的事。

　　由于所做工作有限，目前我们尚不能对佛教在社会动员方面所起的作用进行深描。唐忠毛教授正在就近代上海的佛教慈善事业展开研究，已经发表了一些专题，他的成果可望在这一方面提供参考。

　　以上，应该是佛教与中国传统生态文明这一问题中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就是横向与儒家、道教在中国传统生态文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比，也应该算得上荦荦大者。当然，这仅仅是个论纲，希望能通过进一步的工作对此取得更深入的认识。

　　注释：

　　[1]这一项目的研究人员除笔者外，包括唐忠毛（佛教慈善事业）、王明强（香市）、竺暨元（因佛教而兴起的市镇）、欧阳楠（佛教经济）。

　　[2]这一项目除笔者外，还包括梁志平、于薇。

　　[3]这方面，笔者指导顾晶霞撰写了一篇题为《唐长安城公共活动的空间分异——以佛寺为线索的探讨》的硕士学位论文，目前尚未正式发表。

　　[4]魏嵩山：《太湖流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页249。

　　[5]这方面的，可参考满志敏教授的有关研究。满教授相关成果甚丰，兹不赘引。

　　[6]《陶庵梦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页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