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生态文明（一）

　　作者：刘元春

　　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其中特别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认为，“这充分体现了生态文明对中华民族生存的重要意义。”

　　一、生态文明是社会持续发展的需要

　　综合时下的说法，我们可以这样定义：所谓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式，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这种文明观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它的产生基于人类对于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的反思，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物质财富的有限性，人类必须从追求物质财富的单一性中解脱出来，追求精神生活的极大丰富，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无疑将使人类社会形态发生根本性转变。

　　长期以来，伴随着人类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不少理论家和仁人志士都大声疾呼要保护生态平衡，建设生态文明。其中，理论家兼政府官员的潘岳观点最为鲜明。他曾经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倡扬“环境文化”、“生态文明”。他曾经提出，生态文明与当代社会主义原则基本一致，生态文明应成为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基础。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离不开生态文明，没有良好的生态条件，人不可能有高度的物质享受、政治享受和精神享受。生态文明是这三大文明的前提。

　　同以往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具有相同点，那就是它们都主张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展物质生产力，不断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它们之间也有着明显的不同点，即生态文明突出生态的重要，强调尊重和保护环境，强调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必须尊重和爱护自然，而不能随心所欲，盲目蛮干，为所欲为。很显然，生态文明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说它们有联系，是因为生态文明既包含物质文明的内容，又包含精神文明的内容：生态文明并不是要求人们消极地对待自然，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而是在把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地能动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在这一点上，它是与物质文明一致的。而生态文明所要求的人类要尊重和爱护自然，将人类的生活建设得更加美好；人类要自觉、自律，树立生态观念，约束自己的行动，在这一点上，它又是与精神文明相一致的，它本身就是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说它们有区别，则是指生态文明的内容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不能完全包容，也就是说，生态文明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人类对于文明的认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明是相对于野蛮而言的。从社会形态的角度看，迄今为止人类已经经历了奴隶文明、封建（中世纪）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看，人类又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等。但从生产方式角度看的以往的文明，其着眼点主要是物质，是物质生产能力的提高，人类物质生活的改善。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对。因为在生产力水平很低或比较低的情况下，人类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总是占第一位的，所谓“物质中心的观念也是很自然的。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工业文明造成的环境污染，资源破坏，沙漠化，“城市病”等等全球性问题的产生和发展，人类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物质生活的提高是必要的，但不能忽视精神生活；发展生产力是必要的，但不能破坏生态；人类不能一味地向自然索取，而必须保护生态平衡。本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加剧以及“能源危机”的冲击，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关于“增长的极限的讨论，各种环保运动逐渐兴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72年6月，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与环境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从而揭开了全人类共同保护环境的序幕，也意味着环保运动由群众性活动上升到了政府行为。伴随着人们对公平（代际公平与代内公平）作为社会发展目标认识的加深以及对一系列全球性环境问题达成共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随之形成。1983年11月，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该委员会在其长篇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模式。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更是高度凝结了当代人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认识。

　　由此可知，生态文明的提出，是人们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人与自然都是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自然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和谐共处、共同促进的关系。人类的发展应该是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协调发展。人类的发展不仅要讲究代内公平，而且要讲究代际之间的公平，亦即不能以当代人的利益为中心，甚至为了当代人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后代人的利益。而必须讲究生态文明，牢固树立起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观。

　　二、佛教能够为生态文明提供思想资源

　　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基础，更是人类不懈追求的理想境界。生态文明建设归根结底在于生态理念与文化的确立与信守，在于人类心灵的净化与精神的提升。佛教生态观根植于众生平等的理念，倡扬依正不二、心境合一，引导人们慈悲利生、戒除贪欲，从心态和谐、行态和谐到生态和谐，从而推动生态文明，促进社会文明发展。也就是说，佛教理念能够为当代生态文明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

　　潘岳在《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一文中详细列举了生态文明的内涵，从中可以看出包括佛教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与当今世界方兴未艾的环境文化惊人的吻合”。他说：

　　环境文化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是我们和子孙后代唯一的家园。地球生态系统是脆弱的，如果听任传统工业文明对地球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摧残和破坏，人类将无家可归。

　　环境文化强调，人类是自然生命系统的一部分，不能独立于复杂的生态网络之外。人类与自然界的其他生命形式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不可分离。

　　环境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制约着人与人的关系。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便是协调人类的社会关系，便是追求人类社会的和平与进步。

　　环境文化强调，人类以文化的方式生存，所有先进文化都是生存于自然中的文化。生存于自然中的文化不能反自然。文化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就是人类生存的本质。

　　环境文化强调，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科学技术不应让人们误认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是无限的。把“人定胜天”推向极致，将使人类陷入生存困境。

　　环境文化强调，环境的权利与义务必须统一。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必须与对环境的修复相平衡。发达国家和高消费人口是全球资源消耗的主体，他们有义务承担起更大的环境责任。

　　环境文化强调，自由是对自然法则的遵从，受自然法则的约束。自由不是贪婪与放纵。人类有享受物质生活、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权利，但这权利只能限制在环境承载能力许可的范围之内。

　　在这里，相关的论述中心有三点：一是“人类是自然生命系统的一部分”而“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不可分离”；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制约着人与人的关系”而“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便是协调人类的社会关系，便是追求人类社会的和平与进步”；三是“自由不是贪婪和放纵”。简而言之，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自身（内在的）三种关系准则，应当成为环境文化和生态文明的主题。

　　我们不妨再引述童大焕先生的观点，加以说明。他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它的建设及优化发展，必须跨越三重境界：

　　第一重境界，是努力实现公民环境权利平等。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最终将是导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矛盾冲突的导火索。现在，工业环境污染的负担不成比例地落在了贫困的农村人口身上，在“世界工厂”的旗号下，污染的成本不由得利者承担，而由地方百姓承担，地方百姓未必增加了就业机会，而地方增加的那点财政收入也许远不及环境破坏和污染的损失。这实际上相当于少数人向多数人征税，而且是不入国库只入极少数人腰包的税，同时也是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征税。

　　因此，环境问题本质上是社会公平问题。必须从法律上确认公民的环境民主权利和环境损害巨额索赔权利，否则，普通公民的环境权利得不到保障，一些企业和官员“我走后哪管洪水滔天”的短期行为导致的环境破坏和污染就会越来越严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紧张而非和谐的关系就难以避免。

　　生态文明的第二重境界，是人与自然和平共处、平等相待的境界。生态文明并不要求人类做清心寡欲的苦行僧，不主张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它首先强调以人为本原则，但它同时反对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文明认为人是价值的中心，但不是自然的主宰，人是“万物之灵长”，其智能必须促进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最近有一条来自美国的新闻令人注目：因为一个白头鹰巢，美国温特斯普林斯市一项耗资8亿美元的大型建筑工程被迫停工，因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鹰巢周围600英尺（约183米）以内不得有任何大型建筑工程。另一个事件是：不久前，德国德累斯顿一座635米长的钢铁大桥，让一种4厘米长的珍稀蝙蝠给弄下了马。这些，都是强调人与自然和平相处的例证。

　　生态文明的第三重境界，是适度消费、环境共生的城市文明境界。如果说由工业生产导致的污染和环境破坏可以轻易转嫁给穷国和穷人，那么，由不合理的消费欲望的膨胀带来的环境污染却不问贫富贵贱，人人都必须共同承受。最典型的就是城市的汽车拥堵和尾气污染。小汽车的消费欲望得不到有效遏制，未来所有的城市都将可能成为巨型停车场和“毒气”弥漫之地。大力发展公交和倡导乃至用政策和法律去规范小汽车的节制使用，是未来城市文明和汽车文明的必然生态。

　　童大焕先生所说的这“三境界”，其实是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平等、公平、正义、进步关系的深化，以此来提升人生品格和推经社会文明。这些论断，显然与佛教生态观是十分吻合的。

　　佛教的思想对维护生态平衡的意义，已经引起世界上有识之士的倡扬。在世界维护与推动保护生态平衡的活动中，有佛教和广大佛教徒的贡献。全世界几亿佛教徒身体力行，维护生态平衡，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社会文明。不少佛学家积极阐释佛教理念，唤醒人类的善行。佛教众生平等和因果相依以及建立人间净土等思想，是对各种生命价值和实质的深刻体察，富有深邃的生命伦理意义，对完善现代生态平衡理念具有实际作用。这早已引起人们的重视。日本著名佛学家池田大作的系列著作，特别是他与汤因比的《展望二十一世纪》、与贝恰的《二十一世纪的警钟》等对话录，通过佛教与东西方多种文化理念的对比分析，充分肯定了佛教思想对保护生态平衡的突出价值。他们通过佛教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革命”等思想的分析，基本上勾画出了“佛教生态观”体系。

　　池田大作自不待言，极力提倡佛教“依正不二”等思想，作为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汤因比等人也非常赞同以大乘佛教为代表的生态平衡观念。他们都认为，因为人类的贪欲等非理智的错误的行为，侵犯了自然的尊严，最终还是通过自然环境的恶化反过来侵犯了人类自己的尊严，两败俱伤。因此，他们认为，佛教的有关理念应该被人类普遍地接受。

　　当然，佛教并非现代意义的生态学，它的博大精深的宗教理念具有多层面的涵义。佛教重在人类解脱的精神境界，从直面人生现实的缺陷着手，透过现实的迷雾，探索心灵的脉络，最终体悟世界的真如妙理，拯救众生，改善社会，圆满人生。因此，佛教把生态平衡的根源最终归结到人类心态平衡。人类的生存危机，来自于对生态的极大破坏，来自于对其他生物的毁灭性侵害所造成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根源于人类的心态危机与心灵污染。人类如果不放弃自己的极端自私、贪婪、冷酷、残暴等丑恶的心行，及早切除贪、嗔、痴等心灵之癌，那么，在毁灭其他生命的同时必将走向自我毁灭。因此，维护生态平衡的根本就在于人心灵深处的革命。强调人类心灵的净化与精神的改造，这正是佛教生态观的突出特点。

　　人类也只能从心灵深处根植爱的种子，才能有春华秋实。正如埃德加?莫兰等在《地球?祖国》中所说的，“我们只有认真了解了天空才能扎根于大地。我们只有认真了解了地球才能使生命扎根于地球。我们只有认真了解了生命才能扎根于生命。”同理，我们只有了解了生命，才能培育出爱心，只有拥有了爱心，才能热爱生命，才能不伤害任何生命。如果我们对包括自身在内的一切生命个体都保持平等和爱恋，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么，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