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寺佛教史略
　　肖 雨
　　南山寺，在元代时谓大圣佑国寺；到明代时，谓大圣佑国禅寺；清时，则谓南山极乐寺。为什么呢?光绪三年(1877)李自蹊的《南山寺碑文》说：
　　抑知佛生西方净土，其国日极乐世界。兹则释迦牟尼佛原迹古刹，琳宫梵宇，十方衲子登临皆清凉极乐。诸佛云集，众祖来临，罗汉湛寂，圣僧圆常。南山有台，北台有莱，乐只君子，施舍资财，故日万圣佑国南山极乐寺也。
　　李自蹊居士和其师父普济和尚认为，南山寺是五台山的一个形胜之地，是僧才辈出的古刹琳宫，衲子登临其境皆清凉极乐。所以称为万圣佑国南山极乐寺。略称南山寺。
　　南山寺镶嵌在台怀镇南2．5公里的案山半麓，由上而下依次由万圣佑国寺、善德堂和极乐寺三部分组成。以其山在台怀镇南，寺坐落在其山之上，故谓南山寺。
　　南山寺背倚案山，面临清水河，海拔1700余米，居高临下，视野十分开阔。站在佑国寺的平台上，近可看见台怀地区的梵仙山、寿宁峰、菩萨顶和黛螺顶等四峰；远可望见五台山的南、西、中、北四台，故称这一平台为望峰台。因此说，它是欣赏五台景光的形胜之地。不仅如此，该寺周围又是青杨婆娑，花草茂盛，松风飕飕，香气飘溢。空气清新，环境幽雅，还是一个坐禅习定收效甚高的理想之地。因此，很早就被明王圣僧视为一个修禅栖真的宝地。
　　皇帝敕建的华严道场
　　在光绪九年(1883)李自蹊撰的《南山寺碑文》中说：
　　南山寺建在梁代之间，唐、宋、元、明累代补葺重修。元时，大承天护圣寺住持、崇禄大夫、司徒广公真慧国师重创建焉。
　　梁代，当是天监元年(502)萧衍代刘称帝的梁国。建国初期，它的疆域和南齐后期相同；一度还乘北魏衰乱向北有所扩展，可惜在侯景动乱之后丧失殆半，长江以北沦于北齐，巴蜀、襄、樊沦于西魏。中经四帝五十六年，于太平二年(557)十月为陈所代。南朝梁代时候，当为北朝魏壳时代。魏齐时代是五台山佛教发展的第一个发展时期，于五台山的案山建寺当在情理之中。可惜，南朝梁的疆域未达五台山地区，要建寺宇也是魏齐所建，而且也是修禅栖真之流的茅蓬兰若。因为唐宋遗留下来的资料中，也未见到它的名字。尽管如此，南山寺也不失为五台山古刹精蓝的称誉。
　　《元史》卷十八《成宗本纪》一载：
　　元贞元年闰四月丙午，为皇太后建寺于五台山。以前工部尚书涅只为将作院使，领工部事；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使宋德柔为工部尚书，董其役；以大都、保定、真定、平阳、太原、大同、河间、顺德、广平十路，应其所需。
　　元贞，是元成宗铁木耳(1265——1307)的年号。成宗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孙子、裕宗真金的第三子，母亲为徽仁裕圣皇后弘吉烈氏。成宗在位期间(1294——1307)，遵循世祖成宪，崇佛敬僧，建寺幸山，敕赐金帑，大作佛事，祈佛佑祚。
　　《佛祖历代通载》卷第二十二载：
　　元世祖忽必烈向栋坛主云：“何处为最上福田?”回奏日：‘‘清凉。”帝云：“真佛境界，乃建五大寺为世福田。”
　　元世祖忽必烈认为，五台山是“真佛境界”、“最上福田”，宜当建寺度僧，护持发展佛教，以利团结信众，绥靖汉人，维护大元帝国的统治。所以，早在至元元年(1264)就下诏五台山：“官民人等，不得侵暴。”(《清凉山志》卷四)，保护五台山文殊道场。次年，他又“造经一藏，敕送台山善住院，令僧披阅，为福邦民，十二佛刹，皆为葺新”(同上)。至元九年(1272)正月，他又“敕燕王遣使持香幡祠五台兴国寺”(《元史》卷七《世祖本纪》四)。至元十六年(1279)，又令“五台山作佛事”(《元史》卷十《世祖本纪》七)，为国祈福。鉴于他建寺度僧，拈香礼佛，大作佛事活动，耗费了刚刚建立起来的大元帝国的不少钱财，就引起了李元礼等大臣的劝谏。所以，《佛祖统纪》卷第四十八说：世祖。尝以五台绝境，欲为佛寺而未果”。在五台山没有兴建寺宇。佛教是蒙古人民信奉的宗教，五台山又为世祖所倾心敬仰，因此。成宗刚一登基，便继其遗志．也为报答母亲徽仁裕圣皇后的抚育之恩。遂下诏五台山兴建寺宇。在程钜夫《雪楼集》内的《凉国敏慧公神道碑》中说：
　　元贞元年建万圣佑国寺于五台，裕圣临幸赏白金万两。
　　《清凉山志》卷五还说：元贞二年(1296)，成宗皇‘‘帝幸台山”，瞻礼圣容，督工建寺，崇佛敬僧，“大加礼敬”“大元皇太后三诏不赴”的华严菩萨正顺。成宗皇帝是继北魏孝文皇帝以来巡幸五台山的第二位帝王，他的巡幸不仅仅是为了巡游名山，瞻礼古刹，为母亲徽仁裕圣皇太后督工建寺，更主要的是绥靖汉人，加强蒙汉团结，巩固其大元帝国的统治。《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一说：
　　大德元年。徽仁裕圣皇太后弘吉烈氏为兆民祈福而幸五台山。
　　由上可知，五台山万圣佑国寺是始建于元贞元年(1295)，落成于大德元年(1297)。它在成宗皇帝的关心与支持下，经过三年的大兴土木，建成了一座规模宏大、建筑华丽的梵宇琳宫。所以当徽仁裕圣皇太后来到五台山拈香礼佛时，看到为自己建造的这一万圣佑国寺时，就赏赐了设计监造该寺的尼泊尔著名的工匠阿尼哥白银万两。徽仁裕圣皇太后是中国历史上至五台山参观礼佛的第一位皇后，这就开了皇后幸台的先河。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正月，昭献元圣皇“太后幸五台山作佛事”(《元史·后妃二》卷一一六)，还有“高丽王璋从之”(同上)。同年二月，又有“皇太子幸五台佛寺”(《元史》卷二十三《武宗本纪二)。他们都至万圣佑国寺拈香礼佛，从事法事活动。延佑二年(1313)夏天，英宗皇帝的“皇妹大长公主”，又至五台山，还“游礼五顶，见大圆光中有七级浮图”(《清凉山志》卷七)。至治二年(1322)五月，英宗从燕京出发，“车驾幸五台山。六月丁卯朔，车架至五台山”(《元史》卷二十八《英宗本纪》二)，朝山拜佛，观礼灵迹，瞻仰了万圣佑国等寺。至治三年(1323)四月，他又令“五台山万圣佑国寺，作水陆佛事七昼夜”(同上)，修福累功，求佛保佑。并又敕修该寺，还敕建了大乘清凉戒坛，传戒后世。文宗致和元年(1328)十一月、至顺元年(1330)五月，两次遣使诣五台山万圣佑国诸寺作佛事活动，祈福安民。
　　总之，元代诸帝崇奉喇嘛。倾仰五台山。万圣佑国寺又是他们祈福延祚、大作法事活动的皇家道场之一。若按泰定帝敕建的殊祥寺的标准来看，佑国寺至少有僧三百人、寺田三百顷，当为五台山寺院经济颇好、佛事活动颇多的一座大寺。
　　《佛祖历代通载》卷第二十二载；
　　世祖尝以五台绝境，欲为佛寺而未果。成宗以继志之孝，作而成之，赐名大万圣佑国寺。以为名大寺，非海内之望不能居之，诏求其人于帝师逛罗斯巴。会师(指真觉国师——笔者)自洛阳来见帝师，喜日：“佑国寺得其人矣。”诏师以释源宗主兼居佑国。师见帝师以辞日：“某以何德猥蒙恩宠，其居白马以为过甚，安能复居佑国?愿选有德者为之。”幸怜其谚，以闻于上。帝师日：“不可，上命也。上于此事用心至焉，非汝其谁与居?此吾教所系，汝其勉之。”
　　真觉国师(1241——1302)，俗姓杨，名文才，字仲华，生于甘肃清水县，祖籍弘农(今河南灵宝县)人。高祖、曾祖以来，作官垅坻。父亲静义，金代时为清水县主薄。文才在少年时，父亲逝世，由母亲抚育成人。他聪明好学，无书不读。博览精研，尤邃性理之学。故元代念常法师赞其为：“约而为守，蔚而成文。辞气雅健如古作者，为人沈厚若不读书者。至与士君子谈，接其辞，辩其事，详其理尽。出入经史滔滔然若河汉之决，莫窥其诶。其讲授经论，得旨言外，不屑屑于名数。”(《佛祖历代通载》卷第二十二)他还认为：“学贵宗通。言欲会意，以意迁志为得之矣”(同上)。文字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学习经论，不要被名数所缚，而要领会言外之意，且要以意修心，指导自己的言行，才算得到了真正的知识。他还说：“不知支离，其知穿凿，其见愈惑，多歧不能冥会于道。”(同上)作学问要本末皆知，断见、邪见也知，才叫全知。因此，《通载>说他的著作是：“内据佛典，外援儒老，论譬取类，辞质不华，简而达诣”，可谓确评。其著作有：《悬谈详略》五卷、《肇论略疏》三卷、《惠灯集》二卷。现存《肇论新疏》三卷、《肇论新疏游刃》三卷。
　　文才法师是与元代的普瑞、圆觉、本蒿、盘谷、达益巴齐名的华严学僧。尽管他初隐成纪，筑室松间，行道修德，韬晦荒野，终因他道彰德高，得其华严奥旨，人们还是尊其为“松堂老人”，连元世祖和成宗皇帝都尊其为皈依师父。我们知道，佛教传入中国，始于洛阳白马寺，故称其为“释源”。元初，白马寺宗主圆寂，世祖遂诏其继之，故称他为“释源宗主”。大德元年(1297)，五台山万圣佑国寺落成后，经帝师迦罗斯巴的推荐，成宗又给他铸金印，署名“真觉国师”，诏其兼居佑国，为开山住持。可见，五台山的万圣佑国寺在元代时，是与洛阳白马寺齐名的大寺名刹。
　　真觉国师是元代著名的华严学僧，在佑国寺期间，他大演清凉之学，弘扬贤首宗旨，遂使万圣佑国寺也成了五台山著名的华严道场。这就促进了五台山华严宗的发展兴盛，也丰富了五台山的华严学。其特色是站在澄观、宗密和净源法师华严思想的基础上，把他们禅教一致的思想推向了趋于一心的新阶段；把禅定和念佛法门也纳入了华严学的教学体系，显示了禅、净、教合流的趋势；第三，他对《肇论》的疏释是内据佛典，外援儒老，见解圆融无偏，推动了儒佛道三教合流的进程。
　　真觉国师是元代著名的华严高僧，他的弟子有了性、幻堂，也是万圣佑国寺传弘清凉之学的双璧。
　　了性大师(?——1321)，俗姓武。号大林。幼年聪慧，好学不怠。初依安和尚，剃发受具，拜为师父。既游关、陕、河、洛、襄、汉，遍参当时的华严名德：柏林谭、关辅怀、南阳慈等诸公，精究华严玄义。后返垅坻，复参真觉国师，洞明清凉之学的奥旨。大德元年(1297)，随真觉国师来到五台山，居于佑国寺。协助真觉国师弘扬五台山的华严学。大德六年(1302)九月，真觉国师圆寂后，他便北游蓟燕，晦迹魏阙。因名闻四海，声达帝庭，遂被成宗诏居万宁寺。至大二年(1309)，为昭献元圣皇后建的普宁寺成，太后延请了性法师为普宁寺的第一代住持。是年正月，他率领该寺僧人接待了至五台山巡幸的昭献元圣皇太后和高丽王璋，举行了延寿普佛。二月，又接待了至五台山朝山拜佛的皇太子，也为其举行了隆重法会。延佑二年(1313)，他又接待了至五台山拈香典礼的皇妹大长公主。所以，他受到了皇太后、太子、大长公主的赏赐。但他从未骄傲自满，“尝日：‘予本以一介芯鲁蒙天子处以巨刹，惟乃夙夜弘法匪懈，图报国恩不暇，余复何求?”(《大明高僧传》卷三《五台山普宁寺释了性传》)谦虚谨慎，继师遗志，一心弘扬五台山的华严学，遂使普宁寺也成了五台山的一座华严道场。
　　了性大师不仅是一位精通三藏、专业华严的贤首高僧，而且也是一位“为人刚毅，颇负气节，不入城隍，不谒权贵，不令俯仰媚悦于人”(同上)的硕德耆宿。因此，在他于至治元年(1312)九月三日圆寂后，英宗还谥日：“宏教”。表扬他为国为民弘法利生的精神。了性大师在佑国寺和普宁寺一共住了十有余年，大演了清凉之学，弘传了贤首宗旨，为元代时五台山著名的华严高僧。
　　与了性大师齐名的华严高僧，还有幻堂讲主。幻堂(1272——1322)，俗姓康，名宝严，字士威，成纪人。少年时候，因遭散乱，偕弟金一同出家，剃发为僧，学习经论，求出世之道。每遇名德开讲，他总要往而听之问之，既要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他常说：“学而不思，思而不学，君子所忧。虽通其说而不通其宗，是学而不思也。岂称达者哉?况文字之学，守株象迹，惑于多歧，焉能涉同归之海、造圆顿之奥乎?”(《佛祖历代通载》卷第二十二《故荣禄大夫司徒大玉山普安寺住持幻堂讲主》)学问之事，就要问而学之，以博其趣，益致其思。后嗣真觉国师，传承贤首宗旨。以师承既高，见解益明。其心地湛如止水，莹若明镜。物我相形。辄影见于中，成了一位道高德彰的高僧。当真觉国师被诏居洛阳白马寺时，他与弟金也随住白马寺；当真觉国师又被诏居万圣佑国寺时，他们兄弟俩也随住佑国寺。当真觉国师圆寂后，他被成宗诏其为佑国寺的第二代住持。后来，他又被太后诏为大玉山普安寺的住持，而他的弟金也为高行之僧，遂被诏为佑国寺的第三代住持．并继其法席，弘传华严奥旨。后迁普安，补师之位。至治二年(1322)，幻堂讲主谢世，葬于东封谷口，建塔祀之。
　　佑国寺的第四代住持是弘教大师。弘教大师(1271——1337)，俗姓张，名慧印，陕西下弁(今南郑县)人。父名光，母魏氏。大师从小就明敏好学，八岁上从本乡张先生学习孔氏之书，后依永昌寺真慧大师出家为僧，接着便从草堂忠公、久道常公和月岩称公学习释氏之法。在此基础上，大师遍访名德，参学经论。先至河东普救寺从月公学习圆觉了义，继至河南白马寺从大慧育公学习华严圆极之教，又至许州从栖岩益公、洛阳意公学习唯识诸论。二十五岁上，又从论师心崖和尚学习因明等论。二十八岁上，复从大通寺验公学习《华严大疏》。三十岁上，居于太行之阿，修行一相三昧。七年功夫，方得根尘虚静。四十九岁上，又从帝师受秘密法。还从上士僧吉学习《六支秘要》。五十六岁上，再从上土管加受《时轮》和《六支秘要》之法。广学经论，显密皆通。
　　弘教大师三受资戒，律仪威严。早在鄢陵会上，就从五台山真觉信明律师受芯刍戒。二十三岁上，又于鄢陵受具足戒。二十四岁上，复从律师秀公受四分律仪。二十五岁上，又于景德重资大戒。以戒为首．对律学也有颇深造诣。
　　弘教大师嗣法于栖岩益公，承教于真慧广公，道得于多和温公和栖岩益公。因此，在二十余岁上知名于时。所以，早在二十四岁上，就于百师会上升座说法，且咸称第一。三十岁上，受僧录频云之请讲演唯识等论。总之，前后受请讲解《华严》、《圆觉》、《楞严》、《因明》等经论十余次，遂名震于世，达于帝庭。皇庆元年(1312)，承皇太后之命，于京师安国寺讲解《华严义疏》。次年，又于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闪电河北岸)海宝寺讲解《华严玄谈》及《甘露疏》；还在启明堂讲解《圆觉》和《弥勒上生》二经，遂受到仁宗、英宗及其皇室的尊崇，英宗还令太子贵人从师受菩萨戒。皇庆元年(1312)，仁宗还诏师于弘法寺储校诸经钞疏。至治元年(1312)，英宗也诏师于大承福寺储校藏经。对佛典的整理做出了较大贡献，益取得了帝后的宠信。皇庆二年(1313)，仁宗及皇太后还命其为五台山万圣佑国寺的长讲法王。延佑元年(1314)，又诏师为万圣佑国寺的住持，讲说秘奥。为国延鱳。至治二年(1322)六月，英宗至五台山巡礼，由师陪驾，游历了五台诸寺，亲承所问，对答如流。当帝至南台时，目睹了庆云流彩，身光焕影。帝益高兴，即命师记事．刻之贞石。还命师统管五台山佛教，并赐币五千缗、文殊像一、七宝数珠一束，帛也有加。至治三年(1323)，英宗又遣宗室益不花太子至五台山佑国诸寺举行华严法会，还命师代上行香，加赐御酒。泰定二年(1325)，当帝师至五台山参观佛时，还施于大师衣帽、钞币、白金五十两。至顺元年(1330)五月，文宗登极，对师益加崇奉，遂授师荣禄大夫、大司徒，银印一品，加赐金帛，还令师为京师(今北京市)大承天护圣寺住持，并于仁寿殿面谕：“而今而后，或有教门之事，汝可面奏。”至元五年法洪撰的《故荣禄大夫大司徒大承天护圣寺住持前五台大万圣佑国寺住持宝云普门宗主广慧妙弁树宗弘教大师印公碑铭》，予师特大殊荣。弘教大师在佑国寺演法弘教十有六年，受到仁宗、英宗、晋宗、文宗四代皇帝的尊崇和支持，这就促进了佑国寺乃至五台山佛教的发展，也大大提高了佑国寺的知名度。
　　在大元至元五年大万圣佑国寺住持智安为其师立的《故荣禄大夫大司徒大承天护圣寺住持前五台大万圣佑国寺住持宝云普门宗主广慧妙弁树宗弘教大师印公碑铭》中说：
　　佛氏之教，经莫大于《华严》，论莫奥于唯识，律莫详于大《四分》，至于百法穷法相之本，因明著立破之规，此而通则三藏殊文思过半矣。公之于佛以学以行，可谓博文绚礼者。
　　弘圣寺住持、释源宗主法洪大师认为，弘教大师之于经律论三藏之学行，可谓博文绚礼。因此，他受到四帝一后的尊崇。其中，文宗不仅敕封他为“弘教大师”，还对他的三位老师栖岩益公、多和温公和真慧广公等封为“栖岩国师”、“多和国师”和“真慧国师”，师以子荣，可谓孝矣。弘教大师以道行闻名于世，所得布施和御赐财物．从未当作私有，而是用以创造了两座寺庙：五台山普门寺、大都宝云寺。师之一生弘法利生，布道度人，门人弟子有二百余人．其中智安、了资、道佑、法贤、法量等为其上首。而高足智安继承师志，大力弘法，还接任了佑国寺的住持。师之德行犹如其“弘教祖师灵骨塔”一样，高高屹立于五台山西山之麓，万古流芳。
　　总之，元代时的万圣佑国寺与唐代时的大华严寺一样，都是当时著名的华严道场。
　　钦差敕建的禅宗丛林
　　万圣佑国寺自大德元年(1297)建成之后，曾于元文宗至顺三年(1 332)．由大承天护圣寺住持、荣禄大夫、司徒广公真慧国师重建。后到明代嘉靖二十年(1541)时，有法亨禅师又纠工重修。法亨禅师，俗姓贾。名茂谟，直隶真定府晋州(今河北省保定市)南庞社鲁家人。弱冠之年出家于留箭过营寺，从如清师父受业，学习《巾瓶尼经》。数载之后，以觉空门虚生浪死，有愧于十方檀那，遂至台山，瞻礼五顶。于南台见五色祥云、金灯、佛光，自觉身心觉照，顿见本性。他为抱佛恩，发愿募化修寺，结果得到山东东昌府高唐县信士吴守贵等一大批善信檀那的布施，还得到钦差大圆照寺弘慈翊教国师高庵和钦差五台山兼管番汉一带寺院僧录司左觉义明玄等五台诸寺的方丈、住持、硕德、耆宿等的大力支持，纠工重修了佑国寺。因他是禅师，又是重修该寺的功臣，所以他就成了该寺的禅宗祖师。从此．佑国寺这一华严道场也就变成了五台山的一处禅宗丛林。
　　五台山是文殊菩萨道场，宋元时代就传入了藏传佛教。到明代时，又有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在五台山兴建了黄教寺庙，住上了藏传佛教的僧人。从此，五台山就成了内地的一处汉藏佛教圣地。换句话说，五台山成了汉、满、蒙、藏、土等东方各民族的信仰中心。所以，在入清之后。清代的统治者为了绥靖蒙藏，抚慰汉人，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大清帝国的江山，就特别尊崇五台山，多次巡幸五台山。其中，康熙皇帝五次，雍正皇帝一次，乾隆皇帝六次，嘉庆皇帝一次，计一十三次。他们不仅敕赐给五台诸寺金银财宝、法物，而且也敕建、敕修了不少寺庙。其中，黄庙多达二十五所，喇嘛也达六千余人。还经常举行法会，传戒讲经。这就推动了五台山汉藏佛教的发展。当然也促进了万圣佑国寺佛教的发展。
　　乾隆年间(1736——1795)，高宗“因感菩萨之显佑，国泰民和”(光绪十八年刘维藩的《钦命五台山敕建万圣佑国南山极乐禅寺碑记》)，就下诏佑国寺“敕禅寺重修”(同上)。于是，就在奎衷和尚的主持下。对万圣佑国寺的殿堂楼阁、禅房戒坛进行了全面修复，并对其佛菩萨罗汉等圣像也进行了补塑彩绘，遂使年久失修的万圣佑国寺又成一座雕梁榱栋、圣像庄严的崭新寺庙。同时，佑国寺在奎衷禅师的严格管理下．僧人们恪守清规，广求正教，伏案诵经，坐禅习定，法炬常明，犹如鹿苑鸡园，静听梵音，赛过鱼山鹫岭，真可谓一片人间净土、蓬莱仙境，佑国寺佛教得到了恢复、发展、兴盛。
　　佛教认为诸法无常．任何一法都有一个生、住、异、灭的过程。至于其过程的长短，这也是由诸种因缘决定的。要想其长，就得加强保护，经常维修尽量减少自然灾害的毁坏和人为的破坏。佑国寺自乾隆年间(1736——1795)高宗敕修、奎衷住持复兴以来，又经过了半个世纪的不同程度的毁坏，所以至道光十年(1830)，在玄化和尚的住持下，又对其进行了“补葺”(光绪九年李自蹊撰的《南山寺碑文》)。所谓“补葺”，就是补修治理、维护加固。经过这一次的保护维修，佑国寺又恢复了当年风采，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佑国寺这一僧才辈出的宝寺，又培养出了一位道衍四禅、传法三戒、九根无碍、十行圆满的高僧——仁山和尚。所谓四禅，就是色界中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以禅为禅那，意为静虑，故亦名四禅定、四静虑。它的特点是已经离开了欲界的感受，而与色界的观想、感受相应。修习此禅，人的心理活动就会逐渐发展形成不同的精神境界。进入四禅天，就达到了意念和舍受相应的程度。所谓九根，就是信、勤、念、定、慧、意、乐、喜、舍等根。九根无碍，就是说仁山和尚已经去掉了烦恼障和所知障，已认识到了诸法真谛。十行，就是菩萨修行的五十二位中的第二十行至第三十行，即欢喜行、饶益行、无嗔恨行、无尽彳=、离疾乱行、善现行、无著行、尊重行和真实行。修此十行，可以厌有为、求菩提、满佛德、度众生、求实际、证真如，为众生尽做善事。可见，仁山和尚是一位禅密兼修的道高德圆的高僧。正因如此，他就承嗣了佑国寺的住持，又开了大乘清凉戒坛，受三戒，度徒众，法流后世。常言说：“名师出高徒。”佑国寺的僧众在仁山和尚的带领下，多是学有所得、行有所成、德有所圆的高僧。如圣福和尚就是一位继禅灯于佑国，称领袖于沙门的著名禅师、高僧，也是佑国寺的又一位学行圆满、德高望众、领导有方的好住持。在其任职期间，于咸丰六年(1856)与弟子教心及其合寺僧人一起“亦添功修”(同上)理了佑国寺。同时，还培养出了一位大名鼎鼎的嗣法弟子普济和尚。
　　普济和尚(1850——1912)，俗姓李．名德胜，直隶宁晋县(今河北省宁晋县)庞庄村人。父名韶之，勤劳智慧，家境殷实，教子有方，遂使聪明伶俐的得胜从小就上学读书，学下了不少知识。同治年间(1862——1874)，得胜弃笔“投营，忠勇为国，屡著战功，历蒙钦命‘河南抚提部院’、‘会办宁夏防剿事务’、‘广东陆路提督’和‘蓝翎守备”等职，为大清帝国的六品军政要员。同治十二年(1873)，以父母年迈染疾，请假回家养亲，不幸父母相继去世。一方面，他深感人生无常；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清廷的腐败和官场中无休止的勾心斗角，遂无志功名，便于光绪元年(1875)来到了五台山观光寺庙，礼拜文殊菩萨。因闻圣福禅师盛名，仰慕他的道恒，就皈依了南山寺的住持静玉圣福禅师，法名教化，法号普济。从此结束了他的行武生活，开始了青灯伴黄卷、跏跌习定心、一心念佛号、精进觅菩提的和尚生涯。光绪七年(1881)，他至京都(今北京)法源寺，从静函寿公受了具足戒，呈明抚提部院存案，正式离开了腐败堕落的官场，遁入了清净幽雅的空门。经过几年的诵经习定、修心养性，终于达到了“一尘不染、二谛堪融、定入三摩之地、慧开四结之中。焚五香而清五浊，去六欲而得六通”(光绪十八年刘维藩《钦命五台山敕建万圣佑国南山极乐禅寺碑记》)的境界。这就是说，普济和尚经过几年的勤学苦修，已经掌握了佛教的基本理论，去掉了掉举心、散乱心、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和色欲、形貌欲、威仪欲、语言音声欲、细滑欲、人相欲，将欲结、嗔结、痴结、利养结等烦恼转变成了菩提般若，进入了三昧定地，见到了自己那颗本来具有的清净不昧的灵知之心，获得了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漏尽通，达到了三乘菩萨的境界，遂荣任了万圣佑国寺的住持。之后，他开始登坛说法，传戒授徒，鼎新寺字。据光绪十一年智彻禅师的《钦命敕建五台万圣佑国南山极乐寺传戒碑记》说，在光绪十年(1884)夏天，普济和尚就举行了为期108天的盛大法会。此间，首先举行了检阅《大藏经》的尊经礼拜万佛法会，次又登坛说法，他“普心度众，以慈悲为本，方便为妙，念佛为主，修道为善”，这就是他的法旨。其特点是：禅教一致，禅净双修。第三，举行了传戒法会，为善男信女传授了五戒和菩萨戒。其传法门人有日丁、日喜、日宽、日城、日昌、日道、日漓、日淳、日乘、日来、日林等12人，传戒弟子有比丘僧，比丘尼、贰又摩那、沙弥僧、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等七众200余人。第四，还为佑国寺立下了“一半子孙，一半十方，在者不近，外来不远，共成佛道，为大善事”的清规。从此，佑国寺就成了一个禅净双修、子孙和十方同住的道场。
　　在光绪九年李自蹊《南山寺碑文》中说：
　　光绪三年，本兰教化和尚发大愿力，奋然一新，大闻宗风。
　　其实，普济和尚自来到佑国寺后，就看到该寺规模不大，远远不及五台山的显通、塔院和菩萨顶等寺院。他想师父圣福禅师看得起他才让他嗣法荣任了佑国寺的住持，合寺僧众也冀望他振兴祖庙，大弘佛法。于是，他就发大心，下大力，决心依靠善信居士的布施，鼎新祖庙。他不负众望，决定亲自外出募化，筹积资金。去哪儿募化呢?他“深思远虑”、多方斟酌，觉得内蒙、外蒙、青海、西藏一带，黄衣僧居多；新疆、甘肃、宁夏，伊斯兰教盛行；江南寺院很多，已满足了当地信众的信仰要求。这些地方都不宜去募化。“再四思维”，他觉得东北三省地大物博，人心信佛，也无别的教派传播流行。于是，他便去“叩佛发愿”，“兴修禅寺，募化浩大工程”。结果，他就到河南、河北、山东和东北三省诸地弘扬佛法，募化布施。当他到达东北之后，“人民跪道欢迎，争听活佛讲道。不多几年，度就许多善人，化了许多布施。回到台山，大兴土木，建筑寺院”。“至到现在，东省善人不知其数，来修寺院者有之，送来布施者有之，在该处设法募化者也有之”。“南山寺以外，如古佛、普济、金阁、龙泉、清凉、尊胜、普化、灵峰、万佛洞等各大寺院兴工修理者，亦是普济活佛度来之善人”，姜福忱就是民国年问继续修建南山寺的一位东北善人。于此，人们不尽要问，普济和尚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能量呢?这是由于普济和尚在出家之前就为“钦命抚提部院”、“蓝翎守备”，为清廷内部有权有势的军政要员，本来就身名显赫，与清廷内部的官员乃至东北三省的官员都过往密切；出家之后又学得了不少佛教知识，修得了颇高功夫，获得了辩才无碍的口才；再加之光绪十八年(1890)，慈禧太后召见他时，赐予他“真如自在”的御笔，夸奖他修持有道、悟得本性，解脱了烦恼，获得了自由；他又利用御笔，制成拓片，广泛传散，也为他扩大了影响；且当时正值清季，国政腐败，外侮内乱，处于苦难深重之中的人们在自力保护不了的情况下，就转向了教门，求佛菩萨保佑。所以，东北人民就对普济活佛顶礼谟拜，布施钱财，皈依佛门。因此，普济活佛在不到二十年的僧涯中，就度就了百余名弟子，教化了亿万名善人。募化了亿万布施，赎回了小车沟的斋田房屋，又置下了斋田、租庄六、七处，修建了大小寺院一十八座(上述12座和海会庵、沐浴堂、车沟寺、日照寺、护国寺、法华寺)。其中，佑国寺的鼎新、善德堂和极乐寺的新建，乃至于三寺的合三归一，总称南山寺，都是得之于普济和尚的威望、能量及信众对他的支持布施。在《李相之游记》中说：普济和尚“早起迟睡．勤俭朴实，如有暇时，就读经念佛，讲道说义”。他“昼理事务，夜不卧床，少言语，如愚如痴，不看经典，问之皆明”，诸熟佛法，严持戒律，是南山寺乃至于五台山的一位道高功著、德厚望众、名闻遐迩的高僧。
　　普济和尚是南山寺的一位著名高僧，也是南山寺的一位大阐宗风的祖师。一生弘法利生，度就百余名弟子。其中，著名的嗣法弟子有隆法和尚。隆法和尚，俗姓胡，名治国，徐州宿迁县人。咸丰年间(1851——1861)就久事戎行，多著战功，特蒙恩赐五品花翎守备，为清廷的显要军政官员。光绪五年(1879)，着补副将，后又提升为总兵，易名哈齐得阿巴鲁图。以功成名遂，身退行武。闻五台山普济和尚芳名，遂赴山拜谒，一见倾倒，便皈依为僧，法名隆法。自此弃职归山，奏明在案。遁入空门，一意修行。“身家不恋，名利难萦。慈航渡苦海，慧剑断尘情。悟七心之尽妄，扫八垢而皆空。显菩萨之灵感，成师徒之善行”(光绪十八年刘维藩《钦命五台山敕建万圣佑国南山极乐禅寺碑记》)。这就是说，隆法和尚已悟得了眼、耳、鼻、舌、身、意及意根都是因缘和合成的认识器管，其本质是空的；且已去掉了置买田地、种植栽培、贮聚粮食、畜养奴婢、畜养群畜、藏积金银钱宝、藏积雕镂等物、藏积釜镬等秽垢，斩断了情尘名利，去掉了烦恼．悟入了空谛，成了普济和尚的嗣法门人和南山寺的住持，代师行化，阐扬宗风，推动了民国年间南山寺佛教的发展。
　　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变，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狼子野心，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奋力抵抗，展开了历时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反对侵略，保卫祖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神圣义务。五台山的僧人响亮地提出：“我们出了家，但并没有出国”的口号，而南山寺的僧人积极响应，有的脱去僧衣，穿起军装，自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拿起枪杆，扛着大炮，奋勇向前，抗击日寇的侵略行径。留寺僧人也义愤填膺地自觉自愿地组成了僧人自卫队，配合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打击日本侵略者，保卫五台山佛教圣地，发扬了五台山佛教历史上形成的反对侵略的优良传统。他们机智勇敢、灵活机动、不怕艰苦、不怕牺牲，为国为民为了一片文殊净土，奋力拼搏，英勇杀敌，谱写出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南山寺的原任住持——慈音和尚就是这样一位具有爱国爱教思想的僧人。
　　艰苦卓越的八年抗战，赢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反对封建统治的三年解放战争，取得了1949年的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全国人民当家作了主人。南山寺的僧人也和全国人民一样，翻身作了寺庙的主人。他们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指引下，积极办道，保护文物古迹．生产劳动．自实其力，过上了民主自由的农禅并举的正常的宗教生活。不幸，在“文革”期间，佛教被看成了迷信，僧人被当成了牛鬼蛇神，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斗。有的被迁送回家，进行劳动改造；有的被虐待致伤，身心受到一定摧残；有的被致于非命，含冤死去；甚者在破“四旧”的冲击下，一些寺院建筑和佛教的造像艺术等文物古迹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和流失；一度时期，不少寺庙也终止了宗教活动。南山寺也不例外，遭到了一次浩劫，佛教处于了式微阶段。1976年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邦”，打破了锢在人民头上的左倾枷锁，精神获得了解放，焕发出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积极热情，生产蒸蒸日上，国民经济开始好转。特别是在1979年党的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之后，进行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平反了“文革”中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全面贯彻落实了党的宗教政策，请回了离开寺庙的僧人，开始了正常的宗教活动，僧人们又过上了民主自由的丛林生活。南山寺佛教也和全国的佛教一样，又开始了恢复发展。1981年．出家于金阁寺的慈音和尚被五台山佛教协会安置到了南山寺。1982年，他担任了该寺住持，立即动手修理寺庙。他充分利用了国家拨得50万元的修缮费，修理了大雄宝殴、天王殿、千佛殿、南楼、西楼和三十余间禅房僧舍，并补塑、新塑、彩绘了佛菩萨罗汉等圣像，遂使南山寺又呈现出一派庄严肃穆、清净幽雅的气象。与此同时，他又加强了寺庙管理，严格了清规戒律，狠抓了佛教文化教育和僧德道风建设，培养了一批有知识、有僧德、有威仪、有专长的青年僧人。他的弟子汇冲、悲善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不仅是南山寺临济宗的嗣法门人，而且也是南山寺佛教音乐的继承人和传人。
　　中国的佛教音乐分成南北两派，五台山的佛教音乐属于北派，以其源远流长，演奏合法，动听晚耳，曾被誉为中国北方佛教音乐的代表。五台山的佛教音乐又分为青庙音乐和黄庙音乐，而南山寺的佛教音乐属于青庙音乐，以其佛乐僧才济济，吹拉弹唱合曲入谱，故被誉为五台山青庙音乐的典型。这是南山寺的特色，也是它的优势。所以，慈音这位南山寺佛教音乐的传人，还举办了“五台山禅门佛事音乐培训班”。他亲自上课讲授，亲自吹奏演唱。还指导青年僧人整理佛曲唱词．从而为五台山培养了一支年青的佛教音乐队伍。这是对五台山佛教音乐的继承发展。慈音和尚功德大矣。1994年，他因年高体衰退居到了二线，将其住持之职也让给了他的弟子汇冲，但他仍然关心、指导着这一支年青有为的佛教音乐队伍。目前，南山寺的年青住持汇冲，正在原寺耆宿灵琰老和尚的传邦带下，迅速成长。南山寺将在新老和尚的通力协作下，愈办愈好。既阐宗风，又弘佛法，还要大力传扬五台山的佛教音乐，让其高高飘扬在巍巍的文殊圣地五台山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