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肇生平考辨
刘成有
僧肇是我国东晋时代关中著名的佛教理论家、鸠摩罗什的著名弟子，后世尝以什、肇并称，足见其地位之尊、影响之大。僧肇的传世名作《肇论》，思想深邃，思辨性极强，而且文辞优美，颇为后代僧俗文人所推崇。尽管僧肇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却领会了魏晋玄学的存在本质论，学会了鸠摩罗什传译的龙树系中观空宗的哲学思辨，并且又“不落两边”、“不离两边”，将二者加以融汇贯通，创建了带有中国特色的一整套佛教哲学体系，从而把中国佛教哲学理论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的思想在中国佛教史和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关于僧肇的研究，到目前为止，我个人认为，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生年有公元374、384年两种说法；师事鸠摩罗什的地点有“姑藏”，和“长安”两种记载；对《宗本义》和《涅槃无名论》的真伪也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至于僧肇的思想核心如何，其思想前后是否一致等问题，都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为全面把握僧肇的思想实质，从其生平活动入手，开展进一步的研究，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下面拟就其生平活动和著述情况略作考辨，敬请方家指正。
一、生年、卒因考
关于僧肇生平活动的介绍，主要见于南朝梁代慧皎的《高僧传》卷七和僧佑的《出三藏记集》卷十四。这些著作中均未明确记载僧肇的生年，但《高僧传》中有“晋义熙十年卒于长安，春秋三十有一矣”的说法。这是整部《高僧传》中用以说明人物生卒年的通用格式。晋义熙十年，即公元414年。据此，后人推知僧肇出生于公元384年。对这一点，一千多年来并无疑议。直到本世纪四十年代，日本著名的佛教史专家塚本善隆撰《(肇论>在佛教史上的意义》一文，认为僧肇的生年应当提前10年即公元374年。其主要理由是：从僧肇的佛教学业基础和跟随鸠摩罗什的时间来看，他死时31岁太年轻了；再者，古汉语中四十作“卅”后人辗转误抄而成“卅”，也是有可能的。显然，这一说法是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但影响很大，就连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中也以两种说法并存。因此，对这一问题就需要详加辨证，因为它对于弄清楚僧肇的思想很有帮助。要知道，十年时间，对于一般人来讲或许无关紧要，但对于象僧肇那样的“法门龙象”来说，意义可要大得多。
慧皎《高僧传》中说僧肇“及在冠年，而名振关辅。”“冠年”即二十岁。若僧肇出生于公元374年的话，则此事当发生于公元393年左右。而此年，姚苌病死，姚兴于次年即帝位。姚兴此人，一生酷爱佛教，从后来他对待鸠摩罗什的态度来看，如果僧肇果于公元393年“名气大振”的话，那么在此年至罗什到达长安这段时间内，姚兴当有所表示。但关于这方面的记载，至今还没有人发现。如果假设僧肇出生于公元384年的话，则“冠年”当为公元403年左右，此时罗什已到达长安(401年12月)一年有余，僧肇从学，又加上自己原有的玄佛功底，此时“名振关辅”的可能性很大。况且，在这一年的“四月二十三日”，罗什始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僧肇从学，佛境日进，及该经于当年“十二月十五日”译完后，僧肇就把翻译时所听的体会，写成了《般若无知论》一文，并呈送给鸠摩罗什，深得罗什的赞赏，评日：“吾解不谢子，辞当相挹。”肯定僧肇对于般若的理解符合自己的看法，而且文辞优美。“名振关辅”，很可能指的就是这件事情。
其次，僧睿(罗什主要弟子之一)在《大品经序》中称，罗什在逍遥园“手执胡本，口宣秦言，两释异音，交辩文旨。秦王躬览旧经，验其得失，……与诸宿旧，义业沙门：释慧恭、僧契、僧迁、宝度、慧精、法钦、道流、僧睿、道恢、道标、道恒、道惊等五百余人，详其义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在上述所列的“义业沙门”中还没有僧肇。由此可以推知，到公元403年四月罗什开始翻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时为止，僧肇尚属无名之辈，该年底他因《般若无名论》一举成功而“名振关辅”，是非常有可能的。两相比较，把僧肇的生年定为公元384年这一传统的说法，似乎是无可怀疑的。
最后，关于僧肇的死亡原因，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北宋真宗景德年间道源编著的《景德传灯录》卷27中记载僧肇为秦王所杀，还录有僧肇临刑时所说的偈语一首：“四大元无主，五阴本来空，将头临白刃，犹似斩春风。”并记载“肇被杀时，乞七日假著《宝藏论》。”世人多以为此说不可信，如《御选语录》中说：“典刑之人，无给假著论之理……偈非师作，盖讹传也。”况且宋朝的晓月在《肇论序》里说：“作《宝藏论》，进上秦王，秦王答旨殷勤。”这就是说，晓月时还不知道僧肇被杀的事。可见，僧肇被杀，实属误传，但偈语并不一定是伪纂。明朝永乐帝朱棣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集注》中引有僧肇的《金刚经注》，在经文“歌利王”下，有“肇法师曰：五蕴身非有，四大本来空，将头临白刃，一似斩春风。”此处经典乃以佛“为歌利王割截身体”为喻，以说明佛教的“无我”、“能忍”的道理；因此，僧肇于此说出此偈是完全有可能的。上述二偈语，其意相同，区别约为口传之误。后人可能没有看到僧肇的《金刚经注》，却知道这一偈语，又联系到僧肇早死，遂想当然地臆度出僧肇被杀之事，造成千年疑案，为学者不可不于此有所警醒。事实上，《高僧传》中说僧肇作成《涅槃无名论》后上奏给姚兴，，兴答旨殷勤，备加赞述，即勒令缮写，班诸子侄。其为时所重如此。”这件事发生在罗什逝世(413年4月)和僧肇卒日之间的一年左右，可见，姚兴于此时杀害僧肇的可能性不大。这样，僧肇早逝有可能是出于健康原因，他在《答刘遗民书》中曾自述：“贫道劳疾多不佳耳。”因此我认为，僧肇死前曾为疾病所困绕，致使精力不济，因病致死的可能性为大。当然，这一点还需要进一步求证，目前因限于资料和学识，只能作如此推测。
二、“赴姑藏”说质疑
至于僧肇师从鸠摩罗什的时间和地点，好象没有什么争议，其实不然，世人未免太过相信慧皎《高僧传》中的说法。关于僧肇生年的塚本善隆的说法也是以《高僧传》为基础而推测的。但在我看来《高僧传》中的“赴姑藏”之说很不可信，因为它与僧肇的学历不尽一致，且属于孤证，仅有《高僧传》中的一句话：“后罗什至姑藏，肇自远从之，什嗟赏无极。及什适长安，肇亦随入。”后人不加分辨，论及僧肇，皆引此说。我认为，僧肇师从鸠摩罗什的地点应在长安，时间当为鸠摩罗什到达长安之时。下面就分三个方面予以说明。
第一，僧肇本人的著作中就曾间接地谈及他师从鸠摩罗什的时间和地点：他在《般若无知论》中说：“有天竺沙门鸠摩罗什者，少践大方，研几斯趣……弘始三年，岁次星纪，秦乘入国之谋，举师以来之……大秦天王……乃集义学沙门五百余人于逍遥观，躬执秦文，与什公参定方等。其所开拓者，岂谓当时之益，乃累劫之津梁也!余以短乏，会厕嘉会，以为上闻异要，始于时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姚兴在弘始三年(401)借讨伐盘居姑藏的吕氏之机，迎接罗什大师到达长安，并安排罗什在逍遥观与义学沙门五百余人一起翻译佛经，姚兴有时还亲自参与助译，僧肇于此时此地方才开始面聆罗什教诲。此处“始于时也”四个字，再显然不过地指明了僧肇师从罗什的时间是“弘始三年”罗什到达长安之时，地点即在姚秦都城长安。 ．
第二，鸠摩罗什从到达长安至死，约12年之久(401年12月——413年4月)，这又与僧肇作成《涅槃无名论》后的《奏秦王表》中所说的“肇以人微，猥蒙国恩，得闭居学肆，在什公门下十有余载”相互冥合。此为自证，似不应怀疑。可见，“赴姑藏”之说大有问题。
第三，继承关中什、肇学派思想的三论宗的创始人吉藏早已述及此意。他在《百论疏》中写道：“什至京师(即姚秦都城长安——引者)，肇从请业。”不知何故，后人却更愿意相信从未到过长安、也与什肇学派无任何渊源关系的慧皎的《高僧传》中的说法。近人汤用彤先生虽曾注意到此一材料，但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且以一“误”字判之，非常遗憾。这里有必要弄清楚慧皎和吉藏二人对于僧肇事迹的记载谁的更准确这一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知道，慧皎生活于公元497——554年间，一生主要的佛教活动在浙江。他藏书丰富(史载梁武帝曾向他借过书)，博通内外学，加上他自己的天赋，因此能够依靠藏书，会综诸说而作成佛教思想史上的不朽名著《高僧传》。此书义例明确，条理清晰，文采斐然，颇为后世所推崇。但“惜为时地所限，详于江右诸僧，所谓‘伪魏僧，仅得四人”也是事实。这样，书中关于北方僧人如僧肇事迹的记载的可靠性自然就打了一定的折扣。与慧皎相比，较之晚生的吉藏(慧皎死时他才6岁)有关僧肇事迹的记述则要可靠得多。吉藏(540——623)生于金陵(今南京)，自幼依兴皇寺法朗出家受业，善讲经论，曾住会稽嘉祥寺多年，公元599年随晋王杨广到达长安，住在日严寺，并于此完成了《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的注疏，创立了三论宗派。他本人博闻强记，天赋颇高。他一生所涉猎的典籍非常广泛，其著作的注引因而也非常赅博。他创立的三论宗是对什、．肇关河旧说(史称旧三论)的继承和发挥，因此而被誉为·“新三论”。可以说，他对什、肇的研究是独有见地的。因此，他关于僧肇事迹的记载的可信度要比慧皎大得多。鉴于此，我认为，吉藏在《百论疏》中关于僧肇师从鸠摩罗什时间和地点的记载是正确的，而慧皎《高僧传·僧肇传》中的“赴姑藏”之说很值得怀疑罗什所传译的学说深有体会，在罗什门下有“精难第一”之誉。在著述的表达方式上，他以流畅的中国语言文字，采用时人所喜闻乐见的问答语体形式(如《般若无知论》的问答体形式，《涅槃无名论》的“无名”“有名”，实际上也属于问答体的形式)，简又明了地发表了对佛教的宗教归宿及其理论依据的重要见解，对佛教的中国化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僧肇当时，就有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罗什在看完《般若无知论》后说：“吾解不谢子，辞当相挹”；隐士刘遗民更把僧肇比作玄学开创者何晏：“不意方袍，复有平叔”；慧远看后，也抚几叹日：“未尝有也”。至于后代人士，评价的就更多。吉藏在所著的《大乘玄论》卷三中说：“若肇公名肇，可谓玄宗之始”；唐人郑薰《赠巩畴序》中说：“于《净名》(即《维摩经》旧译)僧肇尤精达”，并与巩畴相仿“讲肇《论》”；明末智旭在其《阅藏知津》“凡例”中更有“此土述作，唯肇公及南岳、天台二师醇乎其醇，真不愧马鸣龙树无著世亲，故特收入大乘宗论，其余诸师，或未免大醇小疵，仅可杂藏中”之语，推崇僧肇的学说最为纯正，赞誉僧肇为佛教史上作出划时代贡献的人物。对于一个如此重要的思想家，我们只有通过其生平和著作本身来把握他的思想要旨。但不幸的是，后人对于僧肇的著述情况研究得很不透彻，要么否定得过多，要么肯定得过多。现在按照有蔫史传的记载，尝试着依创作时间的先后，编排次序如下，有关辩证随文述及。
　　(1)《般若无知论》，现存于《肇论》。
　　(2)《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疏》15卷，今佚，目存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勘同目录》。据僧睿《大品经序》记载，罗什于公元403年“四月二十三日”开始翻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当年“十二月十五日出尽，明年四月二十三日乃讫”。此经出后，僧肇即作《般若无知论》，上呈鸠摩罗什，得到罗什的肯定，从此开始在关中僧团中占据一席之地。约于此时，作成《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疏》。
　　(3)《百论序》，今存于《出三藏记集经序》卷。11。僧肇在此序中说姚嵩“弘始六年(404)……集理味沙门，与什考校正本……划尔无间然矣。”论出当作此序。
　　(4)《大智度论钞》八卷，已佚，目存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勘同目录》。据僧睿《大智释论序》和《大智论记》记载，罗什于公元405年12月译完《大智度论》，因此《大智度论钞》之作，也应当在此以后。
　　(5)《维摩诘所说经注》，今存本系罗什、僧肇、道生等人的注解集合，存于《大日本续藏经》中。敦煌所发现的唐道液《净名经关中疏》，也是集合罗什、僧肇等人的说法而成的。该《注》应当作成于罗什公元406年译出《维摩经》之后。
　　(6)《注维摩诘经序》，今存于《出三藏记集经序》卷8^《注》成而作此序。
　　(7)《梵网经序》，今存于清人严可均辑《全晋文》卷165。罗什于406年译出《梵网经》，译出经后当有此《序》。
　　(8)《答刘遗民书》，今存于《肇论》。据《出三藏记集》等记载，竺道生于晋义熙五年(409)从庐山回到建康(今南京)，故于前一年从关中到达庐山，把僧肇的《般若无知论》带送给刘遗民看，刘遗民于次年致书僧肇⑧，而僧肇又于次年(410)“八月十五日”‘回答了刘遗民的问题，⑩并提及赠送《注维摩经》一事。
　　(9)《物不迁论》；
　　(10)《不真空论》；
　　(11)《宗本义》。上述“二论一义”均存于今本《肇论》中。“二论”中均引及《中论》，而《中论》是罗什于公元409年译出的，因此僧肇应在这之后作成“二论”。观其言，均论及佛教归宿的理论依据，阐述罗什所传的中观实相思想。而《宗本义》一文也不外此宗旨，故知《宗本义》之作与《物不迁论》和《不真空论》约略同时。另外，《宗本义》中尚有“泥洹”的提法，可知它早于《涅槃无名论》的创作。⑩况且《答刘遗民书》中言及赠送《注维摩经》一事，而未言及上述三文，可知上述三文的创作又晚于《答刘遗民书》。
　　．(12)《长阿含经序》，今存于《出三藏记集经序》卷9。该《序》中说佛陀耶舍“十五年(413)在昭阳奋若，出此《长阿含》讫”，当经出《序》成。 ．
　　(13)《鸠摩罗什法师诔》，今存于《广弘明集》卷26^文中说：“癸丑之年(413)，年七十，四月十三日，薨于大寺。”此时，僧肇作成此文，悼念其师。
　　(14)《涅槃无名论》，今存于《肇论》。约在罗什逝世前后，姚兴有《答安城侯姚嵩书》，谈及“无为宗极”，僧肇乃有感而发，作成此论。
　　(15)《奏秦王表》，今存于《肇论》中。《高僧传·僧肇传》中说：“《论》成之后，上《表》于姚兴。”
　　其余见于史书记载但不明创作年代的有：
　　(1)《丈六即真论》，已佚，目见陆澄(425——494)的《法论目录》，亦见于隋法经《众经目录》。按陆氏所撰《目录》，距僧肇死后仅50多年，当为不虚。另外，世传慧远曾造丈六金身佛像，肇之文作，或与此事有关。
　　(2)《金刚经注》，残缺不全，散见予明成祖朱棣《金刚经集注》中，共计16条。
　　另外，，世传僧肇曾作有．《宝藏论》和《老子注》，前者存于《丛书集成初编》，但署名为：“唐·释僧肇”，不知何据；后者散见于金人赵秉文《道德经集解》中。此二书内容、语言均不同于僧肇其它著述，据汤用彤先生和方立天先生考证，显系伪作，可参阅扬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章和方先生《中国古代哲学家评传·僧肇评传》，兹不赘述。
　　无疑，汤先生对于魏晋南北朝佛教的研究，成果丰硕，可谓前无古人，但也并非没有一点问题，例如他对于僧肇的著作就否定得过多，他从思想内容等方面否定了《宗本义》和《涅檠无名论》的正品地位，我认为这样做是过分的，可能是对于僧肇思想的整体把握有所偏颇所致，详见拙作《(涅槃无名论>的著作权应归僧肇》一文(载《文史哲》1990年第4期)。在我看来，上述所列的著作中，．除《宝藏论》和《老子注》外，均应视作了解僧肇思想的原始材料。当然，《肇论》一书仍是其思想的集中表现。
　　总之，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僧肇的哲学思想和宗教思想，从其生平活动入手，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至于《肇论》五篇文章的思想内容及其理论渊源等问题，因限于篇幅，容当另文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