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慈寺在中国佛教图像史上的重要地位

　　雷玉华

　　成都在南北朝时期处于丝绸之路河南道上，因此成为佛教传播的重要中转站，其时成都已有大量寺院。隋末唐初，中原大乱，集中在中原的佛教大师纷纷南下进入四川，成都又成了佛教中心，不仅寺院众多，讲席更众。唐武则天时期全国佛教发展到顶峰，但安史之乱，玄宗幸蜀，大批名僧文人再次入蜀，成都又一次成了名僧大德汇聚之地，大慈寺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建寺，继承中原佛教传统，成了文人名僧会集之所。唐末，黄巢之乱，僖宗又入蜀，中原大批文人与名僧再次聚集成都，从此至北宋建国之初，成都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大慈寺更是一座举世闻名的佛教寺庙，许多中外名僧曾讲学于此，在这里新出的经典和图像影响了大足、敦煌、云南，甚至日本等地，中国第一部《大藏经》也是在成都雕刻，大慈寺在这阶段佛教发展史上最为重要。

　　一、 大慈寺的佛教渊源

　　大慈寺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区东部，是唐宋时期成都最著名的佛教寺院。佛教产生于印度，传入中国后不断发展，对中国人的政治、文化和生活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寺院是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至今人们没有不进寺院的。汉至南朝时期成都是佛教从西向东传播的中转站之一。成都在佛教发展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在中国佛教史上意义非常，成都的大慈寺曾一度成为中国佛教的中心，对今日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影响巨大，因此大慈寺的佛教源远流长，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极重要的位置。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早在秦汉时期，成都已经成为中国的丝织中心之一。连接中国与中亚－西亚－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成都是起点之一。佛教约在2000年前开始传入我国，现在的考古资料表明汉代已经有不少胡人来到四川。汉代四川墓葬中就出土了有佛像的摇钱树和树座，乐山的崖墓中就有了石刻的佛像，这是我国内地最早的佛像资料，它们大多集中出现在四川，这应该与这些入蜀的胡人关系密切。从那时起，佛教就对人们的生活和习俗产生了些影响，渐渐的佛教融入了我们的文化与生活中。
　　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中国修建了许多寺院，同时开凿了大量石窟。佛教是经过西域传入我国的，这时由于南北交战，中国与西方交通的大动脉——经由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被北方政权控制，位于今之南京的南朝政权无法通行。成都往西经茂县、汶川进入青海的道路被打通，成了南方通往西域的重要路线，因其在黄河以南，被称为“丝绸之路河南道”，西方国家由此道经入成都后顺长江出峡，可达南朝的任何地方，成都因位于丝绸之路河南道的起点，地位由此极为重要。成都这时期的寺院中有很大的石刻佛像，造像得西域风气之先。如在宽巷子曾出土过高一米左右的大佛头，寺院的规模可想而知。成都在汉代有一座安浦寺，至唐代名净众寺，宋代名净因寺，明代名净因寺、竹林寺、万佛寺、万福寺，位于城西万福桥附近。自清朝光绪年间至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这里陆续出土了二百余件佛教造像及造像残石，均为南朝至唐代作品，今之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故宫以及国外的一些博物馆都有收藏。是出土数量最多的一批南朝造像，也是目前研究南朝石刻造像最完整的一批资料，在佛教及佛教造像研究史上具有极重要的地位。传说大慈寺所在地那时已经有了寺院。发现南朝佛像的宽巷子、万佛寺与大慈寺同处于唐宋城区内，距离不远。大慈寺内今藏有一件造像，头无存，从仅存的身躯部分看，其袈裟披裹形式与万佛寺出土的南朝佛像极相似。据寺内大恩法师介绍，该像为寺院维修时出土，若如此，则大慈寺原址上极可能南朝时期就有佛寺。

　　二、 唐代大慈寺——佛教新经典和图像的发源地

　　隋唐时期，成都在佛教发展史上有三次高峰。这三次高峰最终使成都佛教承继中原传统，大慈寺成为唐末至宋初全国佛教中心。
　　第一次发生在隋末唐初。隋代第一个皇帝从小由女尼抚养长大，因此做了皇帝后大兴佛教，各地修寺造像之风随之大盛，他将全国各地的名僧大德召至长安和洛阳，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条件，以弘扬佛法。但不久，隋代统治崩溃，中原大乱，长安、洛阳僧院供给失所，名僧大德们大都相约来至安稳的蜀中，成都于是成了全国重要的佛教中心，直至唐初很长时期仍然如此。玄奘法师与其兄即在此时由洛阳展转长安来到成都，后来参与玄奘法师译场的道因法师、在三台修造西山大佛的释慧震法师等名匠均于此时入蜀。佛教大德们在蜀中大开讲席，弘扬佛法，成都佛事最盛，以至如少年玄奘一样的年青僧侣很快成长。玄奘法师少时随兄出家于洛阳，十三岁就能升座复述所学经论，值隋末，“时天下饥乱，唯蜀中丰净，故四方僧投之者众”，法师和其兄与中原诸大德一起展转至成都，很快学成。二十岁时在成都受具足戒，“益部经论研综既穷”。于是与商人结伴从三峡到荆州，展转去长安，然后从丝路去西方取经。因此玄奘法师青年时代坚实的佛学基础即在成都打下。
　　第二次发生在唐中期。当时成都最著名的寺院是大慈寺，它是成都唐代最重要的一座寺院。公元755年，中原发生安史之乱，次年唐玄宗避乱逃往成都，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勅准修建“大圣慈寺”，并亲书寺额。由于当时中原残破，玄宗皇帝驻跸成都，当代名流，多有入蜀。当时集中于长安、洛阳的名僧大德和文人们亦纷纷聚集成都，名僧们在此讲经传法，文人们则多在寺院留下墨迹，如当时画佛大师卢楞伽从汴州入蜀，在大慈寺殿东西廊下画行道高僧数堵，书法名家颜真卿题字，被当时称为二绝。至五代、宋时大慈寺规模宏大，并于寺周形成了各种杂市，如蚕市、扇市、药市、七宝市、夜市等等，在成都市的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史书记载，大慈寺极盛时，西抵今锦江西街、江南馆街、金玉街、棉花街一带（商业场及红旗剧场附近曾发现卧佛头像，如为大慈寺物，则寺址曾达其地）；北至天涯石北街、四圣祠、庆云庵街；东抵东城垣一线；南至东大街。有九十六院之多，为唐宋两朝画苑高手云集之地。其壁画梵王、帝释、罗汉、天女、帝王将相瑰玮神妙，不可缕数。至于寺院之宏阔壮丽，千栱万栋，与夫市廛百货珍异杂陈，当是事实。
　　第三次发生在唐后期，当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后，唐僖宗逃奔成都，京城荡然，大批名僧文人再一次涌入成都，唐末割据四川的王建，号称自已忠于唐朝，唐亡后一直保持唐朝昭宗天复年号，直到公元908年。加上四川再次幸免于战争，因此唐朝的文化这里保存最多，也最完善。

　　三、大慈寺在佛教史上的影响

　　大慈寺在唐宋两朝盛极一时，是当时西南佛教传播的中心，也可以说是西南的一所国际性佛学院。从唐代开始，已有来自南诏、朝鲜等国外的僧人入大慈寺学习。唐代各地的名僧多有到大慈寺讲学者，每次名僧升坐均是听众如云，法事极盛，如唐后期丞相杜元颖在蜀时，闻释知玄名，请“升堂讲谈于大慈寺普贤阁下，黑白众日计万许人，注听倾心，骇叹无已”。如，唐与南诏的战争就与南诏王朝派子弟入学大慈寺有关。由于是皇帝亲敕修建，大慈寺在唐后期会昌法难中是少有的幸免于难的寺院之一。
　　唐末黄巢起义军攻克长安，唐僖宗逃奔成都。从此之后，直到宋朝建立的八十多年间，可以说成都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其文学、艺术和各类工艺均达到了全国最高水平，对于宋以后的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使大慈寺有条件成了许多佛教题材和图像形式的发源地，佛经如《十王经》内容，图像如千手千眼观世音、地藏十王经变等大慈寺创造出来的佛教题材和图像形式不仅普遍存在于四川摩崖造像中，更传遍全国，有的还传到朝韩、日本、越南。在敦煌发现的晚唐五代壁画和文献中，有不少来自于成都。举世闻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造像中最引人注目的地狱变、千手千眼观音等图像渊源均与大慈寺有关。近年有学者认为云南大理国的佛教图像多来自成都，并且多与大慈寺相关，在四川石窟中，还保存有不少显现南詔文化和宗教源头的实物图像资料。如四川摩崖造像中的明王造像、毗沙门天王造像很可能就是云南同类造像的源头。
　　由于晚唐、五代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仍，长安、洛阳两京衰败，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改经成都，因而成都与敦煌之间的联系空前密切，敦煌洞窟里也有许多直接来自成都的东西。公元九世纪后期至十世纪中期成都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特别值得注意。晚唐、五代时期的四川石窟中保存与大慈寺相关的图像资料，有助于我们认识成都和四川在九——十世纪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由于有唐代五代佛教发展的基础，宋朝立国后，首先在成都刊刻大藏经《开宝藏》的雕版，这是我国第一次由中央政府主持雕刻的大藏经，也是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当时只有成都才有条件雕刻，不仅说明这里佛教文化源远流长，更说明这里的佛经典保存完整，能够找到足够的经书。宋代文学家苏轼在《大圣慈寺大悲圆通阁记》中说：成都，西南大都会也，佛事最盛。
　　成都周围还有数不清的古代寺院，在有山崖的地方，往往还在寺院附近山崖上雕刻如乐山大佛一样的佛教龛像，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众多的佛教摩崖造像。著名的如蒲江飞仙阁、邛崃花置寺、磐陀寺等，原来的古寺虽已不存，但精美的石刻造像仍是人们烧香礼佛和游览休闲的好去处，也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在人们日生活和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着特殊的着用，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见证。
　　这些寺院遗址和摩崖造像中，均反映出与文献中所载，出自大慈寺的壁画及经典密切相关的图像内容。

　　四、今日大慈寺

　　明代至德十年（公元1435年）大慈寺经历大火，重修后规模大减。清朝初年又遭毁灭，寺院荒废。清末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又有僧人真印发愿开始重修，至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才完工，然亦仅占地40余亩，已非昔日可比。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寺院改作成都市博物馆。然而原来寺旁（在今东大街一带原夜市所在地）夜市之风至民国时尚存。2003年成都市博物馆搬出大慈寺，大慈寺经过整修后，于2004年重新对外开放。在维修过程中，施工人员发现了唐、宋、明、清各代的一些遗物，其中有佛、菩萨造像残件以及大量的寺院建筑构件、生活用具等，证实了史书记载的一些情况。为了进一步弄清大慈寺在历史上的实际面貌，成都市宗教局、成都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以及大慈寺筹备组在广泛听取有关专家的意见后，还请成都文物考古工作队在大慈寺内进行小范围的文物勘探。从勘探时挖掘的情况看，这里与文献记载的情况吻合。只是所挖探方处宋代地层堆积最厚，可以推测宋代可能有几次重建。出土物中宋代遗物亦最多，说明这里宋代最繁华，与当时成都的历史背景相符。此外这里的建筑构建多为琉璃，也反映了该寺院的地位非同一般（本文有删节——编者）。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博士后 成都考古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