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窟寺研究》简介
　　《中国石窟寺研究》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考古学科）重点项目，立项时间是1986年，申请人为北京大学考古系宿白教授，立项时课题名称为《中国古代石窟寺研究》。该课题由申请人独立完成，1989年结项并交付（北京）文物出版社付梓。但由于各种原因，迟至1996年8月正式出版。
　　《中国石窟寺研究》共收论文23篇，是宿白先生自1951年迄1989年陆续写就和发表的。据作者"前言"所述，这些文章，除第一篇是概论中国石窟寺之外，其余22篇，依据内容可分作六组。
　　第一组两篇，探讨了我国现存两处最早的石窟遗迹--新疆克孜尔石窟和甘肃凉州石窟。前者着重部分洞窟类型和年代的探讨，最重要的是论述了龟兹石窟在佛教东传中的地位；后者着重特征的分析，认为"凉州模式"表现了佛教文化传播中的曲折现象。第二组五篇，都是关于5世纪后期开凿的武州山石窟（云冈石窟）的讨论文章。文中对云冈石窟的营造历史、分期排年以及云冈石窟在中国石窟寺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均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证实云冈石窟的分期是北魏历史的具体反映，并正式提出了"云冈模式"这一概念。第三组两篇，研讨了沿袭云冈石窟开凿的洛阳地区北朝石窟和南京栖霞山与新昌宝相寺的南朝龛像。前者使石窟寺的研究与整个历史文化发展的大势紧密相连，是中国石窟寺分区与分期研究的典范；后者主要论述了南北朝文化传承中属于佛教文化的关系，这个问题事关中古历史发展南北文化融合的大势。第四组九篇，都是探讨敦煌莫高窟现存早期和晚期部分洞窟的论文。前者反复论证敦煌早期石窟佛教文化的渊源，并涉及了佛教文化自中亚、西域东传的问题和反馈现象；后者对敦煌晚期洞窟中的密教遗迹作了全面论述，并对中国境内的密教遗迹图像做了综合考察和研究。第五组两篇，论述了西藏拉萨和浙江杭州的藏传密教石窟。"杭州西距藏族地区五千里而遥，且已逾中原而近东海之滨，其地所以出现各类藏传佛教遗迹，实多由于政治原因"。第六组为三个附录。全书主要观点如下：
　　佛教石窟渊源于印度，中国开凿石窟始于3世纪，盛于5-8世纪，最晚的可到16世纪。中国的石窟可分七类：（一）窟内立中心塔柱的塔庙窟；（二）无中心塔柱的佛殿窟；（三）主要为僧人生活起居和禅行的僧房窟；（四）塔庙窟和佛殿窟中雕塑大型佛像的大像窟；（五）佛殿窟内设坛置像的佛坛窟；（六）僧房窟中专为禅行的小型禅窟；（七）小型禅窟组成的禅窟群。根据洞窟形制和主要造像的差异，中国佛教石窟可分为新疆、中原北方、南方和西藏四大地区。虽然石窟寺考古学有其共有的宗教特征，但由于各区域经济状况、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上的差异，石窟寺也同其它考古材料一样，呈现出明显的地方特征。
　　新疆地区的石窟，分布在喀什以东的塔里木盆地北沿一线，集中的地点有古龟兹（今库车、拜城一带）、古焉耆（今焉耆七格星一带）和古高昌（今吐鲁番附近）三区。新疆石窟多塔庙窟、大像窟、僧房窟、禅窟以及不同形制洞窟构成的组窟，也有少量的禅窟群。5世纪以后，方形佛殿窟数量增多，出现了佛坛窟。焉耆、吐鲁番一带还有洞窟前面接砌土坯前堂和竟用土坯砌建的洞窟。这些不同形制的洞窟，除一般僧房窟外，窟内都绘壁画，绝大部分原来还置有塑像。塑绘内容。6世纪以前主要有释迦、交脚弥勒和表现释迦的本生、佛传和因缘等图像。6世纪出现了千佛。8世纪以来，中原北方地区盛行的阿弥陀和阿弥陀净土以及其他净土，还有一些密教形象，都逐渐传播到这里，壁画布局和绘画技法也较显著地受到了中原北方石窟的影响。
　　中原北方地区指新疆以东、淮河流域以北以迄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这个地区石窟数量多，内容复杂，是中国石窟遗迹中的主要部分，可以再细分为河西、甘宁黄河以东、陕西、晋豫及其以东等四区。中原北方石窟中，河西和甘宁黄河以东两区多塑像壁画，陕西和晋豫及其以东两区多雕刻。四个地区中，除个别石窟外，多杂有摩崖龛像。
　　中原北方窟龛的发展演变，大体可分为四期：第一期即5-6世纪，是这一地区开凿石窟的盛期，洞窟形制多大像窟、佛殿窟、塔庙窟，也有少量禅窟和禅窟群。主要造像有三世佛、释迦、交脚弥勒、释迦多宝对坐、千佛和思维像，其次有本生、佛教和维摩文殊对坐像。七佛、无量寿（阿弥陀）、倚坐弥勒、观世音和骑象的普贤像等出现较晚。第二期即7-8世纪，主要盛行佛殿窟、大像窟，较晚出现佛坛窟。除释迦造像外，阿弥陀、弥勒、药师等净土图象和观世音像逐渐复杂起来，出现了地藏像，密教形象也开始盛行。第三期即9-10世纪，石窟开凿渐趋衰落，石窟形制摹拟地上佛殿的情况日益显著，佛殿窟后面凿出了背屏，窟前接建木构堂阁的作法开始流行。窟内壁画盛行排列多种经变的新形式。佛龛两侧流行文殊、普贤相对的布局。文殊似乎受到更多的重视，敦煌莫高窟和富县石泓寺都出现了"文殊窟"。对观世音的崇拜更为普遍。许多地点出现了观世音的各种变相。天王的形象也在这个阶段逐渐盛行。第四期即自11世纪以后，开凿石窟的地点愈来愈少。造像题材除前期习见者外，罗汉群像逐渐盛行，还出现了罗汉群像与佛传结合的场面。出现了布袋和尚。儒释道合流的形象也在石窟中出现。庆阳平定川石窟中1095年雕造的"三教诸佛"，是现知中原北方地区这类题材的最早实例。13世纪太原龙山开凿了全真道教石窟。13-14世纪莫高窟、榆林窟开凿藏传佛教的"秘密堂"。16世纪初开凿的平顺宝岩寺石窟出现了水陆道场的连续浮雕，有的窟内外全部雕出了仿木结构。石窟摹拟地上佛殿的作法，年代愈晚愈突出。
　　南方地区指淮河以南地区。这个地区石窟数量不多，布局分散，除个别地点外，摩崖龛像多于洞窟。凿于5-6世纪之际的南京栖霞山龛像和新昌剡溪大佛，原都前接木构殿阁。广元一带6纪的石窟，形制多属佛殿窟，少数为塔庙窟。这时期的主要造像除释迦外，多无量寿（阿弥陀）和弥勒倚坐像，还有释迦多宝对坐像。自8世纪以后，四川岷江、喜陵江流域诸窟龛盛行倚坐弥勒、净土变相和各种观世音造像。10-11世纪多雕地藏和罗汉群像。11世纪大足石篆山出现了最早的儒释道三教石窟。12世纪大足大佛湾造像内容更为庞杂，除佛传、经变、观世音等形象外，还有祖师像和藏传佛教形象。杭州西湖沿岸的窟龛开凿于10-14世纪，13世纪末以前多雕阿弥陀、观世音和罗汉像，13世纪以后多雕藏传密教形象。开凿于9-13世纪的大理剑川石窟都是佛殿窟，9世纪造像主要有弥勒和阿弥陀，10世纪以后主要造像有观世音、毗沙门天王和密教的八大明王，最具地方特色的是南诏王及其眷属为主像的窟龛。
　　西藏地区石窟多不具造像的禅窟和僧房窟。摩崖龛像分布广泛，题材多释迦、弥勒、千佛、十一面观音和各种护法形象，并多附刻六字真言。以上窟像的雕凿时间，大都在10世纪以后，即藏传佛教所谓的后弘期。拉萨药王山是西藏窟龛较集中的一处。山南麓密布摩崖龛像，东麓的札拉鲁浦石窟，是现知西藏惟一的一座吐蕃时期开凿的塔庙窟，塔柱四面各开一坐佛龛，窟壁雕像多后世补镌。该窟右上方凿出附有石床的僧房窟。山南扎囊、乃东等地的天然溶洞，有不少相传是吐蕃时期高僧的禅窟。扎囊查央宗山溶洞内。后世建有经堂和附有右绕礼拜道的佛殿，殿内奉莲花生塑像，传文该洞原是莲花生的禅窟。后弘期这类禅窟窟前有的还接建木结构，如萨迦北寺夏尔拉康。窟形规整、四壁满绘佛像的佛殿窟，似多见于西部的阿里地区。
　　上述四个地区的石窟寺，尽管各具特点，但又互相影响。如古龟兹地区的石窟寺，它的发生、发展既不同于葱岭以西的中亚和南亚地区，也有别于敦煌以东的内地。而龟兹佛教文化中以大型立佛为中心的大像窟，对葱岭以西和新疆以东的影响，则要比其它窟龛形式和画塑的影响更为重要。如5世纪60年代云冈最初开凿的大像窟--昙曜五窟应和新疆古龟兹石窟有一定的关系；河西现存的早期洞窟的塑绘，也受到了新疆的影响。此外，宿先生对克孜尔石窟洞窟类型与洞窟组合关系、早期洞窟营建与晚期改造遗迹（即打破关系）的探讨，是他对龟兹石窟研究的另一重要贡献。5世纪前半期凉州一带的窟龛造像，大约是自敦煌以东最早形成的重要佛教遗迹。它可能是承袭了魏晋以来洛阳及其以西的佛教传统，并结合新疆于阗和龟兹两地区的影响而出现的。而5世纪后半迄6世纪初北魏平城开凿的云冈石窟，虽然受到早于它的凉州的影响，但在窟龛形制、组合及形象特征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并呈现出一系列发展趋势。这种趋势，是与北魏汉化的不断深入相关联的。而它直接的借鉴，可能是当时平城兴建的具有越来越多中原和南方因素的地上寺院。平城，当时是北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云冈石窟的创新，即平城模式，很快便成为北魏境内各地开窟造像所仿效的典型。北魏迁洛后，洛阳附近出现的石窟大都可视作云冈石窟工程的继续。而洛阳地区石窟稍后出现的一些新因素，可能源于在形象造型和装饰上更多受到南方影响的洛都佛寺。敦煌莫高窟虽邻近新疆，但现存的窟龛造像，更与内地武州山和洛阳地区的北朝石窟接近，这大约与北魏当时逐渐强化对敦煌的控制有关。而敦煌那里保存的诸多古代遗迹，尤其是辉煌的艺术巨制，主要应转手于当时东方的某些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江南栖霞和新昌龛像，既表现了它们与中原更早一个阶段的联系，也反映出5世纪晚期它们对中原北方龛像的影响；而江南无量寿佛崇拜传播到中原西部的时间，可能会更早。6世纪中期以后，中原西部的石窟龛像又影响到四川北部。7-8世纪的隋唐盛世，中原窟龛典型所在--各种净土变和密教形象已南遍四川，西及新疆。11世纪以后。罗汉群像既盛于中原北方，也流行于江南。13世纪末叶以降，随着藏传佛教的东布，藏式龛像不仅出现在中原北方，还出现在南方。杭州飞来峰和吴山的遗迹，是我们了解萨迦派所奉尊像的重要实物。而莫高、榆林两处的藏传密迹，又是探索唐密和藏密及其相互关系的极为难得的形象材料。
　　以上各地区相互影响的复杂现象中，可看出：5世纪晚期以前中原北方受到新疆的影响，显然是和佛教艺术自西向东传播的情况有关；5世纪晚期以来，佛教窟龛在新疆以东逐渐形成自己的特点后，中国各地石窟龛像的发展演变，尽管都还具有地方特征，但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全国主要的政治中心或文化中心所盛行的内容的影响的。这一点，与中国考古学其他方面的资料所反映的情况，是大体一致的。
　　宿白教授是中国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学识渊博，不但精通考古学，而且在中国古代建筑、版本学、历史文献学等方面的高深造诣，亦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他以其深厚的考古学与文史哲功底，将本学科与其它边缘学科融会贯通、纵横弛骋，不断开拓学术研究的新领域。中国石窟寺考古就是宿白先生创建和主持的学科之一。
　　在世界中世纪时期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生活中，宗教生活曾一度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要谈中世纪的历史，就不能不谈中世纪的宗教生活。搞考古学也一样，要想从事中世纪考古，就不能不进行宗教考古。中国中世纪的宗教，主要是佛教，如唐代长安城内划分若干"坊"，每个坊几乎都设有寺院，负责对坊内老百姓的思想统治。因此，寺院往往在坊里被建筑在居高临下的地形之上。所以，要想研究中世纪的历史，若不了解和掌握中世纪宗教发展的脉络是不行的。而研究中世纪宗教，从历史学方面来说，就是从文献中加以研究；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讲，其遗迹和遗物是主要的研究对象。石窟寺是佛教遗物中的大宗，保存较多、较好、较系统，在佛教考古学中占重要地位。佛教考古学除研究石窟寺以外，更主要的是研究地面寺院遗迹，其次还有单体的佛教画塑和法器等等。因此，石窟寺考古学与佛教考古学并不能划等号，石窟寺考古学只是佛教考古学的一部分；而佛教考古学又是历史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我国的石窟寺研究工作，最初是从注意和搜集石窟的铭记开始的。至40年代前期，研究工作才进行到实地踏查阶段，但多偏重于艺术方面的研究，使用传统的美术史研究方法，只注意个别龛像样式的考察、艺术风格的演变、技法的发展和画塑题材的考证。对石窟及其内容的考察只能注意其表面，无法重视其内部联系，不能掌握较全面的资料。国外学者自19世纪末叶以来对中国石窟寺的研究状况，也大体如此。
　　作为佛教考古学的一部分，石窟寺考古学的兴起，则是40年代中叶的事屈服，是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石璋如和劳干二先生测量和记录敦煌莫高窟开始的。不过遗憾的是，其成果--《莫高窟形》直至90年代中叶才予以刊布。50年代，宿白先生对云冈窟窟檐遗迹所作的调查，对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建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1962年他在敦煌文物研究所所作的《敦煌七讲》的学术报告，从理论上和方法上为中国石窟考古学奠定了基础。根据《中国石窟寺研究》和《敦精致七讲》，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主要有如下四个程序：（一）考古学的清理和记录；（二）洞窟、造像和壁画的类型组合与题材的研究；（三）中国石窟寺分区与分期的研究；（四）关于社会历史、佛教史、艺术史和中外关系史的综合研究。宿先生认为：石窟寺考古首先要探讨排年、分期和性质。因此，既要仔细考察窟龛形制、布局、分组和画塑形象的题材、组合及造形特征，又要重视各种有关的文献记载和历史背景的研究。要注意石窟寺创建与重修历史的恢复。在石窟外面要留意崖面遗迹、窟前木构和窟前地面的发掘；在石窟内部着重层次与标型，即洞窟中的重塑与重绘现象、洞窟的改建、洞窟之间的打破关系、洞窟的组合关系及其变化、洞窟的类型与题材内容的布局等。而做好这一工作的前提，首先要求做好石窟遗迹的全面记录（包括文字、测绘、照片和墨拓等）工作，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期和排年。"分期是手段，它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解决时间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们所反映的社会意义"。以云冈石窟的研究为例，抗战期间，日本人在云冈做了系列考察，但所作工作多偏重艺术史方面的研究。1951-1956年出版的16卷32册《云冈石窟》，资料齐全，在国际学术界颇具影响。虽然这部书中的文章现在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他们在云冈石窟的分期次第、石窟的渊源、云冈的历史、云冈的影响、类型的对比和文献学等方面都有许多明显的不足。1947年宿白先生在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时，发现了《大金西京武州山大石窟寺碑》（以下简称"金碑"）抄本。50年代初以来，又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先后完成了《金碑校注》、《云冈石窟分期试论》、《金碑的发现与研究》、《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等文章。通过对历史上云冈石窟的寺院设置及沿革、洞窟的整体布局和分期的深入研究，进而对云冈石窟的编年作了调整，由此引发了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的一场讨论。长广无生认为，研究中国石窟寺的方法：第一，应该从石窟构造与佛像及其他一切雕像、彩画的样式出发；第二，弄清造像铭记；第三，参考可靠的历史资料、文献；第四，参照研究史。在这四项中，他又反复强调：最重要的是第一项"样式论"。长广最后明确地说"议论的根本是雕刻论，即高低、深浅的立体问题，那是基于视觉和触觉的艺术，而宿白先生认为：作为历史考古学研究对象的云冈雕刻，无论"样式论"、"雕刻论"如何重要，但排比它们的年代和解释它们的变化，却有赖于第二、第三项。考虑石窟问题，总是以第二、三两项来探索、解释第一项的。而第四项即前人研究成果。前人研究成果当然要吸收，但每当新资料被发现后，必然要对以前的研究进行复查，这应是学术前进的共同道路；其实，就是仅就原有的资料，提出另外的看法，也是学术研究中经常出现的事情。"研究云冈造像，我们应充分估计当时云冈特定的历史背景，而不宜以'样式论'或'雕刻论'的一般情况来作硬性的规范"。实际上，长广先生与宿白先生关于云冈石窟分期之争，是一场有关中国石窟寺研究方法论的大辩论。这是云冈石窟研究史上的一段佳话。尽管这场争论现在似乎还没有完全结束，但长广先生晚年认为宿白先生的云冈石窟分期论"是符合逻辑的，作为'宿白说'，我现在承认这种分期论。"这从另一方面证实宿白先生所创建的石窟寺考古学的科学性。
　　《中国石窟寺研究》既是宿白先生50年（1947-1996）来从事中国石窟寺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他如何进行中国石窟寺考古的一个真实写照，更是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创建历程的一部全面记录。其材料丰富、条理明辩、分析与综合极其功力。先生对中国石窟寺严谨的区系研究与编年体系，充分确立了历史考古学方法在石窟寺研究中的地位。借用陈寅恪先生"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一语来评价宿白先生的《中国石窟寺研究》，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1997年9月26日下午，令世界学术界瞩目的第三届"岛田奖"授奖仪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弗利艺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举行。该奖项，是美国史密林学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所属弗利尔艺术馆及赛克勒博物馆（Arthur M.Sackler Gallery）和日本京都大都会远东艺术研究中（Metropolitan Centre for Far Eastern Art Studies,Kyoto）为纪念已故的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University）教授岛田修二郎先生于1992年设立的，每两年举办一次，目的是奖励那些在此间出版的用任何语言文字撰写的有关东亚艺术史研究的杰出著作，尤其是美术史方面的著作。"岛田著作奖"，是国际学术界在东亚艺术史研究领域中设立的一项大奖。当年参与评奖的论著有美国、德国、英国、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撰写的二十几部专著和图录。通过评委们无记名投票，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宿白先生撰著的《中国石窟寺研究》荣登榜首。这是中国学者首获此奖，值得庆贺。但更令人激动和欣慰的是，我们认为宿白先生获此珠荣，既是国际学术界对其学术贡献所给予的极大荣誉，也是国际学术界对其创立的石窟寺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充分肯定与赞同。正如弗利尔艺术馆前任馆长、著名东方美术史美家罗覃（Thomas Lawton）博士在颁奖仪式上所强调的那样："本书既使用了全新的材料，又提供了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表达了作者对中国美术史宝贵而深刻的洞察"。此外，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教授在《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建历程--读宿白先生<中国石窟寺研究>》中一文特别指出："这是一部研究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专著。"它既"是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一项丰硕学术成果，也是近年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著作"。"宿白先生在建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认为，他对中国石窟寺的研究实际上是反映着中国考古学在石窟考古研究方面的全部历程。我们在评论他的《中国石窟寺研究》这本学术论著时，必须从这个角度出发，否则便不能真正把握这部著作的学术意义。我写这篇文章便是要从阐明这部学术著作的意义上来作些评论，因为，它关系到中国历史考古学研究的目的和方法，是中国考古学上的大事。"
　　（李崇峰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