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言密”与石窟绘画造像
　　作者： 夏雷鸣
　　魏晋、隋唐之石窟绘画造像，是传播、开示佛教法意的手段形式，就其功用而言，乃无声无言的教化过程，即“无言密”。
　　佛教石窟绘画与造像，因其文化价值的重要，研究论述者甚多。以历史的角度观之，石窟绘画与造像，是佛教在中国宏传和兴盛后的产物，就是说没有佛法之传扬，即没有此特定意义的艺术形式，这一点也可公认。可以肯定的说，石窟绘画与造像首先是为佛法的弘扬服务，没有佛法之精神，那么此种意义的艺术形式的存在价值就没有了，也看不到如此辉煌的表相。我们应树立此等观念，方可谈及佛教建窟造像的原始意义，和所产生的功用。
　　石窟绘画与造像作为无声的具像艺术语言，在特点之因缘条件下，有着其它语言形式无法比拟的特殊之处。在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中，绘画与雕塑较之文字语言等，更方便、亲切、简单、容易接受，而佛教的传播正是利用了这种大众化的语言形式，广播佛种，盛极一时(在此绝不否定其它善巧语言的作用)。
　　以下就其产生的历史原因，在传扬佛法过程中所起之功用，简略叙述。
　　佛教内容的石窟绘画造像，在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南北朝——唐代，发展到顶峰，现可见的各处遗址，多为这一时期的作品。佛法自东汉传入中国，至唐朝已很完善，很发达(佛法的另一支“密宗”在此时传入中国汉地和雪域西藏，其绘画造像亦最为发达，且与佛法修证实践最密切)。各朝之印度、西域大德来华弘法者甚多，佛典的翻译盛况空前，佛学的理论与教法在中国的传播，于此时期更加完备(一千年后的今天，中国佛学还是遵循着那个时期的理论教法)。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诸缘成熟，而完成了各种有关佛法事相的建立。如：供四众闻法的道场——寺庙、丛林组织制度等等，遍及南北各地。
　　秘部经典《大日 经》卷二：“入曼荼罗具缘真言品第二之余”中说：“成等正觉一切智者，一切见者，出舆于世，而自此法，说种种道，随种种乐欲，种种诸众生心，以种种句，种种文，种种随方语言，种种诸趣音声，而以加持说真言道。”显与密是一体的，在传教方便上更是如此。基于以上思想，各时期的弘法传教者，除以种种语名、音声等形式以外，当然利用起各民族所喜爱的绘画与雕塑作为弘法的方便了。
　　石窟绘画与造像产生的上述的那样一个佛教昌盛的历史时代，其根本所依是佛法，佛陀所传八万四千法门，皆是方便善巧，帮助趣入菩提、涅槃，佛教石窟造像自不例外。作为传法之方便法门，每一类都有自已的特点与功用。绘画造像之法的方便功用，即在心领神会，因为没有音声、文字等，所以体验得更直接、更真实。佛陀的拈花微笑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就是“无言密”的主要功用。
　　当初建窟造像，贯穿全过程的灵魂工程师，是于佛法和“五明”学处有高深造诣之人。既深通佛法，其用心的究竟绝不在工巧处，因为工巧是方便、是外相形式，而佛法只是借相显体。由此说明，历代石窟绘画与造像的原始本意，就是传承佛法、弘扬佛教，并不是有意给后世留下绘画、雕塑之艺术作品。
　　从遗留的各种绘画与造像看，其艺术形式的辉煌，振撼人心的力量，优美的线条、色彩和造型等，都是无与伦比、空前绝后的，堪称伟大。此正是当初建造者以其崇高的宗教式的情感和对佛法的实践，而体现出的辉煌。就其建造过程而言，也是“无言密”的功用过程，能造就如此伟大的世间法，必然是超越一切，进入忘我，佛法是如此要求的，“无言密”的过程也是以此境界为首要。观者默默领受无声无字的形象，排除了所有音声文字、动作等语言的功用，在一幅幅姿态生动的绘画与雕塑前，放下一切执着，倾心领会成、住、坏、空(诸行无常)，常、乐、我净(涅槃寂静)，万法皆无自性(诸法无我)等佛本生可叙述的佛法基本教义，内外诸缘具足，即可觉受不可言说的清纯的精神体验，其境界过程是返朴归真，去假存真的。建造者与观赏者的境界过程是契合的。这就是建造时能达与所达之功用目的，“无言密”的无言教化之功用也初步达到了。
　　在佛法之教义学说中，把世间万法做为对真理之趣入方便的教理很多，在此略举一二，以说明佛法只是利用各种善法之不同功用，化导世人，开示有情。而“无言密”的存在，也就有其必然性了。
　　秘部经典《大日经》“卷三，悉地出现品”中说：“而于无为以有为为表，展转相应，而为众生，示现遍于法界，令得见法安乐住，发欢喜心……”。这正说明“无言密”之方便功用的必要性与出发点。龙树在《中论观四谛品》中做偈言到：“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绘画与造像即世间之俗谛，第一义谛与俗谛，好比一体之两面，常人只见俗的一面，于另一面则了然不觉，就必须以诸善巧方便，引导开示，使之依有为俗谛而趣入腾义谛。具有“无言密”功用的诸绘画造像等世间善法的运用，与此教理相应。徒趣入佛法之般若真理来说，此等“无言密”之教法为最直接，最殊胜。这一点可从佛教各宗如禅宗、天台宗、密宗等诸传承中，找到大量无言教化的事例，作充分的证明。
　　近、现代汉传佛教中此事相已不很发达，而雪域西藏之佛教(密宗)，在工巧绘画(唐卡)上，则表现得尤为突出，继承得非常完整。藏传佛教密法四大部中的前二部，事部与行部特重画像曼荼罗等坛城仪轨的修用，坛城、庙堂中均布满诸佛、菩萨、上师、本尊、护法等画像，置身其中，内外因所起之功用，实与汉地之石窟造像同根同宗。这也是现在所能接触到的工巧绘画等世间法，在佛法的实践上，利用得最充分的事例。当然也就是“无言密”教法运用最广泛的佛法传承了。
　　所以石窟绘画与造像，作为一种语言形式，在佛法的传播中，其无言教化之功用是很有必要的，也是确实存在的。虽然教化的结果各种各样，层次境界各不相同，但这不能成为问题，也不能成为“无言密”以艺术语言形式存在的障碍。对待佛教石窟造像，当立足于佛法，方可领会前人造做的原始意义和赋于此事相的特殊功用。
　　绘画、雕塑本就无常、无自性，以般若观之，是假的空的，佛法从教理上破除此等诸法，实践中则借假修真，由有相而无相，即不否定一切，也不执着万法。否定一切就否定一切现行造做，包括各类善法的实践，落在彻底玩空，乃断见。执着万法，尤其色法为甚，皆具自性，乃遍计所执，是常见。
　　如不从以上几点考虑，对影响中国文化如此深刻的佛教又几无思索，只从表相研究，为绘画而绘画、艺术而艺术，论述尽全，还是世间之成、住、坏、空的有为法，对出世间的永恒的真理毫无建树，根本揭示不到所依之处，始终以世间俗谛为究竟意。如此，就把以俗谛趣入腾义谛的方便功用“无言密”于无形中消失了。
　　以上所述，只明一点，如《入中论释》中说：“以世俗谛是悟入胜义谛之方便。”佛教石窟绘画与造像，这种特定意义的艺术形式，以其独具的语言形式——“无言密"，开示佛法，昭示真理，在无言中去体验菩提与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