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升庵对大理的杰出贡献
　　来源：云南政协报
　　作者：杨中兴
　　四川状元郎，流放在云南。
　　寓居点苍山，文章天下扬。
　　这首民谣在大理流传了五百多年，这是对明代四川有名的大才子、大学者杨慎最好的纪念。
　　杨慎（１４８８—１５５９），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明代的著名学者。他二十四岁中状元，在明武宗、世宗时曾任翰林院修撰和经筵讲官等职务。他学识渊博，著述宏富。嘉靖三年（１５２４），在嘉靖皇帝追尊其父兴献王为皇帝的朝廷纷争中，杨升庵联结朝臣两上“议大礼”疏，触犯了嘉靖皇帝，被谪戍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年仅三十六岁，他就到云南来，直到七十一岁高龄客死于异乡。
　　杨升庵闪烁光辉的生命大半是在大理度过的。他称大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在当时被看作“瘴疠之乡”、“蛮荒之地”的大理，在漫长的流放生活里，杨升庵不畏艰辛，坚持以毕生精力从事研究与著述。他深深爱上了大理美丽多姿的自然风光，他深深爱上了大理勤劳纯朴的各族人民。他怀着深挚的感情写下了大理的诗文，他用深刻的功力著述民族历史研究文献，不仅在当时的文化上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而且对后代研究大理历史和云南历史也有相当的影响。
　　四百多年前的杨升庵，在艰苦备尝、羁绊压抑的充军流放生活里，在几乎难以觅到典籍参考的闭塞的边疆地区，他以惊人的毅力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克服了语言不通、习俗不同的困难，深入到“不毛之地”、“瘴疠之乡’，与各族人民建立了感情，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几十年间，他的足迹遍及昆明、大理、保山、巍山等地。每到一地，他都注意采录访记名胜古迹和历史掌故，仔细考察研究当地自然状况，从而写出许多关于大理史地的专著。他刻苦治学，经过钻研，能“通夷语，识僰文”，据说曾翻译整理用“僰文”写成的、长达八百多卷的《西南列国志》。可惜，这部巨著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湮没了。
　　在大理地方，白族人民更难忘记的是，杨升庵为后世留下了两部关于云南民族历史的典籍《滇载记》和《南诏野史》。它们从不同程度，记述了从远古的“昆明夷”到唐、宋时南诏、大理政权的统治者家族的兴衰史。至今，仍很有研究价值。杨升庵的功绩是不会在历史波涛中湮没的。
　　还有，如《云南山川志》，对云南秀丽奇巍的名山大川，都清清楚楚地说明了来龙去脉。《滇程记》、《滇候记》等著作，则是他撰写成的云南见闻录或民族风土志，是研究当时云南状况的有价值的重要史籍。
　　值得一提的是，杨升庵这些著作，大都具有文化的价值，有文化的构思，有文化的笔调，有文学的色彩，有些篇章简直就是出色的文学作品。看《滇载记》，谁都会为其中叙述南诏起源的“九隆族”的优美感人的神话故事所动；而关于“孔雀胆”的故事所记叙的元梁王女阿盖公主与大理总管段功的爱情悲剧，人们则为其中凄婉动人的诗情画意所感染。他描写山川风物的文字，更常常充满诗的魅力。
　　杨升庵曾在保山、大理、昆明、安宁、建水等地寓居过。今天大理感通寺的乌韵楼、昆明高峣的太史祠、安宁的遥琴楼、建水的小桂湖、保山的一鉴楼等遗址，就是他当年读书、著述、讲学的地方。大理一塔寺、安宁温泉、曹溪寺等处，迄今还保存记有他的诗文碑刻。他还写了不少诗文歌颂云南特别是大理秀丽多姿的风光景色。在精神上饱受压抑的情况下，有如此大的毅力坚持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实在难能可贵，令人钦佩。最为后世推崇的是杨升庵与李元阳等的《兴教寺海棠唱和诗》。
　　两树繁花占上春，多情谁是惜芳人？
　　京华一朵千金价，肯信空山委路尘。
　　——《升庵全集》三十五卷和杨太史兴教
　　寺海棠　李元阳
　　国色名花委路旁，今年花似去年芳；
　　莫言空谷知音绝，也有题诗玉署郎。
　　——《李中溪全集》卷三兴教寺海棠感
　　旧　李元阳
　　太史成都杨滴仙，昔游同赋海棠篇;
　　今日重来花树老，回首春风三十年。
　　三十年中人事改，升庵垠溪皆不在；
　　纵然拈笔更题诗，山水萧条失光彩。
　　—— 《李中溪全集》卷四
　　古今诗人之咏海棠，上起《诗经·木瓜》，下迄郭沫若《百花齐放·铁干海棠》，或寄兴寓情，或托物言志，名篇佳作极多。而明嘉靖间杨慎和李元阳的《兴教寺海棠》唱和诗，抒情真挚感人，语言朴素清新，虽非艺宛奇葩，亦属诗坛佳作。
　　杨升庵出生于“两朝宰辅”的仕宦之家，其父杨廷和辅弼明世宗明武宗。“扶危定倾，功在社稷。”（《明史·杨廷和传》）他青年科第得志，抱负不凡，故以“京华一朵千里价”自诩。后因改“大礼”案获罪谪滇，半生抑郁憔悴。卒至老死戍所，乃作“空山委路尘”之叹。《明史·杨慎传》称：“明世记诵之情，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他留给后世的民族历史文献和诗文杂著一百余种，常见的有《升庵全集》、《升庵外集》、《升庵诗话》、《丹铅丛录》、《谭苑醒醐》等。《升庵全集》收录了他的诗词一千一百多首，杂文一千四百多篇。著作之丰富，成就之大，被誉为明代三百年间第一人。他对大理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对于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
　　杨升庵在治学方面，是十分重视调查研究的。杨升庵说“不出户，知天下，天下诚难以不出户知也，非躬阅之，其载籍夫！”于是每到一处，杨升庵都要实地考察，有时还穿戴少数民族的服饰，深入民间调查采访。杨升庵的不幸遭遇，使他同情下层，接近民间。杨升庵还善于团结当地文人学士共同研究。杨升庵与当时云南著名的文人学士李元阳、杨士云、胡延禄、王延表、张含、唐琦等往来交好甚密，常以诗文相砥砺、蔚然成风。时人称为杨门六学士。
　　在大理时，杨升庵为了研究南诏、大理的历史，经多方寻访，才找到《白古通记》和《玄峰年运志》。但这是古白文的秘籍，语言隔绝不能通。于是杨升庵就不耻下问，虚心向白族人民请教，刻苦钻研，终于弄通了古白文。接着，杨升庵对《白古通记》、《玄峰年运志》进行翻译和整理，并参校汉文史籍，编写了《滇载记》这一部较为系统的民族历史文献。杨升庵还把倪辂等人的野史著作编辑成《南诏野史》；并翻译了古白文《西南列国志》。《滇程记》、《滇候记》、《南中集》、《滇南山川志》等著作，则是杨升庵实地调查的见闻录或风土志。
　　杨升庵重视调查研究，崇尚考据，开创了文史考证的新学风。这种新学风后来为清代学者继承发展成了考据学。而更可贵的是，在杨升庵的文史考据中流露了可贵的一些进步思想，并给后代进步思想家李贽、王夫之等以较大的影响。杨升庵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反对“是古非今”、“荣古陋今”；提倡顺时势的变迁，推进社会的进步。杨升庵还认为“世变如轮，无暂停也；人心如波，无少平也。成之极即坏之渐，治之至即乱之初。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覆。”承认客观事物矛盾的存在和相互依赖，对立和转化。杨升庵对封建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深感不满，暗示应给予限制。杨升庵说：“乾坤与六子并列于八方，冢宰与六卿并列于六职，纲固在网之中，首岂出身自在之外”。这种敢于独立思考的战斗批判精神，敢于冲破当时思想意识领域的某些禁区，在正宗理学占统治地位，心学盛行的明代中叶，是要冒杀头的危险的，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因此，可以说杨升庵是一位批判唯心主义正宗理学的先驱者。
　　杨升庵在民族民间文学方面，编辑了《风雅逸篇》、《古今风谣》、《古今谚》、《俗言》等专集。杨升庵十分注重搜集历代文人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民庶、妇女、胥靡、俳优”等劳动群众创作的“杂歌、谣、操、曲”、以及“古谚、古语、古言、鄙诗、鄙语、野语、俗语、故语、民语、不恭之语”等等。其中包括当时流传在云南民族地区的民间歌谣、谚语等，如“博南谣”、“晴岭谣”、“商贾为永昌腾越界谣”、“元至正中大理童谣”等。并认为民间文学作品“其宛转附物，惆怅切情，盖不啻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而已”。他那久已脍炙人口的《滇南月节词》，正是杨升庵向民间文学学习的重要成果。《滇南月节词》吸收了民间流行的十二月歌调，填写了“渔家傲”词十二首，格调清新，民歌风味浓厚。今引其中两首共赏之：“九月滇南篱菊秀，银香玉露香盈手。百种千名殊未有。摇落后，橙黄桔绿为三友。搞得金英来汛酒，西山爽气当窗牖。鬃插茱歌献寿。君醉否？水晶宫里过重九。”“腊月滇南娱岁宴，家家饵块雕盘荐。鸡骨香馨火未焰。槟榔串，红潮醉类樱桃绽。苔翠瞿俞开夜宴，百夷枕粲文衾烂。醉写宜春情兴懒。妆阁畔，屠苏已识春风面。”
　　明隆庆元年（公元1559年），杨升庵与世长辞了。大理成就了杨升庵的学术研究，杨升庵对大理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化城楼阁壮人寰，泽周封疆镇两关，云气开成银色界，天工沉出点苍山”。他留下的文字，成为大理文献名邦永久的珍藏。
　　杨升庵了解云南特别是大理地方史实，调查少数民族中的民家（即白族）的风土人情，传播中原先进文化，促进明代大理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功不可没。今天我们研究明代大理的经济文化历史，纪念这位文化名人，为的是更好地继往开来，传承文明，开拓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