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十年我国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综述
　　□ 薛克翘　《南亚研究》 2006年第02期
　　[内容提要]本文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多年来我国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的概况，尤其对改革开放后20多年来发表的有关专著、论文集和资料集作了重点介绍和评价，并归纳了特点，提出了不足。
　　我国对中印文化关系史的研究可以说是历史悠久。清代，西学东渐，我国的有志之士也开始了对印度的关注和研究，其中包括中印文化关系史的研究。下面先简要回顾一下清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几部著作。
　　一、清至民国时期的简要回顾
　　清代学者魏源曾著《海国图志》一书，向国人介绍世界各国的情形。该书刊印于1852年，距今150多年。他在书中引用了大量中国典籍中关于中国与印度交往的记载，客观上起到了介绍中印文化交流史的作用。正如林承节先生在评论该书时所指出的：“把中国史籍的记载汇集起来，也就同时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汇集了中印友好关系史的材料，给读者以这方面的系统知识。读者可以看到，中印交往从汉朝起就有文字记载了。从那时起一直到宋朝，僧人往来和共同弘扬佛教是两国人民交往的轴心。史籍对汉以来，特别是唐、元、明时期两国官方使节交往，也有具体、生动的记述。这个沿革考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中印关系史的资料汇编。”①虽然是资料汇编，却具有开拓意义。
　　20世纪20年代，我国已经出现了不少研究中印文化交流的著作。有两位学者的贡献最突出：梁启超和向达。梁启超发表了《佛教之初步输入》、《佛教教理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古代翻译事业》、《中国印度之交通》、《翻译文学与佛典》和《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的关系》等文章，相当全面而深入地考察和论述了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作为一代学术大师，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在中印文化关系史上的贡献，也明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向达于1929年出版了《印度现代史》一书，有专门的章节论述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他对中印文化交流考辨、论证得十分精到，超过了前人，也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30年代，最受学界瞩目的一部书是张星娘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其第八编为《古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这部书不仅所收资料比较齐全，而且将史料按时间顺序分为八章，资料中加注予以考辨。
　　40年代，许崇灏的《中印历代关系史略》出版，这虽然是个小册子，却是专著，内容虽不完善，却也有开拓之功。方豪的《中西交通史》也完成于这一时期，其中涉及中印关系和文化交流的内容占很大比重。此书资料翔实，论述精审，在大陆和台湾被一版再版，被一些大学列为有关专业的权威参考书，也为学者们广泛征引，可见其学术价值之高。该书分为四篇：第一篇《史前至秦汉魏晋南北朝》，第二篇《隋唐五代及宋》，第三篇《蒙元及明》，第四篇《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每篇下又分若干章节。由于不是专写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交流史，所以很难照顾中国与印度文化交流的各个环节及其特点。
　　二、建国以来的研究概况
　　1949年以前，我国学者已经撰写了许多中印文化交流方面的论文。对于这些论文，不能一一提出并加以评价。同样对于建国后的论文也不能一一提出，而只能提出一些主要的专著和论文集，略加评论。
　　在50年代中印友好的高潮期，我国学界关于中印文化交流的论文不断。1957年，金克木先生的《中印人民友谊史话》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之所以冠以“史话”字样，只是行文上的通俗易懂，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丝毫不降低其学术价值。该书在分期介绍中印关系的同时还归纳出各个时期两国交往的主要特点，是弥足珍贵的。按照他的意见，中国与印度友好交往的历史可大致分为以下五个阶段：第一阶段相当于我国的秦汉时代，这一时期中国与印度友好交往的主要特点是开辟通道，初步接触；第二阶段相当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印度佛教大规模东传；第三阶段相当于我国隋唐五代时期，其主要特点是政府间往来频繁，中印友谊达到一个高峰；第四阶段相当于我国宋元明时期，其主要特点是海上交通日益增多，商业贸易盛况空前；第五个阶段是近代，相当于我国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其主要特点是两国人民在反帝斗争中相互同情，相互支持。从友好交往的角度看，这样划分中印关系史的各个时期并总结其主要特点，无疑是恰当而合理的。
　　1979年的改革开放给学术界带来了科学研究的春天。此后，有关文章多得难以统计，所以，这里只能按出版的时间顺序重点介绍一些功力深厚、影响较大的书籍。
　　1．季羡林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①，汇集先生早年和当时的论文21篇，篇篇都有新见解、新材料。尤其是关于造纸法和丝向印度传播的几篇论文，不仅极见功力，而且填补了以往缺乏中国文化影响印度实证研究的空白。书中《印度文学在中国》一文写于1958年，至今仍是中印文学比较研究者的必读之作。《泰戈尔与中国》一文则不仅是对泰戈尔的恰当评价，也是帮助中国读者解读泰戈尔作品的钥匙。而《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一文，从古文字考古的角度强调了中印文化交流的深远意义，读后有一种“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
　　2．金克木的《印度文化论集》②，收入论文15篇，附译文4篇。虽然主要是关于印度文化的论述，但先生文中不时提到中国，有的文章则直接论述中印文化交流的内容，如《吠陀诗句的古代汉译》、《印度的绘画六支和中国的绘画六法》和《谈谈汉译佛教文献》等。先生自称为“无所归属的杂家”，对中外文化，“有的略见皮毛，有的只在门口张望”(《自序》)。其实，对于一般学子来说，先生学问的博大精深从字里行间自然可见。他的《泰戈尔的<什么是艺术>和<吉檀迦利>试解》是迄今为止对泰戈尔诗作的最好导读。他深厚的梵文和哲学根基是后来者难以企及的。
　　3．季羡林的《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③，汇集论文14篇。其中，《(罗摩衍那>在中国》详细考证了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在中国汉地、云南、西藏、内蒙古、新疆等地译介和流传的情形，是一篇比较文学的范文。《中印文化交流简论》长达3万余字，纲领性地介绍了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阶段和主要内容。
　　4．耿引曾的《汉文南亚史料学》④是一部资料性很强的著作。先生是学历史的出身，多年从事汉文南亚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对中国古代典籍非常熟悉。书中分四章对各个时期汉文文献中有关史料进行了梳理，并不时画龙点睛地予以分析说明，对研究中印关系史和文化交流史十分有益。
　　5．季羡林的《中印文化交流史》⑤近12万字，是在《中印文化交流简论》基础上扩充而成的。先生在《导言》中说，他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料，“原本
　　本文原文想写一部完整的《中印文化关系史》。但羁于杂事，因循未果，至今心中耿耿。”尽管如此，先生的这部文字不多的书已经在若干方面超过了前人，写出了特色。该书将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分为七个阶段：一、“滥觞(汉朝以前)”；二、“活跃(后汉三国25—280年)”；三、“鼎盛(两晋南北朝隋唐265—907年)”；四、“衰微(宋元960—1368年)”；五、“复苏(明1368—1644年)”；六、“大转变(明末清初)”；八、“涓涓细流(清代、近代、现代)”。在谈到文化交流的规律时，他认为，“我们首先要区分物质文化的交流和精神文化的交流，这二者的规律是完全不一样的。”相对来说，物质文化交流比较简单，而精神文化交流则十分复杂。精神文化交流“至少要经过五个阶段：撞击——吸收——改造——融合——同化。”“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这五个阶段，尽管难免有的地方有交光互影的情况，大体轮廓是比较清楚的。”于是，他在书中将中印文化交流的活跃期，即后汉三国时代定为中印两种精神文化的撞击和吸收阶段；将鼎盛期两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定为两种文化的改造和融合阶段；将衰微期宋元时代定为两种文化的同化阶段。由此可见，他在中印文化交流史的分期和各个时期特点的总结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首先，他把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划分为七个时期，照顾其特点而不拘泥于时间的长短，独树一帜，自成一家。其次，把各时期的特点高度凝练地以二至四字加以概括，准确而生动，这也是前人没有做过的。第三，将文化交流的规律运用于中印文化交流史的分期，并使之与各时期的特点相得益彰，这更是前人没有做过的。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指明了一个方向，即，中国与印度文化交流的历史分期必须与各个时期的特点相一致，而各个时期的特点又必须反映出中国与印度文化交流的规律。
　　6．林承节的《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一八五一——一九四九》①是一部友好关系断代史。共分24章，洋洋30万言，内容十分详尽。此前，还从未有人就这一段历史写过这样一部大书。先生查阅过许多近代以来的书籍、报章，还曾在不列颠博物馆查阅有关资料，又亲身赴印度考察，因此，其资料之丰富，恐怕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无人能够超越。书中许多内容都是第一次被写进史书，如章太炎、孙中山与印度革命者的关系等，读来令人兴味横生。先生此书不仅以资料见长，还以分析精辟、评价恰当取胜，这是因为他从史学家的高度去俯瞰这百年的风云际会，将中印关系放置于大时代中加以考察。
　　7。北京大学南亚所编的《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②是一部按照年代顺序、搜罗宏富的专业资料大全，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由耿引曾先生主持完成。该书从119种古代典籍中辑出有关南亚的资料，是研究中印关系史、文化交流史以及印度史等的必备工具书，大大方便了使用者。
　　8．王宏纬的《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③是一部国际政治问题的研究著作，具有现实意义，但也是一部政治关系史，因为先生是按照时间的先后撰写的，先追述英国人统治印度期间对中国(包括西藏)所采取的政策，然后从印度独立写起，直写到上个世纪末。这里之所以要特地将此书列出，不仅因为书中许多内容都与文化交流有关，还因为这部书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先生研究南亚问题多年，这部书凝结着他半生的心血。他对中印关系的研究十分透彻，准确把握了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资料功夫坚实，论断谨慎而恰当，对中印关系的未来也做出了恰如其分的预测，因而对我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极有参考价值，也是读者了解这段历史的可靠教材。
　　在此期间，笔者也有内容相关的四本书问世：《佛教与中国文化》(华侨出版社，1995年)、《中国与南亚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印文化交流史话》(商务印书馆，1998年)和《中印文学比较研究》(昆仑出版社，2003年)。对此四书，笔者自知浅陋，只是追慕前贤，不怕贻笑大方而已。
　　此外，涉及到中印文化交流史的著作很多，其中不乏大家手笔和中青年的力作。如季羡林等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周连宽的《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中华书局，1984年)、同窗王邦维的《唐高僧义净生平及其著作论考》(重庆出版社，1996年)等，都是对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名人名作的深入研究，而且都有新贡献。
　　沈福伟的《中西文化交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余太山的《两汉魏晋南北朝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耿引曾的《中国人与印度洋》(大象出版社，1997年)、孙修身的《敦煌与中西交通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余太山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赵蔚文的《印美关系爱恨录》(时事出版社，2003年)等都包含有中印文化交流的诸多内容。
　　季羡林的《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陈明的《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等，都是涉及中印科技交流的著作。
　　常任侠的《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吴焯的《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郑汝中的《敦煌壁画乐舞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贾应逸和祁小山的《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等，都是着重介绍和论述中印艺术交流的。
　　郁龙余的《中国印度文学比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唐仁虎等的《泰戈尔文学作品研究》(昆仑出版社，2003年)、尹锡南的《世界文明视野中的泰戈尔》(巴蜀书社，2003年)、刘安武的《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比较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5年)等是涉及中印文学交流的新作。
　　这些年，丝路学很受国内外学界重视，我国学者也出了一大批相关著作，并与中印文化交流关系紧密，如刘迎胜的《丝路文化：海上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邓廷良的《丝路文化：西南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张云的《丝路文化：吐蕃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陈炎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黄启臣等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等等，不胜枚举。
　　三、建国以来的研究特点
　　建国以来我学界对中印文化关系史的研究可以归结出以下特点：
　　第一，从时间段看，这50多年可以大体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开始，到60年代中期。第二阶段从1979年开始至今。第一阶段为期较短，由于1962年中印关系出现挫折，加之中国出现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而使学术研究停滞不前。第二阶段比第一阶段成果显著，需要好好总结。
　　第二，从研究者看，从20多岁到90多岁，分布于各个年龄段。前辈学者壮心不已，笔耕不辍，垂范后学；而文革后培养出来的中青年学者奋志向学，硕果累累。在改革开放后20多年这个时间段上，人才不算少，年龄结构也基本合理。
　　第三，从研究内容看，涉及领域十分广泛，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的交流，都在研究之列。热门领域又相对集中，如佛教、文学、艺术、敦煌学、丝绸之路学、中印交通史等。即使是一些相对偏僻的学科，如翻译学、音韵学、因明学等，也有论文或专著。
　　第四，从研究水准看，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远胜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学者们十分重视资料的收集和积累，论述也很审慎。当然，由于这一时期社会上兴起了一股拜金主义的风气，为功利所驱使，也有人写一些粗制滥造的文章，不过这仅仅是支流。
　　第五，从出版情况看，几乎年年都有新作出现，有的学科还以丛书形式出版，形成规模效应。
　　总之，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间，我国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的成绩斐然，但也有一些令人担忧的不足。20多年，整整一代人，当年的壮年成为老者，当年的青年也上升为壮年，以上提到的一些成果，多为50岁以上人所写，而年轻人很少，后继乏人的迹象已经显露。研究成果中，因袭前人，人云亦云，原水平重复的现象并不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