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上游地区的造像与佛教初始输入的别径
　　□ 胡彬彬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05期
　　[摘要]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大都认为印度佛教是经西域传入中原,尔后再在国内传播开的。佛教进入我国的时间则持多种说法。本文以长江中上游地区出土的大量早期佛教造像与画像砖上的佛教美术图案,结合历史文献典籍,加以分析考证,得出长江中上游地区是佛教的初始输入地,传入时间应在西汉末年。
　　[关键词]长江中上游;佛教;佛教造像
　　[中图分类号]J1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7)05-0036-06
　　一　佛教初始输入的年代或时间
　　佛教自输入中国以来,对我国自汉以降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巨大。尤在思想意识、文化艺术方面,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在今天,这种影响都还正在继续,不可谓不悠久深远。然而,佛教是在何时、于何地初始输入我国的?古今中外,僧人学者,聚讼纷纭,真伪糅杂,概莫相类。归纳言之,有僧侣说、史官文人说、中外学者说。
　　1.僧侣说
　　晋宗炳在《明佛论》中称:“伯益述《山海》:‘天毒之国,偎人而爱人’。郭璞《传》:‘古称天毒即天竺,浮屠所兴’。偎爱之义,亦始来大慈训矣,因亦能闻三五之世也。”三五之世即三皇五帝也。伯益是舜帝时代东夷部东的首领。而佛教在印度本土滋生的时间约为公元前6世纪末至公元前5世纪初,当为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比宗炳所述要晚了一千七百年。宗炳进而引《魏书·释老志》说:“于后百年,有王阿育,以神力分佛舍利,役使鬼神,造八万四千塔,布于世界,皆同日而就。今洛阳、彭城、姑臧、临淄皆有阿育王寺,盖承其遗迹焉。”后又有唐之高僧道宣之说更为早期,不过也就更为荒谬,言黄帝曾亲自去过佛国,“余终寻古三五帝皇,有事西奔,罕闻东逝,故轩辕游华胥之国,王邵云即天竺,又陟昆仑之墟,即香山也……并从于佛国。”至于以后的僧佛界,还有法琳作《破邪论》引伪书《周书异记》证佛生于周昭王年代,后在唐初武德年间“灭佛”事件中又借《列子》载大宰嚭问孔子“孰为圣人”之案,以“孔子推佛为大圣”反驳力举灭佛的太史丞傅奕。成帝时,都水使者光禄太夫刘向校书时已见佛经。引道安、朱士行等佛教徒所作《经录》一书,证明秦始皇之时佛教已入中国。“始皇之时,有外国沙门释利防等一十八人贤者,賚持佛经来化始皇。始皇不从,乃囚防等。夜有金刚丈六人来,破狱出之。始皇怖怖,稽首谢焉。”又有僧祐《弘明集后序》,引魏晋人托列御寇名所作之《列子》,言穆王时佛之大弟子宣化东土;释道世所作《法苑珠林》,言穆公将石佛弃于马坊而染疾,后知乃佛之使然而大怖之说云云。上述各代高僧之说,无不是因宗教之狂热而诳言,全系无稽之说,不可信取。
　　2.史官文人说
　　北齐史官魏收在《魏书·释老志》中称:“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估计魏收著史材料,可能是源于萧梁时代刘孝标所著《世说新语·文学》之注。而该注又源于其时所流行的《汉武故事》:“‘昆邪杀休屠王,以其众来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宫。金人皆长丈余,其祭不用牛羊,唯烧香礼拜。上使依其国俗事之。’此神全类于佛,岂当武帝之时,其经未行于中土,而但神明事之耶?”魏收还认定张骞使西域时就已经有佛教。
　　“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数。”
　　把张骞使西域与佛教相关联的文献,更有早于魏收的《四十二章经序》:
　　“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
　　这一说法在《后汉书·西域传》中,有了很大的变化。“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佛,其形长丈六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祠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
　　此说发展到唐代,著名画家张彦远在所作的《历代名画记》中,则变得更为具体:
　　“汉明帝梦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日西方有神名佛,长丈六,黄金色。帝乃使蔡惜取天竺国优填王画释迦倚像,命工人图于南宫清凉台及显节陵上。以形制古朴,未足瞻敬。阿育王像今亦有存者可见矣。”
　　唐之大文豪韩愈曾在《论佛骨表》中也说:“佛者,……自后汉时流中国……汉明帝时始有佛法。”
　　清代知名学者俞樾则据《拾遗记》所言,“燕昭王七年,‘沐胥之国来朝,……有道术人名尸道……荷锡持瓶,云‘发其国五年乃至燕都’”而认定“乃佛法人中国之始”。后民国学者马元材则力主“佛人秦时”说,并专门撰有《秦时佛教已流行中国考》。
　　3.中外学者说
　　以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为代表的中国现、当代著名史学家,主张西汉末年佛教输入说。他们一般都认为,在印度阿育王时代以后,佛教逐渐兴起并扩传到印度西北,包括大夏、安息地区,并沿丝绸之路向西域流传。并据《魏书·西域传》、《洛阳伽蓝记》、《大唐西域记》等文献,认为在西汉末年,佛教进而从西域各国传人了我国于阗、龟兹、疏勒、高昌等地。同时,他们一般认为《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所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使伊口授浮屠经”之说是可信的。认为大月氏是西域佛教盛行之地,口授之法又是当时文字不相通识的情况下可以传授的办法。后又有方立天等学者,进而以《后汉书·楚王英传》所载汉明帝在诏书中褒刘英“尚浮屠之仁祠,絮斋三月,与神为誓”之说为据,证刘英在东汉初年就已知佛法,汉明帝颁诏褒奖是皇帝对佛教传播的认定。而佛教史学家任继愈先生,则认为佛教传人中国,当在东汉初年。近年来,又有张正明、院文清等学人,认为早在战国中期,就有佛教造像之法传人楚国,并撰文专论。
　　在日本,学术界亦有“秦汉”之争。
　　二　佛教初始输入的别径
　　上述从古至今的各派学说,争讼的是佛教初始输入中国的年代,而在初始输入的地域上,则大致都认可是由西域一地而入的。
　　然而,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播,尤如石之投水,波纹由中心起始,后则连环外涌。若水面似镜,则波波相扣;若水面上有浮阻之物,波晕则无法逾越而止于阻物。波纹的涌传并非只是单一向某一方面发散。又如面山呼声,有屏障则阻而不传,于空隙处则可远至。笔者试图以长江中上游的四川彭山、乐山两区域崖墓的早期佛教造像以及什邡地方所见之佛塔画像砖等为案例,并结合历史文献典籍,佐以长江流域 造像风格有别于西域地区为证,加以分析论述,以期印证佛教的初始输入除西域之外,还存有别径之说。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案例:
　　1940年,在邻近长江的四川乐山麻浩(一作麻濠)和柿子湾崖墓发现佛像。
　　1.乐山麻浩1号崖墓佛坐像。该墓规模颇大,有一个前室三后室。佛像用浮雕之法刻于中间一后室的门额之上。像高37厘米,结跏趺坐,高肉髻,普通肩衣,颔下有较为规制的“u”字衣领。右手作施无畏印,左手似提衣角。有圆形项光。1985年,乐山市文化局对该崖墓重新进行重点科学考古调查和测绘后,所出调查报告则称佛像刻于前室东壁。高肉髻,头绕圆形项光,身着通肩大衣,右手似作“施无畏印”,左手似握大衣衣角,似结跏趺坐,面部残。报告还特别提到,造像的技法为高浮雕,不可能为后人补刻,造像的时间,大致为蜀汉时期。
　　2.乐山柿子湾1号崖墓坐像。共两尊,都刻于门楣之上,一尊位于崖墓的中后室,一位于左后室。图像虽因风化之过,但仍可辨。图像的式样与麻浩崖墓1号大致相同,都是施无畏印的结跏趺坐像,只是肉髻稍大,项光略小。
　　3.1941年,四川彭山江口镇豆芽坊166号崖墓出土了佛像陶插座(有学人将其称之为“摇钱树陶座佛像”)(见图1)现藏南京博物院。通高21.3厘米。上部中空圆柱状,下为础座。柱表用浮雕之法造一佛二胁侍。居中者为释迦牟尼,左右两侧为大势至和观音菩萨。佛结跏趺坐,身着通肩大氅之服,为汉服之所未见,而同于佛身之通肩大衣。头上高肉髻,脸像圆润,五官柔和。右手作施无畏印。胁侍为立姿,一为俯首静立,双手合十,一为双手扪胸,仰头向上。下部柱础浮雕一龙一虎,中间为一圆环型壁,其右为青龙,左为白虎,即“龙虎衔壁”图样。
　　以上三处佛教造像,就佛的形态姿式、手印、头光、服饰式样而言,已具印度佛像的仪轨,且颇为规范。其通肩式大衣,右手作施无畏印,则完全吻合印度西北之犍陀罗早期佛像的特征。国内学界一般也都认定这些佛像是我国佛教造像初始期的遗物,因而弥足珍贵。但具体的断代,又有西汉末、东汉初之异。
　　至于彭山“龙虎衔壁”式的摇钱树陶座佛像,此前多为“西王母式”画像。1975年,同是在彭山,就出土过西王母坐于龙虎座之上的画像砖,两侧各有一人作祈请状。人物的组合大致与彭山166号崖墓出土的摇钱树陶座佛像相类同。由此可知,“摇钱树陶座佛像”的形制,是袭用了长江中上游地区这种富有地域特色、并较为常见的钱树形制。在长江中上游地区的民间信奉中,钱树是赐人土地、粮食与财富的吉祥之物。用佛陀的形象替代西王母的形象,以胁侍取代人的位置,造像雕刻的形象变了,但造像的功能与意义却并无二致。显然,佛在这里的文化内涵与造作功用,远非真正意义上的“佛”,只不过是外域新近进来的、又可以赐福于人的神仙罢了。这与文献所载楚王英将浮屠与老子并祀的做法也如出一辙。不过,这也恰好可以说明,这一时期,这一地域的人们信仰佛教的宗教意识是模糊浑沌的。佛陀只能相伴于本土宗教或地域宗教之中,还没有成为独立于本土宗教或地域宗教之外的“佛之宗教”,显然,这是佛教初始输入我国时的最早形态。
　　有关摇钱树类的佛教造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长江中上游(包括岷江流域)区域,如绵阳、忠县多有出土。
　　4.1981年,在四川忠县塗井卧马函崖墓第5、7、14号崖墓中共出土了4株铜铸摇钱树,树干上共计雕铸了佛像14尊。14号崖墓中出土的铜铸摇钱树佛像之左右,铸有方孔钱,钱之背屏上,又各雕铸了一尊类似于神仙的像。
　　5.1989年,出土于绵阳何家山1号崖墓、今藏于绵阳博物馆的铜质摇钱树,树干上雕铸了5尊佛像,顶有肉髻,头披项光,唇上有髭须,穿着通肩大衣,右手作施无畏印,左手拳握执衣,衣褶呈“u”纹,结跏趺坐。由铜钱缀成的树叶上,有的还雕铸有神仙像。
　　以上两处铜铸摇钱树上的佛像,也都具有犍陀罗造像艺术的一般特征。而佛像与神仙同处一树,当和死后成仙的葬俗习惯有关,也应是佛教造像在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初始形态特征。
　　此外,现藏于日本和泉市久保纪念美术馆的一名为“青铜佛钱树盆”的文物,也源自抗战时期的绵阳之地。其造像的一般特征与忠县塗井崖墓和绵阳何家山1号崖墓所出土的摇钱树佛像大致相同。
　　6.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乐山市西郊西湖塘崖墓,清理出一尊立佛像。像为灰陶质,模制。头戴平巾帻方尖帽,头冠中心部位饰有莲花。身着交领式长袍,右手作施无畏印,左手拳握提衣,姿势标准,手印清晰,大致与麻浩崖施无畏佛像类同。
　　7.1981年,在四川忠县鎏井5号崖墓,伴随铜钱树佛像出土的还有十数件模制灰陶佛像。考古报告言这些陶像“头饰莲花,额前眉间有类似于佛教的白毫像”。
　　上述乐山西湖塘崖墓和忠县塗井5号崖墓出土的陶质佛像,其制作工艺都是采用模制法。造像的用途与功能,当是用于丧葬,故可能与当地信民祈盼死后能登仙的习俗有关。
　　下面还有一个特别要列举的案例。
　　8.1986年由四川什邡皂角乡马子堆采得、现藏于四川博物馆的一长方形画像残砖(见图2)。残砖长21厘米,宽15厘米,厚7.5厘米,上刻有一楼阁式佛塔,塔身三层,塔刹项部呈多层线纹叠样。塔的左右两边各雕饰莲花一株,其高近乎佛塔。印度佛教造塔的层数规制为一、三、五、七、九级奇数。该画像砖上的佛塔制式,系古印度塔刹的制式。这一画像砖上的佛塔,也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佛塔形制。也当是印度佛教初始输入我国时所造之物。
　　以上所列案例,佛教造像或佛教美术类画像砖,其出土的地域,都是长江中上游地区中临近长江及其干支岷江一带。这类造像或画像砖,绝不晚于中原或中原以西地区,以及沂南地区。就造像轨仪标准化程度而言,甚至更高于后者。她们的呈现,鲜明地反映出佛教初始输入该地域时的面貌。同时,如果充分考虑到这些佛像葬入崖墓的年代,以及佛教造像的功能已融入民间丧葬习俗的情况,当可以说明,佛教最晚在西汉末年或东汉初期就已进入了这一地域,并为世人所接纳。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输入中国,并在中国后来的各个历史时期得以广泛传播进而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传播的手段和形态,凭借的不仅仅是佛教经文典籍,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了与其教义相伴相生、并用以注释教义的艺术形象——造像与绘像来实现的。在中国,没有佛教的输入与传播,就没有佛教的造像及其佛教艺术。因此,佛教造像成为了确认佛教传人最为重要的物证。而上述案例都是佛教初始输入我国的见证物,造像的轨仪标准化程度又高于中原或西域、沂南地区。换而言之,则可以肯定,这些造像并非是由中原或西域、沂南传人的。那么,处于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四川,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的佛教,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四川地区是否有不绕经中原与西域而通达印度的别径呢?借助典籍文献 的记载和出土文物的证明,回答是肯定的。
　　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十月,汉武帝遣伏波将军率兵平南越,置九郡后,继而平西南夷,置五郡:
　　“且兰君杀汉使及犍为太守,率其众反;汉发巴、蜀罪人,遣中郎将郭昌,卫广将而击之,诛且兰及邛君、律侯,遂平南夷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灭,夜郎侯入朝,汉以为夜郎王。西夷冉、一咙之属皆振恐,请臣服。乃以邛都为越隽郡,律都为沈黎郡,冉、(马龙)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
　　蜀中平定后,这些地区得益于丰富的物产资源,经济得到迅速恢复,日趋繁荣,商贸也活跃起来。商贾除重视与周边地区间的商贸活动外,甚至还把这种贸易延伸到了滇国(昆明)、大理、滇越(今滕冲),至缅甸、盘越(东印度)(见图3),再转经孟加拉,沿恒河西北而上至厨宾(今克什米尔)。这既是当时我国通往印度最近的—条捷径,也是当时民间私下贸易的商贸线路。以后东汉至隋唐也就是以该商贸线路为基础,开通了官方贸易通道,且使用最为频繁。
　　早在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就在大夏国见到了出产于四川的蜀布和邛竹杖。这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有载: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
　　张骞回国后,将这一见闻向汉武帝作了汇报:
　　“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
　　张骞进而向汉武帝陈述了自己的建议:开通四川至印度,再通大夏的道路。并分析了由此而兴的种种利益。
　　“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
　　汉武帝听取张骞的建议后,分析了开通四川至印度的道路可以在交通、军事、经济、物产、国威等方面兴生出诸多利益。采纳了张骞的建议。
　　“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
　　“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
　　于是汉武帝决定打通此路。其具体行进的线路《史记》中先后有二说二载。其一见于《西南夷列传》:“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闲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其一载于《大宛列传》:“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闲使,四道并出:出(马龙)、出冉、出徒,出邛、焚、皆各行一二千里……”
　　四川所产的蜀布、邛竹杖,早在西汉元狩元年以前,就已现身于身毒、大夏。“蜀贾奸出物者”至于滇越,至于盘越,那么,由蜀中通往印度的便捷商道也就肯定是存在的。估计有点类似于“茶马古道”。出没于这条商道的蜀商除了流通物资外,也很可能将佛教文化带回汉地。商贸活动是相互的,往来于这条道上的,也不单一只有蜀商,应该也有来自印度的商人。同样,他们也完全可能将他们的宗教信仰连同宗教信物一并带人中国。这种推断,也应是符合逻辑的。汉武帝当年的理想,就是要让这条通往印度的便捷小道变成通衢大道。只是终因氐、笮和昆明夷人的阻挠而未能成功,遂成为汉武帝终生的遗憾。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西汉年间已经存在的民间商道,就会因此而消亡。恰恰相反,官道之不通,便捷之道的民间商贸则可能变得更加频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考古工作者,陆续在这条商道的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发掘和出土了不少来自印度、伊朗、缅甸的年代久远的工艺制品。在滕冲还出土了大量的汉五铢钱。在滇西大理、保山一带的汉墓中,也多有高鼻深目的“胡人俑”出土。这些文物,是这条商贸之道往日繁荣的有力见证。
　　同时,据文献典籍的记载,当时有不少印度商人和僧侣,经此便捷之道,来到中国,有的甚至还被归化为民。如《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就有类似的记载:
　　“孝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柳狼遣子奉献。明帝乃置郡。以蜀郡郑纯为太守……有闽濮、鸠僚、傈越,裸濮、身毒之民……”
　　至于后来的晋、唐之际,中印僧侣更有往返于此道者。《高僧传·释慧睿传》曾记载了僧人慧叡“经行蜀之西界”,途中遭人所掠,获救后,仍初衷不改,“游历诸国,乃至南天竺界”。有的僧人还在一些佛教文献中,具体记载了一年之中行走这条道路的最佳时机,以及自然条件的恶劣与险峻、语言不通所出现的障碍、出资请人带路的种种情况。
　　三　小结
　　通观出土于长江中上游地域的四川乐山、彭山早期佛教造像和佛教美术类画像砖,在影像学上有着以下三个重要特征:一是这些造像身材相对粗短,额平鼻直,大都为结跏趺坐,高肉髻,着通肩式袈裟,颔下有呈规则“u”型的衣领,右手作施无畏印,具有典型的西北印度犍陀罗早期佛像特征;二是有的造像,有“龙虎衔壁”图式础座或为摇钱树式样,是这一地区所特有的地域特色于佛教初始输入时期,在造像程式和工艺手法上的体现。三是什邡地区出土的画像砖上所呈现的三级式塔刹,完全相同于典型的印度早期佛塔图像,亦是国内目前所见之最早的佛塔形制。凭借这些特征,可以说明长江中上游地域的这些佛教造像,完全不同于中原或中原以西地区、沂南地区的造像;其造像轨仪程式的标准化程度,也明显更高于后者。所以,这些造像应是国内目前所见佛教初始输入我国的最早造像,这清晰地表明了长江中上游地区早期的佛教输入与印度佛教有着直接的关联,长江中上游地区是印度佛教初始输入我国最早和最主要的区域之一,而并非像有的学者所断言的“佛教之入,中原为始”、“蜀之佛教,中原传人”。在佛教初始输入该区域的时间判断上,应为西汉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