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美的绘画和书法
　　史金波
　　一位端庄的观音菩萨安详地坐在金刚宝石座上凝神遐思，周围祥云缭绕，浮托着插有柳枝的净瓶，青色的山石后伸展着嫩绿的修竹。观音座下，碧水涟漪，红莲飘浮。圣洁的光环与观音所穿红罗裙交相辉映，富丽中透露出庄严，神密中飘逸出清新。’茫茫碧水的彼岸，唐僧双手合十，面向观音膜拜，孙悟空手牵驮着佛经的红马，跟在后面。这就是甘肃安西榆林窟第二窟的西夏壁画《水月观音图)。谁到了这里都会为西夏壁画巧妙的构思、杰出的造型和精湛的画技所倾倒。这幅画继承了中原绘画的传统，在观音像上将人、神融为一体，又将山水和人物有机地结合，运用勾描、皱擦、点染等技法，使画面达到了很高的意境。类似这样精美的西夏壁画还有榆林窟第三窟的《普贤变图，。图中部普贤菩萨乘白象，仪表风度雍容华贵，上部山峰层峦叠嶂，亭台楼阁掩映，林木葱郁，气势雄浑，下部有天官、金刚、菩萨等十余人，姿态各异，栩栩如生．左侧唐僧隔水向普贤菩萨合十礼拜，牵白马的孙悟空立于身后。拿图布局巧妙，人物与山水主次分明，相互衬托，收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这样高水平的绘画艺术，吸收了中国传统的绘画特点，足可以与同时期的中原绘画相媲美，不失为西夏美术作品的代表作，反映了西夏中、后期绘画发展的重要特点。更为可贵的是，壁画中的唐僧取经图在传世的同类作品中为最古。它成功地塑造了孙悟空这个人、猴统一于一身的艺术形象，对研究这一题材的绘画艺术装展有重要价值。
　　在榆林窟第三窟的《千手千眼观世音像》，则表现出西夏绘画反映现实生活的特点。在观音像的法光中左右对称地画有《犁耕图》、《踏碓图》、《酿酒图》、《锻铁图》各两幅。《犁耕图》画双牛驾横杆，横杆连犁辕，即所谓二牛抬杠式，耕者一手扶犁，一手持鞭，是西夏犁耕的写实。乒踏雄图，画一人以一脚踏木板，用中间下部的木轴为杠杆带动捣杵，于石臼中碓米的情景，此法与中原捣米春谷法相同，反映了西夏时期河西地区生活，生产的实际情景。《酿酒图》绘一妇女吹灶火、一妇女手持陶钵，在烧锅旁酿酒的场面，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西夏家庭酿酒的情景广反映了封建时代自然经挤的特点。《锻铁图》绘一工匠以双手推拉竖式双木扇风箱，另两名工匠持铁锤在铁砧上锻打铁件，再现了西夏铁匠劳动的场面。此外，观音图中还绘有锹、镐、锄，犁、耙、斧、锯，锛、剪、尺、规等农业、手工业生产工具。画面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特点，生动具体地再现了西夏社会的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某些场景，为研究西夏社会经济生活提供了难得的形象资料。这在我国古代绘画中是不多见的。
　　西夏的人物画也很有特色。就中以榆林窟第二十九窟西壁的西夏供养人群像最富有代表性。壁画南侧和北侧各有男女供养人像两列，‘窟主及其眷属皆以西夏文题记标明职官、姓名、身分。男供养人上列以高僧西壁智海为先导，后有施主沙州监军赵麻玉等供养人七身，后三身为侍者，下列是施主的长子等供养像。人物面部丰满而微长，鼻梁较高，身材魁梧，与史料记西夏人面部特征“圆面高准”正相吻合。武官都穿著窄袖紧身服，也与文献记载相符。特别是上列第二、三身人物中间有一孩童像，是施主之孙，因未戴冠帽，露出头部秃发的样态，侍从像中也有秃发形象，证明元昊立国时所下秃发令一直沿习到西夏晚期。从壁画进一步知道，西夏的所谓“秃发”原来是髡发，即头顶剃发，周边留发。北侧女供养人像两列皆以比丘尼为先导；其余为施主的女眷，她们神态端庄．再现了女供养人虔诚礼佛的形象。
　　西夏的人物画像在莫高窟也有不少。最有特点的是四百零九窟东壁的王者供养像。像高一百六十七厘米，可能是一幅等身像。他头顶高冠，身著龙袍，腰束玉带，手持长柄香炉。前立一童子，高七十厘米，手捧托盘，服饰也极华丽，当系王者眷属。男像后有侍从七身，分别持华盖、晕扇和宝剑等，他们的身材仅及王者的一半左右。人物身材比例的悬殊，目的显然是想表现出身分尊卑的差别，这种违反现实生活，却迎合封建统治阶级意识的人物画，在壁画中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
　　莫高窟的西夏壁画以西夏早，中期为多。其风格承袭五代，宋初的壁画传统画法，山水、人物画创新不多，但在花饰图案上却有不少精美之处。如莫高窟三百零一窟顶部的团龙藻井(窟顶的装饰图案)，中央是栩栩如生的团曲龙形，四角配以朵云，构图新颖。二百四十五窟顶部的团龙藻井，则又由团龙和周围的卷草纹组成美丽的图案。十六窟的藻井更显现出绚丽多姿的色彩。图案中心由一凤四龙组成，凤居正中央，两翅展开， 自然舒展而有力，作翱翔之态，长尾与身体盘卷成圆形，外周有旋转式卷瓣莲花。四角各绘一龙，作相互追逐之势，构成旋转飞腾的生动气势。画面施以红、绿、金等色彩，鲜明热烈而雅致稳重，增加了装饰效果，是西夏藻井图案中的上品。以龙或凤为图案的藻井在西夏十分普遍。其他如宝相花图案、交枝卷草图案也都很精美。还有一种波状卷云纹边饰，以一条波浪式的藤蔓为主干，两侧派生出类似忍冬草形的卷云纹，构图简单朴素，是西夏时期流行的一种装饰图案。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九十七窟龛内左右两侧的童子飞天像。两童子左右对称，头顶秃发，两鬓角留小辫，身著四禊团花彩衫， 臂缠飘带，手擎鲜花，足穿大红短腰靴，形态飘逸生动，浮翔于彩云之中。童子四肢裸露，体态圆润。在敦煌飞天中童子飞天十分少见，而这一幅童子飞天画则更有特点。
　　此外，如敦煌的西千佛洞，玉门的昌马石窟，酒泉的文殊山石窟、张掖的马蹄寺石窟、银川的须弥山圆光寺石窟、内蒙古的百眼窑石窟等也有西夏开凿或妆銮的佛窟，那里也都留下了西夏画匠们的作品。当然在西夏壁画中，保存得最为集中，能全面反映西夏早、中、晚期特点的还要算莫高窟和榆林窟。那里保留下来西夏重新妆銮或开凿的洞窟达八十八座。
　　西夏壁画艺术早期承继北宋，创新不多，中期融入了高昌回鹘的艺术营养，逐渐探索创造本民族的风格，晚期在吸收中原绘画传统的同时，又接收了吐蕃传来的密宗绘画艺术的影响，在构图、造型、线条、敷彩等方面，形成了具有民族特点的艺术风格，引起了艺术家的重视。近人谢稚柳在《敦煌艺术叙录》一书中认为西夏壁画“其画派远宗唐法，不入宋初人一笔，妙能自创，俨然成一家”。这一评价基本上是中肯的。
　　我国所藏的西夏文佛经中保存着一些木刻板佛画，科兹洛夫和斯坦因所掘走的西夏文献中也不乏佛画之类，其中以佛、菩萨画像居多。总之，西夏的绘画作品大多以宗教艺术品被保存下来。
　　近年来在甘肃武威西郊的西夏墓中又发现了二十九块木板画，一般长十—二十八厘米，宽五—十厘米。其中有的题材超出了宗教的范围。板画内容有重甲武士、男女侍从、牵马人以及家禽；家畜等。有的板画背面或侧面还有墨书汉文榜题。这些木板画构图简练，线条流畅，人物的神态很有特点，如武士的威严、年迈人的老态、男女侍从的不同形象等都很逼真，生活气息很浓，可以看出画家能在大处着墨的功力。
　　西夏大量绘画作品的创造，必然造就出一批画家和画匠。实际上，历史文献记载西夏景宗元昊本人就“善绘画”，可惜，我们不知道他有什么作品。榆林窟十九窟有二条西夏时代的汉文题记：
　　乾佑廿四年......画师甘州住户高崇德小名那征，到此画秘密堂记之。
　　乾佑二十四年。(1193)是仁宗朝，画师高崇德是甘州人，他所画秘密堂当指西夏晚期的密宗洞窟。
　　绘画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西夏绘画早有传统。元昊祖父李继迁不满意其兄李继捧依附宋朝，拒绝宋朝要他们内迁的命令，率领众人出奔地斤泽时，便拿出其祖先拓拔思忠的画像，让随从出逃的党项人看，利用祖先的威望感化族人，使从者日众。李继迁出示的先祖人物画，证明那时已有了一定水平的绘画。
　　在原西夏东部，今鄂尔多斯草原以北的那仁乌拉山中，近年来发现了不少岩画，其中有的属于西夏时期。这些岩画的内容多与当时的生活、生产有密切关系，如羊、马、太阳、磨盘和骑者等。一般画风朴实、粗犷，构图简单，未脱掉原始绘画风格，似为受汉文化影响较少的西夏牧民所作。一幅有羊形和人形的画面旁有墨书西夏文“黑石”二字。党项族的民族文字在深山中与民族绘画同时出现了。在银川之西的贺兰山中也发现了数处岩画，有的画面与带有佛教内容的西夏文字相毗邻。从横的地域角度看，这些岩画是整个西夏绘画的一个方面，即在文化水准较高、绘画艺术达到先进水平的国度里，原始的民族艺术依然有所表现，有所保留。在封建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特别是常年在草原、山中生活的牧民，他们没有受过传统的封建教育，没有高深的艺术修养，但他们仍然用民族的传统艺术，顽强地表现自己
　　的生活。从纵的历史角度看，这种岩画又反映了西夏党项族早期的绘画传统，是一种活的原始民族文化的遗存。这样，对于西夏的绘画就有了更加完善的理解。
　　西夏的书法艺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接触到西夏文文献的专家们，常为它那秀美的字体、精湛的书法而赞不绝口。西夏流行的西夏文和汉文文字性质相近，它们的书写方法如执笔、用笔、点划、结构、分布等方面也基本相同．西夏文教发达，书法也很受重视。特别是佛经的抄写和刻印，融书法的修养和佛教的虔诚于一炉，产生了不少精美的书法艺术品。
　　传世的西夏书法作品以楷书、行书为最多。前文提到的西夏文泥金字《金光明最胜王经》，小字楷书，书写工整，字体娟秀，配以光彩夺目的金色，确可称为写本佛经的上乘。柏林图书馆所藏《妙法莲华经》字体俏劲有力，气韵隽秀，刚柔相济，也是西夏文书法的精品。列宁格勒所藏<佛说宝雨经》，墨书小楷，书法婉丽遒逸，工整秀美。西夏刻印的佛经和书籍都是正楷，而在不少日常应用的文字和部分佛经中行书使用较多。行书大都表现了随意自然的特点，如《黑水城守将告近禀帖》、写本《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等皆是。
　　在西夏，草书也很流行，如草书《孝经》字划简约流畅，结构均匀自然，是传世的西夏草书代表作。篆书可分成两种，一种类似汉文的小篆，如西夏陵园的寿陵碑额，竖刻四行，每行四字，共十六字，笔画匀称畅达，结构严谨整齐，字形方正典雅。《凉州感应塔碑，的篆额与此相类。另一种是西夏官印用篆字，类似汉文九叠篆文，笔画屈曲折叠，填满印面，疏密得中，变化多端，庄重美观。
　　此外，西夏还有用竹笔书写的作品。武威小西沟岘的山洞中，与西夏文文献同时被发现的就有两支竹笔。前述一种《孟子，写本，字体粗黑整齐，刚健有力，显示出竹笔书写平直工整的特点。
　　保存至今的西夏文书法作品不少，但书法家的名字流存至今的却不多。张政思和浑嵬名遇分别是书写《重修凉州感应塔碑》汉文和西夏文的书法家，都有很高的造诣。仁宗朝的翰林学士刘志直工于书法，他利用黄羊尾毫作成笔，质量很高，国内有很多人仿效他的作法。曾考中进土的神宗遵顼不仅博学群书，而且也是一个善于写隶书和篆书的书法家。智妙酩布是元朝党项人书法家，他书写了居庸关过街塔门洞内的西夏文字，字体浑厚凝重，保持了西夏书法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