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　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北京]人民日报，2000年9月4日

　　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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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盛夏以来的纪念敦煌学创建100周年系列活动，随着酷暑渐消已临近尾声，然而，由这些活动而再次掀起的敦煌热却并未很快降温，有关文章还时常见诸于报端杂志。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季羡林先生，近来因目力所阻，已鲜动笔，但仍关注着这一盛事。季老这篇《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写于10年前，收入《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一书。他高屋建瓴，从宏观的角度谈论敦煌学及吐鲁番学的意义，于今读来仍不乏新意。征得季老同意，现将此文摘编重发，以飨广大读者。

　　季老说：“敦煌学、吐鲁番学的内容异常丰富，甚至有点庞杂。要笼统地来谈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容易说清楚。”季老乃从几方面逐一论述：

　　“第一，对研究中国历史和地理的价值。在敦煌和吐鲁番（以及新疆其他地区）新发现的史料，弥补了许多以前意想不到的空白。比如，在唐朝，吐蕃乘安史之乱占领了敦煌，到了大中二年（848年），张仪潮驱逐吐蕃镇将，归唐后受赐号为归义军节度使。其后，张氏归义军和曹氏归义军相继统治敦煌地区，前后达200年。这一段历史牵涉到的中国国内民族及民族文化交流的关系，都是过去所不详者，只是靠着敦煌文献的帮助才弄清楚。

　　“敦煌石室中藏有不少地理佚书，比如《沙州图经》、《西州图经》、《贞元十道录》等，连著名的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石室中也藏有残抄本。所有这些地理书，对研究中国中古史地有重要作用。

　　“第二，对研究中国文学艺术的价值。首先是变文的发现。所谓变文是一种韵文和散文混合在一起用于说唱的通俗文学体裁，这种新文体实际上开了宋代‘平话’的先河，可过去我们对此毫无所知。其次是诗歌。著名文学家韦庄的《秦妇吟》，在他的全集中未收入，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诗中保存了许多晚唐农民起义的史料，对研究唐代历史和文学都有极大的帮助。

　　“在艺术方面，包括壁画、绢画、雕塑、书法、石窟建筑、音乐、舞蹈等，内容丰富，数量巨大，从六朝一直到宋、元各朝，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们的作品。

　　“第三，对研究语言学、音韵学的价值。敦煌石室中保存了一些同中国语言学和音韵学有关的古籍残卷，在这些卷子中常常可以碰到一些俗字和俗语，在别的文献中是找不到的。

　　“敦煌石窟中发现的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的卷子，其中有古藏文、窣利文、西夏文、于阗文、龟兹文、回鹘文。在新疆发现的古代民族语言也有回鹘文、吐火罗文（A焉耆文，B龟兹文）、窣利文、于阗文。于阗文和窣利文都属于伊朗语系。今天我国新疆帕米尔高原还有说属于伊朗语系方言的民族。至于吐火罗文，其价值更为突出，它的发现，给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提出了新问题，促进了这一门学问的发展。

　　“第四，对研究宗教问题的价值。首先是佛教，石室藏书中，佛典约占95%。道教的经典有大量发现，最引人注目的是老子的《道德经》、《老子道德经序诀》、《老子道德经义疏》，河上公简注和释文等。儒家经典也有不少，如《孝经》、北齐写本《春秋左传集解》和唐写本《春秋谷梁传集解》、《尚书》、《论语》等。这些都对校勘古籍有极其重大的价值。

　　“第五，对研究古代科技及其他方面的价值。石室中有《本草》残卷，医文残卷；有天文历算的书籍，如二十四气七曜日历。从石室写本用的纸张可以看出中国古代造纸、潢纸、印刷术的进展。我国是发明印刷术最早的国家，敦煌石室保存了一份唐咸通九年（868年）刻印的《金刚般若波罗经》，是全世界现存有明确纪年的印刷物。它刻印的精美、纯熟程度告诉人们，印刷术在此之先至少经历了约100多年的发展过程。

　　“第六，对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价值。敦煌、吐鲁番和新疆其他地区是东西文化交流的孔道，沿着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痕迹，像石窟、石庙、古城到处可见。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梵文本《心经》，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梵文佛经写本，也有文学作品。如佛教大诗人马鸣的著作，在印度久佚，它的发现，弥补了印度梵文文学史上的一个空白。我还想提一下有关中印技术交流的敦煌残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P.3303号）。这个残卷只有9行字，里面讲到印度甘蔗的种类以及造糖的方法。过去虽然有人注意到了，但没有加以探讨。其实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文献，它透露了中印在科学技术方面交流的一个侧面。

　　“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4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4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敦煌和新疆地区。从人类发展的远景来看，对文化汇流的研究，有其特殊的意义。目前研究这种汇流现象和汇流规律的地区，最好的、最有条件的恐怕就是敦煌和新疆。”

　　在敦煌492个大大小小的洞窟中，宝物之多、之精，不能不令人惊叹，仅那个小小的石室，典籍就达4万余件。作为一个中国人，看到我们的祖国有如此丰富的宝藏，看到先民“在创造文化方面，既能‘给予’，也能‘拿来’，怎能不感慨万端。”

　　季老最后说：“爱国主义情感之所以能够产生，看到自己民族过去的光辉的成就，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我们从事敦煌学、吐鲁番学的研究，其意义决不仅仅限于学术方面，在启发爱国主义情感方面，在鉴古知今方面，也能够起重要的作用。我想，这个想法会得到我国各民族的同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