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文明的尊严——关于敦煌文物的归还

　　冯骥才

　　[北京]文艺报，2000年6月22日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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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百年纪念日已经到来。于是，一个中国文化界无法放下的问题，再次焦迫地摆在面前：敦煌文物何时归？

　　敦煌藏经洞是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最重大的文物发现之一，同时也是最富悲剧性的。三万多件珍贵文物，流散到十多个国家。这是有史以来出土于一地的文物；经受最惨重的一次文化瓜分。

　　然而今天，对于敦煌文物的物归原主，我国文化界却依然忧心忡忡，并不乐观。不大相信当初把敦煌文物弄出中国的那些国家，眼下会回心转意，把东西送回来。这是因为近三十年，他们对此的各种强辩与巧辩说得实在太多，这表明他们对敦煌文物的占有欲强旺依旧，没有任何松动与超越前咎的觉悟。

　　在藏经洞被发现了一个世纪的今天，历史已经没有秘密。藏经洞发现史与蒙难史的所有细节，都明明白白写在纸上，任何辩驳皆无意义。然而，我们还是要强调如下的事实：

　　一、藏经洞的发现者是敦煌道士王圆箓，时间是1900年6 月22日。

　　二、最早认定藏经洞文物价值的是甘肃学台、金石学家叶昌炽。时间是1903年。

　　三、1904年3月，敦煌县令汪宗瀚对藏经洞文物进行一次调查后， 遂命令王圆箓将文物就地封存。这是正式的政府行为。

　　四、英国人斯坦因于1907年3月16日，法国人伯希和于1908年2月25日，前后抵达敦煌莫高窟。他们都是先得知藏经洞有珍贵文物出土，随即直奔文物而来。并都以少许银钱买通文物看守人王圆箓，启封取走大批珍罕绝世的敦煌文物，运回各自国家。随后是日本人大谷探险队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以及俄国人奥登堡等。

　　这里之所以要强调这一连串事实的细节，是要说明——斯坦因和伯希和不是敦煌藏经洞文物的发现者。他们是在藏经洞文物被发现和被封存之后，设法将其启封取走的。可能有些人被当年伯希和在洞中翻阅敦煌遗书的那帧照片所迷惑，以为那是在进行考古发掘。但相反——那决不是在发掘现场进行考古鉴定，而是为了取走文物而做的识别性筛选。这一点，必需认清。

　　我们承认斯坦因和伯希和是两位优秀的考古学家，伯希和还是一位天才和罕世的法国汉学家。他们对敦煌学的确立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特别是伯希和，他与斯坦因的不同之处是，斯坦因第二次探险的目的，是割取莫高窟壁画，只不过因那里的佛教徒太多，他不敢下手。伯希和不但没有伤害壁画，相反对莫高窟进行有史以来首次的考古调查，而且学术意义很高。但还是要指出，即使是这样——即使在当时，他们取走敦煌藏经洞文物也是非法的。也就是说，他们对敦煌学的贡献与他们非法取走敦煌文物，是两件事，不是一件事，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分而论之。

　　当然，这行为在当时的西方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前期，西方中心主义的肆虐，有着所向披靡的殖民主义背景。这便使他们的考古狂潮从希腊顺利地越过地中海，将金字塔中法老的干尸，以及长眠地下的亚述、巴比伦、苏美尔和赫梯等古王国那些美丽的残骸，一个个搬到太阳之下，然后再搬到他们的国家，入藏他们的博物馆和图书馆中。跟着一路自西向东，进入了古老的印度和中国。殖民者从来无视殖民地的文化主权。这是那一个时代的偏执和荒谬，不是谁能避免的。故而长期以来，对于西方的学术界来说，殖民地的“土著”人自己的任何发现，都不算数；而他们之中第一个看到的才是发现者。在学术领域里，殖民地人自己的研究成果不能成立，这些成果最多仅仅是提供了一种素材性的参考，只有他们的研究成果才能得到学术承认。故此，西方的一些著作总说斯坦因是敦煌文物甚至莫高窟的发现者。包括《大英百科全书》也这样写。斯坦因没到敦煌之前的一千多年，莫高窟一直有中国人在那里。难道它一直等候这位英国人来发现？而且斯坦因到了敦煌，拜见当时的敦煌县令王家彦时，王家彦对他常识性地讲了莫高窟的历史，还送给他一部《敦煌县志》，他才知道莫高窟由何而来，这也算一种考古发现？在这里，发现这两个字显然已超出考古学的意义。它似乎还包含另一层意思，即谁“发现”，谁就是它的主人。就像儿童游戏那样，谁先看见就算谁的。如今，虽然殖民地时代已经过去，但这种源远流行的背景和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仍然使今天的一些人不能走出那个荒谬绝伦的历史误区。这便是敦煌文物不能归还原主的最深在的根由。

　　然而，今天思辩这一问题，并非只是为了责怪过去，而是为了一种超越。

　　因为20世纪，人类文明遗存的处境实在艰辛。殖民主义掠夺、战争抢劫、盗窃走私，再加上一些殖民地缺乏严格的文物保护法，那里的人们又缺乏文化的自觉，致使不少文明遗址遭到破坏。文物从它的发生地流散各处，后果极其混乱，不少文明遗址已经支离破碎，失去了它所必需的完整性。

　　在世纪的交接中，接过20世纪这个糟糕的文物状况的新世纪应该怎么做？是承续上世纪那个谬误，还是纠正历史，还文明以文明？

　　1900年，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五万件文物，绝大部分是中古时代的文书。同一地点出土如此浩博和珍罕的古代文书，举世独有。而且它内含无涯，包容恢宏，极大角度地囊括了那一时期中国社会及其对外交流的历史信息。然而，其中深刻的意义，只有当它置身于这文明的发生地，才能真正充满感染力地显示出来。

　　文物——尤其是重要文明遗址和重大文化发生地的文物，都有着不可移动的性质。它们天经地义属于自己的本土。它是那一方水土的精髓，是历史生命活生生的存在，是它个性经历的不可或缺的见证。文物只有在它发生过的本土上，才是活的，才更具认识价值。这就是说，人类的一切文明创造，都有它自身的完整性，都有它不可移动与不被肢解的权利。这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是文明的尊严，也是人类的一种尊严。

　　谁先认识到这一点上，谁先步入文明。

　　刻下，一些欧洲国家不是已经开始交换二战中相互劫去的文物吗？这应被视为告别野蛮、自我完善、走向文明的高尚行为。因为，当今的人们已经深知，文明遗址中的文物不是一种变相的财富。谁把它当做财富来占据为己有，谁就亵渎了文明本身。站在这个文明的高度上说，谁拒绝文物归还原主，谁就拒绝了文明。

　　1909年，伯希和将已经运出中国的敦煌遗书，选取若干带回北京，展示给我国学者罗振玉、蒋斧、董康、王仁俊等人。当学者们获知这些绝世珍奇已落入外国人手中，即刻展开一场义动当世、光耀千古的文化大抢救行动。学者们一边上书学部，敦促政府清点藏经洞的劫后残余，火速运抵京都；一边将这情况公诸国人，于是更多学者加入进来，对敦煌遗书展开迅疾而广泛的收集、校勘、刊布与研究。它显示了我国知识界实力雄厚、人才济济和学术上的敏感。随后，学者向达、王重民、刘复、于道泉、王庆菽等，奔往巴黎与伦敦去查寻和抄录那些遗失的宝藏。学者姜亮夫几乎倾尽家财，自费赴欧，去抢救散失在海外的文化遗产。他们一个字一个字地把流落他乡的敦煌遗书抄录回来。很多人一干就是多少年！这种强烈的文化责任感通过梁思成、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一直像圣火一样传递至今，照亮了中国的学术界和戈壁滩上灿烂的敦煌。可以说，近百年我国知识界的所有重要人物，差不多全都介入了敦煌！

　　敦煌的文化抢救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抢救行动。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觉醒。显示了我国学术界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文化主权意识，以及一种浩浩荡荡的文化正气。同时，也表现出我国做为一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始终具备的文化高度。

　　上世纪初，我国著名学者陈寅恪有感于敦煌受难之惨剧，说出铭刻于敦煌史上一段著名的话：“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于异国，即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余，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耳。在今日之编斯录也，不过聊以寄其愤慨之思耳！”

　　这痛心疾首的话，有如霜天号角，曾呼叫着当时国人的文化良心；又如低谷悲呜，唱尽一代学人痛楚尤深的文化情怀。但余音袅袅，不绝如缕，依然强劲地牵动着我辈的文化责任。从今天的世纪高度看，这桩没有了结的敦煌公案，不仅是敦煌——也是人类文明犹然沉重的一段未了的伤心史。因此，今天我们不是仅仅为了捍卫文物的主权，而是为了捍卫文明的尊严，来呼吁和追讨敦煌文物。那就不管别人是不是觉悟，我们都要不懈余力地呼吁下去。催其奋醒，重返文明。先人创造的文明，是一种自发的文明，尊重先人的创造，才是一种自觉的文明。故而，只有在敦煌文物归还故土，世界各大文明遗址流散的文物全都物归原主，我们才能踏实地说：地球人类真的文明和进步了。因为人类的进步的前提，就是不再重复过去的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