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佛学研究重振声势的转折标志——《中国佛教》

　　佛教是世界公认的三大宗教之一，肇始于印度，约在公元1世纪前后（汉代）传入中国，正如本书《中国佛教》前言所说的：“佛教传入中国，近二千年来，对我国社会发生过深刻影响。”西来的佛教与中国的本土文化互相影响、吸收、结合，逐渐演进为中华民族的宗教之一，并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和精神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我国长期以来主要进行的是佛经经典的传译和著录工作，如汉代至宋代，已经翻译了约6000余卷的经籍；清代总集《龙藏》，收有佛教经籍达7168卷。而翻译就是语言的转换，其目的是为了让国人能够使用自己的文字读懂理解原典的内容。1982～1994年编纂完成的《中华大藏经》，收约23000卷，可谓大而全了，但采用的是重编影印的方式，虽是佛教经籍的集大成，然而仍属于资料的收集、分类、著录、版本校勘等等与传统本质区别不大的工作。

　　至于用现代理念和方法来研究中国佛教，其开拓也晚，其进程更是曲折多艰，这是因为我国至20世纪才堪称真正开始迈入现代化的门槛。日本就远远走在了我们的前头。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强盛，佛教适应社会的发展，经过内部改革和积极向西方学术学习，使佛学研究方面有了全面的改观。中国的佛教史研究是先从翻译日本著作开始的，其后才出现中国学者自己独立研究的佛学著作。如胡适《神会和尚遗集》，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即属于有代表性的阶段成果。

　　新中国建立后，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但必须说，佛学研究在整体上进步甚微，甚至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尴尬境况。

　　然而，奇迹在艰难中却发生了：

　　1955年，锡兰（今斯里兰卡）为纪念释迦牟尼佛涅槃2500年，发起编纂英文版的佛教百科全书，希望各国佛教学者给予支持和合作。中国总理周恩来接受了锡兰总理之请托，指示由中国佛教协会组织人力为锡兰编写有关中国的条目。于是，中国佛教协会立即成立了“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动员了当时全国佛学界知名的高僧硕儒承担写作相关内容，共计写成汉文条目400多篇，约200多万字，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我国将部分对方需要的英译稿寄往锡兰后，可惜的是我国自己的中文稿却长期搁置，并没有机会汇集整理出版。其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只有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转机才终于出现。学术界在重新估值这一佛学研究的成果和遗产后，决定让它重见天日。

　　于是，在中国佛教协会的主持下，经过数年努力，由本社承担编辑和印制的这套书终于赶在了1980年即“文革”结束后不到四年的时间推到了世人的面前。该书从组织编写开始，到最后成书，前后费时约二十五年，可谓是历经坎坷。

　　这套内涵丰盛的四卷本著作具有百科全书式的体例。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卷，介绍中国佛教史略、中外佛教关系史略、中国佛教宗派源流。第二卷，介绍佛教人物和中国佛教仪规、制度。第三卷，介绍大乘、小乘佛教的经、律、论著作。第四卷，介绍佛教经籍和中国佛教教理。（可补充的是，200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五卷，内容是佛教与中国文化、藏经、石窟和佛塔。）

　　落款时间为1979年的书中“前言”由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撰写，在文中他提到了这么几点值得特别留意：

　　一、“聘请国内佛学者担任撰述。”

　　二、“全部汉文原稿迄今未公开出版。”

　　三、“这些文稿撰于二十年前，部分作者已经离开人世。”

　　对第一句话，我们翻阅此书，就会发现前言所说的“佛学者”其实都是高僧大德，如曾任中国佛学院院长的法尊法师，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巨赞法师，曾兼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的藏传佛教高僧喜饶嘉措，有“中国第一比丘尼”之称的隆莲法师，或都是国内顶尖的佛学学者，如有被誉为“中国大陆佛教研究界第一硕学”的吕澂，曾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的周叔迦，等等。这也事属当然，因为它是当年周总理亲自过问下集全国佛学界之力的产物，在当时的全国具有着最高的佛学学术代表性和权威性。

　　对第二句话，可以告慰的是，一年后即1980年，这部书稿经过佛学界和出版社的努力终于付梓问世了。

　　可是，在撰写“前言”的时候，有些作者如喜饶嘉措已于1968年圆寂了，周叔迦已于1970年去世了，高观如已于1979年作古了……他们是看不见这本书的出版了，第三句话表达了赵朴初先生对逝去者深深的遗憾和眷念之情。

　　该书1980年出版首印后，填补了佛教学术研究的空白。众所周知，代表中国最高文化学术水平的“大百科”工程，其中1988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 宗教》卷，所列“佛教”与“中国佛教”部分，其条目的文章就是大量直接迻录、采纳或借用了本书的原稿原文及其原始资料。

　　《中国佛教》的问世，不啻是现代我国佛学事业曲折前行的一个缩影，更可以说是现代我国佛学研究重振声势的一个转折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