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隋唐时期外侨对中国的贡献

　　何祖敏

　　魏晋隋唐时期，中外经济文化文流十分频繁，众多的外国人纷纷来到中国。其中很多人成了中国领土上拥有居住权的侨民。当时居中国的外侨，大部分来自亚洲国家，也有的来自遥远的欧洲和非洲。他们之所以来到中国，一是因为魏晋隋唐时期，中国一直走在亚洲的前列，而唐朝，更为当时亚洲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外蕃”各国“慕中国之风”而与中国政权通使修好。彼此外交上的往来又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大量的“外夷”，“蛮人”、“胡商”相继来到中国。其次，当时的中国政府对外国人的进入采取了优待政策。北魏时，都城洛阳设：有“四夷馆”，从而“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洛阳伽蓝记》)。而强盛的唐朝，对“外蕃投化者复十年”(《赋役令》)，外来侨民享有免除十年租赋的优待。这种开放性的对外政策，吸收了大批外国人来中国居住。

　　当时，中国领土上的侨民人数众多。据《旧唐书》记载，公元618年，“新罗饥，其众一百七十人求食于浙东(今浙江省东部)”。到公元787年，首都长安已有来自安息：(今伊朗)和其它西域(广义)国家的四千户居民，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享有俸禄，还有一些人参加了军队。外侨的人数众多，而且分布地区十分广泛，几乎遍及全国各地。他们住在中国的土地上，或数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三十余年，还有的终生居住，客死中国。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魏晋隋唐时期是政治、宗教色彩较浓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外交往主要是政治使节的派遣和僧侣的往来，经商贸易不占主要地位。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侨民中，活动频繁的是各国的僧侣。

　　六朝以前，传入中国本土的佛教主要是来自克什米尔、阿富汗，中亚和我国的新疆地区。六朝以后，则由印度直接传入中国。据不完全统计，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佛教源地的印度，来中国侨居传道布经的僧侣就达?0余人。贡献颇大，成绩斐然的人很多。最为杰出的是鸠摩罗什(343—413)，其母为龟兹(今新疆库车县)人，其父是天竺人。这位天竺后裔侨民七岁随母出家，游学西域。他并学大。乘、小乘经学，精研《中论》，《十二门论》等经典，誉满西域。前秦18年(382)苻坚派吕光破龟兹，得罗什，罗什滞留凉州18年，得以通晓汉文。后秦弘始三年(40D，姚兴出兵击破后凉，迎罗什到长安，住草堂寺，有“三千德僧，同止一处”(《历代三宝记》)。姚兴辟逍遥园为译场，请鸠摩罗什担任译主，并命僧肇、僧叡等八百余僧襄助翻译。直到鸠摩罗什病逝为止，共译出佛经98部，计425卷(据《大唐内典录》)。印度来中国的僧侣中比较突出的还有康僧会拘那罗陀等人。

　　除梵僧外，其它各国也有常住僧侨居中国。据《朝鲜佛教史》载，自6世纪前半期新罗正式信奉佛教以来，一直到10世纪初的380年左右的时间内，入唐求法的新罗高僧共有64人(其中包括入印求法者10人)。除上述留学僧外，还有一些新罗僧渡海到唐朝长期定居，在登州赤山村的新罗佛寺一法花院，就有30名新罗常住僧。

　　外侨僧侣中日本僧侣亦非常多。随遣唐使来华的留学僧中，很多“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如唐中期学问僧弁正，在唐朝结了婚，留下了朝元、朝庆两个儿子。朝元后来回到日本，改名秦朝元。灵仙是史书上仅见的参与唐代译经的唯一日本僧人。他于公元804年来华，与罽宾国(今克什米尔)僧人般若合作，由般若以梵语口授，再由灵仙译为汉文。他在中国住20余年，于公元827年死于山西五台山。

　　东南亚的扶南(今柬埔寨境内)、林邑(今越南境内)和骠国(今缅甸)，亦有高僧来到中国侨居。梁陈之际扶南高僧伽婆罗、曼陀罗，、须菩提先后来到中国。

　　当时中外使节来往十分频繁。这种外交上的通使，不仅仅是政治的需要，还带有朝贡互市的意义。这种具有贸易色彩的外交促使大批商人来到中国经商，其中很多人成了侨商。唐代的“胡商”，“商胡”。“胡贾”大多是指阿拉伯商人，他们集中居住在扬州和广州。，

　　唐朝和新罗间贸易规模巨大，许多新罗商人也迁入中国。据公元9世纪来华的日本高僧圆仁写下的旅行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载，圆仁所到过的扬州、楚州、密州、海州、登州、青州等地，都有新罗商人居住，他们安寓的旅店叫“新罗馆”或“新罗院”。各地设有管理新罗坊的“勾当新罗所”，勾当所的职员、译员都由新罗人充任。

　　隋唐时期，外国亦派遣大批留学生来到中国，其中大多进入太学’学习。唐代留学生中，以新罗人为最多。据开成二年(837)统计，有新罗人“入朝宿卫王子”及“先住学生”等共216人留住长安（《唐会要》卷36)。其中有些人如金问、崔承裕等。长期留在长安甚至死在中国，他们的子孙成了中国的土著居民。唐代在中国的日本留学生大约有120人，其中最著名的是阿倍仲麻吕(698—770)和吉备真备(约693—775)。

　　还有很多外交使节、·行政官员由于种种原因而滞留中国，成了中国土地上的侨民。如， 日本第10次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公元752年来到唐朝，终生居住中国。他与唐朝一女子结婚，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喜娘。公元770年，73岁的藤原清诃去世，时喜娘年仅7岁。公元778年，喜娘随回归日本的遣唐使到达日本， 日本朝野欢腾，隆重迎接。(见中村幸太郎《日中两千年》)

　　外侨中还有很多是医师、乐师、技工和文人画家等，当然也有作为奴隶贡奉和贩卖到中国来的。魏明帝景初二年(283)，(日本)邪马壹国卑弥呼女王遣使至洛阳，馈赠男生口4人，女生口6人。《册府元龟》卷972也记载：元和十年，“诃陵国遣使进僧耆女二人”。这是最早到达中国的东非黑人。

　　魏晋隋唐时期，居住中国的外侨，既吸收了古代中国先进文明的丰富营养，又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进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作为中国公民，很多外侨关心中国的时政，积极参预政治活动，很多人在政府为官。据统计， 自9世纪20年代新罗人金云卿第一次在唐朝“宾贡科”应试中举后，到唐末八十余年间，应试中举的侨民达58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崔致远。崔致远是新罗著名的学者，12岁入唐求学。乾符元年(874)，他一举及第，调授宜州漂水县尉，后又转迁承务郎、侍御史、内供奉等职。《唐书·艺文志》中著录他的著作400多卷，《全唐诗》中也收有他的诗作。

　　日本侨民中为官的人数亦不少。如阿倍仲麻吕作为留学生进入“太学”学习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中进士。他先是在太子李琰书库里任司经局校书，陪同太子研习学问，后又任从三品秘书监等职。他后改名晁衡，又称晁卿。安史之乱后，他先后担任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等职，后来又任安南节度使。公元770年，?3岁的阿倍仲麻吕在长安逝世，唐代宗还追赠他为“潞州大都督”的称号。

　　唐朝后期，藩镇叛乱相继。不少外侨也加入了维护国家统一，平定叛乱的行列。印度人罗好心，积极参加平定朱泚的叛乱，因功而官至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詹事。

　　侨民中的商人积极从事国内经商，很多人成了巨商豪富。当时的波斯，阿拉伯商人就以豪富著称。《太平广记》中汇集了不少唐人的关于波斯人及大食人动辄几千或几万缗的记录。他们积极从事商业活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魏晋隋唐时期，外侨中对中国历史贡献最大的莫过于僧侣侨民。他，们对中国佛教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①他们带来了大量的佛教经卷。这是中国佛教经典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如真谛来肘，携带贝叶梵本达240缚之多。②他们翻译．著述了大量的佛教经典，不仅数量大，其质量在当时中国佛教界亦属上乘。他们在具体翻译过程中，不断创新，力求完善，有着自己独立的见解。如鸠摩罗什在译经时力求译文典丽而不损原意，他的译文既不流于生硬的直译，又保存了“天然西域之语趣”，受到当时僧侣的普遍欢迎，也为中国的翻译文学奠定了基础。⑧他们将许多佛教流派引入中国。比如，由于鸠摩罗什的翻译，中观宗大乘学说的主要经典臻于完备。他将《成实论》译出，小乘成实宗的经典也被介绍进来。又如拘那罗陀(真谛)的翻译布道，使无若、世亲的大乘瑜珈宗学说由此传入中国，同时也开辟了法相唯识学的门径。④他们不仅亲身弘法译经，而且培养了大批的佛教徒。像真谛就是一位义学大师，他足迹遍江东，桃李满天下。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影响是深远的。它使中国的传统思想遭到一定的冲击，改变了西汉以来儒家独尊的局面，也荡击了魏晋虚无的玄学思想。正因为如此，唐朝统治者对这样外来的东西加以利用，从而出现了儒道佛三家合流的局面，它既是唐朝经济文化繁荣的一个标志，也是促进唐朝强盛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自然科学技术进步史上，我们也看到了魏晋隋唐时期外侨的努力和贡献。有的侨民带来了外部的某些先进技术，有些外侨直接从事于中国的科技活动。比如，唐代的“司天台”就曾有擅长天文和历算的印度学者任职，其中最为有名的是迦叶考威、拘摩罗，瞿昙悉达等人。瞿昙悉达著有《开元占经》一部，并把印度的《九执历》译成中文。

　　外侨中还有很多是医师。为了冀求“长生不老”，唐太宗和唐高宗都曾服过印度医生的药。天竺沙门伽阿逸多因制药有功，曾由高宗封为怀化大将军。李殉，李弦兄弟，祖先是波斯人， 自隋代来华，定居中国，后随唐代国姓改姓李。李殉是个药物学家，他编撰的《海药本草》是我国古代研究外国药物的稀有而珍贵的药物典籍，后来失传，仅在李时珍《本草纲目》证引宋名医唐慎微撰《证类本草》中得以保留一部分。李淘对来自非洲、欧洲、亚洲各国的药物，从产国、形状特征、药性和功能以及鉴别真伪之方法，都一一详加介释。这对引进矿、植物药，意义很大。李弦又称李四郎，字廷仪。他不热衷官禄，“毕生以金丹延驻为务”，“暮年以炉鼎之费，家无余财，唯道书药囊而已”，积累了丰富的矿物学、植物学和化学知识。

　　魏晋隋唐时期文化艺术繁荣的丰碑上，也留下了当时外侨的名字。外侨中有很多是诗人，他们吟诗作颂，促进了诗歌的繁荣。伊朗裔华人李珣和他的妹妹李舜弦都是唐代有名的诗人。李询的诗作迄今还有54首保留在《全唐诗》中。李舜弦是前蜀主王衍的昭仪，是著名的女诗人，她所作的《随驾游青城》，《蜀官应制》，《钓鱼不得》，长期以来脍炙人口。

　　亚洲各国的音乐舞蹈，甚至佛教的壁画、雕刻、塑像艺术都曾不同程度地给予中国以艺术享受和影响。这固然不完全来自侨民，但不容否认其中也有部分是侨民的功劳。唐代长安街头上还有不少外侨艺人。《新唐书》载，时“多幻人，能发火于颜，手为江湖，口幡眊举，足堕珠玉。”这些“善幻人至中国”，“自是历代有之”(见《新唐书》卷211、《通典》卷146)。在书法艺术上，外侨亦有贡献。日本高僧空海，虽然留唐仅二年，但他努力钻研各种笔体，被誉为“远绍羲献”。据日本《高野物语》载，传说唐朝宫殿上的王羲之墨迹，因墙壁损坏而不全。空海补写后，几乎和原来一样。唐代以后，空海的墨迹继续在中国流传，并被收入中国书法名家的选集中。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些侨民归国后，带回了中国先进的科技文化，充当了传播中国文化的友好使者。如居中国19年之久的吉备真备，公元734年回国时，携带书籍物品达13种之多。还有一些侨民，游历中国，记下了他们的行踪，成为研究当时中国社会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宝贵资料。如日本高僧圆仁，公元834年来华，居中国九年多的时间，写成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全书共4卷，约7万字，全部用汉文写成。又如九世纪来华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归国后，写下了《苏莱曼东游记》。

　　大量的外籍人入住中国，为中国的经济文化的繁荣作出了贡献。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隋唐时期，我国之所以能走在亚洲的前列，与实行了开放性的对外政策，吸收了外来文化的丰富营养有很大关联。这一点，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