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佛教发展史简述（上）

　　◎善根

　　香港佛教是香港宗教中最具影响力的宗教之一，也是香港宗教历史最悠久的宗教，同时因其历史久远，而代表着香港文明的起源。当今香港佛教拥有八十万信徒，单从信教人数讲，可称得上香港第一大宗教。香港佛教在起源、传播、演变及发展过程中，有其独特的魅力与可称道的业绩，认识香港佛教的发展历史，对于把握香港宗教的发展脉络，乃至透视香港社会的历史演变与时代变迁，都不无启迪。香港佛教庙宇众多，宗派众多，机构众多，所办的社会服务众多，这里不可能面面俱到，仅就香港佛教发展的进程，结合重大活动及香港社会历史演进，进行一般考察，籍此把握香港佛教的历史演化过程及其在香港社会中的应有地位与作用。

　　一、香港佛教的起源及早期发展

　　香港佛教的发祥地。相传，公元三一七年至四二○年间，南北朝时期的梁朝刘宋元嘉年间，有一位杯渡禅师来到东莞所辖的屯门，驻锡于青山。据嘉庆本《新安县志》记载，“海上胜景也，昔刘宋杯渡禅师驻于此因名。”《柬莞县志》亦记载“广州图径，杯渡之山，在柬莞屯门，界三百八十里。耆旧相传，昔日杯渡师来居屯门。因以为名。”，历史上曾因杯渡禅师驻于香港的新界青山，而被称为杯渡山。正是杯渡禅师、开创了古新安县境即东莞一带的佛教之风。香港佛教的发祥于屯门青山。

　　至今在屯门青山仍保留有青山禅院（始建于1926年）。寺院山门前的对联“十里松杉藏古寺，百重云水绕青山”，生动描述了早期佛寺的古雅雄浑，也印证东莞地方县志所述的史实。在青山山腰上，至今仍有杯渡寺、杯渡岩及杯渡禅师的石像。在新界元朗厦村，另有一座灵渡寺（建于1927年），也是因杯渡禅师驻锡此地而修建。“杯渡寺”和“灵渡寺”，与香港文化，共沧海、共桑田，既是香港佛寺的历史源头，同时也是香港文明的发源象征。

　　在民间，一千多年来，一直流传着杯渡禅师法力高深、多行神迹的故事。据梁，慧皎法师《高僧传》记述，杯渡禅师是位四十多岁的印度高僧，无真实名字，因其乘大木杯渡水而得名。早先居留建康，初见冀州，后浮木于水、抵京。南行屯门出海后，再无返回。杯渡禅师曾以佛咒治愈久病的老妇；一夜间为佛教徒存储大量食粮；还喻言过灾年的发生，劝人行善消灾。杯渡禅师，出没无常，淡泊自甘，行纵飘忽，慈悲济世，为后世景仰。

　　香港早期佛教。香港佛教历史虽可追溯到南北朝，但有据可考的佛寺，则要回溯到明代洪武年间，即一三六八年至一三九八年。在新界的锦田，望族邓洪仪长子邓钦，为庶母黄氏奉佛静修，专门建有“凌云静室”。宣德年间即公元一四二六年至一四三五年正式建寺。清朝道光二年即一八二二年，重修“凌云静室”，改名“凌云寺”。一九○○年妙参法师重修，成为弘扬佛法的早期道场。后来一九一七年，在“凌云寺”侧首间禅堂落成，年末接纳尼众，开始有了“女丛林”制度。

　　据佛教研究史家记述，早期佛教的重心集中于大屿山。自清代光绪年九年即公元一八八三年的鹿湖精舍兴建起始，从大陆来的一些佛教修道者，以山居清修为乐，自发地在山林之间，筑静室，修茅蓬，相继建起了一个个“小茅蓬”、“小静室”，卷迹丛林，过着简朴、清淡的农禅生活。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大屿山修筑的茅蓬、静室，共达七十六间。与此同时，在新界的荃湾、屯门、元朗、粉岭、沙田等地，也有若干寺院和静室。

　　在所有茅蓬、静室中，有十方道场之称的大茅蓬最为著名，它就是今日地处大屿山昂平的宝莲禅寺的前身。一九一○年即清宣统三年，由果修法师重修“鹿湖精舍”，易名为“普明禅院”。此禅院地势奇佳，环山面海，成为僧人清修首选之地。二十世纪初，先后有大悦、顿修和悦明三位禅师抵达、相继在昂平建小茅蓬，成为开山始祖。一九二四年，由镇江金山寺来的纪修和尚，出任“大茅蓬”的第一代主持，此后“大茅蓬”改名为“宝莲禅寺”。因纪修和尚主持，内地僧众纷纷前来，当地的许多“小茅蓬”亦向“禅寺”靠拢，渐渐形成了以“宝莲禅寺”为中心以农禅生活为特征以禅宗为代表的香港早期佛教。

　　二、香港佛教的发展历史阶段

　　香港佛教在经历了早期的“茅蓬时代”后，于二十世纪初开始渐渐与香港社会的发展相结合，逐步出现城市化趋势。从二十世纪初到九十年代初，香港佛教大致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四八年，从镇江金山寺纪修和尚来港当“大茅篷”第一任主持开始到香港佛教联合会的　　创立。香港佛教经历了由“茅蓬佛教”向“城市佛教”的演进，“城市佛教”倡导“人世”的传道方式，由“弘扬佛法”向“参与社会”纵深发展。其中，创办佛教学校标志着香港佛教参与社会取得实质性发展。

　　“茅蓬佛教”在两任“大茅蓬”主持期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香港佛教建设出现了向禅宗大步跃进的局面。

　　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年，纪修大和尚从内地来到大屿山出任“大茅蓬”主持，历时六载，使早期的香港佛教出现了新的局面。有三大转变：一是分散的茅蓬形成了统一的佛教中心，大和尚被当时佛教界誉为“登高一呼，群山响应”，大茅蓬吸引了许多佛教徒前来，不期前来参修者，多达数十人。二是香港佛寺及僧人的建设与管理同内地佛教的轨范相接。纪修和尚将金山寺的全部清规仪制运用于“大茅蓬”，并首建了大木屋，用作禅堂。三是香港佛教向着以禅宗为主要流派的方向演化。纪修大和尚将“大茅蓬”改名为“宝莲禅寺”，一九二五年开始了秋期传戒，一九二八年建成大雄宝殿，方丈室，客房。一九二九年建成五观斋堂。奠定了禅寺的传统与特色。

　　从一九三○年开始，筏可和尚出任第二任主持。一切仪制，萧规曹随。在筏可和尚的时代、中国佛教的“禅农一体”更为突现，宝莲禅寺的农禅生活，影响日深，求道者纷纷而至。禅宗的“法制”、“规模”及“器度”三者并行发展。其一，禅宗的法制更加明确。三年举行一次“秋期传戒”（律）；每年元月举行“禅七”法会一次（禅）；每年农历四月，七月，九月，修建“大悲法会”（净，密），各一次。律、禅，净，教，密，五宗宏布。其二，宝莲禅寺的规模有了空前的发展。从一九三○年至一九四○年间，先后建成韦陀殿、弥勒殿、“妙湛总持”山门牌坊、筏可和尚亲笔题刻“宝莲禅寺”匾额、妙法莲华经塔、罗汉塔、客房、云水堂、禅堂、东石圆门、西石圆门、安乐室、指月堂、地藏殿等寺内建筑，还塑铸了地藏菩萨铜像、铜钟、南洋玉佛一尊，供奉大雄宝殿内。其三、禅寺的“器度”和“胸襟”更加深广。宝莲禅寺自创寺之日起，从深度和广度两个方向扩展。深者，“五宗宏布”，“持之以恒”，除香港沦陷期外，未曾间断，保障了禅宗的精义。广者，“一粒同餐、分甘共味”，广纳十方僧众，“可住则住，慎勿虚延、欲行则行、母劳拟议”，对于云游至此的僧人，提供食宿，一律接待。一九三八年一度成立“屿山佛学院”，立意培养僧材，拓展佛教教育。与此同时，宝莲禅寺为培育僧材、弘扬佛经教义，注意“德育培训”，从开山传戒至今，已接纳了包括内地、台湾、本港、新加坡、印尼、尼泊尔、锡金、美国、加拿大等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求道者授戒。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开始，香港佛教出现了较大的跃迁。由“茅蓬”向“城市”转化。香港佛教由“禅农自给”形态向“市区社会”形态的转变。历史上禅宗隐居山林，自给自足的佛禅生活，随着香港社会的发展及时代的变迁，出现了突破农禅自给的新转变。弘扬佛法，推广佛教、走出山林，步入都市，弘法新形式新方法新组织相继现出、佛教与香港的都市生活开始融为一体。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创办佛教学校。香港佛教进入市区社会的重要标志，就是创办第一所佛教学校。一九三○年，何东夫人张莲觉及霭亭法师于香港波斯富街正式创办了香港佛教学校宝觉义学。其后，发展为宝觉女子中学，在澳门及新界洪水桥设有分校。宝觉学校以为贫家女子提供教育机会、为佛教培育人才、为国家培育人才及为香港社会培育人才等为其教育目标。该校以慈悲博爱，国家兴亡，人人有责为发展方向，体现了战前佛教参与投身时代，为国分忧的爱国爱教精神。课程设置大多适应贫家女子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技能，如珠算、缝纫、编织，以保证她们独立谋生。一九四五年佛教学校大光义学于新界大埔成立；一九四六年青山义学于屯门成立；一九四八年志莲义学于九龙钻石山成立，同年佛教耀山学校于九龙加林边道成立。这些学校都遵循了“入世宏化，参与社会”的办校思想。

　　创办佛教团体。一九三九年法静法师在港首建“静庐”，为佛教从山林走向市区提供了发展模式，随后创立了宏法精舍佛学院。二战前，香港知识分子中一批佛教居士周寿臣、蒋法贤、刘德谱等组织成立了香港佛学会，推举高浩文为会长。进行经常性佛学研讨，念佛，并请法师讲经。二战后，香港社会满目苍痍，孤儿乞丐，触目皆是。为了给劫后余生的香港社会提供精神依托、觉光法师在陈静涛、王学仁等居士的支持与协助下、创办了香港正觉莲社。针对市区社会人心虚浮等弊病，提供持戒以自律，念佛以净化自心，将自行化他的佛教理念融入市区生活，在港首开“严持戒律，宏修净土”的佛教先风。与此同时，莲社还举办了“108周念佛活动”，每次参加者在廿五至五十人间，广泛团结四众信徒，形成了以净土宗（晋代慧远大师首创净土宗）为主要特色的都市佛教风范。战后，香港佛教另一重大转变，就是创办了佛教联合社团。一九四五年香港佛教联合会正式成立。推筏可大和尚为会长。其宗旨就是肩负战后建成香港的使命，团结香港佛教僧俗男女，联合佛教四众，弘扬佛法，同修佛道，上弘佛法，下济众生，以社会弘法方式及教育宏化方式，取代农禅传统弘法，为香港佛教发展开拓新方向。

　　创办佛教刊物。一九三一年，香港佛教首份刊物《人海灯》正式出版发行，创办人、编辑、校对、发行，都是佛教徒，并来自佛教宝觉仪学女校监、女校长、女教员、女学生。在二战前，该刊物成为香港佛教界颇受欢迎的读物，使城市居民及佛教徒能够汲取佛教教育，在茫茫人海中，看到导航“明灯”。这份刊物对于战前“烽火离乱”香港贫家妇女的处境及人们彷徨的心态进行了适时介绍，并启发世人面临乱世临降，必须要有忧患意识，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经过战时的停刊，后又复刊。继《人海灯》后，相继又出现了《宝觉同学》、《宝觉季刊》、《无尽灯》、《圆音》等刊物。

　　推广佛教音乐。在二战前，由知识分子组织的香港佛学会在宗教实践及教义宏化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与改进。城市的市区佛教，除了请法师讲经外，佛学会还极力倡导并推动念佛与音乐合一，致力五会念佛。五会念佛是，分别以二音，五音，七音，二十音；收板，共五组乐韵，持续以五种格调，轮替变化旋律，往返重复、唱颂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念佛音和谐、悦耳、易学。香港佛学会根据大势至菩萨自述念方式，编订了《五会念佛新声》，组织宝觉女校学生，参与唱念，灌制唱片，推广流行。战前有广州及广东各大寺院流行，深入人心，影响深远。

　　一九四一年，日本军占领香港，香港沦陷三年八个月，大多僧人逃难到内地，筏可和尚应请到广州湾，持名净室，讲弥陀经。大屿山缺粮，筏可和尚，为山上及青山大众请命化缘，汇港救济粮食。香港佛教活动一度中断。战后，随着香港经济的起飞，香港佛教不断与政府合作，从事慈善事业，城市佛教缓慢恢复，香港佛教有了空前发展。

　　第二阶段，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九三年、从北僧大批南下香港到内地佛教协会协助宝莲禅寺建成天坛大佛。香港佛教经历了由吸纳内地僧众来港全面发展佛教事业，到同内地佛教交流合作拓展活动空间的发展历程。这其间，香港佛教抓住了两个机遇，一是抓住内地僧众大量南下抵港及大批难民涌入香港的机遇，拓展佛教慈善及社会服务事业；二是抓住内地改革开放的机遇，积极寻求内地佛教界的支持。扩大香港佛教的影响力。二十世纪下半叶，香港佛教，无论是佛教团体、佛教场所的建立及佛教传法活动，还是佛教团体办的医疗、教育、慈善及社会服务等公益事业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全面兴盛的局面。

　　北僧南移。一九四九年，中国大陆解放，历史发生巨变。内地百姓成批南移香港。他们或在香港定居，或经香港转移至某国家或地区。这些南下移民中，既有知识分子、商人、医生、律师，也有佛教僧人。其中，在南下僧人中，既有来自白山黑水、长城内外的，也有来自大江南北、两广两湖的。面对全国各地来的僧人，香港佛教界在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仍予以热情接纳。香港郊区一些初创的精舍、静室及本土佛教徒建的木屋等，成为新移居僧人的投靠之隅。挂单人数最多的，首推新界荃湾的东普陀寺。当年东普陀寺主持对内地僧人采取了无条件接纳的姿态。一天之内，闻风所及，多达二千人。据资料统计，到一九五一年仍在东普陀寺挂单的僧尼多达七十九人。香港本地佛教界及港九信善，为内地来港佛教僧众建竹棚，捐粮油，同甘共苦，共渡时艰。正是依靠患难与共、肝胆相照的精神、来自内地的僧人同香港佛教界一起、共同开创了香港佛教数十年的稳定发展局面。

　　创立佛堂、僧校和僧伽会。新来港的内地僧人给香港佛教带来了生机与活力。聚集荃湾的新移民僧人在香港僧人茂蕊早先建的东林精舍基础上，于一九五二年建成了位于芙蓉山东林念佛堂，专修净土宗。堂内有净土宗泰斗印光大师纪念堂，纪念塔。开山住持为定西法师（天台宗法第四十四世）。该堂终年定香念佛、过午不食，严谨修持，在港较有影响。一九六二年获政府批准成立东林念佛堂有限公司。其后，一九四八年倓虚大师在港创办首间佛教僧校华南佛学院。经过两年的筹备与招生，一九五○年正式开班，学员均是南移香港的僧侣。倓虚大师兼任院长和主讲。僧校董会由五人组成。一九五二年、一九五四年先后有两批学僧毕业，分赴世界各地弘法。一九五四年因学僧生源成问题，僧校暂停。一九六一年、由优云、宝灯、觉光等发起，筹组香港佛教僧伽会。一九六三年正式注册。一九六九年成立有限公司。僧伽会的宗旨就是为发扬佛教教育，培养弘法僧材。（续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