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口皆碑 成为定论——《中国佛道造像碑研究》序

　　作者：梁白泉

　　任继愈先生在《道藏提要·序》中说：“儒家学者总是怀有偏见，认为佛、道两教的典籍价值不大。我们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整体来看，佛、道两教的文化与儒家传统文化同样重要，同样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佛教、道教的影响，其深远程度当不在儒家经史子集之下。”“道教生长在中国本土，约与佛教同时活跃在舞台上。但道教命运不济，错过大发展的时期，让佛教占先了一步。一步落后，步步落后，两千年间，一直没有能超过佛教。”“道教整理典籍的做法是从佛教那里学来的。佛教最先称自己的全集为‘一切经’，道教编辑道教全集也称‘一切经’。由于‘一切经’这个名称被佛教占用在先，后来道教的‘一切经’则称为‘一切道经’，以区别佛教的‘一切经’。”

　　罗宏才先生的新著《中国佛道造像碑研究》，把佛道造像碑并列提出，是很准确的。

　　先是马长寿先生（1913—1999年）著《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根据所见关中碑刻25种，内汉族4种、羌族5种、匈奴2种、氐族1种，对碑主进行精辟的论证。罗君所著，继续了这一传统。我认为也是正确的。

　　“历史是人的作品”（黑格尔G. W. F. Hegel语）。历史主要是群氓的历史， 是草根民众的历史。罗君从陕西所见近300通造像碑做研究，重视碑主、供养人的题名，考察他们的族属。从中又选择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年）《姚伯多（道教）造像碑》、正光元年（520年）《雍光里邑子（佛教）造像碑》、北周保定至隋开皇间（580—600年）《马宝（道教）造像碑》做示例性辨析，细致地对族属及相关身份等列表比较，具体考察，作出相应的结论。这种做法值得高度赞许。他说：姚伯多属“西羌大姓”。《雍光里邑子（佛教）造像碑》列名395人，实际可查者325人，占总数的91%。其中辨出以汉姓为主者298人，占总数的78%；余为匈奴、氐、鲜卑、羌12姓，共22人。《马宝（道教）造像碑》碑则属汉族家族造像碑。

　　“五胡”名称最早出自苻坚（338-385年）之口，“次序”也是苻坚讲的（陈寅恪先生语）。在秦时函谷、武胜、大散、萧关四关之内的渭河流域，分布甚为集中。江统（256？—310年）在《徙戎论》中论：“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

　　相对于南方，这个区域的天灾、人祸频仍，人民的生活遭遇比较艰辛痛苦，各族人口的流动，史不绝书。如晋元康六年至八年（296~298年），雍、秦二州连年干旱，关中饥疫，米斛万钱，数万家百姓迁入汉中，流人要求“寄食巴蜀”，迁入南阳的雍州流民，数近10万；永嘉四年（310年）秦、雍等六州爆发严重蝗灾，“食草木、牛马毛，皆尽”。此为天灾。大兴三年到咸和五年（320~330年），迁入长安的氐、羌部落万余户、20余万口，杨、姜等族、夷豪迁入者2000余户；太和五年（370年）前秦灭前燕，贵族及鲜卑4万余户被迁入长安。此等人口流动，都属人祸。

　　我国传统思想当然主流是几乎无所不包的儒法学说，但不具备中亚、西方的宗教形态。灾难中的民众信仰，多半只能选择现实性、明确性、功利性的佛、道两教。两者强势，开始以来就旗鼓相当，不相上下。

　　十六国时期，长安先后是匈奴族刘渊前赵、氐族苻坚前秦和羌族姚苌后秦的建都所在。新疆、辽宁边区不论，关中及扩大地区的敦煌石窟为西魏、前秦所开凿，麦积山炳灵寺、庆阳南北石窟、龙门、云冈、巩县石窟，均为北魏所开凿。太原天龙山石窟为东魏、北齐所开凿。其中敦煌、庆阳、巩县、太原，都有中心塔柱式石窟。罗君论证造像碑源自石窟中心塔柱，可以视为定论。

　　罗君论著中，详考佛教“右旋”（道教“左旋”）。据唐代于阗国三藏沙门实叉难陀译《佛说右绕佛塔功德经》，“右旋”可得的果报，多达38款：“在胎及生时，令命常安乐”“住常安乐”“福命长远”“富贵多财宝”“仓廪常丰足”“远离八难”“眷属皆爱念”“衣服常无垢，仪貌常端正”“安乐常无病”“灭一切烦恼”“净眼修且广，犹如青莲花”“父母及亲戚，一切共鞠养”“夜叉诸恶鬼，不能暂惊怖”“自在王阎浮，率土咸归化”“大势转轮，十善御群生”。凡此种种，无一不是芸芸众生及基层官绅在日常生活中，日日期盼，最最祈求的目标。首先是群众的需求，其次是统治者的参与扶持。

　　在斋戒仪式中道教全搬佛教的规范。斋法中转经、唱赞等等都传自印度。“斋”，梵名“乌哺沙他”

　　（Upavasatha）。隋·慧远的《大乘义章》12论：“防禁故名为戒，洁清故名为斋。”过正午不食之法叫“斋法”。唐·般刺密帝译《楞严经》一曰：“严整威仪，肃慕斋法。”这种种的文本信息和规范、结果，都只能浓缩凝固在“四面体”碑这一载体之中了。

　　罗君论著，紧密结合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佛教文化与道教文化，印度塔庙、支提与本土庑殿碑石的建筑文化，天竺石窟造像与中国石雕、图画文字的艺术创作于一体，是一部集前人、当代学人成果的空前的学术性著作。他在方法上采用了考古类型学，兼及文献、比较方法与统计方法。

　　“任何真理都应当是‘具体’的”（黑格尔《逻辑学》）。罗君通过田野作业、调查研究等具体方法，在造像碑的主题下面，全面、系统、深入、具体地做出相应的结论；分区、分期、定名、模式、样式、面序、位序、组序、题名、文字、书人、刻工，包括像主主尊的服式、坐式、持物都一一作了考证。有些探索与结论，是前人所误作的、疏漏的。

　　具体解剖一只“麻雀”标本，宣示了带普遍性、规律性的特征。

　　大中见小，小中识大，著者撰写出了一部中世纪地区最基层劳苦大众的社会生活史。它的价值与意义，我以为展现了劳苦大众的心灵与面貌、苦难与希望的图卷。一一表列出来的，虽然是有男有女的具体个人，却反映了这些个人的本质。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作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论著的出版，必然会引起跨越国界，如越南、缅甸、斯里兰卡与印度、朝鲜与日本相关学人的关注。

　　由于此书主题涉及面广，有待继续调查研究的学科很多，只是在大量插图、表格外，地图的采用稍感不足，然无论如何，专题的基础已经奠定，局面已经展开，前景应当看好。

　　章学诚（1738—1801年）在《文史通义》中有言：“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察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犹日昼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之弊。”（《答客问》中）

　　本著作实践了这种论断，相信读者当可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文章标题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