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神会和尚遗集志感
　　中国的佛教，从会昌以後，衰微零落，几几乎至於灭绝，早为学者所叹息。而在这不绝如缕的形势之中，渐渐苏其残喘，犹得保留他的伟大势力的，要算只有一个禅宗，现今全中国的丛林，十九属於他的旗帜之下。在他这一宗的传布，駸駸焉形成一个大一统的局面，也可谓因祸得福，盛极一时，而中国佛教的一线生机，也就仗着他这一宗承续连绵，至於今日，不然，想必早已亡了。这样显明的事实，是一般学佛者所共认，而禅宗莫大的功绩，也是一般学佛者所共知。但是在这中间，我们推崇这一派的禅宗，却不可忘了当年拚命弘扬这一派禅宗的神会和尚。
　　本来这一派的禅宗，便是南宗，在最初的时期，仅仅流传於岭南一带，偌大的中国，却完全是他的敌派一北宗一所占有。那时北宗的神秀大师与其弟子普寂义福两大师，都是身为帝师，得着时主的崇礼，声名盖国，势焰薰天，若不是这位为法忘身百折不挠的神会老和尚出来，大胆的将北宗推翻，这一派的南宗，又焉有出头之日，又焉能建立这件莫大的功绩。
　　然而在最近一千年之间，一般佛教徒的脑海里面，对於这位神会和尚，仅有些微淡漠的印象，而他老人家当时一番丰功伟烈，几於无人能知。却亏了胡适之先生，从敦煌所出的写本之中，寻到了许多重要的禅宗史料，才将他老人家努力和北宗宣战的事迹表章出来，引起一般学者的注意。才知道他是南宗北伐的总司令，他是新禅学的建立者，他是《坛经》的作者，他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胡氏表章古德之功，自然极可赞叹，同时我们对於他所搜出这位古德为法忘身百折不挠的事实，也应当肃然起敬，景仰不置。
　　可是我在这景仰的中间，独起了一种特殊的感想。因为根据上面所谈，人家都要说，中国佛教的幸存，是存在这位神会和尚手里，而我却要说，中国佛教的衰亡，也就亡在这位神会和尚手里。
　　何以故呢?我们知道北宗是渐修，南宗是顿悟，北宗重在行，南宗重在知，北宗主由定生慧，南宗主以慧摄定，这是两宗最大的差异。
　　现在推翻北宗而专弘南宗，便是不尚渐修而惟尚顿悟，不重行而惟重知，不主由定生慧而惟主以慧摄定，这位神会和尚所造成的一种风气，便由於此。
　　这种风气是怎样的呢?我们试一看当时的佛教徒，以不立文字而轻弃一切经卷，以无念为宗而指斥修习有为，以定慧齐等而反对坐禅人定，以立地成佛而破除三劫五乘，以机锋肆应而驰骛空谈玄辩。莫不舍难趋易，弃实崇虚，积习相承，每况愈下，驯至不知圣教究何所说，不知修行应何所依，於是佛教亡矣。
　　近代中国的僧侣，往往不通经教，不事修持，推究根源，便是专弘南宗的流弊，而这位神会和尚，不能不负着这个责任。
　　然则南宗本不及北宗麽?这又不然，南宗不仅没有不及北宗之处，而且实在高於北宗。
　　那么，神会和尚力弘南宗，又何以有上面所述的种种流弊呢?这便因为他推翻北宗而偏弘南宗之故，本来南宗之高於北宗，如人立於塔顶，塔顶的人，自高於塔，假令将塔拆去，而这人仍欲依着原来高度立住，不是要悬空了麽。
　　何以说南宗之高於北宗如人立於塔顶呢?我们须知一念相应即成正觉，在上根大器，原可不假修持，若是我们这一般具缚凡夫，惑业深重，虽说本来都有佛性，但为无明锢蔽，何从显露，这便不能不由修而悟，由行而知，由定而慧。在那修之尽，行之至，定之极的时候，应当有顿悟的法门，破除他的执著，而那些未修未行未定的人，却不能一例而观，因为他还谈不到呢。由此说来，北宗实为初首方便，南宗实为向上工夫，北宗应居於前，南宗应居於後，南宗之高於北宗，不俨如一个人立於塔顶麽?
　　我现在再举出一个明证，便是那南北两宗根本的两个偈子。
　　北宗神秀禅师偈云：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南宗慧能禅师偈云：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着尘埃。
　　相传南宗慧能禅师，便因此偈战胜了神秀禅师，於是五祖的衣鉢，不传於大众推崇之秀上座，而传於执贱役不识字之卢行者，南宗证诣之高於北宗，也就可想而知。但慧能禅师这个偈子，完全是对治神秀禅师的那个偈子。换句话说，就是要先有秀上座的境界，才可以进於卢行者的境界，若没有秀上座的那个偈子，那麽，卢行者的偈子便没有用了。只就着文字上说，我们若是单看後面这一个偈子，不是要觉得他有些不成话麽?
　　所以说，南宗之高於北宗，如人立於塔顶，必须先有这个塔，然後这个人才可以高。可惜後来的人，只看着些对治的话头，不明对治的深意，只知道自己所立的地位高於塔，却尽力的将这个塔完全拆除。不想塔既拆除，自己便无依傍，上焉者悬空过活，下焉者堕落深泥，便有近代僧侣的流弊。
　　这位神会和尚，他有这样为法忘身百折不挠的精神，自然也有一种境界，我想他也是一位立於塔顶的人。只是他为着推翻北宗而建立南宗，不觉将这个塔拆去，使後来一般学者，无从学他的高，不是堕落深泥，便是悬空过活，这是拆塔的人不能不负其责的。因此我说，中国佛教的衰亡，也就亡在这位神会和尚手里。
　　说到这里，我还是要回转头来，责备後来一般学者，本来有许多菩萨，为着当一时之机，不免有些偏赞之处。譬如龙树菩萨，因当时学者执一切有，便广弘大乘的“毕竟空”义以为对治。无著菩萨，因当时学者又执一切空，便广弘大乘的“如幻有”义以为对治。而实际上谈“毕竟空”一义的，并未尝抹煞那“如幻有”，谈“如幻有”一义的，也未尝抹煞那“毕竟空”，不过有些偏赞罢了。不幸後来的人，不善於学，听说“毕竟空”义如何高妙，便将“如幻有”义破斥无余，听说“如幻有”义如何精圆，便将“毕竟空”义抗拒不纳。由此於广大纯静的教海里面，酿成了空宗有宗之争，这岂是当初那位菩萨所期望所印许的麽。这位神会和尚，他造成的这一种风气，固然流弊很多，究竟他也是当机偏赞，不失为一种方便。至於舍难趋易，弃实崇虚，积习相承，每况愈下，还只要怪着後来一般学者：因此我虽说，中国佛教的衰亡，也就亡在这位神会和尚手里，却还须加上这一条重要的声明。
　　最後，我还有一点意思，便是从历史的方面，用考据的方法，以研究佛学，这是我们的东邻三岛中人所优为，并且为之几十年。有许多地方，固然能考正前人的错误，显出当时的真相，於佛学的研究，不为无功。但是印土素无完备的历史，文献既不足徵，而佛法微妙甚深，又往往不能从时方上加以限制。若拘拘焉迷信历史，偏重考据，眼光便多所障蔽，所见也只囿於一隅。故纸徒钻，时感误认，即不误认，也不免“执其小而失其大”，我们的德邻，不是时常有这种现象麽。可是我并不因此抛弃历史和考据，并不附和那一般完全反对这种方法的人，因为历史和考据，实在也有相当的价值，只不过要靠着人善於采取，善於运用罢。譬如胡适之先生所校订的这一本《神会和尚遗集》，便是从历史和考据上用心，虽说是小小一册，不是也有很大的贡献麽。因此，我一方面对於迷信历史和偏重考据的佛教学者加以批评，一方面仍然赞成佛教学者参用历史和考据，这便是我读这一部书最後要附带说说的一种感想。
　　(《威音》第2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