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石刻与佛教研究

　　泰山石刻的佛教文物、文化遗迹颇多，其宗教研究价值也是丰富多样的。

　　1.摩崖刻经

　　泰山地区著名的摩崖刻经有：经石峪《佛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徂徕山映佛崖《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节文；徂徕山光华寺遗址《十八空》与《佛名》。经石峪摩崖石刻亦称泰山《金刚经》、石经峪《金刚经》。前文已多次提及，不再赘述。经石峪等刻经历来就受重视，然多归于书法。经义内涵等方面的探考仍有不足之处，仅举几例。

　　徂徕山是泰山的支脉，属新泰市界，此山南麓有映佛崖山顶与光华寺址的巨石刻经。映佛崖顶刻有《文殊般若经》98字段，还有《般若波罗蜜经》主及梁父县令王子椿等题名。光华寺址则有般若经中常见的《十八空》与《佛名》，以及县令王子椿与中正胡宾等人的题名。

　　关于摩崖刻经的功能，历来已有很多讨论，随着近年来的一些新发现，有关的讨论更为深入。总体来说，刻经的功能与价值，不止于一个方面，可与末法观等多个角度联系。末法是佛教中一个重要而基本的观念，所以见著于很多种佛经。这些经典又从多种层次涉及到末法观的方方面面。依据末法观，在佛陀涅槃以后，佛法就渐次走向衰亡。不仅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佛法渐次灭亡，而大乘佛教所说的三世、十方诸佛灭度后，情况亦相同。所传佛法均渐次灭亡。每一位佛陀涅槃后，佛法的灭绝都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具体的说法有不同，但在佛灭后首先是正法仍然存留的阶段，随后是佛法开始衰微、称作像法的阶段，最后则是佛法真正衰微的末法阶段。在末法阶段的最后，有僧徒罗汉间残害。终致佛法灭绝。所以说，末法概念中既包括事件，也包括时段。不过，对于末法的种种描述，是否说明佛法终究会灭绝呢?这一点经典中并无正面的回答，但是从一佛的降诞到其所传的正法灭亡，是一个过程；而以后又会有新的佛陀降诞，又有新佛法诞生，并再次走向灭亡。如释迦佛的正法灭绝后，弥勒佛之正法还会降临。所以佛教中的末法之终究形态，似为一种循环论。但是在中国佛教史上，佛典中有关末法的种种论述，与实际的帝王灭佛事件相对应。

　　历朝历代，愿为护法舍弃身命的高僧为数不少，他们每念及佛法将毁，总是痛彻心髓。因而，以造窟像或刻石经来使佛法传之弥久的行为便屡见不鲜。确有很多石刻佛经是缘出末法观，因为恐惧佛法的灭绝，所以要将佛经刻铭在高山、贞石，使之传而不朽。永世留存。如河北响堂山石窟中，北齐重臣唐邕的题铭中说：“以为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一音所说，尽勒名山……一托贞坚，未垂昭晰，天神左右，天王护卫。”这很清楚典型地表明了末法观念的影响。

　　为了保留佛典，“托以高山”与“埋人地下”的经本，给人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埋藏的经本在出土之前全不为人所知，而刻铭摩崖，则可为众人观瞻颂拜，起到了强烈的宣传作用。泰山刻经包括徂徕山等处的刻经，都是在相当远的地方，就可以观瞻、可以称诵、可以礼敬或可以当壁而观的。

　　摩崖刻经还于禅行有重要作用。日本学者桐谷征一提出了“壁观”说。其主要依据是禅宗初祖达摩语录《二人四行论》内的“如是安心者壁观”，即对着石壁崖上刻经而修禅行。

　　验之以泰山之地的刻经，虽然经石峪的情况未必完全如此，但徂徕山的情况却很典型，其山顶部映佛崖刻经凿在垂直的立面上，前方恰正有一块大石平整横卧，如若坐在此石上坐禅修行，面前所观正是摩崖壁上的经文，十分相应。

　　徂徕山光华寺址将军石所刻主要为《十八空》，这是般若诸经中多次出现的著名论断(大品、放光、光赞、大般若及大智度论皆有)。因般若经以宣讲空观为主，《十八空》是为破种种邪见而详列明述，因而是很有代表性的精华部分。从山东刻经节文的选择来看，是精心所为，每一段都是很有意义的段落。如《十八空》，如《六度》，如《般若波罗蜜》等。就刻出最多的《文殊般若》节文而言，则并不是禅宗中重要的“一行三昧”段，而是紧邻其前释阐“般若波罗蜜”的段落。若将摩崖刻经的种种节文相互比照来考察，可以发现其中仍有一定的有机联贯而非散乱刻成。根据初步探考，略可见出其间联系为：空观——六波罗蜜——般若波罗蜜——观佛——实相。虽然这些联系未必是古人有意而为，但其间仍可反映出佛教思想观念间的联结。这些联系中最重要的三点——空观、般若波罗蜜、实相，正在租徕山与经石峪的刻经得以实现。《金刚经》由性空出发，而归于“实相”，是发挥般若思想最成熟之典，其刻出决不是无理由之作！

　　2.碑柱经幢

　　著名的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总持经幢、冥福院经幢、幽栖寺陀罗尼经幢、大唐齐州神宝寺碣碑侧、般若心经、小龙虎塔、观无量寿经、灵岩寺石柱：五十三佛名、灵岩寺石灯台、二十五佛名、李北海书般若心经碑。

　　泰山刻经中最新的一些发现，是在泰山西北麓之方山灵岩寺中。灵岩寺应建于北魏，唐宋时名盛香胜，有“四大名寺”之誉。近年对其鲁班洞等处进行了考古发掘，获得不少成果。而般舟殿所存的石灯台与石柱上，镌有佛名经典，确为泰山地区北朝以后的刻经提供了最重要的素材。其长明灯石台柱上，刻就了“二十五佛名”，其下备有大沙门灵智与供养人名及唐永徽元年(650)之记。题记明说，为皇帝师僧父母而敬造二十五佛名，这很清楚地反映出一种佛名崇拜。但具五十三佛名的石柱，情况却复杂的多了。此刻主体是五十三佛名，但其前面还提到了贤劫千佛、东方须弥灯光明如来十方佛之名。具体列出五十三佛名以后，又以两个极长名称之佛，即《十二佛名神咒经》中两佛名，再接上同于《决定毗尼经》的忏悔文。这个组合应该与《七阶佛名经》或《七阶礼忏文》有一定关系。敦煌遗书之中的数种《七阶佛名经》，在二十五佛名之后，亦接此两个佛名、再接同决定毗尼佛的忏悔文。组合关系是完全相同的。所以，此处佛名可能与三阶教流行后传播的《七阶礼忏》仪式有关。因而，石柱与灯台所刻，说明与佛名崇拜、与三阶教《七阶佛名》有关的五十三，佛名中的流行状态。另还有此寺中开元二十三年(735)小龙虎塔侧面所刻《观无量寿佛经》，齐州神宝寺碣侧的心经(735)以及李北海所书心经碑、宋代时蔡所书《楞严经偈》石刻、再有的刻经形态，都是最为普遍多见的陀罗尼经幢。例如冥福院经幢、幽栖寺经幢、总持经幢等，其内容多应即《佛顶尊胜陀罗尼》等。这些石刻佛经，虽然不属泰山最为突出的摩崖刻经，但也丰富了其石刻佛经的形态，值得重视。

　　3.摩崖龛窟及造像记

　　著名的有：王盖周等造像记、比丘尼慧等造像记、张子初等造像记、冯汝骥铁像记碑、方山证明龛、仙人桥下鬼谷仙师造像记、北朝黄石崖法义等造像记、初唐千佛崖造像记、开元寺造像记、玉函山造像记、理明窝造像记、司里山造像记等。

　　摩崖龛窟主要体现在神通寺千佛崖造像题记、灵岩寺上方的证明龛造像等，另在一些寺中分布着如王盖周造像记、比丘尼慧等造像、张子初等造像记等。造像记对说明造像时代及施主有重要意义。例如千佛崖共有武德到文明的纪年造像记十则。其贞观十八年(644)铭僧明德造像记，还有显庆二年南平长公主造像，记，同年附马刘玄意造像记，显庆三年赵王福造像记。这些造像记清楚地反映出皇亲国戚如唐太宗三女儿及附马、唐太宗第十三子赵王李福施龛造像之真实状况。日本学者早年曾从唐初求法高僧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查证相应情况，证实此处贞观与显庆题记中僧明德，就是义净当年在此处时的主持明德，但此说仍应再详考。证明龛位于灵岩寺后方山之高?处。龛内雕佛、弟子、菩萨一铺五尊像及护法狮子。主佛高近5米，异常雄健宏伟，造像体态颇具隋代遗风。大佛台座上刻有唐长庆元年题记、大中八年的功德记及补刻的游记等，虽然功德记中言明此像是初唐所造，但此像仍可能是隋代时造成。分布在泰山诸寺的王盖周、比丘尼慧等、张子初等造像记，都应是单体造像作品。南北朝时邑社造像风气极盛，隋唐尤有不少作品。

　　4.寺庙记述

　　主要是：唐代李邕撰书“灵岩寺颂碑”、大唐齐州神宝寺碣、泺庄创修佛堂记碑、尼僧圆顺报恩碑、谷山寺敕牒碑、修补准提庵记碑、金桥主僧兴殿记碑等。

　　泰山石刻保存了不少寺庙的建立、施造、维修、供养等方面较完备的资料。且不说岱庙，仅灵岩寺即具有相当完备的碑铭资料，重要碑刻至高僧墓塔林之题记已达近百处。从寺殿到方山上还有不少题刻。另外神宝寺、玉泉寺、天封寺等不少寺庙也留下宝贵碑铭。泺庄创修佛堂记、谷山寺敕牒、修补准提庵记及金桥主僧兴殿记，都对寺殿情况颇有价值。

　　这些对殿堂寺庙的记述有两个特色，其一，是体现现存寺庙发展的完整性，如灵岩寺创建以来寺址有种种施造、维修纪录，还有很多高僧的墓碑、镌在墓林塔上。依据这些题铭可以构建一部完整的寺史，而且可对不少高僧的行状有深入了解。由近年考古所得的材料可更丰富补充与完整这些资料。如所谓“鲁班洞，实即早期寺庙山门中李邕所书“灵岩寺颂碑”有很高的书法价值，更有寺庙兴建与僧人传承交替的重要信息。其二，是记载已圮寺庙的阶段性。例如神宝寺碣，这是位于灵岩寺附近的小寺，遗址仅存一雕刻精美的四面佛像。但是据神宝寺碣中对寺庙建立、历代主持与僧众情况的阐说，我们就可以相当清楚地把握此寺施造、兴盛过程，特别是寺中一位位主持僧人的名讳与修行、义理方面的圣行，还可有较好的了解寺庙建筑塔幢，与灵岩寺的关系等一些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