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古迹寻踪之四：千古佛光印龙城

　　2007年 9月24日至27日，首届朝阳佛教文化研讨会在“三燕故都”朝阳召开。来自香港及内地的170余名宗教人士及权威专家与会。研讨会对朝阳在东北及东北亚地区乃至中国佛教发展中的历史地位给于了充分肯定。国内佛教研究界的 “四大天王”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中国人民大学方立天教授说：“朝阳佛教文化在促进我国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朝阳在佛教文化由中国传入东北亚过程中发挥了‘黄金纽带’的作用；中国佛教的两大主流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在朝阳交汇，并在较长时间里和睦相处、相溶相伴，堪称典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杨曾文教授说：“诸多史料、实物足以表明，朝阳堪称辽金佛教文化‘标本’，是北方佛教文化传播路线上的重要结点，朝阳佛教对促进我国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和国家政权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黄心川研究员说：“朝阳文化底蕴深厚，特色突出，保存完整，是中原文化与东北文化、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交融的重要结点，对于北方佛教文化乃至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佛教史的研究将提供有力的佐证，具有可填补中国佛教史空白这样举足轻重的学术价值。”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宗教研究所所长楼宇烈说：“朝阳北塔天宫舍利相当珍贵；朝阳的佛教文化是一块尚待开垦的处女地，可与陕西扶风法门寺相媲美。将它推向世人，将有可能激发全世界各界人士对中国佛教文化研究的一个新热潮。”原陕西省法门寺博物馆馆长韩金科看完北塔佛舍利之后，更是激动地说：“能够看到这枚释迦牟尼佛祖的真身血肉舍利，死而无憾了！”

　　龙城佛教 东北之始

　　隋唐以前，朝阳一直是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所在。用著名历史学家金毓黼的话说是“东北唯一之军事重镇”。中原王朝经营东北地区，联系、安抚东北少数民族及中原文化向东北及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传播和影响，都是以朝阳为重心和中介实现的。

　　佛教何时传入朝阳，其确切时间已很难查证，但最早接受佛教的居民肯定是鲜卑部族。根据零星的文献记载推断，慕容鲜卑接触佛教，可能是在慕容廆进入棘城之前。有学者提到慕容鲜卑祖先可能是祆教徒，证据就是从莫护跋这个名字来的。认为莫护是与波斯语的幕户相通，幕户是波斯语宗教神职人员的一个职称，或者是一个职务一个名称，他说幕户和莫护音是相通的，另外从考古上来讲咱们三燕文化里面有好多西域文化的因素，鲜卑人在迁徙、征服中不可避免地与各种文化相接触，西方的中亚文化也渗透其中。摇叶装饰被认为具有鲜明的慕容鲜卑文化特色，但摇叶装饰并非慕容鲜卑遗物中独有，一直广泛流行在中亚和中国西北广袤的草原地带。说来如此，鲜卑族在接受金步摇等中亚文化因素的同时，可能也接受了当时的佛教。

　　慕容廆进入棘城之后，尤其慕容廆晚年和慕容皝即位之际，佛教迅速、广泛、深入地传播开来，表现为佛寺在慕容诸燕国家的都城和统治区内广泛兴建；佛教信仰逐渐在社会各阶层中广泛发展；佛教及其文化在慕容燕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日益渗透,在政治方面,佛教僧侣常常被慕容诸燕统治者引为顾问谋士，参与军国大事的谋议决策；在社会生活方面,佛教内容已经渗透到慕容鲜卑的葬俗、服饰等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参与慕容燕国军国大事谋议的佛教僧侣是以各种方术来为统治者服务的。从佛教僧侣在慕容燕国统治集团中的活动情况，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吸收中国传统的方术而为政治服务是佛教改造自身的一个重要方面。

　　据史家考证，鲜卑慕容氏是在东北诸族中率先信奉佛教的。《晋书?载记第九》记载，东晋永和元年（公元345年)，慕容皝立龙翔佛寺于山上。这说明，前燕统治者不仅崇信佛法．而且还建造了佛寺建筑。此后，佛教经鲜卑慕容氏传播给占据辽东的高句丽人，从而使高句丽人也开始信奉佛法。东北地区的佛教，由此逐渐传播开来。朝阳也真正成了东北亚地区佛教传播的“结点”。

　　通过文献检索，东北地区十六国时期建造的佛教寺院只有两个地方，即吉林集安和朝阳凤凰山。高句丽在其都城丸都(今吉林集安)开始创建肖门寺和伊弗兰寺是在公元375年，而朝阳凤凰山的龙翔佛寺史书记载为公元345年，比丸都佛寺早30年。所以说，龙翔佛寺是迄今为止东北地区最早见诸史籍的佛教寺院，堪称东北第一寺。

　　到后燕、北燕时期，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佛教在辽西地区广泛传播，官僚贵族和平民百姓争相信仰，佛教影响日益扩大，已经渗透于燕国的政治、军事、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之中。北燕时．道化流布，高僧辈出，兴塔立寺，盛况空前。在中国古代佛史名著《高僧传》中，记载了释昙无竭、释昙无成、释昙顺、释僧诠、释昙弘、释法度、释慧豫等7位北燕时期和北魏初的高僧。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昙无竭。他率僧猛、昙朗等25人于公元420年从龙城出发，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到印度取回梵文《观世音受记经》一部，并译成汉文．广泛流传于南北各地，后收录于《大藏经》中，为古今世人所传诵。他将在西天取经游历与见闻写成《历国传记》，可惜此书早已失传。昙无竭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功绩虽然比不上法显和玄奘．但他是继法显之后我国早期赴西天取经的人，比唐玄奘还早207年，是东北地区西天取经第一人，为我国佛教文化发展和古代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佛寺建筑是僧侣斋戒、诵经、传法的场所，是佛教文化的载体。三燕时期曾经兴建了大量的佛寺建筑，主要分布在燕都龙城和城东的龙山上。龙山自慕容皝肇建龙翔佛寺以后，陆续增修扩建，形成由许多座佛寺构成的规模宏大的佛寺建筑群。前面提到的高僧昙无竭和昙弘等，很可能就是当时龙翔寺的住持或弘法大师。正如著名佛史专家汤用彤所说的那样，燕都龙城是“北方佛法三宝兴隆之地．北方佛教的重要来源”。

　　两佛舍利 盛世同现

　　1988年11月14日，考古人员在对朝阳北塔天宫进行清理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包括七宝舍利塔及四周各有一个用水晶穿成的方形十三层檐灵塔、银菩提树、磁碟、银罐等器物，均为辽代维修时放入。藏经塔、六角形鎏金银塔和波斯玻璃瓶，均为国家级文物。接下来，天宫中心位置面南背北安放的一只木胎银棺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银棺打开后，一座高约10厘米的金塔呈现在人们眼前，打开金塔，玄机洞开。经细心清理，里面的玛瑙罐中装有佛舍利2颗，一颗乳白色为骨舍利，另一颗红褐色为血肉舍利。两颗佛舍利和5颗鎏金珍珠一起供奉在金塔里面的玛瑙罐里。

　　朝阳北塔天宫佛舍利的出土，是继1987年陕西省法门寺地宫佛指舍利发现后的又一佛教文化珍贵文物惊现于世。两者现世仅隔一年，因此，引起了国内外佛教界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90年夏，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获悉此消息后，非常关切，专门给朝阳市民族宗教部门和文物部门写了亲笔信，希望朝阳有关方面对此给予高度重视，要求朝阳佛教界按照仪轨如法地保护好、供养好舍利。

　　1989年11月，即北塔天宫文物发现一周年之际，《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中国文物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国内外及当地多家新闻媒体都对朝阳北塔天宫发现的舍利等文物作了重点报道。一时间，朝阳北塔天宫佛教文物成了爆炸性新闻，尽管迟报了一年，还是轰动了海内外。成千上万的佛教界人士不远千里来朝阳瞻仰、参拜舍利。宋健、钱正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名人也前来参观。到1995年，这一重大发现还被评为“199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提名荣誉奖”。

　　陕西法门寺指舍利和北京西山佛牙舍利均为遗骨舍利，与之相比，朝阳北塔舍利与佛教经典的描述更为吻合，应为佛门至宝。据此，专家判断，朝阳北塔早于北京和陕西两个舍利供奉地。

　　朝阳北塔舍利是为佛祖释迦牟尼的骨舍利及血肉舍利。朝阳另一处发现舍利的地点是与北塔南北对应的南塔之下。而且，此次发现的是锭（定）光佛的舍利。2004年10月，朝阳建设集团建筑公司施工时，在南塔北面夯土台基下面发现了一处辽代遗迹，正是埋葬定光佛舍利的“石宫”。 经文物专家鉴定：“这是目前仅见的有明确文字记载的锭光佛舍利，极其珍贵。”

　　所谓“舍利”，是梵文音译，意为身骨或灵骨。大德经过长期修行，身体发生变化，体內出现结晶，即是舍利。舍利十分坚固(所以又名坚固子)，火不能烧，大德圆寂荼毗后，往往能留下舍利予世人瞻仰。目前佛教界公认的现存于世的佛祖真身舍利有：陕西法门寺的指骨舍利、北京灵光寺的佛牙舍利和斯里兰卡的佛牙舍利及朝阳发现的两颗舍利。

　　朝阳北塔天宫出土的佛舍利是隋文帝仁寿二年颁赐的。这不仅有北塔地宫中辽代再葬时的题记砖和鎏金银舍利塔内藏铜板、银经卷的题记等为证，同时也与传世义献的记载完全吻合。据载，隋义帝仁寿二年曾下诏书，令在全国选五十三州，建灵塔供奉舍利。营州（今朝阳）即在其中。这一历史事件，在《续高僧传》及《新修科分六学僧传》中均有记载。《续高僧传》卷二十六载：“仁寿二年。奉敕置塔于营州梵幢寺。即黄龙城也。旧有十七级浮图。拥在其内。安置舍利。当夜半上并放白光。状如云雾。初惟一丈。渐大满院。明彻朗然良久乃灭。前后三度相类并同。”

　　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认为，可贵的是，当年隋文帝颁赐各地的50多份佛舍利中，至今出土且保存完好的，目前所知只有朝阳这一份。再有，虽然这份舍利为辽代重新安置过，但它的供奉规格是皇家规格确定无疑。而像这样皇家规格的佛舍利供养目前国内发现的只有朝阳北塔舍利和陕西扶风法门寺的佛指舍利，“两者遥相呼应”。

　　黄心川、楼宇烈、杨曾文等专家认为，朝阳的佛教文化丝毫不逊于法门寺，很多文物的品级都超过法门寺，这样皇家规格的佛教文化场所，目前国内只发现两处。同时，伴随两佛舍利，在南北塔等处出土了大量辽代珍贵文物，这引起了专家学者的浓厚兴趣。

　　朝阳北塔 五代同构

　　朝阳北塔是现存堪称世界唯一的“五代同构”佛塔。

　　现今的朝阳北塔为方形空心十三级密檐式砖塔，高38.7米，是中国东北地区现存年代最久的古塔，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文物考古工作者在修缮北塔时就发现此塔身世不凡：这座辽代重熙年间(公元1032年至1055年)三度重修的唐塔，是在隋文帝时一座舍利木塔基础上建造的。再向前追溯，则是史书所载的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公元477年至500年)所建的“思燕佛图”。

　　北塔始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公元485年前后），是北魏文成明后冯氏在三燕龙城宫殿旧址上，为其祖父北燕王冯弘祈寿冥福和弘扬佛法而修建的东北第一座皇家寺院——“思燕佛图。“思燕佛图”为土木结构方形楼阁式塔，塔四周第2层台基上建有殿堂建筑。后毁于火灾。此塔后经 隋唐辽几度维修。形成了现今以三燕宫殿夯土台基为地基，“思燕佛图”的台基为台基，隋唐砖塔为内核，辽塔为外表的朝阳北塔。其独特的“塔上塔”、“塔包塔”的构筑形式，以及“五世同堂”的悠久历史，十分罕见，使北塔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第一塔。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1992年由国家文物局拨款200多万元，对北塔进行了加固修缮工作。维修期间发现了天宫、地宫，特别是1988年对天宫的发掘清理，出土了上千件奇珍异宝。两颗佛祖真身舍利正是于此时再现于世，同时出土的鎏金银塔、金银经塔和波斯玻璃瓶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国宝级文物。其他如精美绝伦的金银器、华丽多彩的玛瑙器、绚丽夺目的玻璃器、晶莹剔透的水晶器和巧夺天工的玉石器等佛教文物更是全国罕见。地宫出土的辽代石经幢高大完美，被称为“东北第一幢”。

　　现为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教授的郭大顺说，朝阳北塔从时代上讲早于洛阳永宁寺塔30年左右，从地理位置上讲，它建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因此可以认为，这次考古新发现不但提高了朝阳北塔在历史(包括佛教史)上的学术地位，更为佛教东传提供了直接的实证。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早期佛寺遗址上，看到了思燕佛图这类寺院布局的某些影子。

　　在同一个城市，先后发现两佛舍利，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方立天说：“朝阳地区舍利有它的特点，既有释迦牟尼的舍利，又有锭光佛的舍利，到目前为止，别的地方还没有，是很值得朝阳地区去宣传的，这样会大幅度地提高这里的知名度”。于朝阳现世的两佛舍利，北塔天宫为隋代仁寿2年（公元602年）安葬，辽代重熙12年“再葬”，南塔石宫为辽统和2年安葬。可知辽代朝阳佛教的再一次鼎盛。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杨曾文教授说：“在学术界，我国对历代佛教文化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唯有辽金时期是个薄弱点，如果能够加强对朝阳诸多保存完好的辽代佛教文物的研究，定会填补我国佛教研究学术领域的空白。应该成立类似“朝阳辽金佛教文化研究中心”的机构，以加大对朝阳辽金佛教文化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可以由此对朝阳东北亚佛教文化圣地进行全方位的宣传，进而拉动朝阳的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这便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很好的切入点和着眼点。”

　　（来源：《辽宁日报·海外版》 作者：宝玉林 谭国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