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梵净山佛教活动与环境保护

　　作者：秦礼显

　　宗教，从本质上看，它是一种唯心的、虚幻的世界观，因此常被一些社会政治势力所利用。但从文化底蕴上看，它又是各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是长期存在的；而且宗教界人士的善举亦多，对社会也是有益的，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它的存在和影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宗教现象。在社会物质财富还未极大丰富，人们认识水平和觉悟程度还未极大提高，并存在压迫、剥削和不合理等现象存在的情况下，宗教现象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

　　作为著名宗教之一的佛教，其活动场所大多建于人烟稠密或人迹罕至生态环境极好的名胜之地，不仅供善男信女参释，也供道徒间相互参谒交流和游人参观。据明代所立《梵净山碑记》载“梵净山，乃佛祖的禅客之地也。”而梵净山的佛道开发，大约始于东汉年间，原名“月镜山”，三山谷。唐初黔东建思州，改名为“思邛山”。随着佛教的兴起，故改名“梵净山”。因梵净山山奇水美，古木参天，成为佛家禅居圣地，佛家的寺庙，便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唐贞观二十年（646）始建规模宏大的天庆寺，其次是宋建炎三年（1129）建规模更加恢宏的护国禅寺（原名天池寺），以后相继建立的有承恩寺、镇国寺、坝梅寺，后获敕封为“五大皇庵”。到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李皇后令户部郎中李芝彦为重修梵净山古刹题写碑序止，除“五大皇庵”外，还有朝天寺、天林寺、钟灵寺、九皇殿、三清殿、圆通殿、三王殿等，一大批寺观宇殿焕然一新，并在梵净山麓形成了以太平寺、天庆寺、洞德寺等为主体的“四十八脚庵”，以及环绕梵净山周围的其他数十座宇殿，使其寺观宇殿总数达到百余个，僧尼道首达八、九百人之巨，成为远近闻名的“佛教圣地”！

　　梵净山成为佛教圣地逐步被外界认识之后也曾给生态环境的保护带来了很多问题，其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其次是佛道和旅游人员活动。据史料记载，早在秦汉以后一个历史时期，朝廷为使一些不满现实而弃职离家削发为僧以寻找精神寄托的人有个去处，便在名胜之地广修庙宇庵殿，加剧了对生态环境的人为破坏。到唐代，玄宗帝崇尚佛道，主张“以佛治国”，便派高僧玄弘远涉山水，到印度取经，并将带回经书当成“国宝”；后又派鉴真和尚东度日本传教，成为中国佛教全盛期。梵净山的佛教活动也就在这一时期兴盛起来。至明代，梵净山的佛教殿宇已成鼎足之势。因大量殿宇的兴建而砍伐大批树木，对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影响。同时，各寺庙还划地归属，抢占地盘，定立界碑，少的上百亩，多的数万亩，官方对梵净山的管护也越来越复杂。在清代，康熙帝不信佛道，大批寺观宇殿年久失修废圯，不满现状的朝廷编修李稚安（法名深持）竟然投奔梵净山，在天庆寺削发为僧，大建庙宇，大兴庙产，到乾隆时期庙地已达四万亩，年收佃租大豆数万担。地处梵净山金顶的承恩寺，靠着特有的地理优势，布施钱币滚滚而来。地处山脚的坝梅寺，年收租谷上万担。地处皇庵之首的护国寺，靠向各庙抽取红利也十分富有。故此，在僧民中有：“天庆寺的豆子，承恩寺的银子，坝梅寺的谷子，护国寺的点子”之说。由此而吸引大量佃农入山居住，使梵净山古生带原始植被逐渐缩小。迄今，在梵净山4.19万公倾自然保护区内，其中：无人烟区的四有林地仅2.67万公倾，为珍稀动物的活动区域，仅占总面积的63.7％，属集体山林划入保护区的1.33万公倾，属集体耕地面积有0.19万公倾 ，两项占总面积的36.2％，这对梵净山生态环境的管理带来了许多复杂和困难的因素。

　　其次，因经济利益对梵净山生态 环境的破坏更突出。清乾隆七年（1742），楚人（湖南商人）在梵净山北坡私开金矿，侵害天庆寺庙产。乾隆十年（1745），经主持圆昌秉报府司官杨某某现场查勘，立定六块界碑（今仅存一块），规定：“界内不许楚人开挖，有伤庙祀”；对界外庙地收取国课，准其开采。道光三年（1823），铜仁知府敬文得知府民呈控，坝梅寺僧普禅与地方奸商梅力源及不法楚民郑大亨勾结，私卖梵净山树木，掘窑烧炭，即亲自题写“梵净山树碑”文曰：“梵净山，何为禁树也，余守石阡郡，即知其地为佛山胜地，说法释佛之有台，定心九龙有池，治宋铜仁之明年，现城南双江河流处”；“斯二水发源于梵净山之分水岭下”，“斯山因黔东祖山”，“唯黔中胜地也！”“适邦人以无知，某某民进于斯山，积薪烧炭”，“宜止焉”！“草木者，山川精华，山川者，一地之风气”，“梁山晋望也”！故书与邦人勒石。从碑文的只言片语不难看出，古人对梵净山的价值是何等的器重。为有力制止其砍伐情况，清道光时贵州巡抚麟庆和贵州布政司按察使李文耕又分别旨令勒石，竖立禁砍山林树木之“名播万年”和“勒石垂碑”各一块。“名播万年”，碑文计292字，正文如下（标点为录者加）：

　　护理贵州巡抚部院麟为

　　灵山重地，严禁伐木拙窑，以培风脉事。

　　照得铜仁府属梵净山，层峦耸翠，古刹庄严，为小大江发源，实思铜数郡保障。粮田民命，风水攸关，自应培护，俾山川树木，翁静无伤，斯居其地者，咸享平安之福，护院访得该处有外来炭商，勾串本地刁劣绅民及坝梅寺僧私卖山树，掘窑烧炭，只图牟利，不顾损伤风脉，屡经士庶呈控地方官，虽已查禁，而奸徒阳奉阴违，至今积弊未除。伐木掘窑有□□有所关匪细。除札饬铜仁府亲往查勘封禁，妥议具详外，合行出示严禁。为此，示仰军民僧俗人等知悉；嗣后毋许将该山树株私行出卖，亦不得容留外来奸商掘窑烧炭。如敢故违，一经查获或被告发，定即从重究办。倘差役乡保得归包庇及藉端滋扰，一律严惩，各宜凛遵勿违。

　　特示 右谕知悉

　　大清道光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示

　　贵州布政司按察使李文耕旨令所勒“勒石垂碑”，共470字，正文如下（标点为录者加）：

　　署贵州等外承宣布政司按察使兼管驿传事加三级记录十次李为

　　严禁采伐山林，开窑烧炭，以培风水事。照得铜仁府属之梵净山，层峦耸翠，林木翳荟，为大小江发源，思铜数郡保障，其四至附近山场树木，自应永远培护，不容擅自伤毁。前于道光三年，因寺僧私招奸徒梅万源等，在彼砍伐山林，开窑烧炭，从中渔利，据府属贡生万凌文呈控到司，当经前司饬府提讯究办，并出示严禁在案。今复据生员滕行义等具控楚民郑大享等，贿串寺僧普禅等，将山场售买，砍木烧炭等情到司，实属藐玩，除饬铜仁府缉拿讯究详报外，合行再出示严禁。为此，示仰梵净山寺僧及该地方乡保军民人等，一体知悉。嗣后该处山场及附近四周一切山秣木石，务须随时稽查，妥为护蓄。毋许僧再渔利，私招外来匪徒砍树烧炭，以靖地方而护风水，尚敢再违，许地方乡保人等，立即指名到府呈请拿究。如敢相互容隐，于中分肥，别经发觉或被查出，实行一并照知情盗卖官民山场律治罪，决不宽贷，名宜凛遵勿违。

　　特示 右谕周知

　　大清道光十二年十二月八日

　　这一系列禁令，无疑对梵净山的生态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使得梵净山的自然物件得到百余年的有效保护。但自咸同至光绪间的数十年里，梵净山的兵燹频繁，先后出现的红、白号军起义及太军天国以刘盛为首的最后一支残余部长期隐匿于梵净山，四出滋挠烧毁周围民房数千间，俘掠民妇，杀戳户主，引来四周地方民团数千人及云贵巡抚岑毓英所率清兵多次围剿，大多庙寺被当成“藏污纳垢之所”予以烧毁。光绪三年，又出现湖南矿商黄金生与洋行高楚垣合谋，收买梵净山山主，偷开锑矿，争夺山槽。同年，还有英国矿商收买山主，在梵净山掠夺性采金。

　　据天庆寺界碑记载，为制止其乱掘滥采行为，由贵州巡抚委派贵阳分府知府，会同思南知府及府属官员、地方官共同踏勘后明确了天庆寺四至界限：东面从沙子凹（今名沙弯）跟岭直上沿印松边界经大尖峰、牛风包、一天门、白云寺、灵官岩直达梵净山金顶；南面从月镜山（老山）经锯齿山、棉絮岭、三岔口、灵官殿、栏杆岭、却旨坳（雀子坳）跟岭直抵九皇观；西面从九皇观经牛角洞（杨家坡）、大董坡（大洞坡）、七星董达象鼻岭）；北面从象鼻岭过金厂河、大擂两个董、大羊角、麻溪坳、懒板凳到沙子凹，即金厂河上游余家沟流域。该碑对梵净山自然生态的保护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