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西京佛事遗存

　　太原大学教授 冯巧英

　　辽国立国200余年，疆域“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今青海)，北至胪朐河(今蒙古国克鲁伦河)，南至白沟(今河北雄县原拒马河故道，辽宋界河)，幅员万里”，与繁荣的北宋对峙始终，一直处于势均力敌状态，其强大当可想象。可惜数百年来，先是由于“义例”未定，“帝统”难决，《辽史》修纂居然搁置了200余年，再加辽代没有留下什么有价值的私人著述——元好问《壬辰杂编》和刘祁《归潜志》等金代人著作，为修《金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因此元至正三年(1343)脱脱主持修的《辽史》谬误多出，内容也甚为单薄。后世研究辽代，特别是西京一带史实，确实不易。

　　辽代西京大同府统县七、辖军、府、州、城十七，其区域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山西北部、内蒙古南部与河北西北部。在这广袤的地域中，由于辽代九帝都不同程度信奉佛教，所以佛事兴盛，仅就大同府一府在今天的留存看，其盛况已足以令人赞叹。

　　大同以及周边地区辽代所建至今可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就有五处：天镇县慈云寺、灵丘县觉山寺砖塔、大同市华严寺、善化寺和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其他如扩建和补雕补塑云冈石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大同焦山石窟、大同武周山观音堂的辽代八大明王雕塑等等，辽代西京的佛事之盛，非今人可以想象。不过仅看到辽代寺院，人们可以认为这说明辽代崇佛罢了。其实不然，深入探讨一下现在可见到的遗存，我们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思考。

　　天镇慈云寺。号称“关外巨刹”。据说建于唐，已无实物可证。辽开泰八年重建，有碑可考。此寺最具有特色的是它的钟鼓楼，上下两层，下层有廊柱八根，内室为砖砌圆形，上层为八角圆形穹庐式顶，开敞有勾栏。远看像一个二层的蒙古包，明显地表现出辽以至金元(估计金元有所修葺)的少数民族文化特色。

　　灵丘觉山寺砖塔。觉山寺初建于北魏。600年后寺庙已毁。辽大安五年(1089)镇国大王行猎到这里，见寺庙颓败，奏报了道宗皇帝，下敕动用国库金重修，留给今天的是座巧夺天工的八角密檐式砖塔。笔者不懂建筑学难以说清建筑特色，只讲在明天启六年(1626)闰六月，灵丘县发生七级地震，县城民房坍塌，死人无数，余震月余，京师也遭破坏，觉山寺离震中40来里，寺庙殿堂全部倒塌，唯独这座辽建密檐式砖塔安然无恙，巍然独存。至今历900余年未经任何修缮，基本完好。

　　大同市华严寺。华严寺初建于清宁八年(1062)，寺建成后“奉安诸帝石像、铜像”。说明当初建华严寺就有兼具宗庙的性质。下寺有著名的“薄伽教藏”，建成之时就收藏了《契丹藏》，还收了道宗皇帝的《华严经五颂》和《华严经赞》。可见上下华严寺是辽代皇家崇奉佛教的神圣殿堂。关于华严寺著名的辽塑，现在有争议。

　　大同善化寺。据碑记此寺始建于唐，辽金重建，主体建筑至今是辽金遗物。我们游览善化寺(当地称南寺)最关注的还是有名的《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俗称“朱弁碑”。朱弁是理学大师朱熹的叔祖，他是南宋派出的“通向使”，被金扣留在西京，羁押在大普恩寺(今善化寺)14年。碑文记下了寺庙修复过程，辽金的争战，金与宋的民族纠葛，南宋“通向使”的屈辱等等，透露出了一些正史有意回避的历史真实。碑文义理精深，叙事完满，考校翔实，文笔珠玑，实属大手笔之作。善化寺作为国家级文保单位，除了辽金建筑外，朱弁碑的完好保留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吧。

　　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俗称应县木塔。应县木塔是国家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号称世界三大奇塔之一。它的建筑工艺之高超、雕塑之精美、表法形式之妙绝，已是尽人皆知。我认为更该予以关注的是应县木塔的“宝中之宝”——1974年发现的辽代秘藏。秘藏可分两大类：一是银椁盛放、七宝顶礼的佛牙舍利两枚，牙身凹槽和根部都增生有白、红色舍利子。关于这两枚佛牙舍利目前正在深入辨识、研究，笔者不敢置喙，只觉得大乘佛法讲有如恒河沙数诸佛，唐宋之后有许多高僧住世时人们已尊称他们为“活佛”“佛爷”，他们也常常发愿，“乘愿再来”，木塔内佛牙舍利当大有来历。二是秘藏中有图画，许多刻经和手抄经文等，还有深具含义的装藏方式。

　　应县木塔的辽代秘藏，于佛教言至少有四点重大意义：一、关于辽代大藏，史上有记载，《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也知是辽金石刻，但辽代藏经世无传本，有的人认为辽只有石刻经，刻本是否存在大有疑问，有的人甚至调侃辽代有“虚幻的大藏经”。木塔藏宝的发现，向世人证实了辽代藏经是实实在在的，有明确刻经纪年，大致是统和(辽圣宗年号)八年到咸雍(辽道宗年号)七年(990—1070)约80年间所刻。用现代语言说叫做填补了历史的空白。二、从木塔发现的经本，有手抄经和刻版经两种，总的给人印象是辽代不乏名僧，著作很丰富，如守臻集的《略示戒相仪》，思孝集撰的《毗奈耶藏近事优婆塞五戒本》、思积集撰的《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玄镜记》，还如《新编诸宗教藏总录》、有目的《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科文》内容早已散佚，木塔中发现了全文，等等。现代人观木塔都在赞叹稀奇，在辽代却没什么重要记载，可见当时只是一般庙宇，而秘藏所藏经文之多，抄本字迹之工整更令人赞叹。戒律经文和戒牒等占了相当比例，说明辽朝佛门重视戒律修持，与宋朝禅净结合重心性、重义理的风气很不一样。三、还有对《法华经》、《金刚经》、《弥勒上生经》作会古通今钞，都是在窥基大师原疏基础上的补述，以慈恩宗义沟通诸经。秘藏中有一封《应州当寺沙门祈福原文》，奉献对象为：“亲教和尚当寺首座唯识华严大众等”。也见出在偏远的一般寺院里唯识宗学在华严之上。上自当时佛教领袖，下至普通寺僧都重唯识，也是反映出慈恩(法相)宗在辽代是很重要的宗派，并没有因玄奘窥基等大师的离去而消沉歇绝。四、另据专家在发现和整理四层主像内秘藏时，发现足以证明大乘诸宗装像规矩的实例。相当于佛像心位置的，是花式银盒内盛七宝和舍利佛牙、《释迦说法相》三幅，寓意是至为尊贵的心。心部以下用木板排列着刻经、写经和佛画，寓意是脏器。膝部以下装藏则内容庞杂，童蒙书、卜巫书杂抄甚至常住僧卖什物养畜的辩护状。关于佛像装像的规矩到清代才有明确记载，未有实例。木塔四层主像秘藏的发现又填补了这一空白。

　　除以上国保单位外，辽代第五帝景宗病死于斯的焦山石窟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创建于辽重熙六年的观音堂内精美绝伦的八大明王石雕像等等都充分展示出辽代西京佛教的隆盛和所折射出辽代与北宋对峙200余年并非只因武力。我以为，佛教寺院并不单单是宗教的产物，更不只于宗教有意义。从佛教寺院，我们可以见出历史，见到那个时代的文化，了解那个时期的社会状态以至科技。寺院是人类物质和精神成果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