兖州兴隆塔地宫出土文物小考二则

　　2008年8月山东省兖州市对始建于隋代、重修于北宋时期的兴隆塔进行维修加固工程，在维修之前，对地宫进行了考古发掘和清理。这次发掘与清理取得了重大成果。其中地宫东侧出土了"安葬舍利碑"，地宫中央还发现了由莲花座和石盖组成的石函。石函内发现有鎏金银棺、金瓶、舍利、佛牙和两只玻璃瓶。本文拟就舍利碑所记工匠内容及石函内发现的琉璃瓶做一下相关的考证。

　　一、关于舍利碑所记载的工匠

　　对于古代与佛教相关的建寺、造塔、画壁等工匠的研究，作为中国古代手工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逐渐受到学者的注意。近年，中山大学的姜伯勤先生和敦煌研究院马德研究员以敦煌工匠为课题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另外，关于古代工匠制度的研究有：高奇《中国古代的工匠培训与技艺传授》 、杨浣《西夏工匠制度管窥》 、杜建录、吴毅《西夏手工工匠考》 、马建春《元代的西域工匠》 、魏明孔《浅谈唐代官府工匠的身份变化》 等。关于工匠生活状态的研究有：胡化凯《先秦社会对工匠技术的态度》 、魏明孔《唐代工匠与农民家庭规模比较》 、苏玉敏《西域有供养人、工匠与窟寺营造》 等。这些成果为古代工匠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于兴隆塔地宫所出"安葬舍利碑"记载有相关工匠的名称，在此，对内地修塔工匠的名称及意义作一个解说。以塔葬死者遗骨，始于印度佛教的影响，当年佛陀涅槃，所遗舍利，八国获得，起塔供养。佛教入华，影响至民间葬俗。《读礼通考》卷八十六"塔葬"记："《旧唐书》杜鸿渐休致后病，令僧剃顶发，及卒，遗命其子依胡法塔葬"，又记"肃王详德宗第五子也，建中三年十月薨，时年四岁，废朝三日，赠杨州大都督，上追念无已，不令起坟墓，诏如西域法，议层砖造塔礼仪，使判官司门郎中李召上言曰：‘坟墓之义，经典有常，自古至今，无闻异制，层砖起塔，始于天竺，名曰浮图，行之中华，窃恐非礼......'"。虽然，在世俗间使用塔葬，还有争议，但对葬制的影响是显见的。起塔供养与佛教相关的圣物，通常会随葬一些宝物和碑记，而这些物件通常置入塔下的地宫。《钦定热河志》卷九十八"铁舍利塔"条记："在朝阳县南，辽时建灵感寺，重熙中铸铁塔以藏佛舍利，后以定光佛舍利六百粒、释迦佛舍利一千三百余粒改藏塔下地宫。今塔已无存，土人尝于其处掘土丈余，见地宫一所，高八尺，广六尺五寸，八面相等，周遭嵌碑文......"。兖州兴隆塔地宫出宋嘉祐八年（1063年）十月六日"安葬舍利"碑，碑长85厘米、宽76厘米，厚10厘米，刻写文字32行。记述了建塔立碑的因缘，重要的是在碑中出现了相关工匠的称谓。由于材料不多，笔者将朝阳白塔所出的辽代工匠种类，与兖州安葬舍利碑所出工匠合并，作为内地公元10世纪前后修造佛塔所用工匠的基本种类考虑，以期说明内地塔、碑建造所涉及的工匠种类的称谓及意义。

　　现将碑文释读后的内容记载如下 ：

　　中书门下 （牒） 兖州。

　　兖州奏：当州昨（准）中书劄（札）子。兖州奏："据《龙兴寺泗洲（州）院西天于阗国帘前赐紫光正大师法藏状》称：‘先扵（于）开宝三年（968），自离于阗本处，亲往西天取得释迦形像、世尊金顶骨真身舍利、菩提树（叶），及进奉本处白玉叁佰玖拾斤、细马叁疋（匹）。寻蒙圣恩帘前赐紫及师号、回宣御马两匹、闹牡（装）金鞍辔、驿劝请俸。自后（乞）扵（于）国内巡礼圣境，奉宣云游西川至峩 (峨嵋)、代州五台山、泗州，逐处斋僧壹万人，各送金襕袈裟一（条）。相次云游，在兖州住寄（岁）久，恋皇帝化风，不（归）本处。至今年老，（切，即窃)缘先（从）西天将到世尊金顶骨真身舍利、菩提树叶，见今在院。有小师（怀）秀，造下功德佛像数尊。今（欲）乞岱岳[之]回銮驿，乞赐名额，安置住持及教化十方，（兴）造宝塔安葬于阗国光正大师（从）西天取得世尊金顶骨真身舍利。自后又为年老无力起塔，至嘉佑八年癸（卯）岁（公元1063年）将上件功德舍利付（与）当寺大悲院主讲（经）（僧）法语起塔供养。'"

　　华（严）院管内僧正讲经论赐紫沙门行深、延圣院主僧判赐紫沙门可昱、供养主僧应（奉）、当寺上生院主（传）大乘（戒）讲经论沙门（惠）旻、慈氏院主道忠、东罗汉院主明安、南（观）音院主惠嵩、千佛院主官（表）白僧行因、寄住僧重谨、东律院主僧海湛、水陆院主法宝、次院主清（琼）、文殊院主僧惠□、次院主智宝、讲经论沙门智全、讲经论沙门智让、三圣院主行超、观音院主僧惠广、东弥勒院主僧行忠、炽盛光院主僧智（纯）、七祖院主僧永普、孔雀院主僧重茂、因明院主讲经论沙门省勤、次院主讲经论沙门福秀、西罗汉院主僧守政、次院主讲经论沙门（常）[德]、小师讲经沙门智深、释迦院主智如、天王院主僧契真、寺维（那）僧（超）玉、多宝院主僧归真、净土院主讲经沙门惠灯、西弥勒院主僧智海、东京等觉禅院赐紫僧守祥、经藏院主僧普勤、泗州院主讲经沙门惠信、三学院主僧守远、经藏院僧庆遇。

　　助缘修塔维郍众：王有道、妻周氏、王用、妻耿氏、李成、妻徐氏、李式、妻葛氏、李昌、妻苗氏、县君（杜）氏、元氏、孙氏、仇长（发）、孟辛、奉符县郭下贾升、妻卓氏、男弼、次男徽、戴朝宗、母亲李氏、王简、妻丁氏、山阴村阴清、母马氏、高氏、赵氏、重光寺泗州院主尼志真、志全、无量寿院尼法坚、精妙寺地藏院主尼志演、小师惠清、惠喜、义达、重光寺观音院主尼守遇、守荣、守兴。

　　龚丘县梁村施石匣人挍（校）书伊存、张雅、妻申氏、申殿直、妻牛氏、陈（悦）、妻张氏。

　　大悲院主修塔功德主讲经沙门法语、小师洪才、洪江、洪润、洪泰、洪道。

　　修塔匠人叚怀、女婿王谅、小博士张温、罗一思、（单）州荡（崵）山县（砖）瓦匠人黄整、黄倩、鱼台县李凝、龚丘县赵演、名（洺）州肥乡县（浩）贵。助缘教化行者洪亮 。 怀州僧德和书。

　　石匠人庞演刊

　　（塑）匠人郝辛

　　大宋弟（第）五叶嘉祐八年癸卯岁十月六日，安葬舍利金（瓶）一两。

　　碑文中提到的匠人名字主要集中在碑文后部，记有：修塔匠人叚怀、女婿王谅、小博士张温、罗一思，单州荡(崵)山县砖瓦匠人黄整、黄倩、鱼台县李凝、龚丘县赵演、名（洺）州肥乡县（浩）贵。以及刊刻的石匠人庞演、塑匠人郝辛。这里出现的工种名称有"修塔匠"、"小博士"、"砖瓦匠"、"石匠"、"塑匠"。由于这仅限于一个塔和碑的修造，且是寺院与附近民众合作，不属于官方的修造，所以出现的工种十分有限。

　　据考古材料可知，与之时间相当、修造内容相似的是朝阳北塔，其天宫地宫所出文物，也记录了一些工匠的名称，在此一并列出。出现有工匠名称的共有四块石、砖刻，记有：

　　1、《今聊记石匣内》题记石，相关录文如下：砌塔作头李从道 次作头何囗囗刘智\铁匠作头李归正 次作头囗囗囗砌匠成守芳。

　　2、《延昌寺大塔下再葬舍利记》题记砖，相关录文如下：背砌作头成守芳\副作头李守恒......小传士王惟斡......小传郑得全 摩砖小士等。

　　3、《故都维那》题名砖，相关录文如下：瓦匠赵缕遂刘全正\锻匠二人。

　　4、《作头》题名石：记有锻匠、砌匠都作头、副作头计15人 。

　　显然，朝阳北塔的工种要多于兴隆塔地宫。从实物上看，朝阳北塔的规模也大过兴隆寺塔。下面先对兴隆塔所出工匠名称进行说明。

　　兴隆塔地宫所出，除小博士外，都是匠。按马德所记，匠是独立从事一般技术性劳动者，是工匠队伍中的多数。

　　小博士，由于与其他工种的匠人一同出现，显然不同于一般的工匠。对比敦煌工匠，博士之名，在开始使用时，是对一般雇匠的俗称。但9世纪以后的敦煌文献，显示博士是区别于一般工匠的高级工匠。如"上仰泥博士"，是往屋内顶部上泥的技术活。能上仰泥者才可能成为泥匠博士 。推测此处的"小博士"，可能是在修塔方面有一定技术的略高一级的匠人。

　　修塔匠，修造塔的一般匠人。

　　砖瓦匠，土石工程所需的相应工匠的一种。明王守仁《王文成全书》卷三十"改委南旦卫监督指挥牌"记："估算合用木石砖瓦匠作人夫工食等项，一面择日兴工"。

　　石匠，即工于石材的匠人。工作是凿石使之有所用。《禅苑蒙求拾遣》记："回石头，世为石匠，不识字，慕出家，求人口授法华，默诵之，投南堂静禅师供洒扫，一日令取石，回手执鎚击石而诵经不辍"。石匠是古代工程建筑必须的主要工种之一。《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八："金人又索诸人物，是日又取画匠百人、医官二百、诸般百戏一百人、教坊四百人、木匠五十人、竹瓦泥匠石匠各三十人......"。

　　塑匠，指立体造像方面工匠，而不是工于平面的画匠。南宋洪迈著《夷坚志》丙卷三"吴江郑媪"记："淳熙元年，吴江长桥侧居民郑氏媪，年八十余，岁独处茅檐之下，日丐于市，颇为人怜，敝衣粝食之外，蓄其賸钱于藏罐，欲以画观音像。夏四月，邻火延烧，所积一空，明日泣，理故处，于烬中得故罐略无坏缺，而钱自溶成宝像，高一尺许，冠衣璎珞、杨枝净瓶皆具，工制妙巧，塑匠惊叹，以为不能及"。这里出现塑匠，对应的是地宫出土有10余件小型佛像。

　　与敦煌地区9世纪前后文献中所出现的工匠种类相比，以兖州包括朝阳北塔所出文物记载的工匠名称来看，兴隆寺地宫碑刻上没有出现更多高级工匠的职称，除"小博士"外，其他都是一般的匠人。与朝阳北塔所出工种联系起来看，尚有：砌塔作头、次作头、砌匠、背砌作头、小传士、摩砖小士、瓦匠、锻匠、砌匠都作头。二处合计职称出现有：小博士、作头、次作头、匠、士。而"小博士"、"士"和"作头"是敦煌地区没有出现过的职称。

　　小博士如前所说。士，应是学徒之类，从碑文上看，其工作并不十分重要，所以在记载中冠以"小"，从事的工作往往是不重要的传递材料或磨砖等技术含量不高的工作。"作头"，从上下文来看，可能是作业中的指挥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十二："有杀作头监官者，以其役苦"，这里将作头与监官并列，说明作头的工作类似工作中的监督官。《明会典》卷一百五十四："两京工部各色作头犯该杂犯，死罪、无力作工与侵盗诓骗受财枉法徒罪以上者，依律拘役，满日俱革去作头，止当本等匠役，若累犯不悛，情犯重者，监候奏请发落，杖罪，以下与别项罪犯拘役，满日仍当作头"。这里说道因犯罪而革去作头称呼，充当一般匠人，也说明其地位是较高的工匠。因为是指挥者，要承担一定的工程风险，因此给他们的钱量相对也要高些。《金史》卷五十八："诸试护卫新軍听自起发日为始，计程至都比至试补，其间各日给口券......描绣五人，钱粟三贯，石司吏二人三贯，石修内司作头五贯，石工匠四贯......国子监雕字匠人作头六贯，石副作头四贯......"，从文中所记内容看，作头和副作头所发给的钱最多。作头是否相当于敦煌地区的"都料"？还不得而知。总之，他应是属于工匠中技术级别较高者，为同行中的规划、指挥者。

　　通过兖州兴隆寺塔和朝阳北塔所出文物记载的工匠种类，可知在公元10世纪前后，内地修塔所需工匠，按高级到普通排序主要有：砌塔作头、次作头、小博士；瓦匠、锻匠、砌匠、修塔匠、砖瓦匠、石匠、塑匠；小传士、摩砖小士。

　　二、玻璃瓶

　　地宫出土的玻璃瓶计两件，一是保存较好的圆形玻璃瓶，口沿残，高5cm、直径6cm，白色透明（但瓶体大部分被古钱币污染为绿色）；一个可能是长颈玻璃瓶，现已破碎，白色透明，两件均为透明玻璃。据当地宗教局报告：由专家初步分析，二个玻璃瓶都属于钠钙玻璃，推测为盛舍利器具，可能是法藏法师从西天携入。

　　玻璃在中国古代最早被称为"璆琳"，东汉称"壁琉璃"，南北朝称"玻黎"或"玻璃"，宋代称为"药玉"，元代又称为"瓘玉"，明代称为"硝子料"，清代玻璃与琉璃分离 。从玻璃的组字（玉字旁）及宋元的称呼上（玉药、瓘玉），可以看出古人对于玻璃器的重视，即将之等同于玉，"咸为国之宝"（西汉《盐铁论》）。从文献记载玻璃的出现来看，它多是与玛瑙、水晶、玳瑁等珍宝并列的，如《魏书》卷一百二：波斯国......出金银、鍮石、珊瑚、琥珀、车渠、马瑙、大真珠、颇黎、瑠璃、水精、瑟瑟、金刚......；又《新唐书》卷二百十一下：武德二年，（吐火罗）遣使者献宝带、玻璃、水精；《宋史全文》卷二十二下：帝后生辰酌献所用铺翠镂金花，乞以药玉叶、漆金纸......；又《金史》卷八："（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已丑宋遣使献先帝遗留物，癸巳宋使朝辞，以所献礼物中玉器五、玻璃器二十及弓剑之属，使还，遣宋曰：此皆尔国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宝藏，以无忘追慕......"。《天工开物》卷下《珠玉第十八》后附玛瑙、水晶、琉璃。敦煌壁画中，所绘佛菩萨诸像也多见持玻璃器者，敦煌61窟南壁，五代绘"弥勒三圣"，由大妙相菩萨、法华林菩萨与弥勒菩萨组成，其中大妙相菩萨右手持枝条，左手持透明的玻璃钵，钵体晶莹透彻，小巧可爱。榆林窟32窟东壁北侧，五代绘新样普贤菩萨，左手托玻璃盏。我们知道，通常一个时代的文献及绘画所记多是当时社会的时尚或重要文化现象，菩萨持玻璃器，说明当时画家及大众对这种器物的重视和新奇。以上，说明玻璃器在古代中国的珍重程度。而《世说新语》"满奋畏风"的典故，似乎说明当时玻璃良好的透明度给人造成的错觉 。

　　早期玻璃器多为西方携来，因此成为当时的稀罕之物。《别雅》卷一记："颇黎，波黎、玻璃也，《后周书?异域传》：波斯国出颇黎珊瑚，即玻璃也，《玄中记》云：大秦国有五色玻黎。梁四公子记：扶南人来卖颇黎镜。"《天工开物》卷下《珠玉第十八》"附玛瑙、水晶、琉璃"中记："（琉璃）不产中国，产于西域"。考古发现，事实上古代中国自己可以生产玻璃，所产多为铅玻璃，但也生产钠钙玻璃，且可以做到清彻透明，色彩鲜艳。但中国产玻璃有一个缺点就是脆，不耐高温，清孙廷铨著《颜山杂记》"琉璃"中记："中国所铸，有与西域异者。铸之中国，色甚光鲜，而质则轻脆，沃以热酒，随手破裂。其来自海泊者，制差纯朴，而色亦微暗，其或异者，虽百沸汤注之，与磁银无异，了不复动，是名番琉璃" 。由于不耐热，国产玻璃多不用做杯盏。

　　由于玻璃制品的贵重，古代玻璃主要用作假玉、假宝石，或"以琉璃为首饰" ，以至有"京师禁珠翠，天下尽琉璃" 之说。此外就是各种造型的小瓶，可储物。宋朱胜非《绀珠集》卷十载："徐太尉彦若赴广南，渡小海，于浅中得一琉璃瓶，中有一龟，及寸，旋转不停，而瓶口极细，不知何自而入"。由此，佛家也珍视之，将贵重物品放入瓶中。而佛家贵重物品之一就是舍利。 清刘体仁《七颂堂识小录》："太原北吉祥寺，僧藏舍利，本出故晋府，玻璃瓶貯之，大如菽，白色，旧五粒，今忽生三粒"。

　　舍利，梵语 1arīra，死尸、遗骨之意，通常指佛陀之遗骨。舍利有三种：一是骨舍利，二是发舍利，三是肉舍利。"若是佛舍利，椎打不碎，若是弟子舍利，椎击便破矣" 。舍利崇拜，起自佛陀涅槃之后。通常是以瓶盛装舍利，起塔供养。《大唐西域记》卷一："俄有一人持舍利瓶，大臣问曰：‘欲何献上？'曰：‘佛舍利'。" 卷七："昔者如来寂灭之后，八国大王分舍利也，量舍利婆罗门蜜塗瓶内，分授诸王，而婆罗门持瓶以归，既得所黏舍利，遂建窣堵波，并瓶置内，因以名焉。后无忧王开取舍利瓶，改建大窣堵波" 又《法苑珠林》卷二十九："城东南四十余里曷逻怙罗寺，大臣所造，以名目之，浮图高百余尺。昔臣夜梦令造浮图，从王请舍利也，及旦至宫。有人持舍利瓶，臣留舍利令人先入，乃持瓶登塔，覆钵自开，安舍利讫，王使追之，石已合矣" 。卷四十："佛般泥洹，八国皆来求舍利，各举四兵八軍围绕，有一婆罗门姓烟，高声大唱言：诸力士，舍利现在当分作八分。诸力士言，敬如来议，更复唱言：盛舍利瓶，请以见惠，还头那罗聚落起塔" 。至于是什么材质的瓶子，推测不外是金银和琉璃瓶。据弘赞在惨编《礼舍利塔仪式》中注释"耶舍"记，当盛装舍利的玻璃瓶破损时，通常换以金瓶："见塔将朽，欲铸新者易之，使工发故塔。人力既疲。不觉破其盛舍利之玻璃瓶，乃以金瓶拾还著中"。近年国内考古研究认为，隋唐时期出土的与盛装舍利有关的钠钙玻璃瓶基本上都是国产的，这类器物主要有陕西耀县隋代神德寺舍利塔出绿色透明带盖玻璃、河北定县静志寺5号塔基出透明天蓝色玻璃瓶、甘肃泾川大云寺舍利塔基出无色透明玻璃瓶、陕西西安东郊舍利函出绿色透明玻璃瓶，黑龙江宁县舍利函出淡绿色长颈鼓腹玻璃瓶、陕西临潼庆山寺舍利塔基出绿色透明细长颈玻璃瓶和吹制薄胎玻璃球、甘肃灵台舍利石棺出三件葫芦形玻璃瓶（皆透明，一为乳白色、一为浅绿色、一为米黄色）、杭州雷峰塔五代地宫出绿色葫芦形玻璃瓶 。将前述文献材料与考古研究的结果联系起来看，似乎可以推测出，山东兖州兴隆塔地宫石函所出可能为盛装舍利的玻璃瓶，或者也是产自中国，而非西国泊来者。

　　还有一个情况需要补充说明。石函中除出土有玻璃瓶外，还出土有一个金瓶，正与碑文提到的"安葬舍利金瓶一两"相吻合。金瓶为纯金制品，通高13厘米，瓜棱形，是宋代的典型器形，盖顶端有一坐姿僧像，双手合十。

　　玻璃器的出现，受到冲击最大的就是金银器。据说古代罗马有一个"国王名尼鲁，购得极明之玻璃杯二个，其价值六千金，此后，富贵之家以玻璃杯代金杯银盏之用"。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若干年后，罗马国内有人立玻璃场，而玻璃之价渐贱，所以富贵人仍用金银器" ，罗马的情况如此，中国的情况也基本相同 ，金银器与玻璃器互代之现象也出现在佛教的舍利崇拜活动中。所以，收藏舍利除以玻璃瓶外，金银瓶更是收藏舍利的上选之器。《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六十："最后布施诸物有舍利金瓶、银塔、玉钱、珠子、小金刚子数珠等物"，《释文纪》卷三十八："卫州表云，四月三日斋讫，舍利金瓶外，其色红赤鲜丽殊常，或行琉璃瓶底，或游瓶侧，缘瓶上下光明外照，比至八日，照灼如初"。《续高僧传》"释僧昙"记："舍利金瓶自然开现放光流外，道俗咸观，送至寺塔将入石函，又放光明晁耀人目"。因此，以金瓶盛装舍利在古代文献中也经常可见。以至这种风气在佛教流行的南亚行至民间，清徐乾学的《读礼通考》卷一百十八记："《旧唐书》林邑人信佛法，多出家，父母死，子则剔发而哭，以棺盛尸，积柴燔柩，收其灰，藏于金瓶，送之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