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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与哲学家》（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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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学与佛教 影响西方人接受佛教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是佛教教义与当代科学传统在表面上的冲突。即使在对佛教文化了解较多的东亚地区，时至今日也仍然有许多人认为佛教是一种落后的意识形态，有碍于科学和文明的进步。然而，正如著名物理学家薛定锷所指出的那样：“科学给予我周围世界的图象是非常欠缺的，它提供了大量的只叙述事实的信息，将我们的一切经验都放置在一个严密的秩序之中。这个秩序固然宏伟，但它对于一切真正接近我们心灵、对我们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事物，则是可怕地缄默。”科学虽然对于改善我们的物质生活贡献巨大，但对于我们真正幸福的贡献却关系不大。 马蒂厄放弃很有前途的科学生涯，转而投身于精神修炼的艰辛历程，对于他自己而言是莫大的幸福，而在西方普通人甚至哲学家看来则是非常愚蠢的。物质生活的艰苦自不在话下，西方具有较高精神追求的知识分子所担心的是无法实现创新的目标。例如，身为法兰西院士的父亲就提出这样的疑问：在佛教上的努力只能继承古老的教义，但是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却能发现全新的知识。马蒂厄的回答则是，“对于佛教而言，并不是要去搅动一种古老而过时的教义的灰尘；精神研究，当它引起一种真正的内心改造时，就是一种极有生命力的研究，有着不断更新的新鲜感。像佛教这样的一种形而上学传统，既然是针对存在的那些最根本的问题，它就不会‘衰老’。在历史上，更为经常的是科学理论自然而然地衰老，不断被别的理论代替。”精神修炼能带来更有意义的新创造，而非外表上的新鲜花样。表面上层出不穷的创新，可能恰恰是缺乏永恒价值的标志。 以科学的名义排斥佛教等宗教实践经验的惯用手法是，主张佛教等无法拿出可重复的证据来证明其真理性。马蒂厄反驳道：“如果我们因为一个现象是特殊的和不可复制的，就排斥它，那么，假如它恰好就是事实，人们又如何能够认识到它是与实在性相一致的？”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事实上，说不能被测量或物理观察所觉察不到的东西就不存在，这样做不是一个科学证明，这同样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选择。”这里实际上涉及到著名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经常批判的“科学沙文主义”问题。人类其它文化活动是否一定要严守科学活动所遵循的原则？为什么不应该让各种文化活动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和自主性？科学之外是否不存在真理？ 马蒂厄指出：“关于可复制事物的各种科学，它们的目的既不是要解决形而上学的问题，也不是给予存在一个意义，而是以尽可能精确的方式描述物质世界。认为实在性可还原为物质能，意识不过是神经系统的一份财产，这样做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对科学活动的环境下的一个定义。”[14]表面上看是科学的结果证明了佛教等宗教的错误，实际是科学活动的前提假设不同于宗教的教义。这是由于普通人缺乏必要的科学哲学知识，不能认识到所谓科学观点是有结构的，既包含了科学认识的结论，同时也包含了科学的前提假定，而后者又是科学自身所无法证实的。换句话说，科学和宗教就概念体系而言，是完全不同的语言游戏，语境完全不同，用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宗教是没有道理的。 而另一方面，佛教丰富的修证经验对于心理学的研究助益很大，西方心理学界的有识之士已经开始了对佛教修证经验的系统探讨。在书中，马蒂厄还指出，实际上存在着大量的经验证据，可以说明佛教所主张的轮回转世和神通现象的真实不虚。虽然勒维尔对于这些始终抱着怀疑态度，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些证据和一般的历史记载具有同等的可信度。而在另一方面，佛教在坚持科学世界观不能说明宇宙人生究竟真理的同时，对具体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乐见其成、充分尊重其自主性的。在世界主要宗教中，可以说佛教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的思想环境是最好的，从来没有发生过以佛教的名义反对科学发展的案例。所以许多人认为科学与佛教是冲突的，实在是出于误会，是由于对科学和佛教两者认识都不充分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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