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涛生平

　　石涛，清初画家。与弘仁、髡残、朱耷三人并称为“清初四僧”。生于广西桂林，姓朱，名若极，小字阿长，为明室宗亲，靖江王朱赞仪十世孙。明亡之后出家为僧，自号“苦瓜和尚”。 别号颇多，有枝下叟、济山僧、石道人、靖江后人、清湘老人等，1796年大涤堂在扬州建成后，又号大涤子、晚年号瞎尊者、零丁老人等。

　　石涛身世坎坷。作为明室后裔，他在明灭亡时由侍官带出宫廷，出家为僧。成年后游方海内，寻访名师，结交名士。曾长期住在宣城，后移居南京。中年时恰逢康熙南巡，得以面见天子，五年之后又再次面圣，因这两次面圣，人生态度发生了转变。于是北上京城，周旋于权贵之间，冀有所得，然终不得志，怅然回到南方，在扬州建起大涤堂。晚年炉火纯青，成为震古烁今的一代大师。

　　身在佛门

　　与青年时期的石涛相处时间最长，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石涛的同门师兄喝涛。喝涛的生平，仅散见于一些诗词集和地方志。《宛雅》中记载：“释亮，字喝涛，一号鹿翁，粤西人，驻锡姑山，能诗善画，与弟济俱有时名。”《归石轩画谈》：“释亮，字喝涛，一号鹿翁，石涛之兄也。驻锡孤山，能诗画，与石涛齐名”。喝涛“能诗画”甚至与“石涛齐名”，理应不是空穴来风。但喝涛的画作真迹却没有传世，只在石涛的一些作品里能见到喝涛的诗文墨迹。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石涛十九页册页，就有喝涛诗文：“用情丘壑原非偶，不遇知音那得佳。好山好水随笔出，尚余闲纸醉涂鸦。”又有：“溪深石黑前峰影，树老婆娑倒挂枝。不尽滩声喧落日，诗成独啸响天时”落款皆称“戏题石弟画”，可见二涛友情深厚。石涛大涤堂建成后，喝涛曾下扬州见石涛，离开扬州时写了首诗给来送别的石涛：“检点奚囊无剩钱，理装断简与残编。春江夜雨听新涨，不若长风送我舷”此诗飘逸磊落，无俗骨尘气，可想见喝涛大师的风范。

　　身处佛门，禅宗流派对石涛的影响是巨大的。临济宗机锋棒喝的修行方式，在思想、逻辑、潜意识上都深深影响了石涛。石涛写过一首《生平行》：

　　五湖鸥近翩情亲，三泖峰高映灵鹫。中有至人证道要，帝庭来归领岩窦。三战神机上法堂，几遭毒手归鞭骤。谓余八极游方宽，局促一卷隘还陋。

　　禅宗“不立文字，直指本心”的宗旨，使石涛悟出“八方游方宽，一卷隘还陋”的道理，因此他不拘束于前人的古法窠臼，从而“搜尽奇峰打草稿”，“揭我须眉面目，不纳古人肠肚。”石涛《画语录》云：“纵有时触着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为某家也，天然授之也。”这种心胸境界，渊源正是来自禅宗思想，而非故作大言。

　　《五灯全书》卷七十三《燕京善果旅庵本月传》所记：“一日琇（玉林通琇禅师）问：‘一字不加画，是甚么字’师曰：‘文采已彰’。琇颔之。”

　　“一字不加画”，我理解为无一字以为法，而妙悟自如天花纷纷摇落，故曰“文采已彰”。石涛对于其师“一字不加画”的妙悟，是既有参破亦有继承。石涛把“一字不加画”的状态称之为“蒙养”。他说：“蒙者因太古无法，养者因太朴不散” 。这“一字不加画”正是“太古无法”和“太朴不散”的状态。参破这个机锋，石涛在《画语录》中提出了“一画法”：“太朴一散，而法立矣。法于何立？立于一画”，“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夫画者，从于心者也”，“信手一挥，山川、人物、鸟兽、草木、池榭、楼台，取形用势，写生揣意，运情摹景，显露隐含，人不见其画之成，画不违其心之用。盖自太朴散而一画之法立矣，一画之法立而万物著矣。”

　　石涛自创一画法，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众法，于墨海中立定精神，最后信手一挥，就如同旅庵本月说的那样，“文采已彰”了。同时也要看到，石涛是“一画立法”而旅庵本月则是“无一画以为法”。但石涛并非完全否定旅庵本月，他在画语录《远腕章》中说：“蒙养不齐，徒知山川之结列”。一画法，其“本”来自于虚灵无障的定境，其“用”出于意明笔透的我法，由此可见，石涛对其师的参破和继承是相辅相成的。

　　布衣之交

　　石涛是个胸怀跌宕落拓的人，清初佛教宗派斗争激烈，争论纷纷。因此石涛对禅林并无好感，他在空门之外，又结交了许多隐逸江湖的名士，其中交情最厚的有：张瑶星、周向山、张僧持、汤燕生、戴本孝、杜苍略、柳公含、吴嘉纪、周贞栖。

　　上海博物馆藏的《书画册页》里，有石涛的一首很著名的诗:《江东秋日怀白云诸布衣处士》：三年高士怀同俦，非为文字甘相受。江东可语者谁是，屈指聚散成幽忧。白云老翁倏他去，青城复作丛霄游。南村独往无定迹，岩夫补过中江鸥。近日鹰阿成懒癖，往来时卧长干楼。一枝崱屴寄空外，默张冷眼虚搜求。人生不乐伤白头，苍略事事宽杯休。愚谷广南拂钓钩，野人潮落寻无由。苦虫随叶乾啾啾！

　　这首古风，每句应一人，“白云老翁倏他去”指张瑶星，“青城复作丛霄游”指周向山，“南村独往无定迹”指张南村，“岩夫补过中江鸥”指汤燕生，“近日鹰阿成懒癖”指戴本孝，“苍略事事宽杯休”指杜苍略，“愚谷广南拂钓钩指”柳公含，“野人潮落寻无由”指吴嘉纪，“苦虫随叶乾啾啾”指周贞栖。

　　这些江东友人，或是书画名家，如戴本孝、柳公含，或是诗人文士，如吴嘉纪、周贞栖、杜苍略、汤燕生，或是前朝遗民如张南村，或是道家散人，如周向山。 这些人是石涛在浊世尘乡里的真正知音，他们相逢在飘萍若寄的旅途里，他们和石涛一样过着半尘半隐的生活。他们身怀高才，却无心仕途，落落寡合。但他们又不是神仙家，不作辟谷炼丹、岩栖露宿这些虚妄之事。他们是生长在尘世这潭淤泥里的青莲，如天地孤鹤般漂泊于世，随着缘分一饮一啄。是他们勾起了石涛内心深处的家国之恨；是他们激起了石涛内心激越澎湃的心音；是他们让石涛行吟于草泽，踽踽独行如离群之鹤，是他们让石涛时而长啸，时而浅吟。石涛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古以来隐士的形迹容貌，以他们为镜，也看到了自己在世上的模样。

　　许多人把石涛和江东布衣的交往，布置在一个“遗老沙龙”的背景下。认为石涛是明室宗亲，在与江东布衣的怀旧吟哦中找到了安慰和共鸣，然后又从这个角度出发去分析他的画作。如汪绎辰在《大涤子题画诗跋》中就说：“大涤子本先朝后裔，失国后抱愤郁之志，混迹于禅。凡为诗文字画，皆有磊磊落落，奇奇怪怪之气，流露其间……”。我一直觉得这类说法有问题。画家心中总有一潭清泉的，但若把石涛的“亡国之痛”作为他心中的那个泉眼，那就不是口清泉，而是一口浊泉，这是说不通的。首先，石涛虽然生于桂林靖江王府，但是尚在襁褓中就离开了王府，然后9岁就出家当了和尚，他懂事以来就没见过他的大明国是什么样子，这种悲痛就算偶然间一念浮现，也不真切。其次石涛是个高僧和尚，对待前尘身世的态度，不会像一个文士书生那样哀哀怀古，也不会像个野心家那样魂牵梦萦。更重要的，是石涛笔下的山水人物，恣意淋漓，潇洒明白；诗文题跋，自有一种倏然独往的奇古风骨，这种气象，与亡国之音迥异。看画的人领悟不到石涛的心胸境界，就把他的“奇奇怪怪之气”理解为“失国郁愤”，这未免就有点附会了。

　　石涛的人间生活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石涛画陶渊明的诗意册页》，印象最深的是第八幅（之八）。画中陶渊明行走在一条崎岖山径上，左右雾气茫茫，只能看见近处的一株小树和近景的一棵柳树。陶渊明手笼在袖里，身体微微前倾，若不胜饥寒。整个画面有大量空间是留白的，画面中只有一条斜斜石径，一小松树，一柳树，还有陶渊明四个物体，却让人觉得无比的苍凉幽寂，那个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陶渊明一下子就揪住了观画者的心。

　　这画有个王梦楼的题跋，也录之吧：“先生何事被饥驱，来往松间读我书。赋罢归欤初服遂，孤松五柳自扶疏。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归去来兮，农圃自适。乐天知命，元亮其庶几乎？”

　　这个题跋虽也写隐逸之意，但是意趣却是非常肤浅，俗骨极重，和诗画相去甚远。第一句一起——“先生何事被饥驱，来往松间读我书”，意思是：陶渊明你肚子饿了为何乱跑，不如来松间读你的书，多安逸？这句让人顿时想起晋惠帝那句：“百姓无栗米充饥，何不食肉糜？”接下去“赋罢归欤初服遂，孤松五柳自扶疏”，敢情把陶渊明当成个服遂修仙的道士了。再看跋文：“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归去来兮，农圃自适。乐天知命，元亮其庶几乎？”说来说去，始终是把隐士理解成高卧南阳的庞统诸葛亮这类人，出山可匡扶帝王，拜相封侯，入山则乐天知命，不食人间烟火。一世衣食无忧，活得舒适安逸，逍遥自在——典型的士大夫阶级情趣。

　　然而陶渊明和画此画的石涛，他们的生活是很清苦的。并不是什么“赋罢归欤初服遂，孤松五柳自扶疏”或者“乐天知命，农圃自适”，悠闲自得地看世人忙碌。而是饥寒时逼，清贫潦倒。在山水册（之十一）还有幅：“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这才是他们的清苦生涯写照。石涛自号苦瓜和尚，这种苦处是尝得太多太多了。因为真真实实的经历过清贫困苦，所以才能以如此的心胸眼界去观世，笔下才能画出如此苍茫清冷的感觉。

　　石涛与康熙

　　石涛拜清初名僧旅庵本月为师。旅庵本月与清顺治帝关系密切，顺治爱妃鄂氏去世，顺治让旅庵本月入坛礼颂，足见旅庵本月远非一般禅师。因为这层联系，二十多年后康熙见到石涛时，就想起父亲与旅庵本月的关系，五年后在扬州再见石涛，不但记得石涛，还直接呼出石涛的名字。这两次召见，石涛内心里激起了一阵强烈的波澜。石涛北上京城，可能原因就在于这两次召见之后，心里产生了幻想。

　　其实石涛的内心是矛盾的，他悠游天地做一个闲云野鹤之人，和江东布衣打成一片。他敢把“靖江后人”“清湘旧人”甚至是“赞十世孙”这样的名号拿出来，但又不是时刻念着自己明朝遗孤的身份，让血统去支配他的人生，他是既不忘，又忘。正因为这种处世态度，改变了他对康熙和清王朝的看法。

　　确实康熙是个贤明勤政的君王，1684年石涛第一次见康熙，正是平定台湾的时候。石涛从康熙身上，看到了明朝皇帝所没有的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明朝的帝王经过了两百年腐化的生活，已经堕落到不成样子，最后终于江山易主。而石涛是自小就生活在下层的，从下层人民的疾苦上很容易看出一个帝王的好坏，也能从中获得对历史的清醒认识。因此石涛给康熙献画《海晏河清图》，也许不仅仅是一种屈膝献媚，也有可能是出自内心的真实感受。

　　石涛和尘世的来往

　　明清时期，扬州商贾云集，富甲天下。繁荣的经济促进了文化市场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在此诞生。富有的商人们认识到，在世上无论赚了多少钱，若没有文化那么他们往往会被士子出身的官员瞧不起，而且子弟不肖其家族很快就会衰落。因此他们非常渴望提高自己的文化层次，于是对书画古玩产生了异常浓厚的兴趣。从而推动了古代文化市场的形成和繁荣，也使画家从朝廷官员队伍中渐渐分离出来，成为依靠画画为生的职业画家。

　　石涛所在的那个年代，不但是一个政治上改朝换代的年代，也是中国绘画史上一个改朝换代的年代。之所以这么说，一是因为清初满人统治，使一些文人不愿去博取功名，流落民间以买字画为生，最终促成了文人绘画和民间艺术的结合。二是经济的繁荣，使文化市场成为艺术家可以栖身的一角屋檐，由此诞生了一批民间画家。这种植根于民间的艺术，与董其昌这类亦官亦隐的画家相比，在思想风格、技术手法、见识境界上都大相径庭。

　　石涛和徽商们来往甚频，交情极好。商人们家中藏有大量前人真迹，石涛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有机会学习古人的技法，从而影响了石涛的艺术风格。

　　1690年春石涛北上至北京，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结识了博尔都这样的满清贵族，和王泽弘等朝中高官。石涛北上京城的目的，后世众说纷纭，甚至在当时，他所交往的那些达官贵人们也搞不懂，这位受到皇上注目的道济和尚，到底想要什么？也许他想追寻董其昌的路，在翰林院里做个编修？也许想做个康熙重视的宫廷画家，在紫禁城里谋个供奉？也许是像道忞和旅庵本月那样，成为受到帝王重视的高僧？也许他仅仅是捧着一钵清水，在京华里沿门托钵……这个谜只有石涛自己才知道答案，甚至，可能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到底要什么……

　　我看石涛

　　终石涛一生，他是极清苦的。虽然他跟富商大贾交情甚好，甚至还帮他们设计过园林，在北京，也受到了博尔都的隆重礼遇，结为知交。然而石涛的命运并不因他们的出现而改变过，无论他走到什么地方，他依然是那个凄凉孤独的“一枝叟”，依然是那个宣城寺院里的“苦瓜和尚”，依然是那个晚年心无物趣的“瞎尊者”。

　　他怀揣着一个遥远迷濛的梦，那个梦他只在襁褓里见过；他忍受着禅门的冷眼偏见，胸膛里的冲霄龙心紧抱着他的“小乘”；他行走于似懂非懂的商人官宦之间，似笑非笑地听他们胡诌乱捧；他怀抱离骚，行吟草泽，与江湖野人一杯浊酒喜相逢；他像谢灵运一样搜尽奇峰打草稿，像陶渊明一样结庐在人境。像飞蓬一样漂泊于世，像白莲一样无所求于世，像浮萍一样随波逐流于世……

　　世上有人讥其失节，但他心里却如一潭清水一般，“节岂我名，洁岂我贞？”浊世又有何节可守？这种倏然独往的高士性格，使他的画作富含强烈的个人特色，而无“枯骨死灰相”。

　　最后，让我用谢惠连的雪去比喻他吧：

　　白羽虽白，质以轻兮，

　　白玉虽白，空守贞兮。

　　未若兹雪，因时兴灭。

　　玄阴凝不昧其洁，太阳耀不固其节。

　　节岂我名，洁岂我贞。

　　凭云升降，从风飘零。

　　值物赋象，任地班形。

　　素因遇立，污随染成。

　　纵心皓然，何虑何营？

　　（林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