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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之源:石涛的生活和艺术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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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涛生平

  石涛,清初画家。与弘仁、髡残、朱耷三人并称为“清初四僧”。生于广西桂林,姓朱,名若极,小字阿长,为明室宗亲,靖江王朱赞仪十世孙。明亡之后出家为僧,自号“苦瓜和尚”。 别号颇多,有枝下叟、济山僧、石道人、靖江后人、清湘老人等,1796年大涤堂在扬州建成后,又号大涤子、晚年号瞎尊者、零丁老人等。

  石涛身世坎坷。作为明室后裔,他在明灭亡时由侍官带出宫廷,出家为僧。成年后游方海内,寻访名师,结交名士。曾长期住在宣城,后移居南京。中年时恰逢康熙南巡,得以面见天子,五年之后又再次面圣,因这两次面圣,人生态度发生了转变。于是北上京城,周旋于权贵之间,冀有所得,然终不得志,怅然回到南方,在扬州建起大涤堂。晚年炉火纯青,成为震古烁今的一代大师。

  身在佛门

  与青年时期的石涛相处时间最长,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石涛的同门师兄喝涛。喝涛的生平,仅散见于一些诗词集和地方志。《宛雅》中记载:“释亮,字喝涛,一号鹿翁,粤西人,驻锡姑山,能诗善画,与弟济俱有时名。”《归石轩画谈》:“释亮,字喝涛,一号鹿翁,石涛之兄也。驻锡孤山,能诗画,与石涛齐名”。喝涛“能诗画”甚至与“石涛齐名”,理应不是空穴来风。但喝涛的画作真迹却没有传世,只在石涛的一些作品里能见到喝涛的诗文墨迹。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石涛十九页册页,就有喝涛诗文:“用情丘壑原非偶,不遇知音那得佳。好山好水随笔出,尚余闲纸醉涂鸦。”又有:“溪深石黑前峰影,树老婆娑倒挂枝。不尽滩声喧落日,诗成独啸响天时”落款皆称“戏题石弟画”,可见二涛友情深厚。石涛大涤堂建成后,喝涛曾下扬州见石涛,离开扬州时写了首诗给来送别的石涛:“检点奚囊无剩钱,理装断简与残编。春江夜雨听新涨,不若长风送我舷”此诗飘逸磊落,无俗骨尘气,可想见喝涛大师的风范。

  身处佛门,禅宗流派对石涛的影响是巨大的。临济宗机锋棒喝的修行方式,在思想、逻辑、潜意识上都深深影响了石涛。石涛写过一首《生平行》:

  五湖鸥近翩情亲,三泖峰高映灵鹫。中有至人证道要,帝庭来归领岩窦。三战神机上法堂,几遭毒手归鞭骤。谓余八极游方宽,局促一卷隘还陋。

  禅宗“不立文字,直指本心”的宗旨,使石涛悟出“八方游方宽,一卷隘还陋”的道理,因此他不拘束于前人的古法窠臼,从而“搜尽奇峰打草稿”,“揭我须眉面目,不纳古人肠肚。”石涛《画语录》云:“纵有时触着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为某家也,天然授之也。”这种心胸境界,渊源正是来自禅宗思想,而非故作大言。

  《五灯全书》卷七十三《燕京善果旅庵本月传》所记:“一日琇(玉林通琇禅师)问:‘一字不加画,是甚么字’师曰:‘文采已彰’。琇颔之。”

  “一字不加画”,我理解为无一字以为法,而妙悟自如天花纷纷摇落,故曰“文采已彰”。石涛对于其师“一字不加画”的妙悟,是既有参破亦有继承。石涛把“一字不加画”的状态称之为“蒙养”。他说:“蒙者因太古无法,养者因太朴不散” 。这“一字不加画”正是“太古无法”和“太朴不散”的状态。参破这个机锋,石涛在《画语录》中提出了“一画法”:“太朴一散,而法立矣。法于何立?立于一画”,“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夫画者,从于心者也”,“信手一挥,山川、人物、鸟兽、草木、池榭、楼台,取形用势,写生揣意,运情摹景,显露隐含,人不见其画之成,画不违其心之用。盖自太朴散而一画之法立矣,一画之法立而万物著矣。”

  石涛自创一画法,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众法,于墨海中立定精神,最后信手一挥,就如同旅庵本月说的那样,“文采已彰”了。同时也要看到,石涛是“一画立法”而旅庵本月则是“无一画以为法”。但石涛并非完全否定旅庵本月,他在画语录《远腕章》中说:“蒙养不齐,徒知山川之结列”。一画法,其“本”来自于虚灵无障的定境,其“用”出于意明笔透的我法,由此可见,石涛对其师的参破和继承是相辅相成的。

  布衣之交

  石涛是个胸怀跌宕落拓的人,清初佛教宗派斗争激烈,争论纷纷。因此石涛对禅林并无好感,他在空门之外,又结交了许多隐逸江湖的名士,其中交情最厚的有:张瑶星、周向山、张僧持、汤燕生、戴本孝、杜苍略、柳公含、吴嘉纪、周贞栖。

  上海博物馆藏的《书画册页》里,有石涛的一首很著名的诗:《江东秋日怀白云诸布衣处士》:三年高士怀同俦,非为文字甘相受。江东可语者谁是,屈指聚散成幽忧。白云老翁倏他去,青城复作丛霄游。南村独往无定迹,岩夫补过中江鸥。近日鹰阿成懒癖,往来时卧长干楼。一枝崱屴寄空外,默张冷眼虚搜求。人生不乐伤白头,苍略事事宽杯休。愚谷广南拂钓钩,野人潮落寻无由。苦虫随叶乾啾啾!

  这首古风,每句应一人,“白云老翁倏他去”指张瑶星,“青城复作丛霄游”指周向山,“南村独往无定迹”指张南村,“岩夫补过中江鸥”指汤燕生,“近日鹰阿成懒癖”指戴本孝,“苍略事事宽杯休”指杜苍略,“愚谷广南拂钓钩指”柳公含,“野人潮落寻无由”指吴嘉纪,“苦虫随叶乾啾啾”指周贞栖。

  这些江东友人,或是书画名家,如戴本孝、柳公含,或是诗人文士,如吴嘉纪、周贞栖、杜苍略、汤燕生,或是前朝遗民如张南村,或是道家散人,如周向山。 这些人是石涛在浊世尘乡里的真正知音,他们相逢在飘萍若寄的旅途里,他们和石涛一样过着半尘半隐的生活。他们身怀高才,却无心仕途,落落寡合。但他们又不是神仙家,不作辟谷炼丹、岩栖露宿这些虚妄之事。他们是生长在尘世这潭淤泥里的青莲,如天地孤鹤般漂泊于世,随着缘分一饮一啄。是他们勾起了石涛内心深处的家国之恨;是他们激起了石涛内心激越澎湃的心音;是他们让石涛行吟于草泽,踽踽独行如离群之鹤,是他们让石涛时而长啸,时而浅吟。石涛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古以来隐士的形迹容貌,以他们为镜,也看到了自己在世上的模样。

  许多人把石涛和江东布衣的交往,布置在一个“遗老沙龙”的背景下。认为石涛是明室宗亲,在与江东布衣的怀旧吟哦中找到了安慰和共鸣,然后又从这个角度出发去分析他的画作。如汪绎辰在《大涤子题画诗跋》中就说:“大涤子本先朝后裔,失国后抱愤郁之志,混迹于禅。凡为诗文字画,皆有磊磊落落,奇奇怪怪之气,流露其间……”。我一直觉得这类说法有问题。画家心中总有一潭清泉的,但若把石涛的“亡国之痛”作为他心中的那个泉眼,那就不是口清泉,而是一口浊泉,这是说不通的。首先,石涛虽然生于桂林靖江王府,但是尚在襁褓中就离开了王府,然后9岁就出家当了和尚,他懂事以来就没见过他的大明国是什么样子,这种悲痛就算偶然间一念浮现,也不真切。其次石涛是个高僧和尚,对待前尘身世的态度,不会像一个文士书生那样哀哀怀古,也不会像个野心家那样魂牵梦萦。更重要的,是石涛笔下的山水人物,恣意淋漓,潇洒明白;诗文题跋,自有一种倏然独往的奇古风骨,这种气象,与亡国之音迥异。看画的人领悟不到石涛的心胸境界,就把他的“奇奇怪怪之气”理解为“失国郁愤”,这未免就有点附会了。

  石涛的人间生活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石涛画陶渊明的诗意册页》,印象最深的是第八幅(之八)。画中陶渊明行走在一条崎岖山径上,左右雾气茫茫,只能看见近处的一株小树和近景的一棵柳树。陶渊明手笼在袖里,身体微微前倾,若不胜饥寒。整个画面有大量空间是留白的,画面中只有一条斜斜石径,一小松树,一柳树,还有陶渊明四个物体,却让人觉得无比的苍凉幽寂,那个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陶渊明一下子就揪住了观画者的心。

  这画有个王梦楼的题跋,也录之吧:“先生何事被饥驱,来往松间读我书。赋罢归欤初服遂,孤松五柳自扶疏。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归去来兮,农圃自适。乐天知命,元亮其庶几乎?”

  这个题跋虽也写隐逸之意,但是意趣却是非常肤浅,俗骨极重,和诗画相去甚远。第一句一起——“先生何事被饥驱,来往松间读我书”,意思是:陶渊明你肚子饿了为何乱跑,不如来松间读你的书,多安逸?这句让人顿时想起晋惠帝那句:“百姓无栗米充饥,何不食肉糜?”接下去“赋罢归欤初服遂,孤松五柳自扶疏”,敢情把陶渊明当成个服遂修仙的道士了。再看跋文:“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归去来兮,农圃自适。乐天知命,元亮其庶几乎?”说来说去,始终是把隐士理解成高卧南阳的庞统诸葛亮这类人,出山可匡扶帝王,拜相封侯,入山则乐天知命,不食人间烟火。一世衣食无忧,活得舒适安逸,逍遥自在——典型的士大夫阶级情趣。

  然而陶渊明和画此画的石涛,他们的生活是很清苦的。并不是什么“赋罢归欤初服遂,孤松五柳自扶疏”或者“乐天知命,农圃自适”,悠闲自得地看世人忙碌。而是饥寒时逼,清贫潦倒。在山水册(之十一)还有幅:“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这才是他们的清苦生涯写照。石涛自号苦瓜和尚,这种苦处是尝得太多太多了。因为真真实实的经历过清贫困苦,所以才能以如此的心胸眼界去观世,笔下才能画出如此苍茫清冷的感觉。

  石涛与康熙

  石涛拜清初名僧旅庵本月为师。旅庵本月与清顺治帝关系密切,顺治爱妃鄂氏去世,顺治让旅庵本月入坛礼颂,足见旅庵本月远非一般禅师。因为这层联系,二十多年后康熙见到石涛时,就想起父亲与旅庵本月的关系,五年后在扬州再见石涛,不但记得石涛,还直接呼出石涛的名字。这两次召见,石涛内心里激起了一阵强烈的波澜。石涛北上京城,可能原因就在于这两次召见之后,心里产生了幻想。

  其实石涛的内心是矛盾的,他悠游天地做一个闲云野鹤之人,和江东布衣打成一片。他敢把“靖江后人”“清湘旧人”甚至是“赞十世孙”这样的名号拿出来,但又不是时刻念着自己明朝遗孤的身份,让血统去支配他的人生,他是既不忘,又忘。正因为这种处世态度,改变了他对康熙和清王朝的看法。

  确实康熙是个贤明勤政的君王,1684年石涛第一次见康熙,正是平定台湾的时候。石涛从康熙身上,看到了明朝皇帝所没有的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明朝的帝王经过了两百年腐化的生活,已经堕落到不成样子,最后终于江山易主。而石涛是自小就生活在下层的,从下层人民的疾苦上很容易看出一个帝王的好坏,也能从中获得对历史的清醒认识。因此石涛给康熙献画《海晏河清图》,也许不仅仅是一种屈膝献媚,也有可能是出自内心的真实感受。

  石涛和尘世的来往

  明清时期,扬州商贾云集,富甲天下。繁荣的经济促进了文化市场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在此诞生。富有的商人们认识到,在世上无论赚了多少钱,若没有文化那么他们往往会被士子出身的官员瞧不起,而且子弟不肖其家族很快就会衰落。因此他们非常渴望提高自己的文化层次,于是对书画古玩产生了异常浓厚的兴趣。从而推动了古代文化市场的形成和繁荣,也使画家从朝廷官员队伍中渐渐分离出来,成为依靠画画为生的职业画家。

  石涛所在的那个年代,不但是一个政治上改朝换代的年代,也是中国绘画史上一个改朝换代的年代。之所以这么说,一是因为清初满人统治,使一些文人不愿去博取功名,流落民间以买字画为生,最终促成了文人绘画和民间艺术的结合。二是经济的繁荣,使文化市场成为艺术家可以栖身的一角屋檐,由此诞生了一批民间画家。这种植根于民间的艺术,与董其昌这类亦官亦隐的画家相比,在思想风格、技术手法、见识境界上都大相径庭。

  石涛和徽商们来往甚频,交情极好。商人们家中藏有大量前人真迹,石涛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有机会学习古人的技法,从而影响了石涛的艺术风格。

  1690年春石涛北上至北京,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结识了博尔都这样的满清贵族,和王泽弘等朝中高官。石涛北上京城的目的,后世众说纷纭,甚至在当时,他所交往的那些达官贵人们也搞不懂,这位受到皇上注目的道济和尚,到底想要什么?也许他想追寻董其昌的路,在翰林院里做个编修?也许想做个康熙重视的宫廷画家,在紫禁城里谋个供奉?也许是像道忞和旅庵本月那样,成为受到帝王重视的高僧?也许他仅仅是捧着一钵清水,在京华里沿门托钵……这个谜只有石涛自己才知道答案,甚至,可能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到底要什么……

  我看石涛

  终石涛一生,他是极清苦的。虽然他跟富商大贾交情甚好,甚至还帮他们设计过园林,在北京,也受到了博尔都的隆重礼遇,结为知交。然而石涛的命运并不因他们的出现而改变过,无论他走到什么地方,他依然是那个凄凉孤独的“一枝叟”,依然是那个宣城寺院里的“苦瓜和尚”,依然是那个晚年心无物趣的“瞎尊者”。

  他怀揣着一个遥远迷濛的梦,那个梦他只在襁褓里见过;他忍受着禅门的冷眼偏见,胸膛里的冲霄龙心紧抱着他的“小乘”;他行走于似懂非懂的商人官宦之间,似笑非笑地听他们胡诌乱捧;他怀抱离骚,行吟草泽,与江湖野人一杯浊酒喜相逢;他像谢灵运一样搜尽奇峰打草稿,像陶渊明一样结庐在人境。像飞蓬一样漂泊于世,像白莲一样无所求于世,像浮萍一样随波逐流于世……

  世上有人讥其失节,但他心里却如一潭清水一般,“节岂我名,洁岂我贞?”浊世又有何节可守?这种倏然独往的高士性格,使他的画作富含强烈的个人特色,而无“枯骨死灰相”。

  最后,让我用谢惠连的雪去比喻他吧:

  白羽虽白,质以轻兮,

  白玉虽白,空守贞兮。

  未若兹雪,因时兴灭。

  玄阴凝不昧其洁,太阳耀不固其节。

  节岂我名,洁岂我贞。

  凭云升降,从风飘零。

  值物赋象,任地班形。

  素因遇立,污随染成。

  纵心皓然,何虑何营?

  (林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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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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