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佛教建筑解析 |
 
湖北省佛教建筑解析 王梦林 龙 燕 1 佛寺类型的传承 就单体建筑而言,佛教寺院的种类是十分丰富的,无论是殿宇、厅堂,还是楼阁、廊庑,中国古代建筑的所有种类都能在佛寺中找到其典型代表。就佛教寺院类型而言,佛教寺院的建筑类型的变化是最为丰富的。维持这种类型的相对稳定,对新老建筑的传承配合至关重要,可以说类型的传承是佛寺文脉关系的主要形式。而出现这种类型传承的主因是因为佛教传入中国后,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与儒、道交融,于是,反映儒教礼仪秩序的官署、文庙、祠社被混合效仿,按儒家礼仪,殿为最高等级的建筑类型,主殿面南,之前只允许有门而不能有其他的殿堂出现,这一制度也被佛寺效仿,中国化的佛寺,主体一般采用中轴对称,以殿、堂、楼、阁搭配组群,一般以其中的大雄宝殿为主殿,建筑的等级最高[1]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佛教寺院建筑堪称中国古代建筑的大荟萃,应有尽有。较之喇嘛庙、缅寺而言,其类型种类之多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内容丰富及种类多样,并不表示没有规律可循。就总体而言,佛教寺院的建筑特征是木构架结构为主,梁柱交错,斗拱支撑,人字形两面坡屋顶,上铺青瓦、琉璃瓦或鎏金铜瓦。而且就建筑风格而言,虽然有时代的差异,但总体上中国古代的佛教建筑大多是唐代风格及其流变。唐代木结构寺院大殿,有出头的柱头斗拱。汉式建筑中比较典型的结构就是斗拱,斗拱主要由斗形木块与弓形肘木交错重叠,逐层向外挑出,形成下小上大的托座。其效果是显得建筑本身十分华贵与高雅。另外顶棚上有作成方形、多边形或圆形等多种风格的凹形物——藻井,饰有花纹、雕饰或彩画等,极尽华美。宋以后寺院单体建筑的形制虽然有一些变化,但是主要的风格没有变,可以说都是唐代建筑风格的流风与遗韵。就建筑的整体而言,汉式传统的建筑大体可以划分4 种风格,即:①庑殿式。又称四大阿顶式,由4 个倾斜的屋面与1 条正脊组成。屋角和屋檐都略微有一些向上翘起,从而形成一种中国古代建筑特有的曲线美。②歇山式。为两面坡与四面屋顶的结合式,由4 个倾斜的屋面、1 条正脊,4 条垂脊、4 条戗脊和两侧倾斜屋面上部转折而构成的垂直的三角形立面构成。③悬山式。又称挑山式,两面坡式的建筑形式之一,其特点是屋面的两侧伸延出山墙之外。④硬山式。亦是两面坡式屋顶形式之一,其与悬山式建筑的区别是两侧的山墙与屋面略齐或略高出屋面。这4 种屋顶建筑形式也是中国传统建筑法式中最为常见的,在其中还包含着等级观念的印痕。一般说来,前2 种的限制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庑殿式建筑,甚至于高如王侯府邸也不能随便使用,只有皇宫之类的建筑有此特权。而在佛教建筑中,由于其与王权之间的密切关系,反而有许多佛寺建筑获此殊荣。 具有森严的等级序列是湖北传统建筑最显著和稳定的特征,这也表现在佛教建筑中,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制式,在近代中国社会动荡中,这种制式几乎没有受其左右,湖北的近代佛寺制式有如下特征: ①主轴线上的建筑等级高于两翼建筑。 ②主轴线上的建筑间有等级序列。中国传统的佛寺,大雄宝殿的制式最高,其屋顶,一般取仅次于宫殿主殿的重檐山顶,法堂次之,建筑形式也为殿堂。至于大雄宝殿前的天王殿,实不属殿,制式最低。 2.典型示例 佛教从印度传入我国,属于外来文化,其建筑布局有本身的形制,经过在中国的发展与中国传统建筑的交融,形成具有中国传统形式的布局。 宋以后佛教盛行的禅宗,一直流传,其禅宗“伽蓝七堂”制后一直为佛教寺院主要的典型布局,基本形式为典型的传统院落。以南北为中轴线,从南到北依次排列:山门,山门左右为钟、鼓楼,山门的正北面为天王殿, 再北面为大雄宝殿、法堂和藏经楼(阁) ,大雄宝殿两庑设有东西配殿即护法殿用于供奉不同的佛祖,其他供奉另设院落,根据主次安排其院落位置,寺院东侧布置为僧人生活区,西侧为禅堂,整个寺院有多重院落组成的(图1)[2]。明清时期,湖北省佛寺同全国一样,开始由盛转衰,主要表现在思想理论上没有太多的创新,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形式上皆趋于式微,在宗教思想上,寺庙流行的主要是禅宗和净土宗,而大多是禅净合一,已明显体现出迎合世俗情趣的思想倾向。寺庙殿堂布局和供奉也都趋向程式化,殿堂布局大多遵循“伽蓝七堂”形式,少有变化,供奉的佛像无非是弥勒佛、四大天王、十八罗汉等,完全是一种定型的崇奉模式。湖北省佛寺寺庙这种衰颓的面貌一直延续到民国。 纵观历史,湖北省佛寺历史悠久,地方特点鲜明。湖北省佛寺始于北魏,历朝历代兴建不辍,至今有1 500 余年的历史,基本伴随了中国佛教发展历史的全部进程。湖北佛寺是湖北省佛教活动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佛教的一个缩影。湖北佛寺在宗教思想和外在形式上具有南方佛教和文化的鲜明特点,同时因武汉重要的地理位置,又具有吸收和包容外来佛教思想和文化的特点,这种地域性和包容性兼容的特征就是湖北省佛寺独具的地方风貌。 2.1 归元禅寺 归元寺坐落在武汉市汉阳区翠微路西侧。清顺治十五年(1658 年) ,由浙江僧人白光、主峰来此创建。取名“归元”,出自佛经《楞严经》“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归元即归真,就是超出生灭之界,还归于真寂本源的意思。在佛教中,归元寺属于曹洞宗(该宗系禅宗五家七宗之一) ,故又称归元禅寺。它与宝通寺、溪莲寺、正觉寺合称为武汉的4 大丛林。 归元寺由北院、中院和南院3 个各具特色的庭院组成,分别拥有藏经阁、大雄宝殿和罗汉堂等3 组主体建筑群。中院的主体建筑是大雄宝殿。该殿初建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 年) ,后经多次维修。现大雄宝殿是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 重修,经过近年来的维修,气势宏伟。大殿正中供奉着释迦牟尼坐像,两侧为其弟子阿难和迦叶,均为托沙雕塑。释迦“偏袒右肩,结跏趺坐”,十分庄严静穆,威仪俨然。佛像后的背光是用樟木雕刻而成的“五龙捧圣”的图案。佛像前还有韦驮、弥勒、地藏像,佛像后是一组海岛观音像,只见海岛观音赤足站在鳌头上,左右侍立着龙女和童子,背后是一面高达2. 7 m 的泥塑悬崖峭壁,足下碧波万顷,怒涛汹涌。整个塑像向前倾覆。人们仰视上去,只见观音衣袖似在飘动,正在汹涌的波涛上迎面向你浮来,增加了宗教艺术的感染力。 北院的主体建筑是藏经阁。藏经阁于1920~1922 年兴建,是一座2 层五开间的楼阁式建筑,高约25 m ,顶为兽头大脊,鱼角搬爪,斗拱飞檐,古朴玲珑,当面为四柱通天,双凤朝阳,五龙戏珠。整个建筑、门扇窗牖,涂朱绘彩,刻画镂雕,精巧壮观,金碧辉煌,是武汉市唯——一座砖木结构的古建筑物。 2. 2 宝通寺 宝通寺坐落在武汉市洪山南麓。南宋端平年间(1234~1236) ,由随州大洪山迁此。原名崇宁万寿禅寺,明成十一年(1485 年) 始易今名。现存殿宇,多系清同治四年(1865 年) 至光绪五年(1879 年) 建筑。为武汉市4 大丛林之一。其建筑特点,或昂举,或幽深,皆随山势而起伏,隐现自然,层叠有致。寺内有放生池、圣僧桥、接引殿、东西厅、大雄宝殿、祖师殿、禅堂和宋铸铁钟、明雕石狮等。寺后有洪山宝塔、法界宫,另有小亭、层台、奇石、幽径等,掩映于苍松翠柏之间,益显其庄严雄伟、古朴雅致。寺内建筑自下而上有山门、放生池、圣僧桥、接引殿、大雄宝殿、祖师殿和藏经楼。左有禅堂,右有方太堂。登上山可见铁佛殿,再上为华严洞、华严亭、法界宫和洪山宝塔。 寺内有三泉:黄龙泉、白龙泉、乳泉。著名洪山八景自古有“洪山之岭多奇石”,即东崖、云扃、杯樽、翠屏、栖霞、狮子峰、仙人石、寿字石,俨如圣境佛窟。寺内尚存有南宋嘉熙年间孟珙所铸大铁钟2 口,在弥勒殿前还保存有明代初年的石雕大狮子1 对,为寺庙增添了威严的气氛。寺院后山多古树,相传南宋民族英雄岳飞在该地驻军时植过松树,名岳松,明末被砍伐,清同治年间在原地又植松树多株,长成后仍称岳松,现尚存8 株,可谓古木参天。 3 遵循佛教寺院建造形制 湖北省现存的佛教寺院的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建筑布局比较完整,基本上是按照佛教寺院传统的形制布置的。作者在对湖北省(特别是武汉) 近代佛教寺庙实地调研中发现,较中国其他建筑类型,佛寺要稳定的多。事实上,中国佛教建筑历来重视新老建筑的承接关系。 我国佛教建筑既是民族物质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民族精神文化。不同民族的不同精神文化因素,直接或间接的构成了不同民族建筑内在与外在形式的物象特点。我国国际化进程使更多的西方文化渗透到社会中(特别是在我国大中型城市) ,佛教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形式之一,是中国人树立自己文化价值的一面旗帜,佛教担负起教化大众、宣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职责,这就使得佛教文化逐渐面向大众,走向世俗化。我国佛教在发展中,逐渐会出现佛教改良,以适应社会的多元变化。佛教改良有以下几种特点: ①它提供给佛教徒一些社会福利服务,如开办敬老院、义务诊所和学校等; ②建立佛教图书馆,向大众普及佛法; ③恢复大学校园中的佛教社团的活动; ④积极开展宣传工作,组织公益活动,以吸引更多公众; ⑤采纳国外宗教的一些活动方式,如在寺庙外的宣传栏上列出星期天的服务活动[3]。 世界各国的宗教都留下了不朽的建筑群。我国4大佛教名山、各地的大刹庙宇和寺院的塔楼,是我国佛教建筑艺术的成就。因此,修复时应修旧如旧,保持原貌;新建景点一定要遵循佛教建筑的布局、结构和装饰。特别是湖北省的佛寺建设应遵循现代城市建筑与环境的规划要求,做到科学、合理而持续性发展。 -------------------------------------------------------------------------------- [1] 朱永春,陈林清. 福州近代佛教建筑传承的文脉现象[J ] . 福州大学学,2006 ,34(5) :716-717. [2] 解俊兰. 天津老城佛教建筑分析[J ] . 天津城市建设学院学报,2000 ,6 (3) :183-186. [3] 楚超超. 新加坡现代佛教建筑的发展[J ] . 东南大学学报,2005(1) :281-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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