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谷大佛——石窟雕塑艺术中的瑰宝

　　□ 李亚太　《丝绸之路》 2009年第02期

　　[摘要]甘谷大佛雕凿于北魏至盛唐时期,融合着强烈的西域风格与中华雕塑艺术个性,是一尊精美绝伦的佛教雕塑艺术珍宝。其有着独特的风格和明显的地域性,蕴含着丰富而深奥的文化信息和登峰造极、匠心独具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甘谷大佛;石窟雕塑艺术;佛教艺术

　　[中图分类号]J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01-0051-02

　　中国的雕塑艺术,可以追溯到六七千年以前,最初的雕塑可以从原始社会的石器和陶器算起,这是中国雕塑艺术的序幕,为中国雕塑的多向性发展奠定了基础。初期雕塑基本上是有着原始艺术形态的生产生活工具,同时也被统治者据为权威、财富的象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实用,逐步趋向于把生活用品制作得更加艺术化,这在各个不同时代的雕塑中是显而易见的。而佛寺的兴建在东汉时期的正史即有所记载,佛教开窟造像活动大致肇始于此,自晋代以后兴盛起来。而后,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得外来的佛教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加之统治者的带头信奉,使佛教艺术有了极大的发展空间,佛教石窟雕塑艺术也随之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兴极一时。大量的带有希腊末期艺术和波斯艺术特点的佛教雕塑传入内地以后,即被中国艺术家融会贯通,形成了极具东方色彩的中国佛像风格,带有明显的地域性、时代性的民族化烙印。甘谷大佛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雕凿于北魏至盛唐时期、融合着强烈的西域风格与中华雕塑艺术个性的一尊精美绝伦的佛教雕塑艺术珍宝。

　　任何艺术的产生与发展都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审美情趣的发展总是与生产力的发展携手并进的。同时,不论在这里或那里,审美趣味的状况总是生产力状况的准确标志”。甘谷大佛之所以塑在地处渭河中游、秦岭余脉文旗山麓的甘谷境内,绝非历史的偶然,它和甘谷所处的地理位置、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地质条件以及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状况等客观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想见,其时甘谷雄厚的经济实力、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交流的相对发达是开窟造像所应具备的外在条件,而文化因素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最直接的原因。

　　甘谷有着十分悠久的文明历史,人文始祖伏羲曾在这里留下开启文明的脚印,也是我国县制肇始之地。自秦武公十年(前688)建县以来,甘谷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汉唐时期作为古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之要冲,不仅成为佛法东渐的主道,而且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枢纽。这种文化上的频繁交往势必对甘谷的社会文化意识产生巨大而强烈的影响,多元文化特别是西域佛教文化的渗入所形成的文化理念无疑使得甘谷社会对佛教乃至其所包涵的艺术形式、形态更容易从思想上、行为上予以接受,随之又赋予这种舶来文化以鲜明的地域特色,体现出由多元文化积淀而成的审美特征。这在甘谷大佛的多样化和概括性极强的造型方法和庄严富丽的艺术风格上有着十分深刻的表现。甘谷大佛为半圆雕石胎泥塑,高23.3米,肩宽9.5米,头高5.8米,膝长6米。其造型高大雄伟,令人仰止,所具有的文化特质可视为西方装饰性雕塑和中国写意性雕塑完美结合的艺术巨制。从外观看,甘谷大佛既有印度早期佛教犍陀罗风格所特有的蓄有须发以及笈多王朝时期佛教造像的螺型头发,且两眉之间有白毫相等特征,又表现出北周时期颈部较粗、鼻宽短、面部神情温和韶秀等特征,还显现出盛唐时期面容饱满、唇润颐丰、双眉弯曲、两眼明澈而略显突起的审美要求。而大佛头顶的大螺旋式高肉髻则反映了其造像所跨越的北魏至盛唐的历史时空,在后来宋、明、清各代的修缮和重妆中同样也留下了时代的印记。尤其是甘谷大佛宽厚的上唇上的短须在佛教造像中并不多见,中西文化的相互融合于此可见一斑。

　　甘谷大佛庄重富丽、生机勃勃、肃穆慈祥,给人一种亲切之感。大佛姿态端庄,善跏趺坐于以山崖为方形的须弥座上,赤足仰踏于莲台之上,左手扶膝,右手上举,施拔济众生印。身着通肩袈裟,内衬僧衹支,腰系一带于胸前打结,衣褶衣纹线条流畅、自然大方,给人以灵动飘逸之美感……身怀绝技的古代工匠们以大体大面的结构和雕塑技法,采取开门见山的方法,达到了高于形体之外而升华于主体精神之上的境界。这种审美理念也同样体现在佛窟形制之中。高34米的大佛窟龛为穹隆顶长方形圆拱窟,完全依照佛教窟型的传统布局,紧凑而不局促,统一而不单调,变化而不紊乱,所处位置险峻而不失和缓。窟壁上的飞天、伎乐、天王、力士、人面鹤身供养菩萨以及莲叶、卷云等大量悬塑凌空飞动,与大佛簇拥呼应、相映成辉、浑然一体。甘谷大佛的主题内容以此得到了恰到好处的衬托。

　　从甘谷大佛的远观和近瞻效果来看,古代工匠在造像之初即充分考虑到高大的躯体与各主要部位之间的比例及其与观者视觉感受之间的关系,很好地解决了在相对高度200多米的悬崖之上塑造如此高大的佛像所要面临的如何做到在感官上与正常人体相同的视觉效果等问题,不仅要让常人感到“佛在人间”的亲切感,而且要有一种顶天立地的神圣感,用高不可攀的逼人气势来达到统治人们灵魂的宗教目的。此等近乎苛刻的条件是一般工匠无法匹及的。无论从何种角度仰视,甘谷大佛都会给瞻仰者以浑然天成的绝佳形象。只有在常人不易到达的头部位置平视,就会惊奇地发现,在观者眼中的“无误差”恰恰是靠塑造上的误差来解决的。在此位置上观看,整个造像显现出一种比例失调、器官错位、狰狞不适的感觉:眼珠外露、耳朵置于颞部、眉骨高突、鼻孔朝前……凡此等等,都完美地体现了“由丑及美”的辩证关系,从而不露玄机地巧妙解决了因佛体高大而造成的仰视误差。经我们按比例验证,如按照人体的正常比例塑造甘谷大佛的话,今天我们就会看到一尊眼珠深陷、眼框被颧骨遮挡、上唇堵住鼻孔、双耳掉在肩上、眉毛更是不知处在何处的大型怪像。这不仅反映了早在北魏时期我们的祖先就掌握了大型造像的内在规律和构造方法,在总体上也反映出甘谷大佛在造像手法上既借鉴了西方雕塑的技法,又非常注重运用中国雕塑以线条概括物象形态神情,用类似中国画大写意的手法去追求圆满的立体效果。而其效果并不反映在实在的大佛形态上,而是通过形态反映在观者的头脑中,使其产生幻觉般的审美感受,从而形成了大佛统治万民、至高无上的威严感。这大概就是当时的统治者大肆开窟造像的初衷。然而,凝结着华夏民族智慧的甘谷大佛的艺术魅力更是登峰造极、匠心独具,观者无不为甘谷大佛神奇精妙的艺术内涵和美轮美奂的造型效果而俯首折心、惊叹不已。

　　在全国现存的大佛中,甘谷大佛有着自己的独特风格和明显的地域个性,既不同于同时代大型塑像的表现手法,又不同于麦积山、水帘洞等同地域塑像的造型风格。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极为丰富、深奥,是研究佛教文化在中国传播的途径、方法、范围及其对甘谷乃至渭河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文理念的形成、审美意识的启迪、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等诸方面非常珍贵、不可再生的实物资料,更是发展社会主义特色文化的重要物质基础。尤其是在教育后世、建设和谐社会中必将起到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