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石家庄的宗教建筑（上）

　　潘正公：资料整理

　　石家庄市的宗教文化源远流长，宗教建筑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在现存的一系列重要的古代建筑中，宗教建筑不仅在数量上占居绝大多数，而且在建筑规模和建筑艺术的成就方面，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原始宗教起源和早期宗教建筑

　　原始宗教起源于史前社会后期，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在生产、生活中存在许多不能认识的事物，人们就认为存在着超自然的神灵，于是，幻想着通过祈祷、祭祀或者巫术来影响主宰自然的神灵，这就形成了最初的宗教仪式。

　　考古发现证明，石家庄一带，早在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就有原始的宗教仪式。到距今5000多年前的母系氏族社会，这里是北方少数民族部落甲戎的聚居地。传说商祖先契的母亲简狄就是甲戎之女，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因此，商族后裔崇拜玄鸟(燕)。祖先崇拜、图腾崇拜、生殖崇拜、自然崇拜等原始崇拜，是宗教产生的基础。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人们产生了福祸命运由神灵操纵的观念，加上历代统治者竭力利用宗教，维护统治，要求人们忍耐、顺从．祈求得到来世的福分，所以宗教不断发展。

　　至晚在商代，石家庄一带就出现了宗教建筑。在藁城台西商代大型聚落遗址中，不仅发现了宗教祭祀活动中的牺牲和殉人，而且发现了祭坛建筑。

　　战国时期，中山国在这一带的许多城垣中，都建造有宗教祭祀建筑。在平山县三汲乡战国中山国都灵寿城内，不仅发现了大片住宅、作坊遗址，而且在中山王璺（注：此为代用字，原字下半部应将“玉”改为“昔”。）墓边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祭祀建筑遗址。赵国灭中山以后，赵王还曾按照他自己的梦境，在东垣城建造了神女楼，祭祀梦中的神女。

　　从西周开始，祭祀五岳四渎之神的自然崇拜日益盛行。到秦汉时期，建造各种山岳、河海神灵的祭坛或庙祠，逐步形成定制。东汉时期，元氏(今元氏故城村南)作为常山国(恒山郡)的首府，各种宗教建筑林立，祭祀活动频繁。尤其是封龙山作为常山国的一座文化名山，有数座祭祀建筑。据东汉时期保留下来的系列祭祀碑刻记载，在封龙山附近建有封龙山祠，在三公山(今元氏前仙村北)建有三公山祠，在封龙山西南的白石山建有白石神君祠，在常山国都城附近还建有八都神坛。可想当年，高大的汉阙祭坛和盛大的祭祀活动，伴着刻满宗教祭祀“功德”的碑刻，成为这一地区重要的人文景观。

　　二、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产生

　　随着社会发展和朝代的更替，宗教从原始的图腾崇拜、自然崇拜，发展到多神崇拜，又随着政治和文化传播发展到世界性的宗教。

　　汉代，是中国宗教发展的重要时期。东汉明帝时，佛教传入我国，东汉末年逐步在中原传播。但自从三国时期朱士行以后，才有了佛教僧侣和真正的寺院，到东晋时期寺院建筑逐步增多。石家庄一带最古老的佛教寺院，是赵州的柏林寺，相传创建于东汉末。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的广泛传播，佛教寺院大量出现。到北齐时期，石家庄一带的佛教建筑至少已有10余处。

　　在中国原始宗教和巫术、方术基础上土生土长的道教，从秦汉时期开始肇兴。东汉末年，钜鹿人张角创立了太平道，发动“黄巾起义”，这是原始道教的雏型。当时真定(今石家庄市东古城)人张燕，组织黑山军，响应张角的太平道，道教随之传播。但后来由于黄巾起义被镇压，太平道遭到禁绝。

　　魏晋时期，虽然道教的方术得到发展，但还没有专门传道的建筑。各地道人以画符、占卜为业，浪迹四方。北魏太武帝时期，河北望族、太常卿崔浩极力推崇道士寇谦之，太武帝“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在这种背景下，河北地区开始出现道观建筑，创建于北魏的鹿泉县东良厢(今属石家庄市区)的良厢观，可能是石家庄一带最早的道观建筑。同时，北朝时期佛教迅速发展。石家庄一带先后创建了临济寺(临济村旧址)、白佛村的白佛寺、安乐垒(今正定)的净观寺、小安舍的裴相寺等十余座寺院。

　　三、隋唐到宋金时期宗教建筑的发展

　　隋唐时期，中国传统的殿堂、楼、阁、亭台、廊榭等建筑形式，广泛用于各种宗教建筑之中。同时，佛教文化与中国多层楼阁式建筑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式的佛塔。进而在石刻艺术领域，创造出了石塔、石经幢等独特的宗教建筑艺术形式，既丰富了世界佛教文化宝库，也发展了中国的传统建筑艺术。佛教寺院及佛塔、经幢、墓塔林，成为我国佛教建筑的经典，也是我国现存最多的古代建筑文物。石家庄市是我国保存古代佛教建筑精品较多、形式较丰富的地区。正定隆兴寺摩尼殿、广惠寺华塔、开元寺钟楼、赵县开元寺陀罗尼经幢、赞皇县治平寺石塔、新华区毗卢寺内的毗卢殿等佛教建筑都是国内非常重要的代表性建筑，在中国古代佛教建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隋代，佛教空前发展。开皇十一年，隋文帝曾诏谕“天下州县各立僧尼二寺。”唐代是佛教和道教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唐朝皇帝自称是道教祖师李耳的后裔，竭力扶持道教，同时积极利用佛教。除了唐武宗“会昌灭佛”对佛教产生一定遏制作用外，其他帝王一直重视利用佛、道维护统治。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唐中宗为标榜自己废除武周、中兴大唐的功德，曾诏令天下诸州敕建中兴观和中兴寺。但大臣张景源认为不妥，上《请改中兴为龙兴疏》，中宗认为言之有理，即颁诏：“其天下大唐中兴寺、观，宜改为龙兴寺、观”于是，全国各地州城之内都出现了龙兴观和龙兴寺。恒州(今正定)龙兴观、龙兴寺(今隆兴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建的。

　　唐玄宗李隆基笃信道教，亲自注释老子《道德经》，令天下士庶人家各户备此经一部。当时恒州(今正定)一带道教很盛，著名道士张果(俗称张果老)“居恒州山中。”经恒州刺史韦济极力举荐，唐玄宗派人持玺书迎接张果到“东都，肩与入宫，恩礼甚厚”，还要把至真公主嫁给他。张果不奉诏，回到恒州蒲吾县(今平山县黄壁庄水库内原蒲吾村附近)山中，不久，“卒为立栖霞观其所。”这是恒州一带皇帝敕建的重要大型道观。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玄宗“敕天下诸州各以廓下定形胜观、寺，改名开元为额。”于是在赵州、恒州、定州，都有了开元寺、开元观；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敕“两京及诸州个置玄元皇帝庙，京师号玄元宫，诸州号紫极宫。”各州又出现了紫极宫的道教建筑。据《太平广记》中关于成德军节度使一些生平故事的记载，恒州一带道士很多，尤其是封龙山，有不少道士专门从事相面、占卜之术，与成德军节度使及其官吏、藩将联系密切。第一代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就是笃信道士，结果被道士用“堇汤”毒死。回纥族出身的节度使王庭凑因得到邺城(今河北临漳县邺城)5名道士的指点，在篡权控制成德军之后，把五名道士请到真定府中，“为营馆舍，号五名先生院”。可见当时除了正规的道观之外，还有不少藩将为道士建造的特殊豪华建筑。

　　唐末五代时期，成德军节度使王熔控制镇州(今正定)、赵州、冀州，晚年崇信佛道，“专求长生之要，常举缁黄，合炼仙丹”，俨然就是一个道士。而镇州“西山多佛寺，又有王母观，熔增置馆宇，雕饰土木。道士王若纳者，诱熔登山临水，访求仙迹”，经常到平山县的王母观，“逾月不还”。

　　五代时期，由于佛教寺院大量发展，影响了国家的经济收益，所以，周世宗柴荣采取灭佛行动，亲自到镇州毁掉大悲寺铜像，铸造铜钱，使镇州一带佛教建筑大量减少。而道教建筑借此迅速发展，尤其是真定的龙兴观名声显赫。真定道士苏澄隐，“住龙兴观，得养生术，年八十余不衰。”后晋、后唐王朝相继请他进京，他“辞疾不至”。宋太祖赵匡胤驻兵镇州时召见他，他大讲了一套修身养性之术和治国道理，得到宋太祖崇信。由于北宋对佛教、道教的极力推崇，佛教寺院和道教宫观建筑不断增加。宋太祖亲自下诏，在真定龙兴寺旧址铸造大悲铜像，创建大悲阁，使龙兴寺一举成为真定城内重要的皇家寺院。并且许多佛教建筑在宋代得到修复和扩建。宋真宗时，封龙山的修真观成为一处名扬河北的著名道观。到北宋末年，井陉县增加了清幽观、清淳宫，栾城县创建了清虚观等道教建筑。

　　金代，佛教和道教在多民族战争和民族融合中都得到发展，道教宗派相继创立。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他主张效法佛教出家修行的方法，“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宣扬禁欲主义，得到统治者支持，也吸引了大批无家可归的下层庶民，刺激了道教建筑的发展。导致“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百为隅，甲乙授受，牢不可破。”金朝还专门在各州县设威仪司，管理道教的教务。当时升井陉县为威州，就要按照规定创建道观及威仪司，并留下了《威州新建威仪司三清殿记》碑刻。大定三年金世宗敕赐“紫微观”匾额，成为当时威州重要的道教建筑。金朝中期，由于全真道势力太大，许多道士“有弟子千人，庵观百所，”金章宗视为一种潜在威胁，于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以“惑众乱民”罪名加以取缔。此后，沧州人刘德仁创立的大道教、河南汲县人萧抱真创立的太一教在河北中部传播。赵州人侯澄随萧抱真学得太一教三元法，回到家乡，在真定、赵州创建了两座道观，分别名“太清”、“迎祥”。他“以神道设教”，以“捕逐鬼物”的巫术传道。弟子都可以成婚生育，并且世代传承道业，住持道观，成为控制道观建筑的宗教地主。

　　资料来源：

　　1、《石家庄建筑精览》·梁勇、张献中主编·政协石家庄市委员会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发行·版次/2001年3月第1版·印次/2001年3月第1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