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石窟形成的历史条件

　　朱英荣

　　龟兹的地理环境条件

　　龟兹在地理环境上有两大特点，一是它的境内水源比较充足，土地比较肥沃，适宜于农牧业的发展。

　　据《水经注卷一·水》中的记载：“北河之东南，径温宿国。治温室城，土地物类与鄯善同，北至乌孙赤古六百一十里，东通姑墨二百七十里。于此枝河入北河。北河，又东径姑墨国南。入姑墨川水，注之导姑墨西北赤沙山，东南流径姑墨国西治，南至于阗马行十五日，土出铜及雌黄。其水又东南流，右注北。北河又东径龟兹国南。又东合龟兹川水有二源，西源出北大山南。释氏西域记曰：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入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故郭义恭广志：龟兹能铸冶，其水南流径赤莎山。释氏西域记曰：国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雀离大清净。又出山东南流枝水左派焉。又东南水流分三：右二水俱东南流注北河。又东川水，龟兹东北赤沙积梨南流。枝水，右出西南，入龟兹城，音屈茨也，故延城矣，西去姑墨六百七十里。川水又东南流径于轮台之东也。昔汉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于此。治粟都尉桑弘羊奏言，故轮台以东，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其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收获与中国同。时匈奴弱，不敢近西，于是徙莎车，相去千余里，即是台也。其水又东南流，右会西川枝水，水有二源，俱受而川，东流经龟兹城，南合为一水，水间有故城，盖屯校所守也。其水东南注东川。东川水又东南经乌垒国，南治乌垒城，西去龟兹三百五十二里，东去玉门阳关二千七百四十八里，与渠梨田官相通，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汉使持节郑吉并护北道，故号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也。其水又东南注大河，又东右会敦薨之水，其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在匈奴之西，乌孙之东。”

　　《水经注》的这一段记载，包括着许多内容。首先是指出古代龟兹的境内有三条大河，一是北河，即《魏书》中的计戌水，今之塔里木河；二是东川水，即今之库车河，又称铜厂河；三是西川水，即今之渭干河，又称木扎特河。这是龟兹境内的三条主干河道，它们又各自有不少支流，如木扎特河就有四条支流，即台尔维奇克河、喀布斯郎河、克孜尔河与喀拉苏河。再是其它史书上记载的古代龟兹河流尚有白马河、思浑河、中河、赤河等。可见古代龟兹境内的河流是比较多的。斯坦因曾说：“除去耕作区域的规模以外，它的（指龟兹）经济资源得到了来源于二条相当大的河流的灌溉设施的保证。” 1 其次是指出，由于水源比较充足，古代龟兹是一个“温和、田美”“广饶水草”的地区。龟兹北依天山，南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寒暑的变化比较剧烈，常年降雨量不过100 毫米左右，但是由于天山南坡冰雪的溶解，故可以不依靠天雨，使农作物生长，甚至下雨反而成灾，所以有“不靠天吃饭”之称。再就其气温而论，春秋短而夏冬长，几乎仅有寒暑两季：夏季约有4 个月，而冬季则有6 个月，但仍足够一季农作物的生长期，所以《大唐西域记》说：“屈支国……气序和。”这种优厚的地理环境条件从塔里木河的命名上就可以看出来。因为“塔里木”为突厥、回鹘语Tarim 、Tarym 之汉译，其原有的意义为“农业”、“可耕地”、“农艺”等，从中可以看出龟兹的自然条件是比较好的。最后是指出古代龟兹的农业十分发达。《旧唐书·西戎记》说龟兹以“耕田畜牧为业”，《太平御览·偏霸部九》则说龟兹“胡人奢侈富于生养，家有葡萄酒至千斛，经十年不败。”故而自西汉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在龟兹大力开垦屯田，使谷物产量大大增加。《通志·四夷三》记载：“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梨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西汉会要卷五十四》记载：“宣帝地节二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田渠梨、积谷，欲以攻车师。至秋收谷，吉、熹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根据我国古代文献的记载，龟兹的农林作物有稻、粟、菽、麦、麻、黍、葡萄、石榴、桃、杏、梨、柰等，畜牧产品有马、牛、羊、骆驼、麖 皮、氍毹、细毡等。所以斯坦因说：“从考查已经达到如此良好的灌溉设施的土地中，使人想信整个库车绿洲一直到唐朝时期，它对灌溉农业耕作手段的要求必定大大地超过了现在已经达到的水平。”“这个结论似乎清楚的指出，由两条河流供给流水的库车的灌溉渠道，在佛教化时代以后，已经相当多地被毁了。” 2

　　龟兹在地理环境上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位于古丝绸之路在新疆部分的交通中枢。

　　从地图上看，龟兹位于新疆的心脏地区。它的北面是天山山脉。虽然天山山脉高耸入云，但是山脉中间有几处隘口山道与北方相通。如《汉书·西域记》所记：“龟兹国……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这个乌孙，居于今之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一带，是一个游牧民族。从方向上来看，乌孙并不是处于龟兹的正北，而是西北。再是，在天山山脉东段，也有通往蒙古和准噶尔草原的隘口山道，匈奴、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也可以不困难地进入龟兹。这就不可避免地使龟兹受到游牧文化的影响。如今在龟兹境内留下的一些古代岩画，就是这种游牧文化进入龟兹的证明。从龟兹向西，经喀什噶尔绿洲沿喀什噶尔河而上，到锡尔河中游（费尔干纳盆地），或从帕米尔山中的阿赖高原沿苏尔克阿不河，到达阿姆河的中游。龟兹还有一条通向西方的道路，这就是先向南沿和田河然后从莎车或叶城绿洲进山，取道阿姆河的上游，沿河经瓦罕溪谷，进入阿姆河中游地区，或从该溪谷南下，到达印度河上游地带。这些通道将龟兹同西方诸国连接起来，为西方文化进龟兹提供了方便条件。从龟兹向东，有两条道路与中原地区相通，这就是《通志卷一百九十六·四夷三》中所记的：“初，汉通西域有二道，自元始以后有三道焉。自玉门关出，西经若羌转西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为南道；自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自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皆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新道与初道异焉。”通过东道，把龟兹与中原地区连接起来。

　　斯坦因说：“然而在靠近库车的粘土沙漠地带，我发现了沿着商路的一系列巨大烽火台，它证明古代的中国大道必定是沿着这同一路线的。”“在库车，这条大道到达了一个在喀什噶尔以后的天山南麓最大的一个绿洲。”因此，“库车也在地理位置上享有了在商业上特别有利的地位，因为这条大道把库车同越过天山的北方的富庶的准噶尔部落连接起来，同时向南沿着和田河河床越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依靠这条大道直接地到达和田，所有这一切的价值，在政治上与在文化上是同等重要的，在整个历史时期它是以领土扩张为重点的。” 3

　　龟兹经济发展的特点

　　古代龟兹在经济发展上有许多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早期农业生产技术落后

　　首先是缺乏金属生产工具。龟兹以及塔里木盆地边缘诸国，在汉武帝以前大概只能制造一些简单的铁器，而且数量不多。汉武帝时，治粟都尉桑弘羊曾说，轮台、渠梨“帝国少锥刀” 4 可见当时在生产工具上是落后的。

　　其次是不知道牛耕。塔里木盆地边缘诸国很晚才知道牛耕。据斯文赫定在罗布淖尔地区发现的一支木简中说：“明日之后，便当斫地下种。”“斫地下种”显然是刀耕火种。又据《洛阳伽蓝记》卷5 中的记载：甚至在公元6 世纪初，且末地区还是“不知用牛，耒　　 而田。”故而汪宁生在《汉晋西域与祖国文明》一文中说：“西域农业早知灌溉，而牛耕兴起却较晚。像尼雅遗址保存了当时的各种工具，却无任何有关犁耕遗物的发现。大概直到魏晋时期，牛耕技术才开始在屯田区推广。” 5

　　这样看来，塔里木盆地边缘诸国的牛耕技术是从中原地区传入的，这可以从克孜尔石窟175 号窟壁画中的牛耕图得到印证，因为该图中的犁铧宽大，二牛抬扛共曳一犁而耕，它和山西平陆枣园东汉墓壁画及甘肃嘉峪关汉魏墓壁画中的牛耕图极为相似。

　　第二， 汉朝政府屯田以前，粮食产量只能够自给

　　对此问题虽然缺乏直接的资料，但是从一些间接的资料中也能够知其端倪。据《汉书·西域传》载：武帝时，治粟都尉桑弘羊曾上书说：“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侯，属校尉，事有便宜，因骑置以闻。田一岁，有积谷，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畜积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当时西汉中央政府企图经营西域，以对付匈奴的威胁，故需要用兵来保证这条政策的实行。但是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军粮匮乏。如果从关内长途运粮，不仅旷日持久，而且运资耗费巨大，负担太重。如果从当地征购粮食，则由于城郭诸国开垦土地无多，生产落后，粮食产量只够自给，没有过多的余粮供汉兵食用。就在这种情况下，桑弘羊向汉武帝提出了这条建议，这是当时解决军粮问题的唯一办法，惜乎未被汉武帝所采纳。但不久至汉昭帝时，即采用桑弘羊的前议，任命杆弥王太子赖丹为校尉，率军屯田轮台、渠梨一带。元凤四年（公元前77 年），又听从鄯善王尉屠耆的意见，派司马1 人、吏士40 人屯田于鄯善境内的伊循城。汉宣帝时，轮台、渠梨的屯田士卒已有1500 人，分属三校尉。

　　在古龟兹境内，现在仍可发现一些两汉时期的屯田遗址，如轮台县东南克孜尔河畔柯克确尔汉代故城附近的红泥滩上，可以见到沟渠田界的痕迹。又如沙雅县东哈拉哈塘附近有一道汉代的古渠，为红土所筑，现在依然可以见到长达100 多公里的渠道，宽约8 米，深约3 米，两旁有一些汉代城垒和农田遗址，出土过五铢钱。6 以上两处当系汉朝中央政府在轮台、渠梨一带屯田所留下的遗址。汉朝中央政府在龟兹地区实行屯田制度这件事本身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龟兹粮食只够自给这一事实。所以，古龟兹地区的一些重大水利设施都是在汉族屯田士卒的参与和努力下完成的。汪宁生曾举以下一件史实：“在注宾河（今库鲁克河）上，为了引水灌溉还曾出现一个拦河坝。这是屯田将领索励组织焉耆、龟兹、鄯善（罗布淖尔以西今民丰以东地区）三地军民共同兴建的。” 7 故而上面提到过的沙雅县发现的长达100 多公里汉代沟渠遗址至今仍被当地维吾尔族农民称之为“汉人渠”。

　　正是由于汉朝中央政府在屯田上有所建树，才解决了汉兵的军粮问题，使两汉时期经营西域的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第三，货币经济普遍流行

　　新疆各地的古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汉代的五铢铜钱和唐代的“开元通宝”铜钱；还有多种一面镌汉文、主面镌当地民族文字的所谓“二体钱”，甚至出土有波斯银币和拜占庭金币，可见当时的货币经济是普遍流行的。

　　汉代五铢钱是通过商品交换流入新疆的，它是新疆出土的钱币中数量最多，难怪有人说：“汉代的五铢钱遍及于全疆各地的汉代遗址中，这表明当时统一货币的流通。” 8 事实上，它已经起着当时西域各国统一货币的作用。

　　在龟兹地区，汉代五铢钱也大量发现，最多的是在克孜尔石窟遗址中，至今在流沙中仍旧随时可以捡到。库车的沙乌勒克遗址、苏巴什遗址等都发现过五铢钱。

　　此外，在龟兹地区也发现过波斯银币。1928 年，黄文弼先生到南疆考古，在库车的苏巴什遗址上得到了一枚波斯萨珊朝的银币，是库思老二世（公元590 ～628 年）式样的，据夏鼐先生考证，认为：“这当是翁米亚王朝时太伯里斯坦（Tabaristan ）所通行的银币，所谓‘太伯里币’（Tabaridirhams ）。”9

　　又据黄文弼先生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一书中记载：“出克孜尔明屋佛洞东二十里，亦狭克沟洞中，刻一大头羊，一骆驼，一黄羊，均刻在洞中石壁上。同时尚刻有民族古文字，但无壁画。疑此地为过往人士之驿站，此刻画即为过此客商所为。依南一洞中，尚刻有维文云：‘听说此洞有十二驼白银，余等四人系来掘取银锭者’，更可证明此为古驿站。”可见，古龟兹通行的货币不仅有铜钱、银币，还有银块或银锭。

　　我们不仅从古代物质遗存中看到古代龟兹的货币流行情况，而且还在我国古代文献的记载中找到了有力的证明。如《魏书·西域传》记载：龟兹“税赋准地征租，无田者则税银钱。……俗性多YIN，置女市，收男子钱入官。”如《唐书·西域传》记载：“龟兹……土宜麻、麦、　　 稻、蒲陶，出黄金。……龟兹、于阗置女肆，征其钱。”如《大唐西域记》记载：“屈支国……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

　　因此我们说，古代龟兹社会的货币经济是发达的。

　　第三， 商品交换十分活跃

　　西域各地从很早起即出现了城市，《突厥语大词典》的作者喀什噶尔人玛哈谟德认为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约当我国战国时期）即以天山为中心建立了一个王国，这个国家是由五个城镇组成，即：Sulmi;Qocu;Ca-nBalik;BesBalik;YengiBalik 等。10 。

　　我国古代的文献中从两汉起就说塔里木盆地边缘诸国是城市国家，如《汉书·西域传》称：“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当然，龟兹也不例外，是一个城市国家。《汉书·西域传》称：“龟兹国，王治延城。”《晋书·四夷传》称龟兹“俗有城郭，其城三重……”《梁书·诸夷传》称龟兹“城有三重，外城与长安城等。”《旧唐书·西戎传》称龟兹“有城郭屋宇。”《大唐西域记》更称龟兹“国大都城周十七八里。”

　　龟兹是一个城市国家的历史记载也为考古发现所证实。1958 年，黄文弼先生率领的考古工作队发掘了汉时的龟兹国都延城，根据东、北、南城墙的长度（因西城墙未觅着）计算，该城周围当有7 公里左右，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遗址中发现过金器、铜钱，特别是发现了33 个大陶缸，缸中原盛何物不得而知。根据历史记载推测，可能是当时的酒库，缸是用来盛酒的，因为《旧唐书·西戎传》有如下的记载：龟兹“饶葡萄酒，富室至数百石。”根据这次考古发掘，说明龟兹大量制造和买卖葡萄酒在汉代已盛行了。 11

　　此外，在古龟兹地区还发现了许多古城遗址。顷希阿尔古城位于今库车东南约60 公里草湖的戈壁中，遗址内有一大台基，高约10 米，东西32 米，南北55 米，为一处建筑遗址。托浦古城遗址，位于今新和县稍北30 公里，城垣遗址高4.5 米，东西227 米，南北194 米。乌什哈特古城遗址，位于今新和县西约35 公里，城三重，外城部分已被农民挖平。内城保存较好，东西408 米，南北451 米，高4 米。博斯坦托呼拉克古城遗址，位于今沙雅县东南约60 公里的戈壁中，存有用土坯修筑的残断墙垣一道。塔什顿古城遗址，位于今沙雅县西北约40 公里，城作方形，城垣尚存在，南北69 米，东西74 米。英格迈利羊达克希阿尔古城遗址，位于今沙雅县西北约40 公里，城作方形，残存有高约2 米的墙基，东西85 米，南北98 米。12

　　城市的出现和发展是商品交流所带来的必然结果。龟兹地区发现这么多的古城遗址，足以向我们说明，古代龟兹的商品经济是发达和繁荣的。

　　古代龟兹商品经济的发展还反映在龟兹石窟壁画中。以克孜尔石窟壁画为例，发现有五幅较完整的商旅图：一幅来自克孜尔石窟114 号窟主室的纵券顶上，画面是一头毛驴驮着一捆货物，一个穿着龟兹服装的人跟在后头，驴和人都站在一只船里，一幅来自克孜尔石窟8 号窟主室的券顶上，画面是两个人，一个为双手点燃火炬的菩萨，一个为身着龟兹民族服饰的商人，旁边现出一头毛驴的头部与前腿部；一幅来自克孜尔石窟58 号窟主室纵券顶上，画面是一个双手点燃火炬的菩萨，旁边是一头满驮着货物的毛驴和一头骆驼的前半部分；一幅来自克孜尔石窟17 号窟，主室纵券顶上，画面上有三个人，一个是双手点燃着火炬的菩萨，两个是头戴毡帽、身穿龟兹民族服装、脚着尖头靴子的商人，旁边有一头满驮着货物的骆驼和一头毛驴的前半部；一幅来自克孜尔石窟38 号窟主室纵券顶上，画面上有两个人，一个为双手点燃着火炬的菩萨，一个为头戴毡帽、身穿龟兹民族服装的商人，但是只露出上半身，下半身被一头满驮着货物的牛和一头毛驴挡住。

　　这五幅画都是宗教画，讲的是《贤愚因缘经》卷6 中的“商主本生故事”。但是，艺术家在创作这些宗教画的时候，除了菩萨形象以外，其它如商人、满驮着货物的骆驼、牛、毛驴等形象，却是当时龟兹社会商旅情况的真实写照，是当时龟兹社会商业繁荣的真实反映。

　　根据北京大学考古队的碳14 测定，克孜尔石窟13 号窟的年代为公元350±85 年，克孜尔石窟38 号窟的年代为公元310±80 年，可见在公元4 ～5 世纪时，龟兹的商品交换已经十分活跃。

　　就如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的那样，龟兹商业的发展，同龟兹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松田寿男与长泽和俊在《塔里木盆地诸国》一文中曾说：“因为绿洲面积窄小，四面多被沙漠包围，有如大海中的孤岛，所以居民全力利用水来抵抗沙漠的威胁，这是以绿洲为生活场所的最大依靠，若没有这个依靠，或者河流被沙漠侵吞，则整个绿洲就会面临毁灭的命运，楼兰和尼雅等遗址就说明了这一点。作为唯一生活基地的绿洲，虽然不断的努力而被保全下来，但是无奈河水或地下水的分量却是有限的，因之耕地开拓就有一定的限度，所以生活资料也是很不充足的。”在这种情况下，假如“绿洲居民仅仅依靠很少的耕地，就不能打破完全被沙漠包围的绿洲在地理上的封锁性，但是由于交换必需品的要求，产生了绿洲间的商队活动，给绿洲的历史带来了重大飞跃的良机。”当然，这种商业活动不仅在绿洲与绿洲之间，而且“甚至发展到了参加国际贸易以获取利润的程度。”因此，他们最后得出结论说：“许多绿洲由于穿梭般的商队的往来而繁荣，市场上主要流通金钱和银钱，商业在国家中占有显著的地位。” 13

　　在我国古代文献的记载中，龟兹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农耕畜牧社会。如《晋书·四夷传》说龟兹“人以田种畜牧为业”，《旧唐书·西戎传》说龟兹“耕田畜牧为业”。

　　在很多文章中，龟兹也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农业国家。范文澜先生说：“天山南路诸国，自西汉以来，都是城居的农业国，有相当高度的文化。” 14 汪宁生在《汉晋西域与祖国文明》一文中也说：“据《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孙等部落‘随畜逐水草’，而大部分地区则是‘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过着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生活。” 15

　　事实上，古代龟兹与古代希腊城邦的情况十分相似。希腊半岛上山脉纵横，无大河平原。大部分地区土地贫脊，不宜谷物生长。人口稍有增长后，粮食便不能自给。这就从根本上堵死了希腊人成长为农业民族的道路。希腊半岛由纵山脉分割成许多相对独立的区域，各个适宜于居住的区域就发展起一套独立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人口地域有限的小城邦。而这些小城邦大多是建立在地中海周围的岸边，或离海岸不远的地方。它们或者处于东西方的交通要道上，或者处于文明地区与野蛮地区的交接点上，或者处于落后地区的边缘上。这样的地理条件正好使希腊人扮演一个中介人的角色。因而在经济生活上，这些希腊城邦国家即使不是全部、也是绝大多数都以工商业为主。农业虽然是城邦的重要生产部门，但不是主要的生产部门。它们的财富的主要来源来自商业。

　　古代龟兹在经济生活上与希腊城邦十分类似，农业虽然是龟兹的重要生产部门，但不是唯一的生产部门甚或不是主导的生产部门。龟兹的财富大量来自商业贸易，是一个农商并重的社会。可以说龟兹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以商业为主导的城市国家。这就是龟兹经济发展的特点。

　　丝绸之路与龟兹石窟

　　我们知道，开窟塑佛画壁是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要以强大的经济力量为后盾。农业的发展为养活众多的僧尼提供了粮食，商业的繁荣则为石窟的开凿提供了财富的来源。所以说，繁荣的龟兹佛教文化是建筑在繁荣的龟兹经济基础上的。

　　龟兹经济发展特点就是商业的繁荣，而龟兹商业的繁荣又是和丝绸之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丝绸之路与龟兹石窟的关系极为密切。

　　就古代龟兹而言，它“北倚天山，南对昆仑。西通疏勒，巴楚图木舒克为龟兹西境；东接焉耆，库尔勒为其分界线。塔里木河流贯穿其南，隔一大沙漠，而与于阗为邻。水草丰盈，城市栉比，在西域36 国中，龟兹为一大国，包括今之轮台、库车、沙雅、拜城、阿克苏、新和六县，而以库车为为中心。”16 在这个诺大的古龟兹范围内就存在着以下的石窟遗址：

　　拜城四个——克孜尔石窟、台台尔石窟、温巴什石窟、耶克埃力克石窟；

　　库车四个——库木吐拉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玛扎伯哈石窟；

　　新和一个——托乎拉克埃肯石窟。

　　如果我们把上述石窟的地理位置用图标志出来，就会发现，这几个石窟都在丝绸之路上。

　　下面，将对龟兹的几条古道及其和石窟遗址的关系作一比较详细的阐述。

　　一、 由长安去乌孙的路线

　　《汉书·西域传》记载：宣帝时“乌孙公主遣女来至京师学鼓琴，汉遣侍郎乐奉送主女，过龟兹。龟兹前遣人到乌孙求公主女，未还。会女过龟兹。龟兹王留不遣，复使使报公主，主许之。”这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古乌孙在今伊犁河一带地方，乌孙公主的女儿弟史从长安归来，为什么会经过龟兹？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刘平国作列亭之事。在今之拜城黑英山地方的喀拉达格山麓博者克拉格沟的岩壁上，保存着一处东汉时期的刻石——《刘平国作列亭诵》。诵文共11 行，用汉字隶书阴刻，记载了龟兹左将军刘平国率秦人孟伯山等6 人来此凿岩作孔修筑列亭这一历史事件。据黄文弼先生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一书中的考证：“关（指刘平国所作之列亭）设在沟（指博者克拉格沟）口，两旁岩石耸立如双阙。东沟东半山岩石上，凿有两孔，下堆积有许多碎石块，必为当时凿孔遗渣。疑当时建关塞在岩石上，凿孔以置木闩或栅栏，日开夜闭，以稽行人。”又说：“此地古为龟兹东境，建关处，即在博者克拉格沟口。据说循此沟北行六站，可至伊犁，即古乌孙国也。”

　　古代的列亭皆筑于交通线上，有两种作用，一方面作为哨所，屯兵驻守，以保护道路的畅通，即“障为要险之处，别筑为城，因置吏士而作障蔽以　　 寇也”17 ；另一方面也作为驿站给来往的政府官吏、信使邮差提供食宿车马之便，即“亭谓停留宿食之所。”18

　　因此，根据汉刘平国作之列亭以及黄文弼先生之考证，可以确定：汉时，从长安经龟兹到乌孙存在着一条交通线，乌孙公主的女儿弟史从长安返乌孙时正是沿着这条交通线路过龟兹而被龟兹王留住不放的。

　　那么，这条路线又是如何走向的呢？我们认为这条路线以长安为起点，穿过河西走廊，出玉门（或阳关），循天山南道抵于阗，再由于阗北行龟兹，在龟兹境内沿着木扎特河进入今之拜城县境，到今之木扎特河与克孜尔河的汇合处，又向北沿着克孜尔河上溯，到今之拜城黑英山地方，越刘平国所作之列亭，再循博者克拉格沟北行，直抵乌孙。

　　事实上这条连接长安和乌孙的交通线，在公元前1 世纪或更早的时候就已出现了，一直到公元7 世纪仍是一条畅达接踵的商道。《汉书·匈奴传》中记载着这么一段历史：“昭帝崩，宣帝即位，乌孙昆弥复上书，言：‘连为匈奴所侵削，昆弥愿发国半精兵人马五万匹，尽力击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公元前72 年）汉大发关东轻锐士，选郡国吏三百石伉健习骑射者，皆从军。遣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四万余骑出西河；度辽将军范明友，三万余骑出张掖，前将军韩增，三万余骑出云中；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三万余骑出酒泉；云中太宁田顺为虎牙将军，三万余骑出五原。凡五将军，兵十余万骑，出塞各二千余里。及校尉常惠使护发兵乌孙西域，昆弥自将翕侯以下五万余骑从西方入，与五将军兵凡二十余万众。匈奴闻汉兵大出，老弱奔走，驱畜产远遁逃……”从这样大规模的联合军事行动，足以断定：在西汉中央政府所在地长安与乌孙大昆弥驻地赤古城之间，是由上述这一条交通线相联系的。正是在这条交通线上的沿途要隘，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星罗棋布地铺置着森木塞姆石窟、库木吐拉石窟、玛扎伯哈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克孜尔石窟、台台尔石窟等遗址。

　　二、 法显西行的路线

　　法显于后秦姚兴弘始元年（公元399 年）与其同行自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之凉州（武威）、甘州（张掖）、肃州（酒泉）、敦煌等地，循天山南道至鄯善（今若羌），稍作逗留，又从鄯善折向北道，经　　 彝（今焉耆）、龟兹，又沿于阗河（即和田河）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到于阗，然后又从于阗经子合（今叶城）、于麾（今塔什库尔干）、竭叉（今喀什），复又竭叉还于麾，度葱岭（今帕米尔），越新头河（今印度河），至印度。法显进入新疆后，为什么先进入天山南道，后又折向天山北道呢？对这件事，羽溪了谛在《西域之佛教》一书中写道：“南道之中部，即克里雅（Kiriya ）以东之路，常有流沙与吐蕃人之袭劫，行旅往来，颇为不安。”

　　法显从　　 彝到龟兹，再由龟兹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下于阗。这条路线直到唐、宋时尚继续存在。唐贾耽在《道里记》中说：“自拨换（今阿克苏）南而东，经昆岗，渡赤河，又西南经神山，睢阳、咸泊，又南往疏树，九百三十里至于阗镇城。”宋《太平寰宇记》又说：“从拨换正南渡思浑河，又从东南经昆岗、三义等。”这条路线后来由于和田河的干涸而废弃。

　　因此法显是经过了森木塞姆石窟、玛扎伯哈石窟、库木吐拉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克孜尔石窟、温巴什石窟和耶克埃力克石窟的。

　　三、 玄奘西行的路线

　　玄奘于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 年）由长安出发，出玉门关，越莫贺延沙漠，至伊吾（今哈密），入高昌（今吐鲁番）故地。翌年，过阿耆尼（今焉耆），到屈支。到屈支后，玄奘又如何西进的呢？有几种说法：

　　向达先生说：玄奘“由库车至今喀喇玉尔滚，然后折向西北，逾越唐名凌山今称木苏尔岭之天山隘口。自此山行四百余里，过大清池，一名热海。这就是今天地图上属于苏联中亚细亚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伊塞克库尔湖。” 19

　　法国的沙畹说：玄奘“经阿耆尼（今焉耆）、屈支（今库车Koutcha ）、跋禄迦( 今拜城YakaAryk) 等国，逾天山（按《三藏法师传》云凌山，即葱岭北隅也），出山后至一清池（按即今之Issykkol, 《三藏法师传》注云清池，今云热海。因其对凌山不冻，故得此名），循海北岸行至素叶城（按即今之Tokmak ），逢突厥统叶护可汗，戎马甚盛。”20

　　日本的羽溪了谛说：玄奘“过阿耆尼（Karashor ）、屈支(Kucha) 跋

　　禄迦(Aksu) 越凌山( 拔达岭Peda pass) ，出热海(Issykkul) 之南岸，沿热海西北行至素叶水城(Tokmak) ……”21

　　丁谦先生说：玄奘“出高昌故地，自近者始，曰阿耆尼国……从此西南行二百余里，逾一小山，越二大河，西得平川七百余里，至屈支国……从此西行，经小沙碛，至跋禄迦国……国西北行三百余里，度石碛至凌山，此葱岭北原，水多东流，山谷积雪，春夏含冻，虽时消泮，寻复结冰，经途险阻，寒风惨列，山行四百余里，至大清池（或曰热海），周千余里，东西长，南北狭，四面负山，众流交凑，色青味苦，洪涛皓汗，沿地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跋禄迦，即《汉书》姑墨，《唐书》作亟墨、在库车西四站，今拜城县地。” 22

　　这四种说法分歧在于“跋禄迦”到底是今之“喀喇玉尔滚”（属温宿县）、“YakaAryk ”（即拜城县之察尔齐，维吾尔名称为耶克埃力克）、“Aksu ”（即今之阿克苏市）还是拜城呢？

　　周连宽先生曾对跋禄迦国的地理方位作过详细的考证，他说：“玄奘所记跋禄迦国究竟相当于今之何地？过去学者的主张很不一致，概括起来，其说有五：（1 ）有的说相当于拜城，如丁谦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2 ）有的说相当于雅哈阿里（Yaka —arik ），如《西域图志》；（3 ）有的说相当于哈拉玉尔滚（Kara —Youlgoun ），如《西域水道记》）（见卷二阿克苏河条）、《清嘉庆重修一统志》；（4 ）有的说相当于阿克苏，如圣·马丁（M.V.de st.Martin ）、格勒那尔（Grenard ）、斯坦因、伯希和、张星烺 、冯承钧等；（5 ）有的说相当于木扎特河岸柯尔塘附近的喀拉马克沁旧城，如黄文弼。此外，比尔把它位于阿克苏的东部。瓦特斯说：‘圣·马丁考定姑墨或跋禄迦相当于今之阿克苏，这一考定已被别的学者所承认。有的中国学者把它比定为今代的拜城，但别的学者更正确的比定为今代的哈拉玉尔滚，即我们的地图上的Kara Yalghan 、kara Yurgun ，它是在阿克苏行政区域之内的。’看来比尔和瓦特斯两人都可以归入第三说。”周连宽先生最后说：“把姑墨位于今之哈拉玉尔滚，此说也有缺点，即哈拉玉尔滚一带迄今还没有发现过古城遗址。但从库车沿山北一路西行至哈拉玉尔滚，计程六百四十里，与玄奘所记六百余里之数相符……从哈拉玉尔滚西北行，不必经阿克苏，可越赤沙山，过盐山口和达浪山口，抵阿克苏河东岸的塞赫莱（Shaikhley ），再渡河西南行，转向西北，经塔里木(Tarim) ，以达粟克托尔岭（凌山），计程约百七十余公里，与玄奘所记的方位和里程正相符合。”23

　　周连宽先生基本上是把跋禄迦定在哈拉玉尔滚，但也认为“此说也有缺点”。

　　我们认为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关键在于要搞清楚玄奘到屈支后是沿着哪条路线继续前进的。这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未得到直接明确的回答，因为他写了从屈支出发的下一个地方是“跋禄迦”。他是如何前往“跋禄迦”的，书中没有较详细的记述，其它史书上也不见记载。

　　我们根据一些材料认为，玄奘离库车后，是沿着渭干河（木扎特河下游）进入拜城的，并且瞻仰了拜城的克孜尔石窟。理由如下：

　　第一，玄奘是到过库车的苏巴什遗址，这在《大唐西域记》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他说“荒城北四十余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蓝，同名昭怙厘，而东西随称，佛像庄饰，殆越人工，僧徒清肃，诚为勤励。东昭怙厘佛堂中有玉石，面广二尺余，色带黄白，状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迹，长尺有八寸，广余六寸矣。或有斋日，照烛光明。”据向达先生的考证：“这里的东西昭怙厘，即为梁《高僧传》第二《鸠摩罗什传》中的雀黎大寺，也就是《水经注》卷二所引道安《西域记》中的雀离大寺。”而雀黎、雀离、昭怙厘，只是同名异译。 24 玄奘所记的东西昭怙厘就是今天库车的苏巴什遗址。黄文弼先生在1959 年《考古》第2 期上《新疆考古的发现》一文中发表了苏巴什遗址的发掘情况时说：“苏巴什古城的发掘，这个古城在库车县西北偏东23 公里，确尔山南麓、伊苏巴什河（即铜厂河）出山口处，当时建筑遗址分布于河的两岸尤其是河东河西的几座高塔，特别引人注目。我们工作集中在河西岸小城中，发掘出土物颇丰富，有铜器、铁器、陶器、木器、壁画、泥塑等……”从这些发掘物来看，证明苏巴什是一个古寺遗址。宿白先生说：“库车苏巴什寺址，日本人根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提出这里即是东西昭怙厘（雀梨大寺）。接着伯希和又从他在这里盗掘出来的记有雀离关这个地名的文书，也提出这里即是从四世纪以来即已有名的雀离大寺。后来，这里又屡次发现与寺院有关的遗迹和遗物。” 25

　　库车的苏巴什遗址位于确尔达格山南麓。从苏巴什遗址向西沿着确尔达格山南麓尚有两处著名的佛教遗址，即克孜尔尕哈石窟和库木吐拉石窟。作为虔诚的佛教信徒的玄奘既然参拜了苏巴什的雀梨大寺，必然会去克孜尔尕哈石窟和库木吐拉石窟朝拜的，而库木吐拉石窟与克孜尔石窟同处于木扎特河北岸，沿河而行，相去不远。玄奘既然巡礼了库木吐拉石窟，也必然会沿着木扎特河前去克孜尔石窟的。

　　第二，在克孜尔石窟中尚保存着一些唐朝时期的汉文题记，如220 号窟后壁有唐“天宝十三载”（公元754 年）的题记，222 号窟有唐“贞元十年”（公元794 年）的题记。有的很明显是游方僧人的题记，如220 号窟的唐“大历□□□ （公元766 ～779 年）四月道岸”的题记。这就说明，在唐代确实有很多中原汉族人到过克孜尔石窟，其中包括一些佛教徒。

　　第三、 1975 年夏，克孜尔石窟文物保管所的同志曾经沿着渭干河南下，去进行文物普查。他们从木扎特河北岸沿着克孜尔石窟到库木吐拉石窟的这一条路线上，找到了一批过去未发现过的、供游方僧尼住宿的“毗诃罗”窟。这个发现告诉我们，木扎特河两岸是一条古代的交通线。

　　第四、 拜城的Yaka —Aryk 镇是一座古城。据拜城县的县志记载，现在拜城县城是清代修建起来的。拜城的老县城是在Yaka —Aryk 。当地的维吾尔族老人也说，根据老一辈人的传说，原来的Yaka —Aryk 是一个十分富庶繁荣的城镇。再从地理看，Yaka —Aryk 正好处于木扎特河大拐弯处的西岸。因为木扎特河原来是南北流向的，到Yaka —Aryk 以后，打了一个大拐弯，变成东西流向，滚滚地向东流去，汇合了拜城的另外四条河——喀布斯朗河、台尔维其克河、喀拉苏河和克孜尔河的水，在克孜尔石窟前的不远处又来一个大拐弯，再次变成偏南北流向，向库车境内流去。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玄奘是由屈支沿着木扎特河进入跋禄迦的，而且是到过克孜尔石窟的。

　　那么，玄奘到达跋禄迦后又是如何翻越天山隘口的呢？《新疆日报》1978 年7 月20 日的一篇报导说：“中国科学院登山科学考察队在天山最高峰——托木尔峰地区证实，该地区有一条全长120 公里的木扎特冰川谷道。报道还说：“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我国唐代高僧玄奘，于公元629 年从京城长安出发，经天山南路到达温宿后，曾经由这里翻越冰大坂去印度留学。”当然，这篇报导说玄奘“经天山南路到达温宿”，“由这里翻越冰大坂”，尚需进一步考察，但证实托木尔峰地区确有一条木扎特冰川谷道却是意义重大。报导所作玄奘由木扎特冰川谷道翻越冰达坂过天山隘口的论证。为本文中所引由喀喇玉尔滚、Yaka —Aryk 、Aksu 拜

　　城四种分歧说法提供了解决的钥匙。我们现在可以设想这样一条路线：当年玄奘从屈支沿着木扎特河到跋禄迦，朝拜了克孜尔石窟后，再沿木扎特河西行，经温巴什石窟，到Yaka Aryk 后，瞻仰了耶克埃力克石窟，稍作休息，再折向西北，沿着木扎特河上溯木扎特冰川谷道，由此翻越天山隘口，循着伊塞克源北岸西行，前去印度。

　　这样，玄奘由阿耆尼、经屈支、到跋禄迦，再循木扎特冰川谷道出天山，一路上就经过了森木塞姆、库木吐拉、玛扎伯哈、克孜尔尕哈、克孜尔、温巴什和耶克埃力克等石窟。也就是说，这些石窟都在玄奘所行经的路线上。

　　显然，这条路线并不是从玄奘西行时才开始有的，也不只是佛教徒进香朝拜之路。在玄奘西行之前，这条路就存在了。它是一条盛隆的丝道。此外，在克孜尔石窟中曾发现的一些古文书残纸中有上书“贞元七年牛二十一头”，其中又一上书“碛西行军押官杨思礼所取……阗镇军库讫被问依……”按《资治通鉴》所记：唐开元十二年三月起，杜暹为安西副大都护、碛西节度使。这里所记的是碛西行军押官杨思礼到于阗镇军库押取军械的事，可以想见，这条路是一条商路，也是一条重要的军事路线。

　　四、 悟空西行的路线

　　唐玄宗天宝十年（公元751 年），悟空等40 余人出长安，经河西走廊，由伊吾（今哈密）、高昌（今吐鲁番），循天山北道西行，过银山（今库米什山）到乌耆尼（今焉耆），赴安西都护设治之龟兹，再由此经疏勒越葱岭至印度。后来又从中印度取道疏勒、于阗、龟兹、乌耆尼、以归长安，时为唐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 年）。悟空西行，去时走的是天山北道，沿途经过森木塞姆、玛扎伯哈、库木吐拉、克孜尔尕哈、克孜尔、温巴什、耶克埃力克等石窟。回时则先走疏勒，再到于阗，可能是由于南道不通，遂渡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从于阗北上龟兹，再经乌耆尼折向北庭都护治所（今吉木萨尔），东行回长安。

　　五、 继业西行的路线

　　宋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 年），继业自阶州（今甘肃武都）出塞西行，由西凉（今武威）、甘州、肃州、瓜州（今安西）、沙州（今敦煌）入伊吾、高昌、焉耆、龟兹、于阗、疏勒，渡大葱岭雪山（即兴都库什山）至印度。继业西行的路线和法显西行的路线有点相似，不过法显入新疆后是先走南道、后入北道的，而继业则一直是循北道西行的。但两人都是从龟兹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入于阗，然后从于阗经疏勒、越葱岭至印度。这样，又不能算是纯粹的北道路线。不过，继业也跟法显一样，是经过森木塞姆、玛扎伯哈、库木吐拉、克孜尔尕哈、克孜尔、温巴什和耶克埃力克等石窟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龟兹境内的丝绸之路大致是这样的：从焉耆沿着天山山脉的博罗哈坦山、哈尔克山的南麓西行，首先到达森木塞姆石窟与玛扎伯哈石窟，这两个石窟之间有一个村庄，名叫克日希，克日希村中间有一条车道穿过，当地维吾尔族农民告诉我们，从这条车道前去，可以到达克孜尔尕哈石窟。我们仔细地观察了这条车道，见两旁古树参天，很明显是一条古道，只是由于公路在不远处修通以后，这条道路才冷落下来。但是，今天的维吾尔族农民仍旧赶着马车、牛马或驴车，在这条昔日之丝道上奔跑着。

　　沿着克日希村中间的古丝道西行，到达铜厂河东岸。沿铜厂河南下，即到苏巴什遗址。这个遗址位于确尔达格山南麓、铜厂河两岸、确尔达格山从铜厂河西岸开始。古代佛教徒在瞻仰了苏巴什的东西昭怙厘大寺后，从西昭怙厘大寺出发，沿确尔达格山的南麓到库木吐拉石窟。

　　这条丝道在库木吐拉石窟前分成两路，一路沿着木扎特河上溯，前往克孜尔石窟。这样，就进入拜城县境内。古丝道在拜城县境内又分成两路，一路从克孜尔石窟出发，沿木扎特河北岸西行，到克孜尔河与木扎特河汇合处，转而沿克孜尔河北上，过台台尔石窟，到黑英山，过刘平国所作列亭，沿博者克拉格沟北行去伊犁，即古乌孙之地；另一路也从克孜尔石窟出发，沿木扎特河北岸西行，过温巴什石窟，再向前，越木扎特河到Yaka —Aryk ，瞻仰了耶克埃力克石窟，然后沿木扎特河西岸北上，沿着玄奘西行的路线去印度。

　　在库木吐拉石窟前分成为两条路线的古丝道的另一路则是沿着确尔达格山南麓西行，到新和县境，朝拜了位于确尔达格山南麓的托乎拉克埃肯石窟，再沿确尔达格山南麓西行，过喀喇玉尔滚，到阿克苏，然后沿托木干河前进，去疏勒；或南下，沿着和田河前进，到和田，再沿昆仑山北麓，经叶城、莎车，至疏勒。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龟兹地区的几个石窟遗址，都是和丝绸之路密切相关的，是在丝绸之路畅通之后才陆续出现的。所以应该这样说，龟兹石窟既是龟兹经济发达、商业繁荣的产物，又是借助于丝绸之路的畅通而兴盛起来的。

　　龟兹佛教的鼎盛时期

　　佛教在公元前2 世纪或公元前1 世纪传入龟兹后，必然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传布，才有人信仰，才在龟兹流行起来。这个时间是相当长的。大约于公元3 世纪时，龟兹佛教才进入鼎盛时期。

　　据《开元释教录》卷第2 中记载：“沙门白延，西域人也，才明盖世，深解逾伦，以高贵乡公甘露三年（公元258 年）戊寅，游化洛阳，止白马寺，出无量清净等经五部”。据《历代三宝记》卷第7 记载：魏元帝（公元261 ～265 年）时，西域沙门帛尸梨蜜多罗译出灌顶经等三部合十一卷。按梁《高僧传》卷一所记，帛尸梨蜜多罗为龟兹国王子，因“敝屣王位，悟心天启，遂为沙门”。据《出三藏记集》卷第八记载：晋武帝“太康七年（公元286 年）八月十日，郭煌月支菩萨沙门法护，手执胡经口宣出正法华经二十七品，授优婆塞聂承远、张仕明、张仲政共笔受，竺德成、竺文盛、严威伯……等，共劝助欢喜，九月二日讫。天竺沙门竺力、龟兹居士帛元信共参校”。据《出三藏记集》卷第二记载：晋惠帝（公元291 ～306 年）时，沙门帛法祖译出惟逮菩萨经一卷。

　　如上所述，公元3 世纪时，龟兹之佛教徒来中原传教译经者已不绝于途，不仅有一般的沙门，还有王族的子弟和虔信的居民。对此，梁启超先生曾作过如下的结论：“后汉、三国以安息、月支、康居人为多；两晋以龟兹、　　 宾人为多；南北朝则西藏诸国与印度人中分势力，隋唐则印度人居优势，而海南诸国亦有来者。”26 这就是说，以后汉到隋唐的八九百年时间中，龟兹人只有在两晋时间来中原传教译经的最多。可以想见，当时的龟兹能够派出大量僧徒往中原传教，足见其佛教的信仰已经根深蒂固，佛教在龟兹已经十分兴旺发达了。故而《晋书·四夷传》记载：龟兹“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出三藏记集》卷十一记载：“拘夷国，寺甚多，修饰至丽，王宫雕镂立佛形像，与寺无异。”此书还具体地介绍了龟兹的佛寺与僧尼数目：即“达慕蓝（百七十僧），北山寺名致隶剑蓝（六十僧），剑慕王新蓝（五十僧），温宿王蓝（七十僧）……王新僧伽蓝（九十僧），阿丽蓝（百八十比丘尼），输若干蓝（五十比丘尼）、阿丽跋蓝（三十比丘尼），右三寺比丘尼统依舌弥受法戒。此三寺尼多是葱岭以东王族的妇女，为道远集斯寺，用法自整，大有检制。”所以，当时的龟兹不仅佛寺栉比，僧尼众多，佛教极为兴盛，而且葱岭以东、塔里木盆地边缘诸国的王族子女都来此受戒学法，显然已成为当时西域的佛教中心了。

　　《晋书·四夷传》中所说的龟兹的“佛塔庙千所”以及《出三藏记集》卷十一中所说的龟兹的许多佛寺，至今仍有踪迹可寻。如克孜尔石窟第47 号窟，用墙壁上的木楔做碳14 测定，时间为距今1785±75 年，树轮较正年代为1730±80 年，当在公元3 世纪中。27 如森木塞姆石窟第36 号窟，用墙壁上的木楔做碳14 测定，时间为距今1890±120年，树轮校正年代为1845±125年，当在公元2至3世纪。 28 特别如《高僧传·鸠摩罗什传》所记鸠摩罗什未生之日，其母以有孕之身往雀离大寺“请斋听法”。据考证，这个雀离大寺即现在的库车东西苏巴什遗址。鸠摩罗什生于公元344 年，苏巴什遗址碳14 测定在公元3 世纪左右，其间相差百年。雀离大寺为古代龟兹境内最大、最著名的寺院，道安《西域记》和玄奘《大唐西域记》均有记载。它建成以后，即成为龟兹佛教活动的中心，不断扩建，到罗什出生的时候已经很可观了。由此观之，雀离大寺建成的时间与苏巴什遗址碳14 测定的时间是基本一致的，即为公元3 世纪左右。29

　　这样，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说，到公元3 世纪时，龟兹佛教即进入鼎盛时期。这个时期延续得很长，一直到公元8 世纪末。

　　公元4 世纪时，龟兹有僧尼1 万人。30 根据班固《汉书》的记载，龟兹有“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班固成《汉书》于公元1 世纪，当时龟兹的人口为男女老幼八万一千余人。到公元4 世纪时，经过300 年来的发展，龟兹的人口必然有所增加。至于增加到什么程度，则无史料可寻。我们假定，300 年中龟兹的人口增加了一倍。那么，16 万余口男女老幼中有1 万人当僧尼，其比例仍是相当惊人的。

　　到公元7 世纪上半叶，玄奘赴龟兹时，龟兹有“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31 这与《晋书·四夷传》所记龟兹有“佛塔庙千所”以及梁《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所记龟兹有僧尼1 万人的情况相比较，似乎龟兹的佛教已经今不如昔了。其实不然，因为《晋书·四夷传》所记的是“佛塔庙千所”，而《大唐西域记》所记的是“伽蓝百余所”，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所谓的“伽蓝”，梵汉并举作“僧园”、“僧院”，指的是包括土地、建筑物在内寺院的总称。在伽蓝内，把佛塔、小庙都包括进去了。再是，我们不能光以僧尼人数的多少来衡量佛教的繁荣程度，我们还要看佛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的程度。《大唐西域记》记载：“屈支国……大城西门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余尺。于此像前，建五年一大会处。每岁秋分数十日间，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废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渴日忘疲……常以月十五日、晦日，国王、大臣谋议国事，访及高僧，然后宣布。”可见，那时的龟兹佛教是如此深入到统治阶级的生活之中，以至“捐废俗务，奉持斋戒”，“谋议国事，访及高僧”，其虔信的程度确非一般。《大唐西域记》又记：“诸僧伽蓝，庄严佛像，莹以珍宝，饰之锦绮，载诸辇舆，谓之行像，动以千数，云集会所。”“阿奢理贰伽蓝唐言奇特，庭宇显敞，佛像工饰，僧徒肃穆，精勤匪怠，并是耆艾宿德，博学高才。远方俊彦，慕义至止。国王大臣，士庶豪右，四事供养，久而弥敬。”可见，当时龟兹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国王、大臣、士庶、豪右”，对佛教都是“久而弥敬”，其中“行像”的宗教仪式，更是规模巨大，充分显示了佛教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和力量。

　　玄奘以后约100 年左右，慧超赴龟兹，在其所著的《往五天竺国传》中有如下的记载：“又从疏勒东行一月，至龟兹国，即是安西大都护府，汉国兵马大都集处。此龟兹国，足寺足僧，行小乘法，食肉及葱韭等也。”

　　这就是说，到公元8 世纪上半叶，龟兹的佛教仍是兴盛不衰。显然，这是和龟兹白氏王朝诸王大力支持和虔诚信仰佛教分不开的。梁《高僧传》卷2 中记载，鸠摩罗什受法归来，“龟兹王躬往温宿迎什还国，广说诸经，四远学宗，莫之能抗……龟兹王为造金师子座，以大秦锦褥铺之，会什升，王皆长跪侧，令什践而登焉，其见重如此。”公元5 世纪初，　　 宾沙门法秀“曾挂锡于龟兹国，龟兹国王因梦得神告，遂遇以殊礼，就之受法戒。”32

　　公元8 世纪中叶以后，唐朝中央政府的力量由于安史之乱被大大消弱，无法保持龟兹已有的稳定的政治局面，突厥、吐蕃相继侵凌，社会动荡不安，龟兹的佛教也开始衰落。《资治通鉴》卷223 中说：“唐自武德以来，开拓边境，地连西域，皆置都督、府、州、县。开元中，置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岁发山东丁壮为戍卒，缯帛为军资，开屯田，供糗粮，设监牧，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及安禄山反，边兵精锐者皆征发入援，谓之行营，所留兵单弱，胡虏稍蚕食之；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　　 州以北，皆为左　　 矣。”至今，在克孜尔石窟的岩壁上留有这方面的历史见证。克孜尔石窟第220 号窟的岩壁刻有“天宝十三载十月十五日程泽礼□□”与“大历四年□□□ ”的汉文题记。克孜尔石窟第222 号窟的岩壁上刻有“贞元十年□□ ”的汉文题记。这些题记都是刻写在当时已经废弃了的石窟之中的。对此，阎文儒先生曾说：“从天宝十三载、贞元十年的题记，43 窟‘坚行’、‘惠灯’等游僧的题记来看，起码有些窟，唐代已经废弃了”。33

　　到了公元790 年，吐蕃占领龟兹以及后来的回鹘迁入龟兹，那里的佛教香火虽然绵延不断，但是经过这些动乱，龟兹的佛教从兴盛走向衰落，龟兹佛教的鼎盛时期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