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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乡文峰塔与光善寺及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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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乡文峰塔与光善寺及塔

  在金乡文峰塔下,有一块石碑,上面写着:“光善寺塔”。这块石碑告诉我们,文物工作者把此塔定为光善寺遗物。金乡文峰塔是光善寺塔吗?这是一个貌视简单,实则重要的问题。

  我们在来看看史料是怎么记载的——

  万历元年《兖州府志》载:“光善寺 在县治东,未详创始。有塔九层。元至大四年重修,永乐元年修成,成化十五年增修。”

  万历二十四年《兖州府志》载:“光善寺 在县治东。有塔九级。未详创始。嘉靖四十年重修。”

  乾隆十一年《金乡县志》载:“县治东有塔一座,元至大年修。明嘉靖年僧觉住,重修殿宇”。

  同治元年《金乡县志》(实修于咸丰)载:“光善寺,城隍庙东,俗呼大寺,有古塔,所谓文峰摩空者也。”

  “城隍庙东”和“县治东”是是同一个位置吗?如果能找到一幅同治年间的城区地图,问题就简单了,仅靠Rummy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言,无法做出“城隍庙东”和“县治东”是同一位置的判断。但是,同治版县志又说“有古塔,所谓文峰摩空者也”,仅凭这句能做出文峰塔就是光善寺塔的结论吗?可以的。同治距离今天不过百余年,如果“古塔”和“文峰摩空者”并非一塔,必会各有遗迹且在文献中体现,然则文峰塔必为光善寺塔。

  下面分析一下史料,看看光善寺和塔的基本情况。

  万历元年版《兖州府志》载:“光善寺 在县治东,未详创始。有塔九层。元至大四年重修,永乐元年修成,成化十五年增修。”“元至大四年重修”是指塔,还是指寺呢?根据该卷通例判断,“元至大四年重修”的是寺,而非塔。

  万历二十四年《兖州府志》载:“光善寺 在县治东。有塔九级。未详创始。嘉靖四十年重修。”于慎行弃“元至大四年重修,永乐元年修成,成化十五年增修”这段话不用而只用“嘉靖四十年重修”这个判语。

  即:万历元年、二十四年的《兖州府志》,均表明光善寺“有塔有寺”。问题是:根据元年府志的记载,寺是“元至大元年重修”的,府志对塔的判语只有一句:“有塔九层”,并没有对塔做出明确的说明。在二十四年府志中,甚至对寺的渊源都未加详细说明,只说:“嘉靖四十年重修”。

  这座塔的渊源能追溯的更早吗?

  金乡县文峰塔并非始建唐代

  当代人编《金乡县志》载:光善寺塔“建于唐贞观四年”。当代县志的编写者是如何判定此塔为唐朝遗物呢?依据仅是民国三年立的一块石碑,此碑镶嵌在塔内,碑文曰:“按邑乘所载,是塔建于唐贞观四年,迄今千有余岁,风雨侵蚀,基址剥落,爰集同城商绅募大钱一百二十千有奇,粗为补修,俾以不朽云。民国三年阴历甲寅三月溯日记。铁笔王泮水。”

  碑文中判定为唐塔的依据是“邑乘”。“邑乘”者,地方志也。那么此方志又是什么方志?不详。会不会是乾隆版、同治版《金乡县志》呢?查乾隆版《金乡县志》、同治版《金乡县志》,均无“光善寺塔建于唐贞观四年”的说法。

  于是,我们见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记录光善寺塔为“唐塔”的史料,全都不早于民国!记录此塔为唐塔的民国史料又只有这块石碑,而这石碑依据的却是根本找不到“邑乘”!

  退一步说,假设有这本“邑乘”(方志),也不能消解上面遇到的尴尬。因为即便找到这本“邑乘”,我们也会沿着这本“邑乘”提供的线索继续追索下去,而这条线索只能追溯到《兖州府志》,再往上就无法追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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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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