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勒信仰与石城寺龛像

　　作者： 赵 曦 郭志贵

　　石城寺与佛教结缘，石城寺镌凿弥勒龛像，当时的时缘、人缘、地缘风云际会，石城寺有了博大深厚的人文积淀，使新昌的佛教文化源远流长。

　　时光荏苒，岁月有痕。佛教石窟造像，历史上自西域传入内地，由北而南，止于东南的剡县石城寺（今新昌大佛寺的前身）。过了新昌往东南去，再无石窟造像和石窟寺了。因此，剡县石城寺有其石窟造像南传终点的特殊地位。石城寺素以弥勒龛像著称于世，誉称“江南第一大佛”。籍摩崖凿石窟为龛，在窟内石体上凿像，此建筑艺术即谓石窟造像，或称之龛像。

　　石城山奇岩四嶂，风光秀丽，东晋昙光开山，苦行创业，建隐岳寺。后弥勒石窟凿成，称石城寺。石城寺弥勒龛像，镌凿于南朝·齐梁年间，迄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石城寺无疑是我国早期的石窟寺之一，其建筑布局围绕石窟造像展开，这是它的主要特色。石城寺弥勒龛像，秀骨清相，与释迦牟尼佛的形象相差无几，难怪后来清代学者俞樾为新昌大佛寺弥勒大殿题匾要错题为“大雄宝殿”了（“大雄宝殿”者，指“释迦牟尼的大殿”）。为何在古代浙东偏僻的百里岩疆小县能有这么一座“江南第一大佛”？石城寺的大佛，又为何是弥勒佛而非释迦牟尼佛？这正是如今的许多中外游客为之困惑并想了解的问题。1989年上半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宿白教授带领博士生一行三人，在考察了南京栖霞山南朝龛像后来到新昌，我陪同他们考察了大佛寺弥勒龛像和原元化寺（今千佛院）的千佛龛像，并有幸在省文物局聆听了宿白教授所作的关于《南朝龛像遗迹初探》的报告，并在以后的工作中接触到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方知这与当时社会弥勒信仰的思潮与南朝的历史背景，特别是梁武帝崇佛有很大的关系。本文仅就这方面的初浅了解，整理于下。祈请方家指正。

　　一

　　弥勒、弥勒信仰，源自印度。弥勒菩萨名阿逸多，传入中土译为“慈氏”。

　　据《弥勒上生经》、《弥勒下生经》记载：弥勒出身于印度婆罗门家庭，后皈依于释迦牟尼为弟子。他先于佛祖入灭，并以菩萨化身长期住在兜率宫，为天人说法和解决疑难问题。释迦牟尼曾有预言，在他寂灭之后，弥勒将以“未来佛”的身份显迹。所以部派佛教时期的《中阿含经》中就有“弥勒将于未来成佛”的说法。大约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00年间，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弥勒崇拜在印度迅速发展起来。在公元300年间，已颇为流行了。

　　弥勒信仰传入中土，始于晋代有关弥勒经典的传译。据有关资料载，最早将弥勒经典传入中土的，当是西晋的竺法护。法护的祖先是月氏人，始居于敦煌郡。西晋惠帝太安二年（303），他译出《弥勒下生经》一卷、《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一卷。随着弥勒经典的传译、晋室的南迁和北朝战乱中许多高僧名士的南下，弥勒信仰便迅速传至南方。北大考古系宿白教授经考证后曾指出“无量寿佛与弥勒信仰盛于南方，但开凿窟龛与雕造大像则盛于北方”，“南朝的龛像仅见于建康（今南京）摄山的无量寿佛与剡县石城寺弥勒龛像”（当然也包括大佛寺的千佛龛像）。剡县石城寺弥勒龛像是迄今保存下来的南朝造像遗迹之一，虽屡经修缮，仍不失其本来价值，弥足珍贵。

　　二

　　除都城建康是政治文化中心外，也是佛教首倡之地。会稽山和剡东的沃洲石城是南朝时的两处佛教中心。弥勒信仰自南北朝传入中土，浸盛于江南。

　　摄山处南朝都城建康近郊，石城寺位于北来大族聚居的浙东地区的剡县；两地龛像之兴建，其主要造像又皆出自高僧僧祐的规划，且同为皇室名士所赞助，因而可推知此无量寿佛和石城寺弥勒成佛之像，应是当时南方佛教徒所尊奉的重要形象。

　　南朝高僧名士敬重弥勒者大有其人。高僧支遁信奉弥勒，尝最早撰有《弥勒赞》。东晋义熙八年（412），高僧法显东返青州，次年抵建康，《水经注·泗水》记：“泗水西有龙华寺，是沙门释法显远出西域，浮海东还，持龙华图，首创此制，法流中夏，自法显始”。法显所持龙华图，即是绘弥勒于龙华园华林树下成道之像。此后，南朝·刘宋时，僧尼敬事弥勒者日众，或造弥勒像，或建弥勒精舍，或诵经弥勒，向往兜率之天（见《名僧传》）。又如南朝·宋元嘉二十八年（451）刘国所造的传世弥勒铜像，是南方现存最早的弥勒造像。南朝·宋齐之际，弘扬弥勒成佛经本，已广泛流行于民间。南朝·梁时弥勒信仰已入荆楚民俗之中。据《广弘明集》载，南朝·梁时的大臣、文学家、史学家的沈约（今德清人）亦撰有《弥勒赞》。

　　据史载，佛教传入新昌，约在东晋咸康之世（335-342），那是一个政治动荡、战争频仍、众生苦难的时代。北方五个少数民族上层割据争霸，先后建立了十六个小国；南方自西晋亡后，晋室南迁，称为东晋，继而宋、齐、梁、陈，几个短期皇朝频繁更替。统治者和老百姓都需要从宗教中寻找精神上的解脱。此时，佛教便得到迅速传播。东晋时新昌地属会稽郡剡县东鄙，泛称剡东，风光秀丽，田园宁静，正是饱尝战乱之苦的人们理想的安居避难之所。剡被称为“两火一刀可以逃”的吉地（“两火一刀”合在一起即是“剡”字）。大批高僧名士接踵而来。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中说：晋宋以来荟集剡东沃洲、石城一带或游或止的有十八高僧、十八名士。成化《新昌县志·风俗》称：“晋迁江左，中原衣冠之盛，咸萃于越，为六州文物之薮，高人文士，云合景从。”这些人都是当时社会上层宗教文化界的一代精英，所以佛教传入新昌，其起点之高就不同凡响。这即是石城寺佛教开山初期的时代背景，这也是石城寺镌凿高水平的弥勒龛像的基础。

　　弥勒信仰的传播和发展，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弥勒身份的特殊性。它的特殊之处，就是具有两种不同的身份，一种是还在兜率天说法的弥勒菩萨，一种是将来下生世间成佛的弥勒。二是弥勒境界的理想性。弥勒境界与其有两种身份相对应，也同样有两种胜境，一种是上生兜率的天上胜境，一种是下生世间成佛的人间胜境。天上胜境被描绘为天堂，有饰有各种宝物的殿堂，每一宝物中又有无数莲花，每朵莲花又由百宝所成，闪耀着亿万缕光芒；又有婀娜多姿的诸天仙女手执乐器，演说苦、空、无常、无我的佛法；兜率天上有七宝台，弥勒就在此座上说法，四周有天人围绕听法，天女竞相歌舞。兜率天如此美妙的胜境自然会吸引无量诸生愿生此处。《佛说弥勒大成佛经》就弥勒下生的人间也被描绘成乐土，大地平净，花果飘香，人们快乐长寿，没有水火、刀兵、饥馑等各种天灾人祸，是丰衣足食、财富无量、文化氛围极浓的人间净土。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彼此和谐相处。三是弥勒形象的可塑性。弥勒形象是不固定的、变化的、上升的。弥勒菩萨经过极其漫长的岁月将下生成佛，为人们塑造自己的形象提供了契机。这也是弥勒信仰普及的重要原因之一。

　　弥勒信仰在浙东还有一个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弥勒信仰在历史上可分为上生信仰和下生信仰，下生信仰又衍化出化身信仰，从而形成了上生、下生和化身信仰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是上生信仰。据有关文献记载，东晋以来，南方高僧名士中敬重弥勒和向往兜率净土的人特多。最早提倡弥勒上生信仰的代表人物是东晋时期的支遁，他撰写有《弥勒赞》。赞云：“大人轨玄度，弱丧开虚迁，师通资自废，释迦登幽闲。弥勒承神第，圣录载灵篇，乘乾因九五，龙飞兜率天。……晃晃凝素姿，结跏曜芳莲……挺此四八姿，映蔚华林园”（见《广弘明集》卷十五）。反映了人们对生命幸福的永恒追求。二是下生信仰。弥勒下生世间成佛，将在龙华树下三次说法，使广大民众得以解脱苦难，给人间带来光明、丰乐、幸福。在浙东弥勒下生信仰中最出名的要数剡县石城寺弥勒造像，“三生圣迹”，鸿姿巨相。此外，还有至今尚存的会稽柯岩弥勒龛像和羊山弥勒龛像的镌造，这体现了人们期盼弥勒早日下生世间成佛，普渡众生的愿望。三是化身信仰。五代的贞明年间，宁波奉化岳林寺出现了一位高僧，叫契此，世称布袋和尚，说是弥勒的化身，称之为大肚弥勒。它适应了佛教扩大教化的需要，大肚弥勒在各个寺院均有供奉。据下生弥勒和化生弥勒出现的时间推算，石城弥勒龛像的出现要比奉化弥勒的历史早400年左右。今大佛寺当是比奉化雪窦寺更早的弥勒道场。

　　三

　　石城寺与佛教结缘，石城寺镌凿弥勒龛像，当是上述的时缘、人缘、地缘风云际会，石城寺又素有博大深厚的人文积淀，故因缘自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

　　据相关资料，最早栖隐剡东的是高僧竺潜。竺潜，亦称竺道潜，字法深。东晋元、明二帝逝世后，王导、庾亮也相继去世，竺潜在建康顿失密友、知音，深感年华易逝，人世无常，遂从建康避世剡东岇山。支遁初入剡东（今新昌）的沃洲山，大约在公元343-344年前后，在征得先来的竺道潜的同意，离开吴县的支硎山，来沃洲建寺布道。与竺潜、许迈、王羲之等高僧名士交往，沃洲山文化史上呈一时之盛。晚年支遁在石城山建栖光寺，晋太和元年（356）闰四月初四，卒于石城，春秋53，墓亦葬石城。支遁是位弥勒的信仰者和传播者，他对剡东佛教的影响很大，这从大佛寺弥勒大殿内原来悬有的“支竺遗风”匾额可知，“支”即指支遁，竺指竺潜。除他们外，最值得一提的是高僧僧护，他是石城寺石窟造像镌凿弥勒“一锤定音”的高僧。他是会稽剡人，永明四年（486）发愿在石城山仙髻岩上造十丈大佛，“敬擬千尺弥勒之容”。准备了将近九年，于建武三年（496）正式动工，“疏凿移年，仅成面幞”，就病逝山中。继承僧护凿佛的是僧淑，“劬劳招奖，夙夜匪懈”，但因“运属齐末，资力莫由”，造像工程少有进展。僧淑圆寂后，梁天监十二年（513），梁武帝崇佛，敕遣建康定林寺高僧僧祐来主持造像工程，他组织了大批工匠和技术人员，两次亲临石城指挥造像，自梁天监十二年春动工，到十五年春（516）竣工，历时三年。他以僧护、僧淑所凿弥勒龛像为基础，大力改造，拓宽加深石窟，“铲入五丈，更施顶髻”，像成后，又瑩磨加彩，终于成为了一座坐躯五丈、若立形为十丈的弥勒下生龛像。为了解决仰观者产生视觉差的问题，在设计上有意放大头部，龛像头部占了全身的1/3还多，在1500多年前的南朝，就解决了造像会产生视觉差的难题，其艺术性之高，令人叹为观止。著名文学家刘勰为之作《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记，赞美其为大梁王朝的“不世之宝、无等之业”。石城寺弥勒龛像的镌凿要比云冈石窟稍迟而比龙门石窟要早。石城寺弥勒石窟造像在镌凿的时间上、单窟造像的规模上、艺术性上可与敦煌石窟造像比肩而视，新昌实在是太幸运了。

　　南朝齐梁年间，朝廷崇信佛教，民间崇佛之风更盛，各地竞相演造弥勒像。如今我们能见到的著名的四川乐山大佛、北京雍和宫的大木雕像、西藏扎什伦布寺的强巴佛、甘肃甘谷大佛等等，都是弥勒信仰下的同类造像。其中也包括我们新昌的石城寺弥勒造像，作为迄今保存下来的历史最为悠久的弥勒造像，它不愧为中国佛教艺术的杰作。石城寺龛像，如今誉为江南第一大佛，是新昌的一张名片，作为文化符号，它更是不可再生的原生态人文资源。

　　来源： 新昌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