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智凤生平再考

　　杨雄

　　内容摘要：南宋宇文屺《诗碑并跋》、王象之《舆地纪胜·昌州》条、席存著铭文等直接文献，魏了翁、杜孝严、姚夫恭、覃怀孝、泸州军州某的题刻等相关文献，都证明赵智凤在大足宝顶数十年刻石凿窟。宝顶石窟的内容证明有统一的规划。赵智凤不是僧人，而是密教道者。小佛湾1号应名之为本尊轮藏塔，第一级北面鬈发人为赵智凤造像。

　　关键词：宝顶石窟；赵智风

　　中图分类号：K87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8)04-0033-03

　　宝顶石窟，位于重庆市大足县城东北15公里的宝顶山，包括以大佛湾、小佛湾为中心的十余处造像。

　　宝顶石窟中没有一则赵智凤建窟题记，所以关于赵智凤是大足宝顶石窟的创建者的看法一直有学者持相左的观点，并时有新说。如侯冲先生认为，小佛湾1号祖师法身经目塔“第一级北面塔身正中鬈发人像、第二级南面正中鬈发人像不是赵智凤而是傅大士”。所以，关于赵智凤有必要详加考证。

　　一　直接文献证明

　　现存最早关于赵智凤记载的文献，应该是见于大佛湾5号华严三圣龛下的宇文屺《诗碑并序》(按：“序”当为“跋”)，全文云：“剸云技巧欢群目，今(当作“经”)贝周遭见化城。大孝不移神所与，笙钟麟甲四时鸣。宝顶赵智宗刻石追孝，心可取焉。以成绝句，立诸山阿。笙钟麟甲事见坡诗，谓为神功阿护之意也。朝散郎知昌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事口口二江宇文屺书。”(笔者标点，下同一出处文同)此碑文前为一首七言诗，后为跋文与落款。跋与款之间刻有“性聪书”两行，残存24字，中有“癸未二月一日”字样，陈明光先生考定为嘉定十六年(1223)。赵智宗即赵智凤，多以为是法名，时赵智凤64岁(详下)。诗与跋称赞了宝顶造像的技巧、气势、规模并受人欢迎，特别肯定了其中的孝道观念。宇文屺为地方最高官员，“刻石追孝”云者，一是重复诗中“大孝不移神所与”之意，二则为肯定大佛湾报父母恩重经变、大方便佛报恩经变、雷音图等宣扬的孝道内容，是从官方立场对宝顶的肯定，与其身份颇相称。此诗跋直接题刻在大佛湾，是赵智凤营建宝顶石窟的现存最早、最直接的证据。

　　其二，应当是南宋王象之宝庆三年(1227)成书的《舆地纪胜》卷161《昌州》条中的记载：“宝峰山，在大足县东三十里，有龛岩。道者赵智凤修行之所。”据此可知，宝顶山曾名“宝峰山”。宝顶在诸山中并非高大险要之名山，其所以载入王书，一以龛岩造像名，一以赵智凤名。时赵智凤68岁。此虽短短23字，却是现存最早、也是传世文献中唯一关于赵智凤的记载。《舆地纪胜》为南宋全国性的地理名胜之作，虽成书比宇文屺诗跋晚四年，收集材料当更早。两记载相互印证，可证赵智凤经营宝顶不虚。

　　其三，应当是南宋嘉熙年间(1237～1240)承直郎昌州军事判官席存著的铭文。残碑存小佛湾七佛龛壁中下部，现仅存“承直郎”三字。《乾隆大足县志·隐逸仙释》载残文106字。嘉庆大足知县张澍游宝顶时尚见漶壁文，在其《后游宝顶山记》中云：“就存字绎之，乃系赵本尊智凤事实也。”可证《乾隆大足县志》所载。全文云：“赵本尊名智凤，绍兴庚辰年(1160)生于米粮里之沙溪。五岁入山，持念经咒；十有六年，西往弥牟。复回山修建本尊殿，传授柳本尊法旨。遂名其山日宝鼎。舍耳炼顶报亲，散施符法救民。尝垂戒日：‘热铁轮里翻筋斗，猛火炉中打倒悬……’嘉熙年间(1237～1240)承直郎昌州军事判官席存著为之铭。”

　　据此，赵智凤人称“赵本尊”，传承的是柳本尊的教法。曾“舍耳炼顶”，与柳本宗相似而无十炼之多；主要的宗教活动是“散施符法”。文末“嘉熙”以下19字为《乾隆大足县志》的叙述。据席存著铭，赵智凤在宝顶山传柳本尊法旨而著名是毫无疑问了。一般而言，“为之铭”之“铭”当为“铭志”，即刻于墓碑的文字。如此，则嘉熙时赵智凤去世，则其生年为公元1160到1237～1240年间，即其享年在78～81岁之间。陈明光先生认为赵智凤卒年在“淳祐九年(1249)后”，享年九十余，可参考。即使按保守的前说，赵智凤享年八十左右，在宝顶营造大小佛湾也有约五十年之久。

　　二　相关文献证明

　　大佛湾7号妙智宝塔下壁，摩崖作匾形，篆书横题“毗卢庵”三字，署“朝散大夫守太常少卿兼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官魏了翁书”。29号圆觉洞甬道左壁有竖刻三字“宝顶山”，署“临邛魏了翁书”。魏了翁(1178～1237)，四川蒲江县人，庆元五年(1199)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宋史》有传。陈明光先生据碑署衔考明题壁时间为嘉定十六年(1223)。

　　大佛湾4号广大宝楼阁图下壁，摩崖作匾形，楷书横题“宝顶山”三字，署“朝请大夫权尚书兵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杜孝严书。杜孝严，安岳人，与魏了翁同为蜀人且同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何时题书，无确证。魏了翁署衔中有“兼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官”，杜孝严署衔中有“兼同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时二人为同事。陈明光先生疑二人同时“题书”是对的。二人题刻的位置隔5号华严三圣龛、6号舍利宝塔遥相对应，匾形、字数、大小均相仿佛，可以推定杜、魏书同时，即嘉定十六年(1223)。

　　大佛湾14号毗卢洞门上摩崖作匾形，楷体横书“毗卢道场”，署“朝散郎知重庆军府事姚夫恭书”。重庆前名恭州，因为是光宗潜邸，光宗即位后升为府。其匾应与毗卢洞的雕造同期，当在光宗即位(1190)之后，赵智凤去世前(1237～1240)。

　　在29号圆觉洞甬道右壁魏了翁书“宝顶山”三字之左上方，楷字竖刻三行六字“报恩圆觉道场”，字大小与“宝顶山”字仿佛而微小，字间略密；署“朝散大夫知昌州军事借紫覃怀孝浚岗书”，比魏署亦略小。覃怀孝知昌州时间无考，昌州宋末废，字为南宋刻无疑。根据其与魏字的关系，当在魏书“宝顶山”三字之前即公元1223年略前。进甬道，左壁先是覃怀孝字，然后略低才是魏了翁字。魏字后书，字少，因此写得略低，略大，略疏。因此“报恩圆觉道场”六字与“宝顶山”三字布局甚为协调。

　　圆觉洞甬道右壁上方，隶字横刻“宝岩”二字，署“朝散郎直秘阁潼川府路(漶)知泸州军州兼管内劝农(漶)”。重和元年(1118)升檀州为潼川府，是此题刻的上限。“宝岩”二字甚大，堪与对面的“报恩圆觉道场”六字等相平衡。笔者认为此三字的题刻亦当在“宝顶山”(1223)三字之前，与“报恩圆觉道场”六字的题刻时间不应相距过远。

　　小佛湾5号毗卢庵，是小佛湾的主要洞窟。毗卢庵正壁之背，即毗卢庵洞外后壁，为《释迦舍利宝塔禁中应现之图》碑。碑中心刻舍利宝塔，两侧各刻一竖长方框，左云“释迦如来涅槃至辛卯绍定”，右续云“四年得二千乙百八十年”。其中的“绍定四年”(1231)为此碑在小佛湾的刻石之 年。

　　以上南宋时直接、相关文献都说明，赵智凤在大足宝顶数十年刻石凿窟声名远播。所以有学者说“关于宝顶山石窟的开创年代问题，目前缺乏宋代的文献可资断代”，认为“在赵氏之前，宋代大佛湾已有凿岩造像”是缺乏根据的。上述文献遍布大佛湾东西，多有刻在作者认为在赵智凤建窟前“已有”的大佛湾东头。如4号宇文屺诗跋、“宝顶山”、7号“毗卢庵”、14号“毗卢道场”等，都在东头，而且有的还和西头是同时，甚至同一人所题。自然，有论者认为宝顶山造像“开创于唐”也是缺乏根据的。

　　三　宝顶石窟证明

　　关于此，已有许多论述，此不能细论。概括起来，可列为以下几条。

　　1　大佛湾全部宋代造像无重复，内容互有联系，风格大体相似，均无造像题记，当为有统一规划之作。

　　大佛湾宋代造像有1号下山猛虎、2号护法神像、3号六道轮回图、4号广大宝楼阁、5号华严三圣、6号舍利宝塔、7号妙智宝塔、8号千手观音、9号舍利塔、10号太子行化图(不清)、11号释迦涅槃图、12号太子降生、13号孔雀明王经变、14号毗卢道场、15号父母恩重经变、16号雷音图、17号大方便佛报恩经变、18号观经变、19号锁六耗图、20号地狱变、21号柳本尊行化十炼图、22号十大明王、27号柳本尊成正觉像、28号狮子、30号牧牛颂图等。这不但与许多石窟常常是同一题材重复修造、前后差异较大、无统一规划不同，也与近在咫尺的大足北山石窟形成明显的对比。这个统一规划者，非赵智凤莫属。

　　2　从建筑角度看，为了使雕刻崖面坚固，大佛湾全部造像，深龛与浅龛相间布局。如8号大龛千手眼观音两旁，6、9号是由地及顶的方形柱状的宝塔。凡此，也可以看出有统一规划。

　　3　现存小佛湾造像内容也基本无重复。如有1号祖师法身经目塔、2号七佛壁、3号报恩经变洞、4号佛坛龛、5号毗卢庵洞、8号金刚神龛、9号灌顶井龛以及维摩顶等，也是内容之间有联系，统一规划之作。

　　4　大小佛湾互有联系。如大、小佛湾均有毗卢庵、华严三圣、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父母恩重经变、地狱变、柳本尊行化十炼图等。有些造型、构图相似，如柳本尊行化十炼图、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等。有些可以互相补充，如小佛湾有祖觉撰《唐柳本尊传》碑，其文可与大佛湾柳本尊行化十炼图中文字相互印证；如小佛湾祖师经目塔上的文字、图像等，可以成为解读大佛湾一些内容的钥匙。宝顶大小佛湾之外的一些造像与大小佛湾也有联系。

　　责任编辑　梁　红

　　《敦煌研究》2008年第4期